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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说：“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悼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以后，他又在《清代学术概论》、《是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说过“今日我与昨日我挑战”的话，可见毛泽东对梁启超的这些论著是熟悉的。
梁启超在《进化化革命音颉德之学说》一文中，详细介绍了19世纪达尔文进化论的积极鼓吹者颉德的观点，其中说到：“进化之义，在造出未来，其过去及现在，不过一过渡之方便法门耳。斯宾塞屡言牺牲过去以造现在，而不言牺牲现在以造未来。无他，重视现在太过。见有所蔽，而于现在必灭之理未尝措意也。虽然，斯宾塞非全忘未来者。彼尝言曰：‘人群之进化，实由现在之利益与过去之制度相争，而后胜于前之结果也。’又曰：‘国界必当尽破，世界必为大同。’此皆其理想之涉于未来者也。虽然，彼其所根据者，仍在现在，彼盖欲以现在国家思想扩之于人类统一之全社会，未足真称为未来主义也。其在德国，有所谓唯物论者，有所谓国家主义者，有所谓保守党者，有所谓社会党者，要之悉皆以现在主义为基础而已。”“十九世纪者，平民主义之时代也，现在主义之时代也。”
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并对其观点记得很熟。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说：人类的意志规定行为，人类先有生活之目的“而后成生活内容之模范，恒结为理想，而现于其心目之间。于是务实现真理想，本之以求完成其本质，发展其生活之动作，而定其价值焉。”毛泽东读到这段话后，随即用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胡德之学说》中的观点来批注：“梁任公有将来观念与现在主义之文，即此段之意。”
1919年8月4日，毛泽东又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本会总记》的文章，阐述由他实际主持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及湖南学生运动的渊源由来，开篇便述及1897年由熊希龄在长沙创办的新式学堂——时务学堂，梁启超时任该校中文总教习。翌年戊戌变法失败，学校遂被撤消。毛泽东接着说：“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此时的学校，大都以鼓吹革命为校风”。“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后来一些学堂的学生，在“案头的乱书堆中，或抽屉里面，常秘置着两样东西，一样是梁启超等所做的《新民丛报》，一样是汪精收、宋教仁等所做的《民报》。”
以上种种，说明青年毛泽东始终把梁启超及其著述，看成清末领导思想界革新潮流的代表。以至到60年代的时候，他还对刘斐说：当时自己“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刘斐《难忘的教诲》，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1964年12月20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对人说，近代史也得看看，你得看《新民丛报》，你得看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
当然，毛泽东晚年对梁启超文章的评价更为客观、全面了。这一点，反映在我们前面引述的1958年4月同吴冷西、田家英的谈话当中。但对梁的办报和文章风格，则始终是肯定的。
6。立宪君主为人民拥戴（读梁启超《新民说》）
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相越。故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也”一语，至今以为大逆不道，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骂焉。夫国之不可以无朝廷，固也，故常推爱国之心以爱及朝廷，是亦爱人及屋爱屋及乌之意云尔。若夫以乌为屋也，以屋为人也，以爱屋爱乌为即爱人也，浸假爱乌而忘其屋，爱屋而忘其人也，欲不为之病狂，不可得也。固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蠢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
——摘自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说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毛泽东1910年下半年读梁启超《新民
说·论国家思想》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5页注④）
我还记得我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兹禧太后都已死去的——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在朝两年了。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派；说实在的，我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解析］
《新民说》，是梁启超陆续发表于《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至第72号（1906年1月6日）上20篇论文的合称。这20篇论文题目为：1。叙论；2。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3。释新民主义；4。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5，论公德；6。论国家思想；7。论进取冒险；8。论权利思想；9。论自由；10。论自治；11。论进步（一名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12。论自尊；13。论合群；14。论生利分利；15。论毅力；16。论义务思想；17。论尚武；18。论私德；19。论民气；20。论政治能力。梁启超在这些论文中反复阐述这样的论点：中国国民缺乏公德、私德、国家、权利和义务思想，多“奴性”而少“独立”，可谓“民智低下”，“智慧不开”。认为只有有了新的国民，才可能有新的国家，新的政治。“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所以，“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乞之大原”，“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梁启超不遗余力地进行启蒙宣传。他的这些文章，一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新民说，也正是梁启超在这个时候的中心思想。
《新民说》第6节《论国家思想》，载于《新民丛报》第4号。该文解说了“国家”和“朝廷”两个概念的差异。现在韶山纪念馆里，还保存了一本当年毛泽东读过的《新民丛报》第4号，以及毛泽东在其中一段话旁边的批语。作批语的时间，当是1910年下半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期间。毛泽东的批语，总的思想没有越出梁启超原文的范围，但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农村少年，能够如此理解和接受这些思想，总是难能可贵的。这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毛泽东对政治、对历史见解的最早文字记录。即使不说是他的史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领悟力是过人的，而且还有所发挥。梁启超用了“正式成立”一语，用现在的语汇来表达，即“具有合法性”的意思。少年毛泽东做出了解释，只有立宪国家、宪法由人民制定的国家，才是具有合法性的。他认为数千年来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只不过是“盗窃得国”，都是不具备合法性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读《新民丛报》的时候，就在思考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读书态度。后来他投身子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斗争，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梁启超把“国家”和“朝廷”（政府）分开来观察的思想，后来毛泽东也作过类似的表述。例如1939年在延安，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讲演中，就说了“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
梁启超区分“国家”和朝廷”，自然不是为了推翻既有的清政府，而希望采用“立宪”制度使它更“合理”、更“正式”一些。对于帝制，他当时是不反对的。对于少年毛泽东来说，也是这样。他当时的思想还没有超出维新改良，甚至可以说，由于环境的闭塞，在1910年的时候，他才刚刚开始接触维新改良的思想。所以，他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这段日子，不讳言自己当时相信皇帝是诚实善良的，只不过需要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物帮助他们改良现政府而已。梁启超《新民说》中《论国家思想》，其进步的一面，是批判了“朕即国家”的传统政治观念和以“忠君”寓爱国的奴才心理；其消极的一面，是鼓吹君言立宪和开明君主论。毛泽东的批语则说明他当时也把君与民视为一个统一体，君无民为支撑则为“盗窃得国”，而君为民所拥戴，那么，国家与政府就可合而为一了，而其前提，便是搞“立宪之国家”。
当时，毛泽东对中外开明的和有作为的君主，是很崇拜的。1936年他对斯诺回忆自己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的情况时还说：“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记载使我着迷，我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同时我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的话：‘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获得胜利，弄建立了他的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格拉斯顿、卢梭、孟德斯鸿和林肯。”这部书毛泽东是从当时的同学子暲（萧三）那里借来读的，他在书里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据萧三回忆，在还书的时候，毛泽东对他说：“中国也有这样的人物。”
7。我发现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读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
（略）［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个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这个起义是由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个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此人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著名的头头。这个时候，我也听人谈到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正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是如此地激动，以致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场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我的军饷是每月七元剩下的饷银，都花在报纸上，我成了一个好读报纸的人。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它经常讨论“社会主义”，我就是从这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一些江亢虎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赞同。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解析］
上面引过的两段，是毛泽东回忆他1911年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到同年10月加入长沙起义新军的一段时间里，阅读《民立报》所得到的思想收获。据考证，第二段里提到的《湘江日报》，应为《民立报》。理由是：第一，当时在长沙发行的报刊中，并无叫《湘江日报》的。第二，当时长沙发行的报刊中，《民立报》曾较集中的讨论过“社会主义”问题。第三，1911年春毛泽东到长沙后，《民立报》是他非常爱读的报纸，同时，该报也是在全国影响很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办的报纸。
《民立报》，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的重要报纸。1910年5月，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8月被封；10月3日改名《民吁日报》出版，11月19日被查禁；后又改头换面更名《民立报》继续出版。所以，《民呼》、《民吁》和《民立》被称为“竖三民”。《民立报》自创刊到1913年9月4日被袁世凯查封，日出三大张共出一千零三十六号。另还出版《宋渔父》等小册子。社长子右任，宋教仁、吕志伊、范鸿仙、徐血儿、章士钊等先后任主笔。该报以提倡国民的独立精神为宗旨。辟有论说、批评、纪事、丛录、图画5个部分，以论说和批评为主。内容有：猛烈抨击清政府；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报道各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发表有关外交、边防及分析国际政治形势的时评等。该报在辛亥革命前后，均起过积极的作用。
1910年毛泽东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爱读的是《新民丛报》，并崇拜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康有为、梁启超。1911年春到长沙读到《民立报》后，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他在《民立报》里发现了“充满激动人心的材料”。其中便包括广州起义的悲壮行为，和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他了解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可以说，正是《民立报》的影响，使毛泽东开始抛弃康梁的改良主义立场，转向孙黄革命派的立场。当然，这种转变还只是初步的，他“还没有放弃”对康梁的“钦佩”。
毛泽东在《民立报》上读到的“激动人心”的材料，莫过于“社会主义”了。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名词。
毛泽东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为什么会立即突出地注意到社会主义，并对社会主义表示了空前的热情，急切地在他的同伴和同学中进行讨论呢？这里有两个直接原因：一个是江亢虎成立中国社会党并鼓吹社会主义；另一个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其舆论鼓吹的中心转向了社会主义，并且宣称要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这两个原因的结合，就使社会主义的思潮由暗流转变为公开的潮流，这就不能不突出地引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和注意。
1911年8月9日，江亢虎在上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他宣布该会之成立，“即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幕之始”。该地发行机关刊物《社会星》，以研究和鼓吹社会主义。同年11月，江亢虎又在上海成立中国社会党，11月24日，在《天锋报》上颁布了《中国社会党章程》。1912年1月，社会党在上海召开联合大会，发行机关刊物《社会党月刊》，并于虹口海宁路12号设社会党讲演所，每星期一下午在该所讲演社会主义问题。这之后，江亢虎伊然以中国社会主义活动家的姿态出现，到处作讲演、发文章，与总统谈话，打电报致总统等，搞得不亦乐乎。一些刊物，如《社会世界》、《新世界》、《民立报》等等，都刊登了江亢虎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讲演、消息等，并且展开了对社会主义的一些讨论，这样就造起了一股关于社会主义的不小的舆论。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对社会主义的宣传表示了极大的赞成。1911年12月30日，孙中山接见江亢虎，详细地询问了中国社会党的组织情况，及他对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的看法，对江亢虎表示“嘉慰”。孙中山向江亢虎表示，自己早已是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家”，对于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竭力赞成”。他希望社会党子社会主义能“广为鼓吹，使真理论普及全国人民心目中”。
弄清上述历史背景，我们就能较清楚地找到毛泽东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的原因，并看到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在他的早期思想中也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当时，孙中山和江亢虎等人一些关于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和演讲，《民立报》都首先刊载。毛泽东就是从这份报纸上引起对社会主义的注意的。
1911年8月13—14日（这个日子正是毛泽东在长沙湘乡驻省中学时，对《民立报》发生强烈兴趣的时候），宋教仁以“渔夫”的笔名在《民立报》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商榷》一文，文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派别，并讨论了在中国应实行何种社会主义的问题。宋教仁指出，当今社会主义派别有四种：“一无主义，即所谓无政府主义”，“各国之无政府党皆属此派”；“一共产主义”，“各国之共产党及科学的社会主义家皆属此派”；“一社会主义”，“各国之社会民主党、劳动党、社会民主主义修正派皆属此派”；“一国家社会主义，即所谓社会改良主义，亦名讲坛社会主义”，“各国之政府及政治家之主张社会政策者皆属此派”。宋教仁认为，如果要在中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那就必须实行无政府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1911年12月，江亢虎在《社会》杂志第一期上发表《社会主义商榷案——社会主义商榷之商榷》一文，对宋教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