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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战场美国第十军司令，于1945年8月在琉球群岛（即现属日本的冲绳群岛）接受十多万日军的投降。1946年3月后，史迪威在旧金山任第六军司令，直至逝世。
中美建交后，美国成立了民间组织——美中友好协会，南希和她妹妹艾利森都是会员。姐妹俩在美国多次接待来自中国的各界人士，还多次组织旅游团访华。1986年5月，南希光临舍下，跟萧乾谈得很投机。后来她在寄给萧乾的合影后面写道：“I sharing a joke？”（“我在分享一个笑话吗？”）照片上，两个人的表情都很自然，显得融洽愉快。可惜我当时正作为日本东洋大学客座教授，在东京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与她失之交臂。
1989年11月，南希带着她幼妹艾利森，一道来看望萧乾，我又刚好上班去了。那天，姐妹二人分别与萧乾合影，可惜南希与萧乾的合影有点模糊。
由于萧乾报道过滇缅公路，史迪威修建了史迪威公路，萧乾见到史家姐妹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如今，史家姐妹俩和萧乾均已谢世，然而，中国和美国在二战中携手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并肩作战所结下的友谊是永存的。如今，南希的儿子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已经接手她留下的工作成为史迪威家的史学家。历经十年的努力，他已使美国邮政管理局发行了一枚史迪威纪念邮票。
藏书鉴史 存影留珍
■ 秦 杰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收藏家协会申报刊收藏委员会、河北省文学馆主办了“全国藏书家抗日文献巡回展”。参展的350多件抗日书、报、刊精品，分别由北京李润波、北京秦杰、上海冯建忠、上海张艾标、沈阳詹洪阁、郑州杨翔飞、郑州史松军等几位收藏家提供。展品有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书、报、刊、“共产党领袖抗日军事著作”珍本、中国军民抗日印刷品、抗日英烈著述、日军屠杀中国人暴行的照片、抗日战争胜利庆典出版物等主题。展品中约有一半为国家馆藏所缺存，充分展示出民间藏家的实力。
“全国藏书家抗日文献巡回展”将历时150天，走遍抗日战争各主战场、惨案事发地、日本受降地、抗日根据地，并于9月3日回到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巡回展览期间，主办单位将向当地大、中、小学校学生免费发放参观券，将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推向深入。
硬伤与获奖：解析
针对王曾瑜批评《中国通史（彩图版）》，《文汇读书周报》7月8日以头版头条刊出对“彩图版通史”主编戴逸教授的独家专访，说“在翻阅了《中国通史（彩图版）》宋代部分后，王曾瑜认为至少有七处硬伤。”凭这区区“七处硬伤”，就下结论说这部洋洋洒洒的巨著是“学术垃圾”，确实有点耸人听闻。然而，一算“细账”，则发现“七处”云云，有点不大对劲。《北京科技报》7月6日第2版中间以《王曾瑜为中国通史“挑错”》为题，摘登了他的意见，关于岳飞，他是这样说的：“第94至97页岳飞事迹多半是传说，岳母刺字、风波亭之类，全不见于宋代史籍。他书写的出师表、还我河山之类，又属于后人伪托，大闹朱仙镇，竟全抄《说岳全传》的虚构故事，竟将八大锤作画，又按《说岳》称完颜兀术为金兀术。须知历史上的金朝都元帅兀术从来也不姓金。此书既印有南宋的中兴四将图，图上有真实的岳飞脸相，却又在作画时将他画成京戏中的生，自相矛盾。”如果我的计算无误，仅这四页当中关于岳飞者，王曾瑜即认定有“硬伤”八处（至于是不是“硬伤”以及是否还有其他“硬伤”，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那么，“王曾瑜认为至少有七处”之说又是从何而来呢？或许他真的数学不灵，说了八处之后，回头一看，又将“岳母刺字”后面的顿号误看成小数点了，而且以为“风波亭”之类无甚要紧，于是“四舍五入”，一舍了之。然后再对其他“硬伤”进行“化简”，这样，大约一算，就是“至少七处”。然而，这样的误算，误导一般人还可以，却绝对不应误导了戴逸教授。须知当年戴逸教授曾以优异成绩考取名牌工科大学，他的数学水平，自然是不容置疑的。不知为什么，这一次竟然也被误导。
经过一番运算，“硬伤”总和只剩区区七处，而且还有两处被告知再看《宋史》。王曾瑜看没看，我不知道。出于好奇和对自己记忆力的不自信，我果真查找一通。《宋史》卷三八○《何铸传》确实记载岳飞背有旧刺“尽忠报国”四大字，但是“这四个大字，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刺写在岳飞背上的，是什么人为他刺写上的，史无明文可考。”（邓广铭《岳飞传》第39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至于韩世忠夫人梁氏名“红玉”，如果真的见于《宋史》，当年戴逸教授何不告诉邓先生，也免得他老人家在作《韩世忠年谱》时煞费周折地进行考证了。反复琢磨，我终于明白了，或许戴逸教授指示要看的并不是脱脱主持编纂的《宋史》。元朝末年风雨飘摇的乱世期间修成的《宋史》，岂能作为根据。那么，除此之外，又应当在哪一部《宋史》或《通史》中寻得答案呢？
戴逸教授认为，七处硬伤不仅不是什么硬伤，而且其中还有一条始作俑者正是王曾瑜本人：“至于思荫制度始于何时，可以查一下《历史大辞典》，其中也说恩荫制度始于北宋初，而且写这部分的编委中王曾瑜恰恰在其中，王先生是否意识到他也给自己扣上了学术垃圾的帽子？”辞典有错，编委自然难辞其咎。不过，说别人有错在先，我就错得有理，这不等于说“你制造垃圾在先，我就有权随地抛撒在后”吗？这也未免太缺乏环保意识了！
这部《通史》获图书奖，实在是小事一桩。该书副主编龚书铎教授说得好：“人无完人，书无完书。”而且出版获奖之后，人家又有二十多位断代史专家参与了修订，务期“精益求精”而后已。不过在下读报至此，感佩之余还是不禁要为这部好书扼腕痛惜者再三：“精益求精的好书还有人反对评奖，天理何在？”这样提出问题，似乎底气不足。为什么？原来是程序出了问题。按照正常程序，本应“精益求精”在先，然后水到渠成，捧回大奖。不料忘了“游戏规则”，抢先一步拿大奖，过了了好一阵子，然后才想起要“精益求精”，这不全乱套了吗！“慢慢来，不要招急。”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多么好！操之过急，程序错位，今后读者就会面对两个内容大相径庭的版本，而且同样具有权威性：一个获奖版，一个“精益版”，岂不是让读者无所适从。
至于戴逸教授说有人要“封杀”此书，确实是言重了。其实，不论是关心这场争论的广大读者，还是“挑错”的王先生，对二十多位专家参与修订的“精益版”都必然是翘首以盼。新版出来之后，两相对照，一切都会清楚明白。而且经过这场争论，本书知名度大增，任何人也休想封杀。可以预测，新版发行，再印上15万册也不够卖。谓予不信，就请拭目以待。到时候，“海燕”财源滚滚，“干饭”（见7月6日《北京科技报》）会大大的有。只是不要忘了王先生“挑错”引发争论也是功不可没。当学生时，听向觉明先生在“史料目录学”课堂上讲过，当年“中华”编印《四部备要》曾公开征求“挑错”，发现一个错字，重奖大洋一块。“海燕”如也能学习这种高风亮节，王先生的“至少七处”哪怕能落实半条，也足够他在珠市口“丰泽园”摆上一桌了。
知识出了什么问题？
■ 王纪潮
王曾瑜在《历史学家茶座》（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辑）上发表“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评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的文章、是非且先不说，仅如此直言不讳指名批评的文章标题就令人感到惊奇，也觉得痛快！此文后来又发在网上并因《新京报》的报道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事件。文章和报道并指出杂志刊登时删去了该书曾经被评为中国图书奖一事，且毫不客气地指出，分明是学术垃圾，因学术腐败却能获中国图书奖。如此不妥协的姿态和言辞，在国内的学术批评中已是久违了。
从王文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其愤怒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书中的知识性问题，大致有三类情况：1、配图张冠李戴或无中生有；2、传说当作倌史，如杨家将故事；3、史事错误，如称曹彬为“儒将”不当，这些都是事实。《中国通史（彩图版）》我没有完全看，仅我看过的先秦两汉部分，硬伤确有不少，如器物名称弄错，引错考古材料等。如中国发现了南方古猿的牙齿、新石器时代是从公元前6000年开始、河姆渡文化发现中国最早伪稻谷实物等，都是国内考古学界早就更正了的看法，只要肯查书，这样的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二是对空头主编和该书评上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十分不满。
书中知识性的错误究竟有多少恐怕一时间难以说清。平心而论，《中国通史（彩图版）》的差错率不是最高的，问题是图书如有硬伤和差错，在评奖的第一轮就会淘汰出局，而它为什么会入选？这的确是应该追问的。而该书讲不讲制典章度等内容，我认为似不必计较，因这与该书体例有关。据该书的广告称，该书“一改过去通史那种偏重政治、战争的写法”、“突破了一般意义的通俗读物、普及读物的模式，使悠久深邃的中华民族历史和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超越了窄小的学术圈子”云云。学术界认为应该重点突出的地方，正是该书有意弱化的地方，学术界认为不严肃的地方，恰恰正是该书颇为自诩的地方。史观代有不同，昨日认为重要的内容，今天即弃之如敝屣。对于出版方刻意“超越”学术界的著述体例，我看只有让时间来做评判了。我查了一下获第12届中国图书奖的书目，内容杂陈，应景之书不少，且不说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无地位，仅从文化积累上看，这些书籍能有十年生命力的恐怕十分之一都不到，大多数人选书籍只对出版社编辑的升等、员工加薪有意义，而其文化意义充其量是为后人提供研究今日图书出版界众生相的社会学文本。因此，对这么一个并不以学术性为鹄的、仅是出版界自恋的奖实在是犯不上计较。
戴逸和龚书铎当空头主编一事应该从两方面看。一是他们二人挂名空头主编有无不妥，二是空头主编的社会象征意义如何。丛书或大型图书找名人挂名主编并非自戴逸、龚书铎始，历代均有，主编非贵即显，如梁萧统、宋李防、明解缙、清纪昀、陈梦雷诸人。唐以后的官修历史无一不是高官显贵挂名，至于地方丛书、方志之类就更不用说了。这样做的好处一是政治正确，二是银子充足。在专制状态下，史书编撰岂是儿戏！它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体现。就是在今天，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大型通史性著作仍然要体现统治阶级的意识，戴逸、龚书铎二位的资历和声望都足以担当起主流意识形态的守护人。据称，该书出版后，许嘉璐副委员长认为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人大校长李文海称是一部爱国主义教育和青少年素质教育方面的好书，乃至惊动最高领导致信祝贺，至少说明该书的大方向被官方认为是正确的。可以想见，这些日理万机的领导恐怕不会有时间仔细查看书中有无错误，他们如此赞扬有加，自然是主编的声望在起作用。所以这么一套大型普及性通史图书由戴、龚二位做主编，无论从史书的政治正确的系数，还是出版社的获奖系数来考虑都没有什么不妥。
如王曾瑜所言，有一主编编书多至一百数十部已成癖好，他对此痛加挞伐。但此癖好有无积极意义呢？我认为还是有。文章千古事，成名者少编一书不堕其名，滥编一书即损其不朽。戴、龚二人成名已久，岂有不知之理。他们乐此空头主编，我看这一方面是大众化的历史书籍有广大的社会需要，另一方面是学术界名人放下身段从政治转向市场的结果，其社会象征意义就在于这标志了史学强烈的意识形态功能已经减弱，它必然会影响到史学家研究视野的转变。近些年海外历史学家的著作出现了贴近大众的社会生活史之转向就与读者市场的考量密切相关，成功的例子也有不少，如黄仁宇、史景迁等人的著作。王曾瑜或许没有注意到《中国通史（彩图版）》的广告词，该书自称以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为主旨，也就是说它不过是一种娱乐大众的文化商品。如果可以比喻的话，该书差不多与明清时期的戏剧相当，有个历史框架，但不能引为信史，要指望大众从戏剧中获得多么严格的史学知识是不切实际的，该书也应该作如是观。
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史书因此有特殊性。在专制社会和意识形态挂帅的情况下，盛名之学者或忌惮权势或爱惜羽毛不屑于商业写作，但并不能保证历史书的严肃和可信，所以孟子会讲尽信书不如无书。现在图书市场化不仅使写作成为一种生产行当，传统的官修历史之外也有了商修历史的存在，学者为商业写作并不比为强权写作更难堪，这应该是一个进步，一个明显的好处是让缺乏资金不能出版的书籍有了机会。从社会思想的发展看，观察历史的多元视角存在要比独家垄断历史的解释权好得多。我看了《中国通史 （彩图版）》之后，的确觉得比只有文字的历史轻松好看，这里面的优点难道不值得学习？
话要说回来，商修历史不等于必然有硬伤。出版社拿钱修史，看好的是市场。市场讲的就是公平、质量和优胜劣汰。存在王曾瑜指出的那些问题的《中国通史（彩图版）》，当然就属于市场上的垃圾产品，可是它就是能够一路绿灯拿到了出版界的最高奖。我疑惑的就是当商业进行知识产品生产的时候，怎么商业法则不起作用了，到底是知识产品的特殊性颠覆了商业的行规，还是知识的评价体系无法适宜于商场？
《中国通史（彩图版）》是商品，是海燕出版社经营很成功的商品。据出版社方面讲，该书在市场上有4种版本：一、大16开4本一套的全本，定价990元；二、大16开彩印缩编本，定价98元；三、32开5本一套的定价38元；四、大32开10册精装的少年本，定价180元。第一种销量2万多，第二种有3万，第三种有7万，第四种有3万。15万的销售量加上海外版权收入，出版社赚得是盆满钵溢。这里名主编的作用和它拿到2000年中国图书奖显然功不可没。从披露的情况看，修订图书中的错误是在获奖之后，也就是说它获奖之前就已不符合出版系统图书评奖的先决条件。这里的问题就出在王曾瑜所批评的，要么是戴、龚二位挂名主编尸位素餐，要么是评委们趋炎附势。王文有一点没有讲，这就是商业活动本身离不开金钱力量的推动。
在商业活动中利用金钱开道是合乎规则的。这里我们没有证据就说评委是拿了好处才消灾放水，因为希望获奖的众多对手也会使用同样的手段，博弈的最终结果只是徒增双方的成本而已，因此这个时候起作用的就应该是金钱以外的力量，图书的选题（相当于产品的市场调查）和谁人挂名（相当于商品的品牌）就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商品的图书，谁的名气大，谁的胜算就大，垃圾图书有名学者支持照样可以畅销，这就是知识颠覆了商业竞争上质优价廉才能够得利的成本规则。在图书商品完成之后，它的特殊性是还需要学界的捧场（相当于商品的广告促销），学术界传统的知识评价体系恰恰在这里就不能起作用。把图书作为商品看待之后，首先，任何评价都有吹捧和广告的嫌疑；其次，商业利益使出版社有权利选择自己需要的专家学者；其三，学术批评为天下公器，不可夹杂私利；商业行为只对公司负责而不必对真理负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就是学术界原有知识的评’价体系无法适宜于商场的原因。由此来看，王曾瑜对图书奖的实质并没有完全看清楚，要空头主编对图书质量负责是把他们当作圣人了，既不符合商业规则与商论道，又不与时俱进强人所难。
对未成年人禁酒的立法价值何在
■ 乔新生
道德性规范的价值不在于通过惩戒保证法律的实施，纠正人们的某种行为；而在于通过法律的提醒，确保人们道德价值观念不至于堕落。
禁止未成年人购买酒类商品，固然是为了保护来成年人的利益，但它在客观上却起到了保护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的效果。从这点来看，遵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不仅仅在于保护未成年，而是保护整个社会公共秩序，保护民族的未来。
我们希望这一具体的法律规范是一片试金石，能够测试国民整体的法律意识，能够区分出每一个公民的道德责任感。如果那样，这部法律规范的存在也就有了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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