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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注入了人类无尽的情思。在印章边框的处理上，充分给龙一个飞升的空间，在开放与封闭之间，使龙尽情尽致。边沿的残断，既是显示古龙斑斑驳驳的时空岁月，又是显示龙的乐观处世和豁达畅通的开放胸襟。边线的凝重稳健与龙形线条的轻捷动势对比呼应。阳刻与阴刻各占一半，寓意天地和合。阳刻背景空旷，似白日腾龙；阴刻气韵朦胧，似雾中游龙，满红背景衬出盛世腾龙。多种传统刀法，灵活运用，针对肖龙的特殊造型，大多圆转如意，刚柔由之。通观整体肖龙，与其说陈张二人是在努力塑龙，倒不如说他们是在寻求一种象征语言，以表达那早已永恒存在于我们心中的一种希冀。
在制作《百虎撼岳》时，陈冠英、张维萍紧紧扣住“撼”这个神韵，所刻百虎，力求威武雄浑，具有气吞山河之磅礴精神。关于虎的传说与习俗，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人们给虎设计了各式各样的形体：有长着翅膀的“飞虎”，有足踏五毒的“镇宅虎”，有表达生生不息的“虎穿莲”，有威而不怒、怒而不狞、稚憨喜人的“布老虎”，有傲视群雄的“下山猛虎”，有像家畜一样搔首蹭痒的“懒虎”，有满身挂满铜钱串的“喜虎”，有种类繁多的“泥虎”，有给孩子过端午节的“艾虎”。至于在各种文艺作品中，有关虎的描写多如牛毛。当然，最有名的莫过于武松打虎了。以我个人之见，施耐庵写老虎吃人是假，写武松制服老虎以烘托出武松是大英雄才是真。你想，假如武松打死的不是虎，而是狼、是狗，武松还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吗？唉，可怜老虎在此成了“托”。尽管如此，老虎并不因为有个武松出世就人气指数大大降低，相反，从古至今，人们始终充满了对虎的敬畏和对虎气的渴望。陈张二人在《百虎撼岳》的生肖印中，大多吸收汉画像砖的特点，体现恐怖中的雄浑，劲健中的奇特，威严中的凝重，神秘中的想象，造成一个猛虎撼岳的氛围，渲染虎的威风。有些虎形取自敦煌壁画，其蜿蜒抽象，理想色彩十分浓厚。有些还取自石刻、雕塑、瓦当，其形明显，笔墨简练、大势动人。在具体创作上，他们采取形方印刻，寓意四面八方，以现“百兽之王”。通观陈张所有十二生肖系列篆刻作品，虎是最为夸张、变形，最具抽象性的一组。陈张认为，威严的虎魄，绝非细线小点所能承载，而须在大体大势中展现。如汉印中的急就章一样，整斜错落，刀痕锐利明显，刀法粗犷无比，冲切结合，以切为主，线条浑厚大方，构成威武的筋骨。为体现虎之强力，对虎爪、虎尾着重加以刻画。四爪抓地，宏尾劲卷，力量四射。有的凝思静卧，有的鼓腹而立，有的虎尾横扫，势拔千钧，有的纵横跳扑，勇猛狂怒。特别是在表现“虎啸”之虎口上，或张口而气
势逼人，或半闭双眼而怒啸山冈，无不使人感到在方寸印石之内，气象万千。
写至此，我不由想起著名诗人李瑛在《刀石铸虎魂》一文中对陈冠英、张维萍篆刀之下生肖虎印的激扬文字：看着它们，不禁使人似进入峰峦峡谷，溪涧密林，仿佛听见他们高亢的啸声在群山回响，感到它们威武的虎步震动重峦，一时风声乍起，万木萧萧，一股逼人的寒气迎面袭来。此时，我忽然发现，激荡于寸石之中的这一个个跳动的生命，这风雷之魂，磅礴之气，不正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崇高精神的写照吗？不正是我们这个即将全国振兴的古老民族龙腾虎跃的英姿的写照吗？不正是作者融篆法、章法、刀法于一体的独具识见人格力量的写照吗？在这里，作者把性情、意趣和生命完全浑为一体了，用以寄志，用以寓情，以召人子，以醒尘世；在这里，篆刻家完成了一种崇高的。精神创造，这是一种无声的召唤，使我们面对这方方有生命的刀石笔墨，心头便熊熊燃起对生活的火炽激情，涌出对未来理想追求的巨大力量以及对壮丽人生的无限美好的遐想。
对于陈冠英、张维萍夫妇生肖篆刻艺术之境加以赞美的何止李瑛一人，在陈张二人的生肖资料库里，有大量他们与各界人士交往的书信，这些书信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陈张二人的钦佩。美术大师徐悲鸿的夫人、著名书画家廖静文女士在《天水识君结奇缘》文中写道：悲鸿先生在抗战期间，在他的画马的作品中常常题杜甫秦州杂诗之五：“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闻说真龙种，仍残老辅骗。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万没想到，这次在天水，我找到了其出处，有心的冠英先生，不仅将它挖掘出来，而且放大刻制广为传颂，既弘扬了杜甫和悲鸿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又有力地宣传了天水，丰富了文化内涵，真是奇缘啊！因我属猪，他俩又将其生肖百刻图之一的《百豚赐福》赠我，说“猪居无求安，土石其邻；食兼生熟，不计粗精；可委身而饲虎，每屈己以循人，资万众之一利，虽九死而如生”的品格好像和我的做人做事有些相似，他们也知道，我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弘扬着悲鸿先生不羡龟鹤遐龄、只系施惠苍生的人格精神。再仔细欣赏，在100个菱形的民间春帖的印石上，百头活泼憨厚的豚类与百个形式不同的福字，相互映照，极具艺术魅力和视觉冲击力。这种在雅俗文化的结合部上做文章的艺术探索的确是难得的，有成效的。
廖静文在文中所言徐悲鸿在画马时常常题画的“杜甫秦州杂诗之五”，是指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5年后的公元759年秋天，他辞去华州司功参军之职，携眷西行到成都，途经秦州——即今日的天水市时曾逗留三个多月，他来的主要目的是看在秦州为官的朋友。其间，他在天水的奇山异水间纵情游览，将个人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寄情于山水之间，共写诗117首。清朝初年，大诗人宋琬在秦州做官时，非常喜欢杜甫的秦州杂诗，于是集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等诸名家书法，请刻工摹刻杜诗嵌于壁上，因为诗妙、字妙，后人便以“二妙”命名。但多年以后，“二妙轩”诗碑石刻拓本真迹已了无踪迹，散失民间。1994年，陈冠英在天水市文联工作期间，市里把筹建诗圣碑林的任务以责任人的形式下达给了他和一位建设部门的负责人身上。于是他不顾腿疾，全方位投入，跑遍了天水的方方面面，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打听到在某县一个老教师家里，珍藏着“二妙轩拓本”，于是他几经周折，细心地做工作，在市有关领导的支持下，经霍松林先生指导，终于使“二妙轩拓本”重见世人。再经过以其为主的有关人员的修补、放大、研究、考释、策划、设计和建设部门的精心施工，如今，在天水市南郭寺北流泉前赫然新建起一座诗碑廊，这就是著名的“二妙轩”。碑廊总长35．6米，高4，36米，为钢筋混凝土仿古建筑。碑廊正中镶嵌着25块镌刻有60余首杜诗的蒙古青石碑，长30．2米，黑底白字，非常醒目。
或许，从历史年限上看，宋琬将二王与老杜硬性的结合起来，多少有点关公战秦琼的味道。但就艺术本身，谁又能说它不是化境的创造呢？这使我不禁想到天水的艺术王牌——麦积山石窟。麦积山始凿于南北朝时期，距今已有1600多年，保存有194个洞窟，荟萃历代的泥塑、石雕造像7200余尊、壁画1000多平方米。同时，我还想到甘谷大像山的那尊高23．3米、腰阔10．4米的巨型佛像。这些，足以说明天水人自古以来就有着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艺术之境，实乃人生之境。
艺术之旅，亦即人生之旅。
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哲学。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说，十二生肖是中国人的专利，好多外国都没有，而且生肖使他们感到奇怪。其实，这是一种古老的聪明而方便的记忆方式，当产生抽象的数之前，还是十二进位。或许它的运用能证明生物进化和人类智慧积累的漫长。人和周边的动物共有一个地球，密切之至，有着原始的平等和互为依存的关系，这就是十二生肖告诉给我们的哲学。
丙篇 文化之光
天下奇人奇事有很多，几乎每天都会有新的创造，只是你不一定知道。毫无疑问，陈冠英、张维萍夫妇倾其全部心力所追求的生肖篆刻艺术肯定算得上奇人奇事。每当望着那一枚枚充满灵性的生肖刻石时，我都有走进原始森林的感觉，抬头是满天的星斗，低头四周是一群会说话的动物。在此刻，我总要向自己发出疑问：我是谁2我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
中国民俗大师钟敬文说：生肖之说也是一种传统文化，值得予以探索。
著名作家汪曾祺说：生肖文化是中国所特有，与中华民族的心理感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谁都感兴趣，但谁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最近十几年，许多年轻的国人开始喜欢过洋节，如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像我国传统的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渐渐被人们看淡了。我为此思考了许多。当然，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改革开放后人们对国外的东西接触越来越多，除在经济、科技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外，在文化交流上也越来越频繁。有人把世界上国与国的未来关系用‘‘全球化”来表示，想来是有些道理的。尤其是在当今英语霸权的世界语境里，汉语和与之相应的汉语文化必然面临空前的挑战。诚然，枪炮可以在几天内占领甚至毁灭一个国家、民族，经济也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控制一个国家、民族，但是，在文化上要想改变一个国家、民族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尽管如此，一种强势的文化，或者处于一种潮流的文化要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就不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很显然，“潮流”文化对今日之中国青少年的影响就非常巨大。我从来不排斥他民族先进的东西，但我很为国家权力部门以及众多的国人轻视传统文化教育而担忧。我曾经作过调查，在北京的绝大部分中小学如今都不再开设书法课，像过去描红摹字的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代之更多的是电脑、英语班。
这真的很无奈。因为，在当下的中国，对传统文化，人们已经自觉不自觉的进入到失语状态。更多的是处于一种无意识。比如说，春节人们第一个反映是“今年的春节晚会如何”，中秋节的反应则是“吃月饼”，端午节的反应是“吃粽子”，至于为什么过这个节，几乎一无所知。
生肖的命运更不济。上些岁数的人大体上还可以像先人那样延续纪年，而年轻人只知道到了本命年系根红腰带，在农村还有讲究本命年不许结婚的习俗，除此之外，对生肖一概不知，是纯纯粹粹的集体“肖盲”。
相反，国外的血型论却悄悄在国人中升温。据说，有很多国家，他们在人事安排上是很讲究血型搭配的，有的国家甚至把血型的选择上升到竞选总统上。我相信其中的道理，但我反对教条的运用。这些东西跟我国的相面术、看手相大致相似，可以参考，但不可武断决策。生肖也是如此，人们每每谈此，总爱与算命联系在一起。仅从婚姻而言，不知有多少梦中鸳鸯，在现实生活中活脱脱因为属相不合，而断送了桩桩美好姻缘。民间对此说法很多，如“鸡猴不到头”、“白马犯青牛”、“龙虎斗”等等。
“十二生肖是一种古老的民俗文化现象，是一种内涵深广的文化符号。如果说人类对生肖的最初认识只是一种比较模糊的意识，是一种原始的简单的图腾崇拜，多少带有盲目性，潜意识，那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类对鼠、牛、虎、兔等生肖元素的崇拜意识进一步纯化和提高，并逐渐渗进了人们的科学和审美意识：从零散的状态开始过渡为比较固定的十二种元素；从单方面的崇拜变为人类和生肖元素的双项互动，从而使人类对生肖产生极大的兴趣，形成一种特殊的审美观照。”陈冠英、张维萍在长达二十余年的生肖篆刻艺术和生肖文化研究中，他们始终把握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扬弃精神，并形成了自己一套成熟的生肖文化观，“生肖之说明确记载于汉代，王充在《论衡》中具体提到生肖一词。在远古时代；生肖即被广泛地用于科学认识领域，并与由来已久的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相对应，与五行学说相联系，与八卦学说相呼应等等，可以说，生肖是中华文化史上最完善的标记时间、空间系统的体系源，也是中华文化史上最神奇的文化现象之一”。
我知道世界上有玄学。我也知道世界上有模糊理论。
我知道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但我还知道世界是永远处于运动之中的。
因此，认识世界也应该是运动中的认识。那种对世界一成不变的认识，肯定具有局限性，在一定的时候就会出现谬误。
生肖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同陈冠英、张维萍夫妇的交谈中，我始终以一种开放式的思维同他们进行交流，我说，我们的交流既是哲学上的，也是史地、宗教、艺术、社会学等诸方面的。陈冠英说他喜欢这样的交流。
陈冠英对我讲，关于生肖学；他不大赞成学院式的过分考证，因为你要得出一个让所有人都能认可的结论很难。同时，他更不太赞成把生肖学过分神秘化。当然，在充满科学精神的今天，人类也不应该回到生肖的图腾时代。但是，实践告诉我们，陈冠英、张维萍真诚交友、以心换心、巧妙汇集全国一流名家之智慧，通过他们对生肖及生肖学的重要认识和理论观点，去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创造一个优良的生态环境，这确实不失为一条理想的通道。
猫头鹰不是中国十二生肖之一种。印象中，国外好像有对猫头鹰图腾崇拜的。1998年，我从天水甘谷大像山参加三坛受戒活动回京后，意外收到湖南省佛教协会居士学修委员会主办的《放生养生通讯》（1998年8月6日出版）。在该报第四版刊登一篇标题为《是报复还是嬉戏——望城三中一教师连续六次遭猫头鹰袭击》的文章。文中说，5月12日下午望城三中校园内，发生了一起罕见的飞鸟袭人事件。在长达6个多小时内，一只类似猫头鹰的飞禽，连续6次袭击同一个人，其原因令人迷惑不解。这天下午，学校放假，学生全部离校。一位老教师在校园内的小池塘边垂钓消遣，从下午一时到七时遭到同一飞鸟袭击。这只飞禽袭人的动作和技巧，显得非常机智和成熟，每次攻击，都是乘人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身手，从人的身后偷袭，令人防不胜防。得手之后，便在天空一个盘旋，然后落在附近的树上，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任人吆喝吓唬，兀自岿然不动。在6次袭击中，除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是从人的颈项边掠过外，其余4次，都一矢中的，击在人的头部。前三次，因垂钓的老师戴着草帽，不至伤人，虽然在第三次时，居然把草帽抓落在地，但也只是一袭而去，并无搏斗。到后来，因为下雨，老师取去草帽，撑起雨伞，尚未戴帽期间，那狡猾的飞禽瞅住机会，又一次发起攻
击，竟然在老师略微秃顶的头上击个正着，留下了构成正三角形顶点似的3个爪痕。据受袭击的老师讲，从鸟的形体、颜色，特别是尾翎的花纹来看，这是一种个头较小的猫头鹰。由于校园绿化初具规模，近几年来，一群体型不大的猫头鹰种群在这里繁衍生殖。每逢阴天，它们也好在白天飞来飞去活动一番，但袭击人的事却从未发生过。另外，校园附近还居住一种好群攻牲畜的鸟群，不识其名，但毛色却非灰色，因而可以肯定不是它们的恶作剧。猫头鹰何以要连续攻击同一个人呢？这一异常罕见的咄咄怪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人们推测，可能是出于报复，因为两年前，被攻击的老师因医治哮喘病而蒸吃了两只被人射杀的猫头鹰。但这位老师并没有亲手射杀，也没在射杀现场，并且事过两年，猫头鹰又何以能认准他是报复的对象呢？还有一种推测，就是飞禽的嬉戏行为，但从受击者头上的伤痕和时间的持久来看，这嬉戏的玩笑似乎开得有些过火。
不管是哪一种推测，它似乎都在提示人们，人只有和自然界友好地和谐相处，才不会上演人间的尴尬与悲剧。在这里，我有必要提到陈冠英、张维萍夫妇的天水老乡，一个是著名诗人牛汉，另一位是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
牛汉本不是天水人，原籍山西定襄人。1937年，抗日烽火逼近了定襄，牛汉跟随以教书为生的父亲几经周折来到天水。1943年他离开天水，后去延安未成，遂在西北大学从事学运，1946年被捕入狱。1948年，他来到华北解放区，1949年随华北大学进了北京。1953年调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因受“胡风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