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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运气哦，那是所长指名点派的。”
“什么狗屁所长！不就是一个男厕所长吗？恶心，呸！”我大骂起来。
我又一次丢了工作。
春假结束了，美子陪我到学校报了到。开始了真正的留学生活，可我必须再找一份工作，而且必须是找晚上的工作，因为白天要上课。
可是，接下来找工作的运气并没有那么好，一连打了几十个电话，对方都说现在不招聘人。
我急了，开始只是有点急。到后来简直就是猴急了，急疯了，再也坐不住了。
正在这个时候，美子的一位女伴对我说她们酒吧正在募集新人，每晚打工5小时，收入却相当不菲，不妨可以去试试。
其实，这是我观念中的一个禁区，我压根就没有想过去什么酒吧打工。虽然，随着我在
日本的见多识广、见怪不怪，再高贵著名的影后都是裸照遍地，再有才华的日本大学生都不以当陪酒女为耻；但酒吧终究是夜晚的娱乐场所，容易让人迷失。
然而，生活是残酷的，面对这个世界最高消费的城市，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饿死，冻死，而且，在遥远的苏州运河畔，还有我那患病的老父！ 反反复复考虑了几天之后，我终于走进了这家位于赤坂的叫作“惠子”的club。
老板娘打扮得很性感，尤其是嘴唇涂抹得很夸张，但从短短的接触中可以感觉到她为人的率真和大气。
“每天从晚上7点到12点上班，时薪是一小时3千日元，另加小费。”
“工作上有什么要求吗？”我问。
“每天要穿戴干净，一定要洗头，中国姑娘都漂亮，就是不习惯每天洗头，所以，常有客人抱怨说，闻到中国女孩头上的味道很受不了。其他的就没什么了，总之，我们店的客人基本上都是中型公司以上的老板等级，谁都知道出入赤坂一带的人都是有消费层次的。让客人高兴、尽兴就可以了。幸子桑，加油！”
在这里，我已不是“可忆”了，而是叫幸子，这是介绍我来这里的中国女孩告诉我的秘密———去酒店打工，切莫使用自己的真名。
一天晚上，记得是我来这里打工的第二个星期六。那天我正在酒吧的柜台里整理着各种新到的名酒，当我将一瓶瓶酒入柜的时候，老板娘站在吧台前，将手落在我的肩膀上，随后轻轻一拍，示意我出来。
“幸子桑，这位客人看起来很有来头，他专门点名要你去陪伴他。好好服务啊，小费一定少不了。”
“好，妈妈桑，你放心吧，我这就过去。”我展示着我的甜甜笑容，缓缓地走向了那位已经入座的宾客。
我打量了眼前的客人，这是一位看起来很有气质的男人，他的头发密而黑，一身整齐的着装，50开外的年纪，中等个子，方正的脸上棱角分明。
“我叫幸子，初次见面，还请多多的关照。”这句话是我每晚要说许多遍的职业台词，包括点头哈腰的那一套，我都娴熟得很。
“哪儿的话，不必客气，我叫铃木。上周我才来这里打工。”他的目光直直地逼近着我。
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眼睛。他的眼睛不大，也不小，但看起人来露出很自信的神态，即便他在笑的时候，这双眼睛也是不笑的，但好像那里潜藏着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日本男人很少有这种深邃的目光。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应该是大老板吧。”这是酒吧小姐恭维客人的常用语。
“你还行啊！入门挺快的嘛，”他调侃着，“不错，我是株式会社社长，你是新来的？”
他坐在我的对面问我，整个脸庞丝毫没带任何感情色彩。
他从袋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支，我拿起桌上的打火机，随即为他点上了。
我歪着头一笑，“这么说来，你是老客人。”
“不，与你一样，我也是新人。”他幽默了一把，但仍是那张一本正经的脸。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来的？”
“可忆。”随口说出后，又马上更正道：“噢，不，叫幸子。”
“可忆才是你的真名吧，好名字啊！我喜欢。”
我牵强地笑笑，没作任何回应，怪自己脱口而出了。
“铃木先生，你想喝什么酒？”我转换了话题，本想说出那些老板娘竭力希望我们向客人推荐的特贵的酒的名称，但这种商业话语到了嘴边却吐不出来。
“来杯‘阿兹缸’（意为热的清酒）吧！可忆小姐，你自己随便点。”
我的神经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
我转身朝着吧台上的“基辅”（掌柜的）嚷叫了一下，那一望，望见了老板娘朝我眨眨眼，示意我点些贵的酒或者水果拼盘。
“我可不可以尝一下加拿大的冰酒？才刚到货。”我表现出很不好意思的样子。
“好啊，你随便请用。”他处处用敬语，来酒吧的客人一般不会这样，都是居高临下的语气。所以这显示了他极好的教养。
“就是有点贵，真不好意思。”
“没问题。”他看了我一眼，接着说：“可忆，你不觉得你是这里的一朵奇花异草？”
“是，我与这里的氛围格格不入，但是，我要去适应这个社会。”
“你会的，因为你聪明而且有智慧。”
“这些对客人重要吗？如果你称赞我漂亮可爱的话，我会比较高兴。”
“你足够可爱，给满分；至于漂亮嘛，还凑合，可以打70分。”
“哈哈，你怎么像老师一样喜欢给人评分呢？其实每个人的审美观是不同的，男人女人的审美观也不同，各民族之间的审美差异就更大了，坦率说，我觉得我很漂亮，足够漂亮。”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骨子里哪来这么底气十足的高傲，也许我生来就不是当低三下四陪酒女郎的料吧。
“你一定是个处女，我没看错吧。”
听到这话，我有点不习惯，心想，酒吧客毕竟是酒吧客，我低下头，脸红红的，默不作声……
“可忆，听我说，辞去这里的工作，当我的小情妇好吗？每年我起码会给你的账号打进500万日币，你放心，我是个好人，而且我有家室，最多每周两次上你那儿过夜。”他的话说得很赤裸裸，直截了当。
“你说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好教养，比那些说话粗俗的客人还混蛋。
他又重复了一下，用那种商人的语气。
我当场就气疯了，那点女孩可怜的尊严一下子被面前这个男人击碎了，刚才与他之间的那点默契和对他的一些好感顿时烟消云散，天哪！我差点将他想像成什么尊重女性的高尚者了，原来日本男人终究是好色的啊！ “对不起，铃木先生，你看错人了。”我加以拒绝，声音比冰块还冷，我起身后扭头就走开了。
随后，我躲到了洗手间里。
委屈的泪挂在了脸上。是的，这个时候，我的心灵已经被情爱大师深深震撼了，爱情的火焰已悄悄在心中燃烧起来。我唯一的梦就是有一天能见到梦寐以求的大师。
我决不会出卖自己的肉体，我要守望那片珍贵的爱情麦田。
因为铃木一直在他的座位上等我，其他的陪酒女郎一个个走过去，都被他挥挥手拒绝了。
见此状，老板娘急忙叩响了洗手间的门。
“幸子桑，你的客人还在等你呢！你快出来呀。”
我“嗨”了一声，出于客人就是上帝的礼节，我只好从洗手间里出来。
“幸子桑，怎么了？”老板娘问我。
“有点不舒服，冰酒的后劲还真厉害。”我找个借口。
“那别再喝了，小心点啊！”
我“嗨”了一下。
我极不情愿地走向铃木。
见我走了过去，铃木将写有自己手机号码的纸条递到我的手中，“可忆，那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月的考虑时间，希望能接到你的电话，千万不要错过我，千万！”
我接过，然后将纸条往手心里一捏，又漫不经心地塞到了衣袋里，也算给他面子了。但心里在嘲笑他，别发梦了，好色鬼！ 一个月过去了。
这不是普通的一个月，这一个月里我生命的小船在人生的航海里颠簸、撞击，命运的波涛几乎要将它击倒、沉没了……
事情是这样的。
父亲患上头痛病时来已久了，但他是条硬汉子，忙里忙外，平时根本不当回事。疼痛发作时，他的脸会像猪肝一样红，这个时候他总是倒头大睡，昏天黑地睡上一觉后，感觉就会好一点。
他曾在我的再三劝告下，去苏州当地的第一人民医院脑科做检查，但医生开出的一系列诸如脑部CT扫描之类的单子，他都塞进包里了事，全然不当回事，对我却说查过了没什么大事。
那天晚上，我从酒店深夜打工回来，美子神色紧张地对我说：“可忆，我刚才给你店里打电话，可他们说小姐在班上不给接。是这样的，问题严重了。吃晚饭的时候，你的姑姑从苏州来电说你父亲晕倒了，送去医院后神志时而清楚时而糊涂，检查结果是脑部发现一个直径3cm大的肿瘤，急需开刀做手术，要不然会压迫脑神经的，且肿瘤越来越大。但你父亲厂里效益不好，无法为他支付医疗费，而医院做那个叫‘伽玛’的脑手术加上住院用药费等需要预付近10万元人民币，亲友让你想办法筹款立刻寄回去，否则你父亲生命都有危险。”
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个人都呆了，全身发抖，脸色苍白，“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想起父亲，我的心好痛，童年的情景一一涌现在眼前，但我强忍着泪水，因为从出国的第一天起，我就对自己说，东京不相信眼泪。
我想了想自家亲友的情况，说真的，亲友都不富裕，本身日子过得就很拮据，凑起来勉强借出个一两万元还有可能，可现在需要10万元啊！ 10万元人民币对有钱人来说是九牛一毛，但对我来说，它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决定向周围的人借，也许那些在店里当陪酒女郎当了很久、穿戴名贵的女孩们会有钱
但是，当我晚上在酒吧里好不容易向那些中国女孩开口要借钱的时候，大家都用各种理由表示了为难和拒绝。
“我的钱都寄往国内了。”那位长发女孩吸着烟，看也没看我一眼。
“对不起，我也正在为学费发愁呢！”另一个我叫不出名字的福建女孩扔出这句话后就走开了。
“幸子，你说晚了，我上周还有钱，可是一个周末下来，我的钱全都扔到‘帕金宫’（沿街的赌场）了，输了整整30万。”平常和我有点交情的北京女孩美香两手一摊，做出一个无奈的表情。
“救命要紧，既然这样紧急，那么等这个月的工资发下来后我全借给你。”终于有一个叫惠子的女孩愿意慷慨解囊了……
第二天晚上我去酒吧上班，奇怪的是所有昨天我向她们借过钱的女孩都一律远远地离开我，好像是要躲避瘟疫似的，连昨晚说得好好的，要将工资全部借给我的惠子都如此。
她们围坐在一起窃窃私语，有说有笑，但是见到我走过去了，就马上一片静寂，然后各自陆陆续续离开，重新找其他的位子坐。
我郁闷极了，心想不借就不借，也用不着这样啊！ 回到家，我把酒吧里的这种情况向美子说了，谁知她却说：“那当然了，谁知道谁啊！你明天拿着钱走了，去找谁？在日本，你记着，没有像中国市民那样互相借钱的习惯，大家挣的
都是血汗钱，如果你一旦开口，那么连朋友都没的做了，人家就会远离你了。”
这句话是不是一个暗示呢？总之，我把要对美子说的话吞了下去，本来落在美子身上最后的希望也落空了。
我当时存折上总共才结余21万日元，我只为自己留了1万元，20万元都拿出来了。
正好那时，我酒吧里的一位掌柜要回上海，为了节省邮费，我就托他将这20万日元交给我上海的舅舅家，由舅舅去苏州交给父亲，让他们先用起来，我这里再想办法。
但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舅舅压根就没拿到那20万日元，那个掌柜去而不返，伤天害理地吞没了我那身上仅有的、去救父亲命的钱；我拨通了他留下的那个联络电话，根本就是空号。
那天，我呆呆地看着窗外，心中忿忿不平。上天为何对我如此不公？命运将我推到了绝涯的山崖，我无路可走，该怎么办啊！ 无奈之际，我想到了晓江，就在我决定给他打电话求助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已经记不起他在上海的那些电话号码了。
我只能打往他苏州的老家，电话很快接通了。
“喂。”听得出是他妈妈接的。
“伯母，我是可忆，晓江最近常回来吗？”
“这还与你有关吗？晓江是晓江，你是你……”她的声音冷得令我发颤。
“那好，就这样。”我气愤地挂断了电话。
其实我没把这放在心上，晓江的母亲从来就没有真正喜欢过我，遭到这样的冷遇很正常。
我完全可以通过电子信箱与晓江联络上，但那一刻我已经放弃向他求援了。欠的情债今生都还不了，怎好意思再负他钱债？ 那么还有谁呢？身边还有谁能帮助我呢？ 忽然，脑海中闪过了千野君，但很快就被我打消了那个念头，不，决不，我不能去玷污这么纯粹的情感！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不知如何是好。我将双手插入口袋，无意中我摸到了一张皱巴巴的字条，我翻出来一看，是那个叫铃木的客人留下的电话号码。
我已没救了，就先救父亲吧。
坐在陈旧榻榻米上的我终于伸出颤抖的双手，在数次拿起话筒又放下后，终于拨响了铃木的电话号码。
当对方传来“莫西莫西”时，我的泪水已落满话筒……想起躺在医院病床上的父亲、那脑袋中不断在扩张着的可怕的肿瘤，我终于答应成为铃木的小情妇了……
小情妇的仪典
1 我一直记得《源氏物语》里那句话，让我从冬天到夏天一直念念不忘，虽然我不曾真正地理解过其本体和喻体的美妙：“爱的叹息如朝雾般升起……”
对千野君真正产生那种强烈的爱恰恰就在我真实地委身于另一个男人的夜里。
那是我搬来松山町之后的第三个周末，也是学校开学一个多月后。
是初秋的黄昏，约摸7点的时候，铃木带着一位老妇人走了进来，让我大大吃惊的是他们两人的手中都提着包装好的大小硬纸盒和袋子，一看就知道是从哪儿买来的什么礼物。
铃木见到我就显得十分亲切，他拍拍我的肩说：“小姐，拜托了，沏壶绿茶。”让人感觉彼此之间好像不是将要进行初次尴尬的交易，而是很随和的家人。
当我端上一壶茶，分别给他们斟茶时，铃木兴高采烈地说：“可忆，你打开看看，我今天送什么给你了。”
说罢，旁边的那位老妇协助我一一展开了那些纸盒里的丝绸织品。
“和服啊！”我的神情并没有太多喜悦，还有点纳闷，为什么要买和服送给我，我根本就没有机会穿和服的。
因为尽管我在13岁那年穿过一回和服，并且还照了一张相片挂在家中的墙壁上。但我并不知道和服在日本传统文化中的份量，更不知道它还是男人送给女人最高尚和正式的礼物。
在我来日本前还以为大街小巷的日本女子都应该是穿和服的，但到了日本以后却很少看到，除了少数的女子在新年、樱花时节穿以外，只有庆祝成人节的女孩们成群结队地在路上展示着这东洋的民族盛装。
“来吧，小姐，我来替你穿上。穿上后肯定漂亮。”那位老妇露出羡慕的神情。
我更加不解了，“现在，你是说现在穿和服？”
我的眼睛是先望向老妇人的，接着老妇人那诧异的目光便移向铃木了。
铃木没出声，只是赞许地点点头，随后很礼貌地离开了我们穿戴的客室。
是让我试穿吧，也好。
于是，我就像一尊木头玩具或布娃娃一样被老妇人摆弄起来了。
起先觉得还很好玩，包裹着一层又一层，线一根根地在腰间系着，不时随着老妇的指挥在原地转转停停。
但是当全部穿戴好和服，梳好了发髻，走到镜子前看到一个陌生的自己时，我想起了13岁那年母亲给我穿和服的一幕。
“简直太漂亮了。可忆，就这样站着别动，我来给你照张相。”铃木兴奋地说。
他从包里取出照相机，朝我对准焦距，就咔嚓一声按下了快门。
“泓子，你过来，给我们拍几张合影。”铃木朝那个老妇人嚷道，我这才知道那位老妇人名叫泓子。
只见老妇人眯着眼睛，认认真真地给我们拍了起来。
我看不到镜头中的自己，但是，我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