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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启发。”
应该说，这场讨论在“文化革命”前夕浓烈的意识形态批判背景下，保持了较好的学术气氛，是非常难得的。在当时，恐怕一般人，包括参加讨论的一些人，都不会想到，这场讨论虽起因于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上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发端于高二适的《的真伪驳议》，却成就于毛泽东1965年7月18日的两封信。这当中，毛泽东的老朋友章士钊自也起了重要作用。
从毛泽东阅读和建议发表高二适的《的真伪驳议》一文，和阅读乃至批注郭沫若的《（驳议）的商讨》一文的过程中，不仅看出他阅读的范围很广，也说明他在提倡学术争鸣这个问题上的一贯主张。
66。地主阶级对农民有让步政策吗（读孙达人《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
［原文］
伟大的农民战争冲破了封建罗网，根本改变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才使农民获得了自由。相反，在农民战争失败之后，封建政权的“让步政策”，实质上恰恰就是剥夺农民所获得的这种
自由，重新束缚农民。
敌对阶级之间的利益是你死我活、针锋相对的。封建地主阶级对待农民，决不会有什么“让步政策”。封建政权究竟采取什么样性质的政策，不是取决于革命压力，而是取决于地主阶级当时的阶级利益，也即取决于地主阶级的本性。
——摘自孙达人《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现在出了小将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那（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孙达人的文章只讲古代，不讲近代；看了近代史，这个问题就更明白了。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是“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这时得到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慈禧和皇帝逃跑了。以后慈禧就搞“扶洋灭团”。研究一下近代史，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地主阶级对农民没有什么“让步政策”，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就要实行“轻役薄赋”政策，那时人民很苦，没有多少东西好拿。“轻役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最有利。
——摘自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见穆欣《办十年自述》第256—25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解析］
史学界所谓的“让步政策”论，最旱是剪伯赞在1951年发表的《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中提出来的。他说：“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因而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农民暴动或农民战争，可以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里程碑。”这篇文章是在读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后写的。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翦伯赞的文章，意在对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作进一步的发挥，即：农民战争之后，是怎样使生产力向前发展起来的，他论述的角度，就是统治者的让步。1961年，翦伯赞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中，对这个问题又有所补充和修正。他说：封建统治阶级“并不是对每一次农民战争都让步，他们对于那些小的局部的农民战争是不会让步的。让不让，让多少，这要决定于阶级对抗的形势，决定于农民战争带来的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变化。”他主编的影响较大的《中国史纲要》也有相近的论述。对他的观点，史学界有不少人是赞同的。有的甚至概括为：“革命斗争——被迫让步，再斗争——再让步”是农民战争起推动作用的一条规律。
到六十年代中期，一些人认为，用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不能概括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当时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助教的孙达人，在1965年9月22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上发表的《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一文，这是不同意翦伯赞观点的一个代表，由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样，1965年下半年，史学界就发生关于“让步政策”的争论。讨论文章大都发表在《光明日报》上面。起初，讨论还是在学术范围内进行的。到12月初，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便不点名他说翦伯赞的观点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是“现实阶级斗争在史学界的反映”，翦伯赞是“近几年来史学领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尖锐斗争中资产阶级一方的代表人物”。这样，关于让步政策的讨论就带有了政治批判的味道。
一向爱看《光明日报》的毛泽东，自然注意到这场讨论。上面引述的就是1965年12月21日他在杭州的谈话。谈话中不仅涉及孙达人的文章，也说到成本禹的文章。从上面引用的谈话内容来看，毛泽东讲孙达人的文章，主要还是从学术角度立论的。其中有三点很重要。一是他赞成孙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反动阶级不仅不会让步，而且常常是“反攻倒算的”，这是符合他在“文化革命”前的思想基调的。一是怎样看“让步政策”论的重要论据——“轻摇薄赋”，在毛泽东看来，新王朝往往是在一场大动乱之后建立起来的，这时候，社会生产已经遭受严重破坏，人民艰苦，统治者无法从人民身上刮取更多的东西，是不得不“轻徭薄赋”，这样做对自己才有利，这不能算是“让步”。再一点，他对孙的文章也有不满足的地方，即没有从近代史的角度展开这方面的论述。于是，他举了近代史上义和团的例子。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穆欣《办十年自述》第257页）这样，成本禹对翦伯赞的批判就更来劲了。1966年，他在《红旗》杂志第4期上发表与人合写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说翦伯赞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相对抗。”
三、文学篇
1。心里没气，他写诗（读《诗经》）
［原文］
坎坎伐檀兮，
寘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涟猗。
不稼不穑，
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
胡瞻尔庭有悬兀猓�
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
——摘自《诗经·魏风·伐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兀猓俊薄氨司淤猓凰夭唾猓 薄笆凰夭汀本褪谴诱饫锢吹摹Ｕ馐窃固欤炊酝持握叩氖？追蜃右蚕嗟泵裰鳎信蛋氖彩铡Ｖ祆渥⑽贾Ｆ涫涤械氖牵械牟皇牵墙枘信淳肌�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
［解析］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时称为《诗》或《诗三百》，到汉代被朝廷正式奉为经典，始称《诗经》。其作品来源一是朝廷派“行人”到民间“采诗”得来，二是公卿士大夫的“献诗”。通过上述途径得来的作品经周王朝乐师删削、整理、加工，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编定。相传曾由孔子编选删定。《诗经》中的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后只剩下歌词，即成为现在所见的一部诗集。其作者绝大部分不可考。《诗经》中的作品按音乐上的不同特点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又分为15“国风”，共160篇，大多数是民歌，是《诗经》中最富于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部分。“雅”是西周王畿地区的正声雅乐，又分“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又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
《诗经》特别是《国风》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周初到春秋中叶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其内容非常广泛。其中有反映人民劳动生活和当时农业生产的作品，如《苤苢》、《十亩之间》，《七月》、《大田》、《良耜》等；有表达人民反抗剥削压迫情绪的作品，如《伐檀》、《硕鼠》等；有反映繁重的兵役谣役给人民造成沉重痛苦的作品，如《东山》、《击鼓》、《鸨羽》、《伯兮》、《君子于役》等；有揭露统治者无耻丑行的讽刺作品，如《相鼠》、《新台》、《墙有茨》、《南山》、《株林》等。而其中反映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的作品数量最多，也最富于精彩。有的表现热恋的欢乐和相思的痛苦，如《静女》、《漆洧》、《采葛》、《蒹葭》等；有的表现受礼教束缚的痛苦和争取自由婚姻的斗争精神，如《将仲子》、《柏舟》等；有的表现妇女被遗弃的痛苦，如《氓》、《谷风》等。
《诗经》作为儒家传统的“五经”之一，也是毛泽东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的启蒙读物。后来到长沙就学，《诗经》也是他喜欢阅读的古典文学作品。
1913年写的《讲堂录》笔记里，便有这样的句子：“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幽风》陈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评衣食二字。”《幽风》即《诗经·国风》之一，包括《七月》，《鸱鸮》等七篇。
1915年秋天，毛泽东向长沙各重要学校发出200余字的《征友启事》，其结尾处所引用的便是《诗经·小雅·伐木》中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两句诗。
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信中说：“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里引的是《诗经·小雅·蓼莪》里的句子。
到晚年，《诗经》仍是毛泽东喜欢阅读的作品之一。1965年9月15日，他便批示工作人员替他找一本《诗经》，并说明要大字本的。同年夏天去北戴河开会时，毛泽东听说在专列上当服务员的姚淑贤，来不及同自己的男朋友道别便赶来了，就用铅笔在一张16开的白纸上写了《诗经·邶风·静女》中的四句诗送给她，这四句诗是：“静女其妹，俟我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又对姚说：你把我写的这个东西拿回去交给他，再把失约的原因讲给他听。这个手迹，现在还珍藏在姚淑贤那里。
毛泽东不仅读《诗经》原作，还十分留心历代注家对原作的训解分析。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的那封谈形象思维的信中，信首引用的：赋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便分别出自朱熹《诗集传》里对《周南》中《葛覃》、《螽斯》、《关雎》这三篇作品所作的注。
毛泽东对《诗经》特别是其中的“国风”部分，评价是很高的。前面所引述的一段话出自毛泽东1964年8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从中可看出三点：
（一）毛泽东很看重《诗经》里反映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作品，并一再强调这些是“老百姓”的民歌。
（二）关于诗歌作者的创作动因和思想倾向。孔子评诗三百，说“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认为这些诗作“怨而不怒”，温柔敦厚，既有美刺之效，又合圣教礼仪。这大概是孔子编辑并推崇《诗经》的初衷和标准。司马迁则不作如是观。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认为，《诗经》作者的创作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作诗明志，抒愤言情，以通其道。故“《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毛泽东明显赞同司马迁的说法，用“心里没有气，他写诗？”来发挥司马迁的“发愤”说。这就把“诗言志”的含义引向怨天泄愤，把“思无邪”的怨而不怒引向“反对统治者”。
（三）《诗经》中有不少男女欢爱之作，毛泽东试图不以文害辞，以辞害志，力求从大量比兴形象中切入其实质内容：借男女写君臣。至于《诗经》中的男女之作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特殊指意，在批评史上的看法并不一致。朱熹便基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立场，视为淫奔之词，评价不高。他在《诗集传·序》里还说：“国风”15章中只有“周南”、“召南”两章，“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故“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其余13章，则使“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毛泽东是不同意这种评价的。
关于历代注家对《诗经》的解释，毛泽东在1973年7月17日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时，曾说过这样的话：《诗经》，是2000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这或许就是“诗无达诂”的意思吧！
2。我们也会感动上帝（读《列子·汤问》）
［原文］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匿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摘自《列子·汤问》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摘自毛泽东1945年6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愚公移山》（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102页）
［解析］
《列子》，相传为战国时列御寇撰。其生卒年月不可考，大约比庄子早些。在《庄子》中多次称道列子，还专有《列御寇》一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篇，早佚。今本《列子》八篇，从思想内容和语言的使用来看，可能是晋人的作品。这八篇为：《天瑞》、《黄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说符》，共计134则。列子的学说近于庄周，大部分属于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愚公移山”即为《汤问》中的一则。该书中的“儿童辨日”、“歧路亡羊”、“纪昌学射”等寓言，都颇有教育意义。
对《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这则寓言，毛泽东非常熟悉。仅据有文字可查的记录来看，1938年、1939年在“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的讲演中，毛泽东不下五次讲述了愚公移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