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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薄一波、谷牧、余秋里等谈到三线工程建设时，偶尔提到白帝城，接着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叫白帝城吗？公孙述称帝，死于成都，葬在白帝城。为什么叫白帝城？因为西方称白。
58。用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读李健侯《永昌演义》）
［原文］
李自成本一走卒耳，崛起草泽，战必胜，攻必克，十余年间覆明社稷，南面而王天下。虽其运祚不长，兴亡转瞬，而其雄才大略，殊足以远继汉、明，以视魏、晋、六朝之窃弄权炳、要挟国君、狐媚以取天下者，其贤不肖之相去为何如哉？况其人不贪财，不好色，光明磊落，有古豪杰风，（余）检集正杂各史、稗官笔记以及各州县志乘、私家抄本，旁采乡里间巷父老之传闻，存其可证之事，弃其不经之谈，从事编辑，凡四易寒暑而稿成，名曰《永昌演义》。出以质于人，客有谓余者曰：“自成，流寇也，君何故而表扬之？”余曰：“每当更姓易代之时，必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争地争城，杀人盈野。当此之时，孰为圣明？孰为盗贼？虽有智者不能辩也。一旦胜负既分，河山统一，其败者则身死人手，为天下笑；其成者则创业垂统，子孙帝王，虽有残暴不仁之行，史不敢书，人不敢言，数传之后，谁复知之？故自其成者而论之，则盗贼亦圣明矣；自其败者而观之，虽圣明亦盗贼矣！此千古英雄所为同声一哭者也。
——摘自李健侯《永昌演义·自序》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故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超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敬颂大安！毛泽东四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1944年4月29日致李鼎铭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O—231页）［解析］
《永昌演义》是描写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事迹的历史章回小说。“永昌”是李自成自立为帝时的年号。作者李健侯，陕北米脂县人，和李自成是同乡。其父为清末进士，在四川和绥德做过州官，李健侯自幼长期随父衙侍读，父死后曾游河北、山西各省，后回来脂在县志局（又称文献委员会）供职，同李鼎铭是同事。在此期间，“窃叹吾乡有此不世出之伟人，而竟听其事湮没，莫得搜考而表彰之，时时引以为憾。”（《永昌演义·自序》）于是潜心收集各种材料，于1926年着手写作《永昌演义》。稿成后又示之于杜斌丞等人，听取意见，其后又六易其稿，于1930年12月定稿，但一直没有出版。小说共40回，34．8万字，作者对李自成的崇敬之情在“自序”中说得很明白，但小说虽然把李自成作为正面形象来描写和颂扬，而从语言、结构到主题，却未从根本上跳出古典历史小说的窠臼。譬如，第一回的回目便叫做“陈祖师偈语征先兆，李守忠善念获佳城”。开篇起笔，仍然是，“话说天下大势，治久则乱，乱久复合。方其治也，则有圣明君相，应景运而生；及其乱世，则有草泽英雄，应劫运而出——此皆天地气数之所推移。”作者对李自成的兴起、失败，明朝的覆灭以及一些与此相关的历史人物作过一番考据，但在其铺叙、描写和议论过程中，仍难超出旧的历史观的局限，带有明显的宿命论色彩，只得以“成则为王败则寇”来叹惜李自成的命运。
1944年，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先生（也是米脂人）将《永昌演义》转呈给毛泽东阅评，毛泽东很重视这部小说，特意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并于1944年4月29日给李鼎铭写了上引那封信谈了自己的观点。
李自成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一位农民起义领袖：早在1926年6月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程时，毛泽东便明确指出“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1938年关于保卫工作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谈起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又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好了，但李自成本人始终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因此，在读了《永昌演义》后，毛泽东不同意作者只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却贬抑其整个农民起义运动的观点，建议作者用“新历史观点”修改此书。这里所说的“新历史观点”，就是“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这也是毛泽东的一贯观点。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就明确提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从这个观点来看，就不能把起义领袖的个人品德与起义事件的阶级斗争意义割裂开来，把李自成单单写成品德方面的英雄。《永昌演义》所缺乏的，就是没有挖掘出李自成起义事件所蕴含的推动历史进步的意义。
毛泽东的信由李鼎铭转给李健侯不久，李健侯应邀来到延安，毛泽东热情接待了他，奖励给他200元边币，还当了边区参议员。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又建议李健侯任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同时修改《永昌演义》。李尚未完成修改工作，便于1950年病故。后来姚雪垠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时，曾带人到来脂抄《永昌演义》，这对他的创作无疑有所帮助。姚雪垠说他的“创作意图”是通过李自成起义“写出明、清之际的阶级斗争，写出我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一般规律。”（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369页，1979年版）该书于1963年出版第1卷，作者即给毛泽东寄呈了一部。毛泽东读了这部小说。在1966年8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他对列席参加会议的王任重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1973年作者写完了第2卷，为能够尽快出版，他于1975年10月，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全书的写作计划和进程，特别谈到，“愈往后反映的社会生活愈广阔，阶级斗争愈深刻复杂”。毛泽东收阅此信后，在信上作了批示，同意作者按照自己的计划写作，并指示帮助他解决写作和出版中遇到的困难。在“文化革命”那样的年代，毛泽东再度支持《李自成》的创作，无疑是同意并倡导作者表达的创作思想和作品的主题内容，或者说，从中看出了他1944年读《永昌演义》后提出的修改思路。
1984年，《永昌演义》在作了必要的点注后，也由新华出版社印行出版，与广大读者见了面。
59。当作整风文件看待（读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原文］
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问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时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
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四月十九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皇而去，仓皇而败，仓皇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260年问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
——摘自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沫菲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上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毛泽东1944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1—242页）
［解析］
《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简称《甲申》）是郭沫若为纪念明末农民起义三百周年而写的、连载于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19日至22日副刊上面，约1．9万字。该文勾勒了明末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明朝灭亡的历史必然性，着重分析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几起几落，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最后又陷于失败的过程和原因。《甲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3O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新史家，还只偏于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怎样科学地估价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唯物史观中极端重要的问题，在当时的史学界并未解决。到40年代初，在研究实践中解决这一问题便显得越发重要了。两种历史观的争论，焦点便集中在如何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特别是明末农民起义。当时重庆进步史学家零星发表过这方面的研究文章，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龟甲申》。它推翻了明末清初以来特别为国民党御用史家大肆宣扬的“李自成万年流寇，崇祯帝旷代明君”的观点，歌颂李自成领导的是“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开创性地阐述了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唯物史观。《甲申》的另一特色，是叙述了义军攻入北京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的情形，总结了其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阐明一条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社会集团，在胜利的情况下要防止骄傲，同时也指出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即使成功，“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的历史必然性。
《甲申》因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战斗性，一问世，便引起了文化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新华日报》连载的第一天，便配合发表了署名“宗顾”的《三百年前》一文，对研究明末历史的现实意义作了说明：“这段历史虽是整三百年前的事，但特别因为现在我们正挣脱出一次新的亡国危机，回味起来，是更能感受到新鲜的意义的。何况至今，许多无耻的汉奸所干的正是当年的洪承畴、吴三桂的勾当，而因为受了传统历史书的束缚，还有人把明末的农民起义目为寇贼，反把卖国求荣的洪承畴当做贤哲，那么，把这段三百年前的历史弄弄清楚就更是有意义的事了。”紧接着，《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又相继发表一些文章，介绍明末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动，以为呼应。3月24日，《甲申》连载完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日报》便发表由陶希圣执笔的社论《纠正一种思想》，说“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这便是最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代表的思想”，表示“不能姑息和放松这种反常的思想，听其谬种流传”。同时继续歪曲明末历史说：以李自成为首领的“流寇”，“于外患方亟之时，颠覆了明朝，其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就是260年的亡国局面”。4月21日，托派叶青发表《郭沫若（甲申三百牟祭）平议》长文，径直攻击道：“因为郭沫若底文章及随之而有的文章，皆刊于《新华日报》。这个报是共产党的机关报，其刊出许多文章，绝非偶然。它是由于共产党底宣传政策而来。共产党是反对政府，夺取政权的。”这样，对待《甲申》的不同态度，事实上演变为一场政治思想斗争，正如郭沫若在1947年将《甲申》收入论文集《历史人物》交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写的序言中所说：“《甲申三百年祭》是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的一篇文章。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这明明是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
在延安，对《甲申》的评价却是另一番景象。毛泽东从《新华日报》上读到该文，立即看出它关于李自成功败垂成教训的叙述，在历史转折关头对中共全党的教育意义。4月18、19两天，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甲申》，并在编者按语中称它“科学地解说了历史”，指出国民党御用文人对《甲申》的“围剿”，不过是“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5月，延安新华书店总店又出版了《甲申》单行本。5月20日，即《甲申》发表后两个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第一部所作的讲演中，明确把《甲申》列为学习材料。他说：“我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党员干部认真学习《甲申》，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8月下旬，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给重庆的郭沫若带去《甲申》和《屈原》（郭著历史剧）的单行本。郭沫若收到后当即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一致函，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上引毛泽东论及《甲申》的信便是对郭沫若的回复。
毛泽东高度评价《甲申》，具有强烈的现实考虑，《甲申》发表的1944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处于胜利的前夕，在《学习与时局》中，毛泽东便提出了加强城市工作，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在即将来到的胜利面前，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的考验。而经过7年抗战，确实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希望早日获得胜利以松一口气的思想苗头和厌战情绪。
《甲申》所述李自成起义军进北京后，若干首领生活腐化，不注意巩固边防、不讲究政策和策略、脱离群众、忘记潜在的危险等等，对将面临进城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敲起了警钟，起到了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当时时局急剧变化，形势错综复杂，措置稍一失当，就会影响全局，所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自己的心情是：“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正基子此，他说郭沫若的史论、史剧（如《屈原》）“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同时又提议郭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