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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会有，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他们受伤牺牲就是为了这个。
大哥在墓洞里藏了近一个月，身体稍微恢复就离开，重返红军游击队。他让朱畚箕等着，他一定会回来娶她。
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其后国共两党开始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隔年初夏，由于无法与上级取得联系，大哥那支游击队的领导与围剿他们的国民党部队谈判，达成停火协议，游击队先就地改编为抗日义勇军，待联络到上级后再定去向。几天后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大哥他们奉当局之命，穿上人家提供的军装，离开游击区来到山下一座县城集中，驻扎于城中大庙里。次日清晨部队到大操场集合，号称点名发饷，却不料被预先埋伏好的国民党部队团团围困。
大操场周边十几挺机枪虎视眈眈，杀气腾腾，由于寡不敌众，力量悬殊，打起来将全军覆没，游击队领导命令大家不要抵抗，等候上级交涉解决，全队被人家缴械。
这个事件轰动一时，大哥的命运为之改变。
事件当天，大哥他们两手空空被押回大庙。当晚部分游击队员在连排干部带领下，利用对方看管的疏漏和地形、天气之便分批徒手逃离。大哥带着十几个人趁夜潜出大庙，跑到县城边，脱离了险境，但是他没有继续逃走，他安排带出来的战士先行上山寻找队伍，自己掉头，大步流星返回县城。
大哥再入险地，因为朱畚箕陷在县城里。
大哥曾发话要娶朱畚箕，但是伤愈归队后一直远遁内山与敌军周旋，无从相见。红军游击队与宿敌停战，下山前往县城之前，集结于游击区边缘，离朱家所在村庄不远。当时大哥连队有个战士夜行军中一脚踏空掉下山涧，摔断了手骨。游击队条件很差，缺医少药，伤者没能得到有效救治，伤情越发严重。大哥为之焦虑，借部队驻扎之便，带上人跑到朱畚箕家，上门拜见救命恩人，也为受伤战士求医。不凑巧朱畚箕的父亲自己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他问了情况后说：“这个事畚箕可以。”
朱畚箕跟着大哥到了游击队驻地，为伤者看了病，开了药。当晚她留在游击队驻地照料伤员，次日游击队出发前往县城，她也跟着走，去县城为父亲抓药，到县城后跟游击队机关几个女干部住在县城另一地点。次日清晨游击队集中大操场时被包围缴械，大哥在现场没见到她，怕她遭逢意外，放心不下，不惜再返险境。
还没找到朱畚箕，大哥就撞到对方巡逻队，被五花大绑关进了牢房。
审讯中大哥臭骂对方，说游击队受骗遭遇包围，没有拼死抵抗，不是怕死，是因为大敌当前，日寇威逼，不该再打内战。这些游击队员都是枪林弹雨中出来的，国难当头，打日本最用得上，不应当受到迫害。
审讯者追问大哥是否打算重新“上山为匪”？大哥说如果想跑他早就在山上了，轮不到让他们来审问他。
“为什么跑回来？谁要你回来？什么任务？”
大哥说是老天爷派他回来，任务是当囚犯，候审听判。
大哥被关了一个月，而后与没能逃脱的战友一起被编入一个“补充营”，押送泉州一带，在严密监视下修工事，做苦工。大哥在游击队里是副连长，在“补充营”也被他们指定为副连长，因为这批前游击队员不好管，大哥才指挥得动。在此期间，经上级与当局抗议、交涉，游击队被缴枪支终被送还，闽南游击队集结编入新四军，离开福建前往安徽。从大庙逃脱回到游击队的人员大都进入新四军北上抗日去了，大哥这一批没有逃脱的人却被封锁消息，始终扣在“补充营”，阴错阳差留在国民党部队里。
大哥回山找到了朱畚箕。
游击队被围那天，朱畚箕没到大操场集中，她去县城的药铺抓药，在那里听说游击队出了事情。她在县城躲了两天，满耳朵都是游击队员被杀被关的消息，却没有大哥的音信，无奈独自回山。回家后她哪里都不去，一心等着大哥，认定大哥不会死，一定会来找她，没想到真的等到了。
大哥说：“我娶你，说到做到。”
朱畚箕成了我们的大嫂。
大哥十七岁离家出走当红军，五六年时间音讯全无，突然间穿着军官制服从天上落下来，身后还跟着一个女人，我们一家人的惊讶可想而知。母亲见到大哥时骂不绝口，一句一个“打枪的”，也就是“挨枪子的”“该杀的”那个意思。大哥流了泪，要母亲谅其不孝，母亲泣不成声。
这年我满十岁，已经懂事。我知道母亲骂归骂，心疼归心疼，她哪里舍得让自己的大儿子去让人毙掉。这个大儿子其实很有孝，离家时少不更事，归来居然出息了，带回了一个女子。虽说是个“畚箕”，出自乡下，毕竟不花一分聘礼，死心塌地跟着大哥进门当儿媳来了。母亲细看儿媳暗自高兴，因为身子有些显形，看来已经怀上。大哥是我们钱家长子，负有为钱家传宗接代的首要责任，离家几年生死未卜，让母亲不敢多想，不料一朝归来，女人有了，连后人也有了。
所以母亲先是悲极而泣，继而是喜极而泣。
我们家其他人没像母亲那般冲动。二哥海宁已经夭折，三哥还是毛头小子，大哥大嫂于他都是陌生人。大姐当时情绪恶劣，因为她被母亲一把大锁改变了命运，失去远走高飞的机会，不知今后何往，大哥身上的军官制服让她感觉刺眼。
“大哥怎么穿这个！”她说。
话里有潜台词，她知道大哥原是红军游击队的，跟白军血战多年，眼下居然把敌人的军服穿到自己的身上。大姐本是要去投奔新四军的，所以才这么问。
大哥回答说：“现在一样，他们也穿。”
他是说国共合作，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两支部队都属国民革命军，因此是一样的。
大姐坚持：“那不一样。”
当时我不懂这些事，我最小，大哥对我有如陌生人，但是我很兴奋，我依稀记得大哥离家时的样子，他变成另一个样子回来，还带回一个大嫂，让我感觉奇妙。
大哥在厦门住了十几天时间，那段时间里他很有大哥模样，不时带我和三哥出去玩，回家前必定领我们到巷子口的小吃店，吃一碗杂碎肉汤，那种汤味道太好了。可能是要表示补偿，他跟我们聊了很多事情，包括父亲让他抱着我站在家门口望风，让他捏我胳膊那些事。我发觉他提起父亲时很矛盾，有时像是很想念，有时又充满恨意。
“我们家这么多灾祸，根子在他。”大哥说。
十几天后大哥匆匆离家。时厦门岛上风雨飘摇，日军随时可能越海进攻，大哥的部队布防于岛外，准备应对日军。他把大嫂留在家中，让她帮助母亲料理家务，也让母亲照料她。大嫂是个孕妇，从未在城市生活过，厦门有很多东西让她不解，包括拉着冰块大街小巷到处跑的板车。她不明白这么热的天，水怎么能冻成那么大的冰块，不明白渔船上用这种冰块干什么。大嫂人不错，心眼很好，也勤快，除了有时会冒点傻气，跟母亲和我们都能相处。
没过多久，有一天忽然几个当兵的闯进家门，不由分说把大嫂往外拖。当时家里只有我和大嫂，我跟他们抢大嫂，被他们推倒在地。他们架着大嫂离开，我爬起来在后边追赶、叫唤，一直跑到巷子口，看着他们把大嫂推上一辆军车。
母亲和大姐闻讯赶回，她们不知所措。全家人都急了，连同三哥在内，大家一起团团转。我们三个女的在厦门四处打听寻找，三哥按母亲嘱咐离开厦门，出岛打听大哥部队的驻扎地，给他报信，让他赶紧想办法。
两天后大哥回到家里，大嫂也跟着他回来，却已经变了一个人，眼神呆滞，神情紧张，见人就躲，又哭又笑，完全傻了。
“白狗子，白狗子。”她指着身着军服的大哥，根本就认不出人来。
大哥让大嫂认我们家人，她不认，扭着身子要跑，被大哥紧紧拽住。她拼命挣扎，张嘴咬大哥手臂，大哥一动不动，抬着手臂让她咬，直到她平静下来。
“白狗子。白狗子。”她满嘴是大哥手臂上的血，嘟囔不止。
大哥说：“畚箕你认清楚，是我，不是白狗子。”
“白狗子。白狗子。”
当着我们的面，大哥的眼泪忽地落了下来。我们无比震惊。
“这是怎么啦？”大姐问大哥。
大哥不回答，咬牙切齿：“他妈的白狗子！”
大嫂是被大哥牵连的。几天前上司让大哥带人到莆田仓库押运军火，返程途中遇到大雨，道路毁坏，他们设法绕道返回，不料途中汽车抛锚于荒僻地带，延迟几日，无从通知所部。有人密告大哥身在曹营心在汉，可能受共党策动，率众哗变，携军火进山投共。长官即下令把大嫂捕来审问，追查大哥下落。他们对大嫂动了刑，折磨得死去活来，什么都没问到。这时大哥忽然带着人回到驻地，一车军火毫发无损。
大嫂受了刺激，神经错乱。偏偏战局吃紧，大哥受命于军营，不能守在病妻身边，只能求母亲帮助。大哥说，看在大嫂肚里孩子的份上，求母亲替不孝子多费心照料，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大嫂也许有望康复。
母亲说：“交给我，你走。”
大哥匆匆离开。几天后日军大举进攻，守军抵抗失败，厦门沦陷。
大嫂一直没有恢复正常，几个月后临产，是难产。附近的医院被日军驻兵，不再收治病人，母亲叫来的接生婆对大嫂束手无策，产妇和孩子双双丧生。
母亲哭天喊地。
我注意到母亲除了詈骂老天不公，连带着也把我们的父亲拖出来骂，她哭诉自己如此苦命，死鬼造孽，不知藏到哪里去了，这个家丢给她一个人，让她受这么多罪，看着儿媳和孙子死在眼前，真不如自己死了好。让死鬼天打五雷劈，被阎王魔头从地狱赶回厦门受罪吧。母亲的哭诉不由使我想起大哥的话，我们家这么多灾难，根子都在父亲。大哥与母亲对父亲的声讨如出一辙。
大哥那些年一直不知道大嫂已死。日军占领厦门之际，大哥所部急调福州外围布防。日军没有进攻福州，大哥的部队又奉命北上安徽，越走越远。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部队在安徽进攻新四军，大哥与他旧日红军战友枪口相向。大哥时为连长，战斗中他的连队被撤到外围警戒，原因是对他有所猜忌，担心他暗通旧部，放跑共党分子，甚至阵前叛变。皖南事变后大哥被调到团部当参谋，不让他直接带兵。他参加了1942年的衢州战役，在抵抗日军中差点被打死，命运却为之一改。
这是因为方国升。时方国升调任本团团长，团部及所属两个营被日军包围于衢州外围一个阵地，在日军猛烈进攻中，部队伤亡惨重，弹尽粮绝。大哥奉命突围求救，带着一个传令兵乔装逃出敌军包围圈，却没能请到救兵，因为战局胶着，处处吃紧，上司手下无兵可用。一个小参谋回天无力，这种时候只能自求保命，大哥却不放弃。本团第三营在此前战事中受日军重创，撤至外围乡村隐蔽休整，大哥原指挥的连队就在这个营里。大哥回到三营传团长命令，要该营配合团部突围。由于该营营长重伤，无法指挥作战，大哥自命为代理营长，带着以他的老连队为核心的百余残兵，于黄昏时运动潜伏到据点外围，选准日军两个分队的结合部位，在晚间敌人困倦之际突然发起袭击。由于攻击突然，日军未曾预料中国军队敢打回来，一时乱了阵脚。方国升带着残兵里应外合，趁机孤注一掷，在大哥他们接应下趁夜间混乱冲出了重围。
大哥在作战中遭日军机枪扫射，腹部中弹，肠子流了出来。抬下战场送往战地救护所时，军医翻翻他的眼皮，大喝一声：“抬下去。”
担架兵不往下抬，他们坚持：“钱参谋还有气。”
军医摸摸伤员的鼻子，骂了一声：“他妈的早断气了。”
担架兵不服：“钱参谋不会死。”
大哥居然动了一下。
方国升赶到救护所，下令无论如何救钱勇一条命，要不是他拼命相救，这个团和团长本人已经不存在了。方国升是黄埔军校生，出自嫡系，衢州一战让他对大哥刮目相看，说这个钱勇大勇大智，面对强敌敢打敢拼的人有一些，如钱勇这样知道谋划懂得怎么打仗的人却少，不愧干过几年共军。
“我们当年确实艰苦卓绝。”大哥并不讳言。
大哥进入国民党部队后，一直因当过红军备受猜忌，不被重用。几年里，与大哥一起被迫留在国民党部队里的旧日游击队人员风流云散，有的受疑通共被抓被审甚至被杀，有的则设法退伍返乡，另谋出路，还有一些留着。大哥始终不动，只要人家不抓不审不赶，他就不走。大哥从不忌讳自己当过红军连副，他在私下里自称“老共”，不以为累，反以为傲。方国升知道此情，并未跟他过不去，因为大哥并无现实“通共”行为，且作战勇敢，谋略过人，可以倚仗。衢州一战，大哥救了方国升一命，立了战功，经方国升力荐，大哥伤愈归队后被提升为营长，以后当了副团长。
抗战胜利那年，大哥的部队驻防山东，他请假省亲，回到刚从日寇铁蹄下解脱的厦门岛，这时才知道大嫂亡故。我领他去看大嫂的坟，他在坟前站了许久，阴沉着一张脸有如死人，却不再像当年离开时那样落泪骂娘。
他问我大嫂死前说过什么？还骂“白狗子”吗？
我告诉他，自他离开之后，大嫂再没骂过那个。
他不吭不声，从枪套里掏出手枪，对着天空就打，“砰砰砰”一连串巨大枪响吓得我“哇”一下哭出声来。
他喝我：“不要哭。”
我不知道他想干些什么。
第二章 生死相约
大哥。33岁。国民党某师副师长兼团长，上校军官。
围剿
柯子炎说，上峰之所以决定派他们前来配合“剿共”，是鉴于本地为“清剿”重要区域，军事进剿和地下清理要同时展开。行动组在本地“协同剿共”，自然接受钱长官节制。
大哥冷笑：“保密局的行动组我还能节制？”
柯子炎说：“钱长官尽管吩咐。”
“柯特派员派到这里，想必跟我有些关系？”
大哥打探虚实，柯子炎含糊其辞，只说彼此看来有缘，一起为党国效劳。
大哥说，彼此坐在一条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柯特派员率行动组来到本地，肯定负有特殊任务，除了柯的保密局上司，别的人管不着，也不能过问，所谓“受钱长官节制”实不必当真，他心里很明白，不会多计较。柯尽可按上峰之命自行其事，可以说就说，不可以说的就不必说，有重大行动需要支持尽管提出，他会调派兵力、人员协助。既然他本人奉上司之命负责指挥本区域“清剿”，柯特派员恰好奉命到此协同，大家在一条船上碰到一起，他也想借重柯特派员，请柯及其行动组帮点忙。事情关乎本地“剿共”，具体任务不多，只有一个。
“一定很重要，”柯子炎问，“请钱长官明示，自当认真办理。”
“现在先不说。”大哥也卖关子。
大哥的师长方国升是福州人。前些日子返乡探亲，所乘轿车于路上意外翻车，方国升右腿骨折，回家养伤，大哥受命临时指挥本师。柯子炎和他的行动组忽然经由上级“剿总”派来，以“协同剿共”为名，驻于师部附近，名义上服从统一指挥，实际则独立行动，自有任务，大哥怀疑似乎与己有关。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不久前大哥与柯子炎在漳州看守所见面时，柯子炎送“见面礼”，声称为了消除误会，以后才好见面谋事，原来所言不虚，弦外有音，看来彼此还真是有缘。
这天上午，大哥派人请柯特派员到师部，有要事相商。柯子炎带了两个人遵命前来。大哥跟柯在师部不着边际扯了一阵，传令兵跑来报告，称东西都准备好了，大哥即请柯子炎一起动身出门。他们坐一辆军用吉普离开泉州城，车上还有司机和卫兵，柯子炎的人坐另一辆军车跟在后边。两部车一前一后，出城往惠安洛阳方向走，一路地势尚平，路况却不好，到处破败，吉普车不住颠簸。
柯子炎说：“这一带眼下似乎不很太平。”
大哥让他放心，此间乡下虽有共党地下人员活动，还不像山区“土共”势力强大，暂时未敢劫掠军车。车上这几位知道柯特派员身负党国要务，需要借重，更不会打黑枪。
柯子炎不动声色：“钱长官开玩笑。”
走了一个多钟头路，他们进了一个村落。村落相当大，靠着一片丘陵地，民居环山脚而建，有村道在民居间蜿蜒。他们在一座民宅前停车，这是一所大宅，与村中其他民宅风格相似，红砖墙，大屋顶，屋檐两头翘。民宅前有一个晒场，晒场相当气派，四周围有石条栏，晒场地面铺砌红砖。有农妇在晒场一角抽地瓜签，就是拿搓板把地瓜抽成丝，摊在晒场晾晒，成群鸡鸭围拢觅食，农妇用本地话大声驱赶。
大哥带着柯子炎走进民宅。卫兵从车后箱里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