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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重大国际恐怖活动的策划者。1978年初，他住进医院，几个月后死在那里。据报道说是自然死亡。作为一位组织者，在恐怖分子猖獗的十年中无人能与他匹敌。从战斗精神来讲，他很可能超过了以前的伙伴哈巴希博士。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他们1975年的分道扬镳。这一点当时曾大肆宣扬。他与哈巴希博士的关系转入地下也同样有可能。哈达德博士死在医院，官方公布的原因是癌症。没有证据否认这一点。
1981年8月1日，阿布·达乌德（穆罕默德·达乌德·欧德）在波兰一家酒店的大堂里遭人枪击，不过并不致命。报道说，企图行刺达乌德的那个人——这个人事后逃跑了——是个以色列特工。如果这一消息属实，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疑问：以色列特务机关是否大胆地把它的行动——不仅仅是收集情报——延伸到了对立阵营国家。在阿弗纳的突击队存在的那些年，这些地方是严禁进入的，所以它们就成了恐怖分子们非常安全的藏身之处。反恐人员在某些国家从事反恐活动很难。在这些国家，即使最普通的活动，如租房、人住酒店和结账离开以及租车都要经过非常仔细的检查和严格的限制。而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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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一旦被捕，别指望得到法律和人道限制原则的保护。按照“人道限制原则”，在西方国家，即使被怀疑为间谍或恐怖分子的人也可以得到保护。这样的行动在国际上的影响也许都非常严重。但在同样的条件下，另一些国家对那些策划恶意渗透的国家的报复要比西方国家厉害得多。
鉴于此，那份未经证实的报告就有了某种意义。按照这份报告，枪击阿布·达乌德事件确实是以色列特工干的，但是是一个在酒店里发现了这个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在一时冲动之下干的，而不是这个特工在波兰的任务就是暗杀他。虽然有人会说，一个精心挑选、训练有素的特工，其行动不可能超出任务规定的范围。但是由于此类事件太多，促使以色列在对立阵营内部采取行动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虽然报道的恰好相反，但暗杀阿布·达乌德的行动也可能是巴勒斯坦运动争斗的结果——以色列人指的是阿布·奈达尔的“黑色六月”组织——或者是克格勃设下的陷阱。）惟一可以肯定的事实是，阿布·达乌德是在波兰遭到枪击而受伤的。
所有的报道都肯定阿里·哈桑·萨拉米于1979年1月22日在贝鲁特被暗杀。据报道，整个70年代期间，一直有人想要他的命。理查德·迪肯在他的《以色列特务机关》一书中，描述了两次早期的暗杀行动，一次在1975年，一次在1976年10月7日。第一次——一名以色列狙击兵用一支伸缩式步枪从窗户里朝他开枪——结果把一颗子弹打进了酷似他的人的身体里。按迪肯书中的说法，1976年的那次重创了萨拉米。但有消息来源，如大卫·B．汀宁报道说，只伤了他的一个朋友。
1979年1月22日下午三点三十分，当萨拉米乘坐的“雪佛兰”客货两用车经过一辆停在贝鲁特弗尔顿街和居里夫人街转角处的“大众”牌汽车时，萨拉米及其贴身保镖被炸飞了。很显然，有这种可能，因为萨拉米一直是个老谋深算的目标，但他在1978年娶了前环球小姐（1971年）、黎巴嫩美人乔治娜·瑞兹克之后，生活变得有规律多了。按照穆斯林的传统，萨拉米没有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这样他就在巴解组织总部、第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那里以及弗尔顿街乔治娜的公寓里来回奔波。行踪有了一定的规律。但他不知道的是，据说他的行踪已被一个以色列特工盯上。这个特工化装成一个古怪的、非常喜欢猫的英国老处女。其化名为埃瑞克·玛丽·“彭妮洛佩”·钱伯斯。她在离弗尔顿街乔治·萨拉米住处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套公寓。另外几个特工租了一辆“大众”牌汽车，在车上装上炸弹，停在萨拉米每天去乔治娜公寓的必经之路上。一个消息来源认为，“彭妮洛佩”在萨拉米的客货两用车上装了一个小小的无线电发射机，（而另外一个来源则认为）当她看见萨拉米的汽车经过停在她窗户下的街道时，她按下了装在自己汽车上的无线电发射机按钮。不管是哪种来源，结果都是“大众”汽车爆炸了，炸毁了萨拉米的汽车和紧跟在后面的贴身保镖的“陆虎”，也炸死炸伤了几个路人。
萨拉米死亡的消息正式公布后，以色列电视新闻也适时地进行了报道。在葬礼上，一位巴勒斯坦领导人站在那里，揽住萨拉米非常英俊的十三岁的儿子哈桑。这张照片在全世界的媒体上广泛传播。“我们失去了一头雄狮。”媒体援引这位领导人的话说。斯图尔特·史蒂文在其1980年出版的《以色列的特务头子》一书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萨拉米被杀的经过。1983年，以色列作家迈克尔·巴—左哈尔和埃坦·哈贝出版了一本《寻找红色巨头》，其中的部分内容也讲述了这段历史。
人们对围绕1979年1月22日在贝鲁特炸毁萨拉米的“雪佛兰”汽车的一些事实似乎没有异议。但有一个传闻，说萨拉米没有被炸死。原因很简单，汽车爆炸的时候他不在车上。（爆炸时尸体都撕成了碎片，无法辨认，所以至少从理论上说有这种可能。）
这个传闻很可能是萨拉米传奇的延续，表达了人们对传奇人物的良好愿望。尤其是对一个活着时就充满了神秘感和曾经多次死里逃生的人来说，就更是这样。同时，如果萨拉米那天不在客货两用车里（这是惯用的欺骗手段），而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称他已经死了，那就有原因了。从巴勒斯坦人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办法比让以色列人相信他们已经成功地把萨拉米杀死了更让他安全。而对“穆萨德”来说，他们也许想让巴勒斯坦人相信，你们让以色列误入歧途的努力成功了。这样的话，如果萨拉米还活着的话，他就会有一种安全感，但实际上这只是假象。
众所周知，在两个对立的情报部门中这种欺骗的伎俩一直存在——不过，这也是事实，即，不管现实多么错综复杂，传闻比现实更为复杂。惟一知道的事实是，萨拉米的汽车确实爆炸了，车里的几个人都被炸死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公开的立场都是，这位恐怖组织头子是其中之一。
在叙述那些从本质上来说属于秘密进行的活动时——后来提供给记者的那些资料也许只是为了糊弄人——一个人说自己收集的资料比别人收集的资料更为精确是轻率的。
当逻辑和常识不能用来检验被报道事件的真实性时，难度就更大了。因为即使最不符合逻辑和最没意义的报道都可能是事实。在政治恐怖活动中尤其如此。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认真负责的法国新闻记者赛吉·格鲁萨德认为马哈茂德·汉姆沙里要为“处决”威尔·兹威特负责，因为那是“黑色九月”组织其中一次行动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他的消息来源通常是可靠的。而这条消息恰恰不实——假若汉姆沙里和兹威特是并肩战斗的同志，那显而易见就不可能是这样——但在1973年格鲁萨德第一次报道的时候，以为恐怖分子们喜欢因为派系斗争而互相残杀，所以当时这个消息似乎是非常可靠的。
正是因为谨慎起见——不是要提出跟其他报道相反的说法，而是出于兴趣——我觉得还必须指出几点分歧。
首先，以色列人声称给慕尼黑惨案以后进行的这次反恐行动取了一个代号，叫“上帝的愤怒”——这次行动几乎全部是由西方记者报道的，他们是克莱尔·斯特宁、埃德加·欧巴蓝斯、理查德·迪肯、克里斯托夫·多布森和罗纳德·佩恩和大卫·B．汀宁等等——我认为这个代号也许是事后发明的，不是西方记者发明的就是向他们提供资料的以色列人发明的。根据我掌握的资料，当时执行这次任务的时候还没有使用这个代号。（有趣的是，两位以色列作家，迈克尔·巴—左哈尔和埃坦·哈贝在他们的书中都没有提及这个代号。）
“迈克”、“塔玛尔”、“乔纳森·茵葛彼”这些代号——有几个作家在描写暗杀兹威特和布迪亚的行动以及利勒哈默尔事件时都用到了其中一个或几个代号——我不这样认为。在利勒哈默尔时，也许有一个特工使用了“茵葛彼”这个假身份，但是没有人使用这样的假护照，无论是在罗马还是在巴黎都没有。“塔玛尔”——大概是突击队长的漂亮的金发女友。根据描述，她也参加了袭击兹威特的行动，在利勒哈默尔还亲自开枪了——纯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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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来说，她之所以认了这桩破裂的婚姻，而且无怨无悔，是因为这也是一种爱国。当其他人都在为以色列牺牲生命的时候，她为什么不能牺牲自己的婚姻？她永远不会说哪怕是一句父亲的坏话，甚至威尔玛的坏话，尽管她总是避免谈及她。偶尔谈及时，威尔玛干脆变成了一个“你可怜的父亲不得不忍受”的东西，就像他被捕和坐牢一样。对于这种态度，阿弗纳表示理解。但在他心里，却控制不住地对她有些轻蔑。在某种程度上，他宁愿她大喊大叫一通。
父亲的态度迥然不同。他不掩饰自己的痛苦，虽然他没明确提及痛苦的原因，“结束的时候就结束了，”他说。“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什么都好。你是一个重要人物。当一切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唾弃你。”
他接着说：“如果你够幸运的话，你还可’以待在附近，让他们向你吐唾沫。”
阿弗纳也许会问：“你是什么意思，他们？谁？”
但是父亲不答，沉默了一会之后重复道：“他们对待你就像对待一只橘子，把你榨干之后就扔掉。”
虽然父亲没补充任何细节，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这位老人——实际上并不老，才五十五岁而已——回到以色列之后就垮掉了。使他垮掉的不仅仅是对他的讯问和监禁。“从一个角度看，坐两三年牢是一件坏事，”一次他对阿弗纳这样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不值一提。我非常轻松地就过来了。”使他垮掉的也不仅仅是他多病的身体，虽然他总是在看医生。也不是担心没钱，虽然他非常拮据。他没有工作，只有一小笔养老金。回到以色列以后，他也试着做过一两笔生意，但都亏了。
真正的问题是深层次的。
“他们让你把红宝石捡起来，”一天他对阿弗纳说。“让你拿在手里玩一玩。他们说如果你干这个干那个，所有这些红宝石都是你的。于是，你干了这个又干那个。”
“接着门上响起了敲门声，来收缴你的红宝石了。他们说，对不起，什么红宝石？你说说看，你叫什么名字？”
“什么意思？”阿弗纳记得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但他的父亲只是摇头。
阿弗纳相信父亲说的都是实情，但也许只对他来说是实情，对别人不一定是实情。如果对所有的人永远都是实情的话，那留给这位荷兰小男孩的会是什么呢？一个还没有买卖头脑、不知化学和数学为何物的男孩？他必须永远待在这个魔圈之外吗？一辈子剪鸡指甲吗？永远也看不到法兰克福了？每周和肖莎娜搭一次便车去阿什杜德海边？等他姑妈给他在以色列航空公司找个工作？在农场待过那么多年，在部队里有着那么好的记录，难道还要继续做一个“野客”？仅仅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解决，就什么也不干了，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国家？也许不是“他们”的错，或不全是他们的错。也许，是父亲自己莫名其妙地搞错了。
阿弗纳在木凳上填完问卷调查表，递给那个女孩。过了几分钟，她带着他穿过那扇没有任何标志的门，走进另一个房间。一个中年男人坐在一张简易木桌后面。房间里有一个装档案的铁柜子，一把为客人准备的椅子，上面垫着海狸皮。那个人看着阿弗纳的眼睛，使劲握了握手之后，示意他坐下。
“你好吗？”
“很好。”阿弗纳有点吃惊地回答道。
“你父亲怎么样？”
“很好，谢谢。”
“好，好。”那个人说。“呃……”他提到了阿弗纳所在部队的那个中校。精锐部队中的军官的名字，比如阿弗纳，并不是公开的。阿弗纳不知道那个人为什么会提到他——也许是想跟他套近乎，也许是想再次确认阿弗纳的身份，也许是想证明自己的身份。不管是什么，他决定实事求是地回答。
“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很好。”
“让我想想，那是……二月份，是不是？”那个人漫不经心地问道，把桌上一个薄薄的文件夹朝自己跟前拉了拉。
“三月。”阿弗纳回答道。他声音中既没有恼火的成分，也没有对什么留下印象的意思。事实上这二者他此时都有一点。使他恼火的是这个游戏，而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这个人的仔细。在面试他之前他们一定再三查过他，然而他们仍然非常谨慎。
那个人递给他一支烟，他谢绝了。他注意到那个人自己也没抽。不抽烟的人通常是不给别人烟抽的。所以这个举动一定是在看阿弗纳是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人。一个抽烟的人也许会不假思索地把烟接过来。噢，真是精明！这种诱惑几乎是无法抗拒的——这就是土匪阿弗纳——他想假装改变主意去要一支烟，看看那个人会如何反应。但是没有。
相反，那个人说话时，他仔细地听着。那个人说如果阿弗纳被接纳的话，这个活还是非常有趣的。在目前这个阶段，他甚至不能说他们欢迎阿弗纳参加录用考试。如果通过的话，还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大约一半的人会被淘汰，他也许是其中一员。但如果他顺利过关的话，这个活还是极具诱惑力的。
这个活很诱人，而且对国家非常重要。这就意味着他有了安全保障和一笔养老金，也意味着有了保险和医疗福利，甚至还有一套牙齿护理计划。也许还要去海外进行许多次激动人心的旅行。那个人说，他会发现这个组织就像一个金字塔，很多人都在底层，顶上的人非常非常少。他到底能走多远，要看他，也只能看他。
“就拿我来说，”他兴奋地说。“我开始时在底层，吃了很多苦头之后才到今天这个地步。”
噢，你今天到了什么地步？阿弗纳暗自思忖道，一个五十岁的笨蛋，坐在一把木椅上面试新人，房间里闷热难当。很让人激动嘛！
那又怎么样？这套位于波罗晓夫大街上的破旧不堪的公寓很显然是在最底层的。这个组织里最让人激动的也许还是在顶层。这位“约翰·韦恩”向往的顶层也许完全不同。
然而这次面试之后，迷人的牙齿护理计划却没有随之而来。没有电话，没有信件。但阿弗纳也永未下定决心。顺其自然最适合他此时的心情。这是1969年夏天。
“你还没有收到以色列航空公司那个家伙的消息吗？”在一个周末，肖莎娜这样问他。
“没有。”阿弗纳摇摇头。
“他是不是不着急？”
恰恰是肖莎娜自己不着急，这个问题等于白问。这个夏天，她就拿到教师资格证书了。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谈特谈婚姻。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爱着对方。阿弗纳在部队的四年中，肖莎娜没有跟别人幽会过。如果他们结婚的话，她父母会资助他们的。毕竟，他们不可能老是用一辆借来的破车约会。
“不仅仅是以色列航空公司，”阿弗纳对她说，“我还有一个活。”
“是吗？什么活？”
“噢，政府的活。如果得到的话会非常好。我正在等。”
关于这个活，他跟她就说了这些。肖莎娜也没问。她有一头蜜黄色金发，像公主一般窄窄的五官和像瓷器一样深蓝的眼睛。除此之外，阿弗纳喜欢的就是这一点：不多问。但即便如此，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永远无法言表。
一个多月后，他母亲收到了一封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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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编乱造。（倒不一定是作者的胡编乱造，而是向他们提供资料的人的胡编乱造。）我认为，说袭击兹威特和布迪亚的时候兹弗·扎米尔也在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在利勒哈默尔现场也是不可能的。“穆萨德”的头头跟金发女突击队员“塔玛尔”一起，几次亲临欧洲现场，带有彻头彻尾编造的味道。但是，这种大胆的虚构行为尤其应该得到“穆萨德”“公共关系”部门的鼓励。
公平地说，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们面临的困难也是相当大的，甚至出现过起初不认可的信息后来证明是正确的这种情况。就拿我自己的研究来说，我原来得到的威尔·兹威特在罗马的一个澳大利亚女性朋友的名字是“珍妮特·冯·布劳恩”。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不真实，是别人凭记忆提供给我的。我决定，除非我能核实，否则就不把它放人我的叙述之中。由于在报纸上也找不到这个名字，我决定将其删除。这本书已经写完了，我才发现没有核实冯·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