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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有关文艺美学的批语中，有一段话需要特别说明一下。
泡尔生在书中谈到，“美学也，伦理学也，皆无创造之力，其职分在防沮美及道德之溢出畛域；故为限制者，而非发生者。美及道德之实现，初不待美学、伦理学规则之入其意识中，或为其注意之中心点，不宁惟是，人苟以美学抡理学之规则入其意识，或为其注意之中心点，则往往转为实现其美与道德之障碍。人之作书，泥于字书之规则，则反易致误。”
毛泽东读此的批语是：
吾极主此说。美学未成立以前，早已有美。伦理学未成立以前，早已人人有道德，人人皆得其正鹊矣，种种著述皆不过钩画其实际之情状，叙述其自然之条理。无论何种之书，皆是述而不作。吾人之心灵本之自然，其范围有限，安能有一毫之创作！吾人之心灵限于观念，观念限于现象，现象限于实体。吾人之心灵有变化而已，安能丝毫之创作哉？！
粗粗看去，这条批语似乎与前述艺术属于主观世界的表现和天才人物的创造相矛盾，特别是其中“种种著述皆不过钩画其实际之情状”一语，被一些论者引用来说明青年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艺观点。但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段批语不仅不与青年毛泽东的上述观点相违背，而且是更深入的发挥。
首先，此段批语与以上批语所论述的对象范围不同。以上所述是就文化艺术创作以及整个文化艺术实践活动而言，属于情感、意志的作用和实现方式。这段批语是就科学的文艺美学理论而言，属于对文化艺术创作和实践活动的规律的总结和把握。毛泽东说美先于美学而存在，说是说人们的文艺创作等审美活动实践先于总结这一实践规律的文艺美学而存在，由于人们在创作中已经得其“正鹄”，体现了文艺的本质特性，因此关于文艺活动的“著述”只能是“钩画其实际之情状”。
其次，人们著述立说，总结文艺活动的经验规律，依据什么来“述”呢？泡尔生依据康德派的观点，认为只能运用先验的知性原理和直观形式来规范和支配感性材料，却不能超越先验的认识框架。毛泽东说的“述而不作”，“无创作之力”也是就先验框架与认识结果的关系而言。那么，什么是先验的认识框架呢？“吾人之心灵限于观念，观念限于现象，现象限于实休”。这里的“现象”就是康德讲的“现象界”，包括一切物质存在以及现实社会关系，它们充满着各种差异；而“实体”指的是康德的“本体界”，它是一切精神的最高实体，是一种无差别的永恒的境界，也就是青年毛泽东所苦苦寻求的“大本大源”。人们的主观心灵只能达到它，与它认同，而无法超越和改变它。显然，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观，运用于文艺美学，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美学观。其认识活动链可概括为：实体→现象→观念→心灵→著述。
第三，理论化规则化的“美学”和“伦理学”，在人们的文艺活动和道德行为中，到底有没有束缚作用呢？泡尔生认为，最圆满的道德和最根本的美，都“由天纵者以其本能实现之”。所谓“本能”，就是生而具有（“天纵”）的自然冲动及其快感。这是其《伦理学原理》和青年毛泽东的批语反复阐述的一个概念。因此，美学伦理学的种种理性“规则”，不能也没有必要成为人们的文艺活动和道德行为所关注的问题，不能“入其意识”。否则，只能成为实现美的实践（文艺活动）和道德行为的“障碍”。青年毛泽东说文艺活动和道德行为过程中的“心灵本于自然”，“吾人之心灵有变化而已，安能有一毫之创作”，也基本上是这个意思。他所说的“自然”，不是唯物主义美学观所理解的生动活泼不断变化的现实生活，而来源于永恒的绝对的宇宙真理的客观存在和主体的自然本性的冲动欲望。文艺创作是主体心灵和观念的外化，艺术之美是自然冲动和追求快感的欲望以及由此发生的心灵变化的产物，当然不能增益或减损真理的内容和心灵冲动的本质。相互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就是个性与共性、局部与整体、变化与永恒之间的关系。
从以上叙述可知，毛泽东当时强调文艺创作实现自我的本性特征，强调文艺美学源于冥冥之中的真理实体的本性特征。
43。宗教之功能（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一）道德宗教历史之关系及其因果，道德与宗教，其果有必不可离之关系，起于其内界之性质者耶？抑各自独立，而仅有偶然之关系耶？
神为傲慢之敌，故即为道德之保护者。凡人类之无势力者、无权利者、漂泊异乡者、赢弱者，尤为神所呵护。如人有侮慢宾客若老幼者，则神必罚之。此其所致意者也。
抑考求宗教道德之关系，更有进于此者。吾人于一切宗教得谓之对于超绝之实体而信仰者。凡宗教，皆以不满于经验界所见实体之感觉为前提多神教之所谓神，乃以代表人类美善生活之理想，而使之实现于目前者也
生活之影响于信仰也如是，而信仰则亦反应于生活。人即信善之有势力矣，信神矣，则足以鼓其勇敢而增其希望。吾敢言人之处斯世也，无此等信仰，而能立伟大之事业者，未之有也。一切宗教，以信仰为基本。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8章“道德与宗教之关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章论及哲学问题，颇好。
在未开化之时，宗教亦有抑制蛮暴、保护幼弱之功。
此段言宗教与道德关系之进化，颇好。
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
——摘自毛译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8章“道德与宗教之关
系”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59、263页）
［解析］
毛泽东上述批语，是他第一次用理性的语言表达自己对宗教信仰的看法。
泡尔生论述宗教与道德的关系，立足于两个方面。一是宗教客观上的抑恶，从而保护弱小者；一是宗教主观上的扬善，从而催人立其信仰并按其信仰进取奋斗。青年毛泽东对宗教的这两个功能，是肯定的。但对于前者，他认为是在人们缺少文明“未开化之时”所发生的功能；对于后者，他认为在文明时代，宗教本身是不必有的，但其包含的对信仰的执薯追求，则又是人们所不可无的。这个观点，是颁有见地的。他一生重视主观意志，追求理想（信仰），在这里也可体会到一点线索。
44。认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读陈独秀主编《新青年》）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志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摘自陈独秀1919年1月15日《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对于陈君，认为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槽［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谟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摘自毛泽东1919年7月14日《陈独秀之被捕及管救》（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305—306页）
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建立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侯，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粱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我早已抛弃康、梁二人了。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摘自毛泽东1942年3用30日在延安中共
中央学习组题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
（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3页）。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1日《中国共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9页）
［解析］
《新青年》是“五四”时期著名刊物，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杂志之一。1915年9月，陈独秀（1879—1942）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为月刊，从第3卷起改名为《新青年》。除陈独秀外，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都是这个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并轮流负责编辑。它一开始就高学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提倡民主，反对专制；宣传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盲从和武断；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尖锐批判为封建制度服务的孔子学说。它的创刊，标志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十月革命后，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逐渐转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心内容，把新文化运动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继续出版，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改成季刊，成为中共中央理论性的机关刊物。1926年7月停刊。
“五四”以前，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寥若晨星。而“五四”以后代一年中，新出版的刊物就达400多种，尤以介绍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的刊物为多，而其中统大多数都宣称是以介绍新思潮和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重要旨趣。其中，自然又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为最。无论怎样估计聚集在《新青年》周围的一代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似乎都不过分，因为这个杂志及其撰稿人的著作铸成了一代青年人的信仰和品格。
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是这样叙述当时《新青年》的进步影响的：“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同新民学会相似的团体组织起来了，那就是湖北的‘互助社’。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为共产党员。其中有党的领导人恽代英，他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中被杀害。现在负责白军工作的张浩也是社员。北平也有一个会社，叫会‘辅社’，它的一些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员。在中国其他地方，特别是上海、杭州、汉口、天津，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们也组织起一批激进的团体，那时他们已经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接着，毛泽东便说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第一段话里开头的那一句：“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下建立的。”
在《新青年》众多的热心读者和追随者当中，青年毛泽东是十分突出的一个。据他当时的同学也是亲密朋友的周世钊回忆说：“毛主席的思想大转变，是1915年读了《新青年》（注：当时为《青年》杂志）之后。当时由于杨昌济先生在《新青年》上写文章，介绍学生阅读，毛主席是热爱这杂志的一个。打倒孔家店、反对旧礼教、提倡新道德、主张文学革命、鼓吹科学和民主的《新青年》，成了毛主席这时一日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因此，他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在这前后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十一条”的签定、袁世凯的称帝等，国内外一连串的事变，毛主席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深深地刺激他的心灵，使他更急切的想找出一种方法，寻找一条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摘自长沙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纪念馆藏材料）周世钊的这段回忆基本符合毛泽东当时思想情况。
毛泽东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体育之研究》，便是由《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刊登的。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后，从事社会活动，与《新青年》的关系就更亲切了。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便嘲笑旧脑筋的人莫名其妙地反对学生看新思潮杂志，所谓“《新青年》一类的邪书，尤不准他们寓目。”1920年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时，在《湖南通俗报》（1920年11月10日）上发表广告性文章，特地推荐《新青年》，把它列为文化书社经营的“杂志之重要者”的首位。同时，毛泽东还请陈独秀出具信用介绍，使文化书社同《新青年》杂志社开展亲切的业务往来。可以说，正是在《新青年》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影响下，毛泽东从阅读经史子集的兴趣中，从抽象谈论大本大源等伦理哲学的课题中走了出来，站在了政治思想的探索和改造中国的实践的历史潮头。
《新青年》上陈独秀的文章，在哪些方面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发生了影响，并使他“非常佩服”呢？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很多，是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者。接着《新青年》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引入中国社会。他把新文化、新思想、新信仰看做新社会的基础。他主张用西方文化，冲决中国封建文化的网罗，利刃断铁，快刀理麻，使中国文化传统来一个脱胎换骨，使社会以科学和人权并重，人人脱离奴隶的羁绊，完成自由自主的人格。陈独秀也主张用西方价值观念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不过他所指的西方文化已经有了一些新的内容，而体现最高价值观念的自由，同样也具有了一些不同的新内容。他在《新青年》第1卷第1号上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指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他认为，法兰西人近世所创造的社会主义，从进化的角度讲，更能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的要求。对陈独秀的这些观点，毛泽东是很熟悉的。1919年7月14日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毛泽东便把在《新青年》等杂志上读到的这些新知识、新观点做了一番描述，他说：
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
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见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