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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世要务——讲求（读顾炎武《日知录》）
非器则道无所寓。（眷一《形而下者谓之器》）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务。（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卷十三《正始》）——摘自顾炎武《日知录》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昆山顾宁人先生，生长世族，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钞节，经世要务，——讲求。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主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摘自毛译东1913午10月至12月《讲堂录》，原文出自潘耒《日知录序》（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599页：
惟北方之强，任金革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烈士武臣，多出凉州。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创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顾炎武，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乘而喜马。此数古人者，皆可师也。
——摘自毛泽东1917年4月《体育之研究》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68页）
＇解析＇
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字宁人，江苏昆山亭林镇人，故又号亭林。早年参加复社，议论朝政，反对宦官专权。留心经世致用之学，注意民生利病和国家大事。辑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明亡后，清兵南下，参加抗清斗争。后半生遍历华北各地，结交豪杰、观察山川形势，时刻意图恢复，拯求民族沦亡。晚年累次拒绝清廷之召。主要著作有《日知录》、《顾亭林诗文集》等。《日知录》共32卷，是读书札记，按经义、吏治、财赋、史地、兵事、艺文等分类编人。书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包括作者全部学术思想。顾炎武的学生潘耒（1646—1708）为这部书写了《序言》，把顾炎武从事实地考察，讲求实学的精神阐述得非常清楚。毛泽东不但恭谨抄录，而且还把它正为立身行事的准则。
毛泽东19l0年秋到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随后对顾炎武“明道教世”之学有扭浅了解。同同学萧子暲交谈读书心得，毛泽东尝引顾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格言以互勉。进入湖南第一师范以后，他更广泛地接触到清初几位大师的学术思想。除了经常到“船山学社”去听刘人熙等讲述船山哲学以外，他对顾炎武首倡“经世致用”的学风，颜元、李塨讲求的习行哲学，尤为向慕。所以，1917年撰写《体育之研究》一文，标举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为文武兼备、三育并重的师表，备加称颂，绝非出于偶然。
明末清初带有启蒙色彩的思想家王船山、顾炎武、颜习斋等，反对程、朱、陆、王过分侧重“理”、“心”的偏向，认为空谈性灵，愈谈愈妄，只会导致对现实社会浑然不察，导致办事无能。因而他们主张实践，主张通过自己以天下万物为对象来活动；他们重形体，探究身体各机能的发达，认为身体是以万物为对象的活动的前提；他们身经明亡于清的惨痛，主张为学当讲经世致用等等。这些主张，事实上都融入了青年毛泽东对人生的思索之中。《讲堂录》里便记有不少顾炎武的言论主张，推崇他“足迹半天下”，穷究有关国计民生的现实课题；看不起不求实际的名士风度，认为“名士如画饼，可玩不可餐”。认为“伊尹（商初出生于奴隶的大臣——引注）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
关于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时候读到顾炎武的《日知录》的，有不同的说法。一般的说法是，他1909年在韶山东茅塘读私塾时，毛麓钟老师指导他读过这部书，毛泽东早期研究的著名权威李锐先生不同意此说。他认为：《日知录》是一部高层次的学术著作，决不是三家村里小小蒙童的适当读物。事实上也没有人听说过旧时私塾中有过点读《日知录》的事情。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提到了潘耒的《日知录序》，并且摘抄了其中若干内容，这只表明他1913年在第四师范求学的时候，听过教师讲授过潘耒的这一篇序言，并不能据以证明他在私塾读过《日知录》。当然，随后在第一师范前期研读国学时，读过或涉猎过《日知录》。可以断言，那种说塾师曾点读《日知录》的，是一种不确切的材料。
比较起来，李锐先生的分析似乎更有道理一些。但可以肯定的是，顾炎武、王夫之等的经世致用思想，是近代湘学的源头，毛泽东自幼耳濡目染，在东山小学堂时便知道了他们的一些基本主张，到长沙读书以后，更是由浅入深的接受了《日知录》的影响。
5。有登高一呼之概（读梁启超主编《时务报》、《新民丛报》）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无心读古文。当进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咏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危宫》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泽东敬白
正月十一日
——毛泽东1915年2月24日致文咏昌信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4页）
二十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原其所以，则彼时因几千年的大帝国，屡受打击于列强，怨痛愧悔，激而奋发。知道徒然长城渤海，挡不住别人的铁骑和无畏兵船。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变法自强”的呼声，一时透衡云澈云梦的大倡。中国时机的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湖南也跟着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
——摘自毛泽东1919年7月21日《健学会
之成立及进行》（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362页）
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仪》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粱启超是在两次赴京尝试落第之后，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戍戍变法”后，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即逐渐失去革新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棋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国游欧，回国后即退出政坛，专心著作和讲学。
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
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的术语宋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这不容易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到。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确实很辛苦，他自己写评论，又要修改别人来稿，全部编排工作和复枝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后来才增加到七八个人，其中三位主要助手也是广东人。现在我们的报社，动辄数百人、上千人，是不是太多了？
——毛泽东1958年4月8日在武昌同吴冷
西、田家英的谈话（见吴冷西《“五不怕”及其他》第163—164页）
［解析］
《时务报》和《新民丛报》，是近代史上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要报刊。均为梁启超（1873—1929）主持。梁1890年起师事康有为，成为其主要助手。1895年后致力于维新变法运动，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思想家、宣传家。戊戌变法时脱险赴日本，办《清议报》，继续倡议君主立宪。1905年后，思想趋于保守，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派。1912年回国，组织进步党。后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晚年致力子学术研究及教育。一生著述甚丰，辑为《饮冰室合集》。其主编的《时务报》于1896年8月创刊于上海，为旬刊。它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宣传改良主义思想，成为维新派在戊戌变法前的最有影响的报刊。1898年8月停刊。
《新民丛报》是维新派在戊戌变法后的重要报刊。1902年2月在日本横滨创刊，半月刊，32开本，1907年冬停刊，共出96期，有汇编本。除梁启超外，主要撰稿人有马君武、黄与之、康有为等。创刊号《本报告白》称其宗旨三条，报名“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名”；“乐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
梁启超当时的主要文章和时事性论著，几乎都是在他自己主编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上面发表的。在政治上他鼓吹保救光绪皇帝、反对慈禧太后，主张君主立宪。但更重要的是，梁启超在其报刊上面发表了一系列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如《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乐利主义者之泰斗边沁之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论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等。这样，跟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伦理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得以介绍过来，在长期囿于封建文化观念的中国知识界中，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梁启超的文章，气势奔放，感情丰富，文质并茂，时夹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通俗易懂，琅琅上口。世称“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同严复相比，梁的西学造诣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虽然严译西著与梁的启蒙办报几乎同时面世，但在影响面上，严却远逊于梁。这一方面是由于严文之古雅艰涩，一方面是由于梁文之流畅通晓。梁启超富于进取，学识渊博，人称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早期，他那具有非凡魔力的文章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从朱执信、柳亚子到胡适、蒋梦麟，以陈独秀到吴王章、林伯渠，从鲁迅到郭沫若、邹韬奋，都有过这方面的回忆。故毛泽东说他当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很自然的；认为梁启超的报刊文章有“登高一呼之概”，也是符合实际的。
毛泽东后来特别欣赏的，认为“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的《变法通议》，是由《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等20篇论文组成，连载于《时务报》第1期至第43期。它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伦为武器，论证变法势在必行，认为变法是天下公理，变亦变，不变亦变，主动变法，权操诸己，可以救亡图存，否则亡国灭种。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主张变科举、立学校，培育新人。兴工艺专利，发展民族工商业。改革官制，实行君主立宪。议论新颖，文字生动流畅，在知识分子中影响重大，传诵一时，梁启超也因此书而声名大著。
《新民丛报》于1907年冬季停刊。毛泽东是在1910年下半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才读到的，虽然已经是几年前的旧杂志了。但是对于一个来自闭塞山村的少年来说，其中的一系列主张却有振聋发聩之感，自然更启发毛泽东从全新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思考人生。如他自己说的，对这些文章，他是“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从这里受到的影响，一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来他组织“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还可以看出梁启超“新民说”的明显影响。这种新文体也影响他作文章的风格。甚至毛泽东成年之后的文章里，还是不难感受到梁启超式的气势。
最早借书给他的表兄，是舅父的儿子文运昌，当时他们同在东山学堂念书，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还书便条现在还留存在韶山纪念馆。
1911年春，在辛亥革命前夕，毛泽东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就读时，也没有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饮佩，在思想上还不清楚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的区别，于是写了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提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
在以后进入省立高等中学的半年，以及在第一师范的5年半的学习中，他并没有完全忘记梁启超。在现在保存下来的读书批语、笔记和书信中，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都能看到梁启超的影子。
1913年《讲堂录》所记：“理想者，事实之母也。”便是化用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里的句意，原文为：“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讲堂录》里，为解释《易·大过》里“君予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的句意，毛泽东录引了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中的四句话：“狂澜滔滔，一柱屹立。醉乡梦梦，灵台昭然。”
1915年6月25日，在给湘生的信中谈到自学的重要性时，毛泽东说，“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康梁在他的心中，是通过自学而有所造就进而成为“奇杰”的典范。同年9月6日，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说他曾想离开学校，“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基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
这年4月，主张帝制的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诸名流起而反对。梁启超在1915年8月22日的一封家信中说：“实不忍坐视此辈鬼域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曾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上大总统书》等文，讥斥“筹安”诸君子，强烈反对帝制复辟。后来参加蔡锷讨袁起义后，梁又连著《军中敬告国人》、《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袁世凯之解剖》等文，笔力雄浑、锐利酣畅，社会影响很大。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通过学友会，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3人有关反袁及对时局不满的文章，编印成册，题为《汤康梁三先生对时局之痛言》，广为散发。为请他的好友萧子升题写书名，毛泽东特致一信：“近校中印发汤康梁三先生书文，封面当签署‘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十一字，仰吾兄翰赐书为幸，长以此信笺之长减半寸为限，大小真草，随兄为之。须此甚急，可否明天上午赐来？不一。”对于这件事，毛泽东的好友张昆弟在1916年4月28日的日记中又说：“上午八时接润之兄书，并承《汤康梁先生时局痛言》一本，夫康氏素排议共和，今又出面讥帝制，真所谓时中之圣。斯人若出，民国亦之幸矣。”毛泽东和张昆弟都认为，康有为与梁启超能由君主立宪立场转变为拥护共和，反对帝制，这是一件好事。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某公常自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这里说的“某公”，便是梁启超。1903年10月，梁在《新民丛报》第38—39号所载之《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说：“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悼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