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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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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立场和方法。这两条,也是毛泽东多次强调的,而且在他看来,即使从古代史的研究来说,由今而古也是一种好方法。在1956年8月24日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就说:“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范文澜的文章说,研究现代史、近代史“最有现实意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最有现实意义就是有“用”。作为政治家、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从来主张“古为今用”,研究历史应该为现实服务。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还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
  此外,从中国的史学传统来看,确是贯穿了一条“厚今薄古”的线索。写史,从来是为了借古鉴今,范文澜在文章中所举,为其要者。毛泽东熟悉历史,对范的文章所谈到的司马迁等几个史学家,自是欣然共鸣的。同时,他还提到了秦始皇,这大概不是从史学角度立论了,而是从政治家对待古今关系的态度所作的发挥了。 
64。这个案要翻(读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说到曹操》)
  [原文]
  在我看来,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
  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三国志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不是没有看过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他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坏,那样愚蠢无能,但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他不仅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着三国的历史。应该说,《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对待曹操的问题上是发挥了他的强烈的政治性。
  ——摘自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说到曹操》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毛泽东还谈到翦伯赞关于曹操的一篇文章,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
  ——摘自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1959年,文学、史学界曾在报刊上展开一场影响很大的关于替曹操恢复名誉的讨论。
  这场讨论是由郭沫若发表在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上的《谈蔡文姬的》一文引起的。这篇文章主要是论证蔡文姬是《胡笳十八拍》的真正作者,从而谈到是曹操把蔡文姬拯救出来的,进而评价曹操的“伟大”之处,说他“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费了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把汉末崩溃了的社会基本上重新秩序化了”,“他在文化上更在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了建安文学的高潮”。所以,“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民族英雄”。该文发表后,引起人们的兴趣,读者关于曹操的评价也是议论纷纷。2月19日,《光明日报》又发表翦位赞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说“希望对曹操感到兴趣的同志们,都来参加对于这一历史人物的讨论”。为此,《光明日报》的“史学”专刊还专门印上“关于如何评价曹操的讨论”的刊头。《人民日报》和上海、广州等地的报刊也发表讨论文章。讨论中,多数人同意郭沫若、翦伯赞的观点。
  曹操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个妇孺皆知的人物。建国后和当时讨论中基本上是否定曹操的观点,主要是他参加镇压黄巾农民起义军,残忍嗜杀等等。全盘否定的人甚至提出,曹操是“东汉末年的大军阀之一”,“对黄巾起义军多次镇压”,有“独霸中国的野心”和“镇压和屠杀人民的反动性”。从历史上看,特别是在一般大众的心目中,曹操形象的定位,确实与《三国演义》的描绘和有关戏曲的流传有关,政治上,他被描绘成奸相汉贼,特别是在人品道德上,“宁可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的名言,更使人们难以接受。所以,主张为曹操翻案的论者,大都要提到《三国演义》。除前面引了的翦伯赞的文章中对《三国演义》的批评外,郭沫若的文章也说到:“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相,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曹操一向是毛泽东评价较高的少数几个封建帝王之一。他读《三国志》中涉及曹操的史实写的批注,所持的大多也是肯定观点,并且很同意鲁迅说的曹操至少是个英雄的提法。因此,他关注1959年的这场讨论,并同意郭沫若、翦伯赞的观点,也就不是偶然的了。的确,感情的、道德的评价,当然不能代替历史的评价。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包括历史上多有贬词的商纣王、秦始皇、朱元璋等,他多是看他在历史上有没有起到进步的作用。50年代在北戴河,他还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敢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61页)。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对曹操的评价都很高。1975年,他对为他读书的芦荻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
  那么,曹操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为什么会被人们贬斥成反面人物了。郭沫若和翦伯赞都注意到宋以后的封建正统的历史观,以及根据这一历史观写成的《三国演义》对人们的影响。对这个思路,毛泽东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我们知道,明君臣之分,严华夷之辨,是古代文人难以逾越的历史道统观。描写汉末至西晋从乱到治的这一历史过程的《三国演义》,必不可免地遇到和表现了皇权正统观念,所以,作者罗贯中以蜀汉为正统,抑曹扬刘。那么,除了继承传统观点以外,有没有现实方面的原因呢?毛泽东把南宋力倡封建道统的朱熹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继承朱熹观点的罗贯中所处的明代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考察,指出了两个时代在异族边患问题上相同之处,这个看法,便进了一步。 
65。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读高二适《的真伪驳议》和郭沫若《的商讨》等)
  [原文]
  顷见《光明日报》连载郭沫若先生《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的真伪》一文。文章的内容,画为七大段,郭先生的立论要旨:在其文(三)“由墓志说到书法”。大抵概括于南京附近出土的东晋墓石拓片,与王羲之所写《兰亭序》年代是相与上下的。由于墓石上的书体,与《兰亭序》笔迹迥殊,于是《兰亭序》的可靠性的问题,便不能不重新提出了。又其文(五)到(六)揭题以《兰亭序》为依托,郭先生更斩钉截铁的批判了这篇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了。”惟兹事体大;而问题又相当的繁复。今日而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倒真是使人们能够“惊心动魄”的。二适无似。谨以浅陋之资;怀战栗之思。俾掇芜言,创为驳议如左:
  ——摘自商二适《的真伪驳议》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特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18日致章士钊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2页)
  郭老: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毛泽东1965年7月18日致郭沫若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4页)
  [解析]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临河序》、《禊序》,《禊帖》,是我国书法史上影响深远的书法帖。相传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3月3日,书法家王羲之与当时名士41人聚会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会上各人作诗,由王羲之作序。序中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者的欢娱之情。法帖相传之本,曾被唐太宗李世民断定为真迹、后世历代帝王重臣都大力宣传。但也不断有人提出疑议,谈其真伪。因此,《兰亭序帖》的真伪,始终是书法史上的一桩公案。
  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的真伪》一文,2万余字,写于1965年3月。文章据当时在南京附近出土的《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以及《颜刘氏墓志》提出:“王羲之和王兴之是兄弟辈,他和谢尚、谢安也是亲密的朋友,而《兰亭序》写作于‘永和九年’,后于王兴之妇宋和之之死仅5年,后于颜刘氏之死仅8年,而文字的体段却相隔天渊。《兰亭序》的笔法,和唐以后的楷法是一致的,把两汉以来的隶书笔意失掉了。”再加上其他论据,郭沫若认为,《兰亭序》这一著名书帖并不出自王羲之之手。文章还进而考辨了《兰亭序》这篇文章的真伪,提出: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未收入《兰亭序》这篇写得很好的文章,就令人怀疑当时是不是有这篇文章。又据清朝末年广东顺德人李文田的考证,说明王羲之也没有写过《兰亭序》一文,目前传世的《兰亭序》是在王羲之作的《临河序》基础上加以修改、移易、扩大而成。这样,郭沫若的结论便是:世传王关之《兰亭序》的书帖和文章,都是后人伪托的。
  郭沫若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65年6月10日至11日的《光明日报》和同年第六期《文物》杂志上面。发表后,反响较大。当时任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的高二适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写了篇《的真伪驳议》,也举出若干论据和考证,认为郭沫若提出的“《兰亭序》伪托说”是“站不住脚的”。全文1万余字,作者是位老先生,用字造句也是半文半白。
  或许是郭沫若的名声太大,高二适的驳议文章并没有立刻发表出来。当时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红旗》杂志社总编陈伯达,也都看到了高二适文章的原稿。高二适乃章士钊文友,其文章写成后,曾寄给章士钊看过。经章士钊指点,又加修改,又于7月14日寄给章氏。高二适还寄给章士钊一信,说:“窃吾国书法自东晋迄今,端在正草诸体。帖学如废,后生将如何取法耶(元明人工书,清代无佳翰札,可信帖学不兴)。鄙稿倘邀我主席毛公评鉴,得以公表,亦当今至要之图也(个人报国之忱在此)。”
  7月16日,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信,介绍高二适情况,并推荐高的文章,希望能发表。据穆欣《办十年自述》披露,章士钊在信中说:
  润公主席座右。兹有读者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按硕书字出《柳集》)。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功力,兴酣时并窥得我□公笔意,想公将自浏览而喜。此钊三十年前论文小友,入此岁来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可重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矣,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昔,此于章革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志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下文治昌明之效,钊乃
  敢冒严威,遂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予处理,
  感逾身受。耑此藉叩
  政绥
  章士钊
  七月十六日
  章士钊把高二适的驳议文章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是认真读了的,并概括了高的重要观点。在1965年7月6日致章士钊的信中表示,“争论应该是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同一天,又致信郭沫若,劝道:“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同时还把高二适的文章及他答复章士钊的信,一并寄给了郭沫若。
  郭沫若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发表高二适的文章,同时还找当时的《光明日报》负责人穆欣等前去商谈,建议该报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报上组织这场讨论。
  高二适的驳议文章很快发表在7月23日的《光明日报》上面。据当时担任《光明日报》总编的穆欣在《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一书中记载:8月12日,郭沫若又写了与高二适进行讨论的文稿《(驳议)的商讨》送交报社。8月17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部队干部时,又向康生问起郭沫若和高二适的讨论情况。康生当天写信给郭沫若说:“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样了?能不能打赢?’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我回答说,可以打赢。当然这些头脑顽固的人要改变他们的宗教迷信是难的。然后我又将您的两篇文章的大意简要地告诉了他,又将找到的孙星衍的材料也告诉了他。他说如果确实,倒是有用的。最后我说等郭老文章改好,可以送给主席看看。看样子,他是愿意看的。”郭沫若读这封信后,当天把自己写的《(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篇文章的清样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很快看完了清样。8月20日,在退回清样时写信给郭沫若说:“八月十七日信及两篇文章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在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毛泽东在清样上改正了一些错排的字,有的地方还做了批注。《(驳议)的商讨》一文中,讲到“《世说》作者临川王义庆”。临川王是该书作者刘义庆的封号,在清样上,后面有一处出现“王义庆”的字句,毛泽东读至此,在一旁批注:“《世说》作者是刘宋大贵族刘义庆,他是刘裕的中弟刘道怜的第二个儿子,过继到刘裕的小弟刘道规为嗣。刘道规有武功,死后追封临川王。刘义庆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史称他‘爱好文义’,有著述,招引一批文士,以为篆属,其中有鲍照那样有名的人。以上均见刘宋《宋书》宗室传(《刘道怜》、《刘道规》两传)。《世说》一书大概是鲍照等人帮他集录的。但《宋书》却未说到刘著《世说》。一九六二年重印《世说新语序》载明‘南朝宋刘义庆撰’,老本子《辞海》亦如此说。请查核。”毛泽东信中说的“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就是指这段批注。
  8月21日,郭沫若的《(驳议)的商讨》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场关于《兰亭序帖》真伪问题的讨论,就从《光明日报》开始,逐渐在一些报刊展开,持续达六七个月。文物出版社编辑部于1973年,曾将这次讨论中郭沫若以及与之观点一致的文章,连同与郭沫若观点相对立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汇编为《兰亭论辩》一书。编者在《出版说明》中说,通过这些文章可以了解到这次争论的梗概及其实,“这对于我国书体史、书法史以及文字发展史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意义,特别是在鉴定书法问题上,乃至在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广袤领域中,如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将会有所启发。”
  应该说,这场讨论在“文化革命”前夕浓烈的意识形态批判背景下,保持了较好的学术气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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