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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引《读通鉴论》的几段话，比较明显地反映出王夫之对黄老（道家）、申韩（法家）、孔孟（儒家）诸家治术的看法。孔子、盂子的政治思想以“仁治”为主要内容。黄老之学，是战国、汉初的道家学派，以传说中的皇帝和老子相并，同尊为道家的创始人，推崇“清静无为”的治术。申韩指战国后期的申不害和韩非，他们是当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推崇法治，申不害特别喜好谈君王驭臣之术，所谓“术”，就是循名贵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则综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提出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王统治术，对后世影响很大，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老子和韩非写入同一列传，称申不害、韩非皆“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认为申韩的刑名法术之学同道家的无为而治的学说有一定的联系。
《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记述，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好黄、老，浮屠之学，每引朝士及沙门共谈玄理，雅薄富贵，常有遗世之心”。当时皇太子拓跋宏刚5岁，因为年纪太小，于是就想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叔叔拓跋子推，拓跋子推沉雅仁厚，当时有很高的声誉。可群臣和宗室都不同意，有人甚至说，如果陛下舍弃太子，另立亲王，就要当庭自杀；有的说今后要以死奉戴太子，不知有他。最后，拓跋弘表示：“然则立太子，群公辅之，有何不可？”自然就把皇位传给了拓跋宏，是为北魏孝文帝，拓跋弘自己则去当太上皇了。《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还说，明帝自己没有儿子，就把各亲王怀有身孕的姬妥秘密接到宫中控制起来，若生了男孩，就把生母杀掉，由他自己的宠妃认作儿子。立为太子的刘昱也不是他的亲生儿子，是他的妃子同嬖人李道儿生的，然后他收为养子，当时还年幼。明帝害怕自己的弟弟们篡权，就把他们一一诛杀了。《资治通鉴·宋明帝泰豫元年》又记载，宋明帝在自己病重时，“虑晏驾之后，皇后临朝，江安越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势，必为宰相，门族强盛，或有异图”，便派人把他毒死了。有一次他梦见有人告诉他说：“豫章太守刘愔谋反。”醒来后他就派人把刘愔杀了。
王夫之把北魏献文帝和宋明帝传位于子的方式放在一起评论，这就是前面“原文”引述的第一段。他认为，拓跋弘并不是真想把皇位禅让给叔叔拓跋子推，而是担心自己身后，儿子受制于拓跋子推，江山不稳，故用黄老的诡道诈术，欲取之而先子之，同时也试出群臣是真心拥戴年幼的太子的。在王夫之看来，北魏文献帝虽然做得狡诈，但还是“贤于宋明帝之贼杀兄弟”，就是说，黄老之术“贤于申韩也”。接着，王夫之提出，“黄老”之术的末流为“申韩”之术，前者“机诈”，后者“残忍”，其残忍的例子之一，就是宋明帝“贼杀兄弟”。毛泽东大概是不同意这个论点，认为“申韩未必皆贼杀”，他学的例子，是三国时的曹操、刘备、诸葛亮，一般来说，曹操、诸葛亮是推崇申、韩法术的，可划入法家之列。
《资治通鉴·梁武帝天监元年》所记萧衍篡齐，又别有一番景象。当时。萧衍已有受祥之意，著名文学家沈约和范云都猜到他的意思，先后劝进。沈约说得很白；“今与古异，不可以淳民期物。士大夫攀龙附凤，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儿牧竖皆知齐祚已终。明公当承其运，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然后，萧衍让范云带沈约第二天再来。临别，沈约嘱范云第二天一定等他，结果第二天沈约自己先到萧衍处去了，萧让他起草自己受命登基的诏书，沈约从怀中取出早已写好的诏书和人事安排的名单，萧衍一个字都没有改动。不一会儿，范云从外面进来，还在那里等沈约呢，看见沈约从里面出来，才知他赶在自己前面进去了，便忙问：对我是怎么安排的？沈约举手往左一指．意思是当尚书左仆射，范云于是笑了，说：这才和我希望的一样。王夫之对这样的“干禄”“教利学利”的“俗儒”颇为痛恨，称“俗儒奉章程以希利达”，“若夫坏人心，乱风俗，酿盗贼篡弑危亡之祸者，莫烈于俗儒。”毛泽东是同意这个观点的，所以在批语中进而发挥说，万午个“俗儒”中没有一个“贤者”，“俗儒”不是真儒，乃是“伪者”；相反，他认为：倒是“过去法家之犹讲些真话”，这是俗儒、伪儒所不能比的。
梁武帝萧衍还以骂信佛教而出名。他创三教同源说，认为儒、道来源于佛教，附属于佛教。他早晚到寺庙拜谒，讲演佛经，吃素，还三次出家当和尚，群臣花钱四亿才把他赎回。政治上怂恿宗亲权臣乱来，散骑常侍朱异广纳货赂，欺罔视听，远近忿疾，由于善于阿郑玫较粞艿男湃危赜么锶迥曛谩７锤次蕹５暮蚓芭崖遥桓鼋杩诰褪且宄煲欤涫担礁龆际遣斜┲恕Ｍ醴蛑凇抖镣邸分刑讣傲何涞鄣挠泄厥肥率保岢龇鹄现旰醯牧担坝誊惫闹嘤Α保蛭鹄稀靶榧胖酢保诿挥邪旆ǖ氖焙颍荒芤磺锌俊胺ā崩础岸皆鹛煜隆保庋拍鼙Ｖぷ约撼选白砸荨薄＝崧凼牵骸捌�
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毛泽东读至此，认为，不光信佛老要靠中韩之“法”术来维持，“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看来，申韩的法家治术，在他的心目中，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倡黄老还是尊孔孟，维持政治运作，都离不开申韩的法家体制。
57。采通识之最多者（读地理书籍及地方志）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官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今之学者乡不解此，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其所归，此所谓无系统者也。
──摘自毛泽东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2页）
［解析］
毛泽东喜欢读地理书，从青年时代起就这样。这反映了读书了解知识的方法，表现了他作为军事家、政治家的胸怀，也与他一生喜好游历山川的个性有关。
在长沙定王台省立图书馆自学半年的时间里，他在那里不但可以看到各种新书，也可以阅览北京、上海、长沙出版的各种报纸。图书馆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很大的《世界坤舆大地图》，这对他阅读报纸有很大的便利，看到中外新闻报道中提到的地名，他可以从地图上去找寻，知道这新闻发生在什么地方。联系地图来读书看报，后来也成了他的习惯。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详谈各种学科的学习方法，便特意强调：“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很明显，地理书被他当做治学的根本。
毛泽东青年时代最爱读的地理书，是清代顾祖禹撰写的《读史方舆纪要》这部百万言的大书。此书偏重于军事地理，专论山川险隘，攻守形势，据历史事迹以推断得失成败的原因。这些对他后来的戎马生涯是大有益处的。
建国后，为了读《二十四史》时查找方便，毛泽东还提出编辑一本《中国历史地图集》。据谭其骧回忆，1954年冬，有一天毛泽东和吴晗谈起《资治通鉴》标点本一事，讲到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身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吴晗想起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一朝一册，凡见于诸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全部上图，正符合毛泽东提出的配合读史的需要。因此，吴晗向毛泽东建议在标点《通鉴》的同时，也应把杨守敬编绘的地图子以改造，绘制出版，毛泽东赞许他的意见，改绘“杨图”的工作经吴晗推荐由谭其骧负责。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程，在1982年才开始正式出版，全书共八册，为研究中国史书提供
了一部详尽的地图集。
把历史、风俗、传说同地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书种，便是地方志。
“盛世修志”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中国的传世志书约8700余种，11万余卷，占古籍的百分之十左右。方志可谓是“一方之总览”，一方之“百科全书”，能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毛泽东认为地方志详细记载了地方的山川气候、物产资源、风俗民情之类的情况，是极其重要的书籍。知果掌握了这些情况，就知道了情势，就能打胜仗。因此，无论是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还是在和平年代，他都非常重视地方志书的搜集、阅读，并且能够做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
毛泽东年轻时就熟读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也浏览了不少地方志书。1929年红军打下兴国县城，毛泽东在县图书馆一住下，就开始专心致志地读《兴国县志》。在瑞金时，毛泽东拿到了清代续修的一部八卷集的《瑞金县志》，虽然残缺一卷，但他却如获至宝，挑灯夜读。在长征途中，环境恶劣，饥困劳苦，战斗频繁，毛泽东也不放弃阅读地方志书。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机要秘书黄友凤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一次部队打了大胜仗，夜间宿营时，主席进来问秘书有没有战利品，秘书把前方则送来的香烟递了过去，主席说不是这个，这下秘书不解了。主席看着他笑了，“噢，怪我没讲清楚，我要的是书，比如州志啦、县志啦什么的。”秘书这才明白，主席指的战利品是地方志书。在延安时，他常考核警卫人员，当得悉有人是河南沁阳人时，他说：“你们那里有一条沁水吧。”警卫人员不得不为他的知识而叹服。
因为毛泽东喜欢这些书，所以每到一处，身边人都为他去寻找历史、地方志一类的书籍。以后走的地方多了，地方志搜集得越来越多，为了减轻挑夫的负担，他只得利用战争的间隙抓紧时间阅读，读完就忍痛扔掉。直到解放后仍不忘被扔掉的地方志书，经常提及它。
建国后，毛泽东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提倡在全国编修地方志。他多次外出巡视，每到一地，总要开出一批书单，其中就少不了地方志书。在汕头市，索读《汕头县志》、《潮州府志》，就问有汕头，是否有汕尾？到无锡，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了如指掌，原来他到无锡的当晚就刻览了《无锡县志》。1958年3月，毛泽东首次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下午一到成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志》、《华阳国志》认真阅读。以后又要《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就连《武侯祠志》也读了。还在书上批、画、圈、点。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者。
也是在这次成都会议上，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说：“山西同北京商量，为了解决工农业缺水问题，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雄心壮志。想从内蒙古的清水河县岔河口引黄河水200个流量，100个流量经桑干河流入官厅水库，100个流量流入汾河，科技人员经过勘查，已提出了初步设想。”
毛泽东表示同意。然后说“我们不能只骂黄河百害，要改造它，利用它。其实黄河很有用，是一条天生的引水渠。”他还谈笑风生地说：“你们的设想算什么雄心壮志！不过是继承古人的遗志而已。你们查查班固《汉书·沟洫志》，汉武帝时就有一个人建议从包头附近引黄河水经过北京，东注之海。”
毛泽东同志说，“可以设想，引用黄河水，把桑干河修成一条运河；也可以设想，把山西的汾河也变成运河；还可以设想，用黄河水在内蒙古改造沙漠，那才叫雄心壮志。”（陶鲁笳《我记忆中的毛泽东》，《缅怀毛泽东》下册）
毛泽东说的汉武帝时有人建议引黄河水经过北京，东注入海，在《汉书》里确有记载。原文是：“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东南下也。可按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岭，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元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传输，胡寇侵盗，覆军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者，以其水绝壤断也。此功一成，万世大利。”
在和毛泽东谈话中，陶鲁笳还说：“我们也设想过，引黄入汾，使汾河不但可以保证太原的用水，而且可以有灌溉之利，舟缉之便。”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道：“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陶鲁笳摇摇头说，“不知道”。毛泽东便说：“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在越南打了大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地方起名为闻喜。汉武帝那时就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
毛泽东说的闻喜县的来历，《汉书》里也有记载。原文是：“汉武帝元鼎六年，行东，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闻越南破，以为闻喜县。”
这两处谈话，说明毛泽东读史之细，对历史地理的记载记忆之深。
1959年6月30日清晨，毛泽东上庐山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稍事休息后就要借《庐山志》读。工作人员借来了民国时期吴宗慈修的《庐山志》，毛泽东看了目录后又要求把吴宗慈编的《庐山志续志稿》也借来。看完后对工作人员侃侃而谈：庐山的山名由来，众说不一。有人说是周文王时由匡俗兄弟在山中结庐而居，周文王去访，只见空空草庐一座。又有人说是周成烈王去访，人去庐存。这两者传说相隔数千年，后人以讹传讹，我们现在就不能这样办，对历史的态度要严肃，不能含糊嘛，转身对周小舟等说：你们是秀才，请你们查一查，研究一下。这部续志很好，对现代历史有参考价值，蒋介石的庐山谈话都记录下来了，当时梁实秋有意迟到，名单最后是梁实秋，此人在会后两天迟迟登山，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也有爱国的一面，在学术上有才华，对人要一分为二嘛！我欢迎他进步的一面。接着，他又讲了一个典故。说是历史上朱嘉到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当地属官们轿前迎接，他下轿开口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这就是“下轿伊始问志书”的传说，至今广为流传。
毛泽东读志书如此认真仔细，以至有时他了解的地方人文情况甚至比那些长期在地方工作的干部还多。他曾问长期在江西工作的一位同志，说江西铅山有个费丞相墓，可以查《铅山县志》。后果然在书上找到了，他讲的和县志记载的一字不差。
毛泽东读地理书，读其他书籍也结合地理的习惯，其实就是把地理与人文两个方面融合在一起，从而对学得的知识，记得牢，用得活，常常有漫天挥洒的气象。这里举三个例子。
从建国到1965年，毛泽东七到徐州，平均每两年一次。徐州古称彭城，“其山嵯峨，其士颖多”．为楚汉相争之场，南北场屯戍之所。后来也是遗台故垒，掩翳棒莽，风物犹昔。熟续经史的毛泽东对其风物人情，无疑有着深刻了解和浓厚兴趣。在徐州他曾问及“沛县还有刘邦的什么遗址”，并提议去沛县看看。他还饶有兴趣他讲述过韩信点将台、黄楼、戏马台、苏东坡、
燕子楼等历史故事和景观的来历。对燕子楼的来龙去脉讲得尤为详细。燕子楼是唐代开元年间礼部尚书、节度使张建封之子张焙所建。张焙袭父职，驻节徐州，结识名歌伎关盼盼。关盼盼歌舞双绝，尤工诗文。张焙收她为妄。张死后归葬洛阳，关独居小楼不出。小楼多燕子，故名“燕子楼”。诗人白居易来徐州，为关写了一首诗：“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
1963年5月，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的一次讲话中，谈到抓工作要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毛泽东随即一路发挥：就是要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这是一本写妙庄五女儿的小册子的开头两句。比如看戏，看《黄鹤楼》，就不想《白门楼》之类的戏，只看我的同乡黄盖。黄盖是零陵人，周濂溪是道县人，是宋代的理学大师，二程是他的学生，来熹就是这个系统，是唯心主义。至于张载是陕西人，那是另一个系统，是唯物主义。柳宗元从30岁到40岁有10年都在永州（即今零陵），他的山水散文，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