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三达德”的重复，更不用说它有着强烈的现实背景了。1916年12月9日，给当时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纂处主持人的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说，“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
值得一提的是，在读了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两个月后，即193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报告中，对忠、孝、仁、义等传统道德概念作了更通俗的发挥。他说：“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我们赞成。忠孝是古代封建道德，我们要改变它，发扬它。就是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于少数人，教于少数人。至于仁义，同情大多数人，拥护大多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如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们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才算是真正的行义者。”这种发挥，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抗战发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号召中所抽象谈论的忠孝仁义，确实“有原则的区则”。
15。反对孔夫子的书，我都注意看（读赵纪彬《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等）
［原文］
在孔门内部，“先进”的颜回与子贡是一个对立面，“后进”的有若与樊迟亦是一个对立面。樊迟与子贡同近于变革派别，均为春秋末期的进步思潮在孔门内部的反映。
矛盾只能通过斗争来解决，不能利用调和来避免，凡调和矛盾者必陷于自相矛盾；孔子当过渡时期因反对变革而调和矛盾，其自相矛盾亦必更为露骨。正因如此，孔门遂亦不能不成为矛盾集合体。
凡此史实证明：孔子从“和而不同”的“君子”维新立场出发，力求将过渡时期的阶级矛盾“一以贯之”，而历史辩证法的铁则，却使孔子的“从周”愿望彻底破产；孔门自始就一是个对立统一体，从未“合二为一”；在孔子死后的“儒分为八”过程中，终于出现了“一分为二”的儒墨显学对峙局面。此乃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思想史规律，亦即孔子的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
——摘自赵纪彬《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孔门充满矛盾。赵纪彬，《论语新探》。——毛泽东1965年12月读赵纪彬《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的批语
［解析］
赵纪彬（1905—1982），有名的哲学史家。建国前在多处大学任教授，建国后历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开封师范学院院长等，后调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顾问。中国古代哲学史方面的著述甚丰。其《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是其著作《释一二》初稿的第三章，发表在《哲学研究》1965年第4期，约2万字。文章对《论语·子路》里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分析。前面所引的三段原文，体现了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
《哲学研究》是毛泽东经常阅读的学术杂志之一。他1965年12月在《哲学研究》上读到赵纪彬的这篇文章，在文内作者名下划了双杠，在文章题目上面写道：“孔门充满矛盾”，看来是同意文章观点的。如果联系当时对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观点的批判，赵纪彬文章提出的“矛盾只有通过斗争来解决，凡调和矛盾者必陷于自相矛盾”，在哲学观点上，也是吻合毛泽东当时的思路的。
在这期《哲学研究》的扉页上，毛泽东还写有“1965年《哲学研究》第2期”、“赵纪彬，《论语新探》”等字样。前者指的是赵纪彬发表在《哲学研究》1965年第2期上的《关于“一”、“二”范畴的形成过程问题》一文，这是其《释一二》初稿的第二章，第4期上赵文标题的注中提到了第2期上的这篇文章。毛泽东记下来，也可能是表示有兴趣找来第2期《哲学研究》读一下这篇文章，也可能是表示因读第4期的这篇文章而联想到读过的第2期上的文章。《论语新探》是赵纪彬194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一本专著，初版时怕“有碍销路”，改题为《古代儒家哲学批判》，1959年人民出版社再版时，特恢复《论语新探》原名。该书影响较大，曾由美国学者译成英文出版。分“历史证件”，“儒学究元”上、下两部，10余万字。作者在书中强调：“孔门所代表的古代前期儒家，是‘人’中的‘君子’学派，而以继承西周维新路线、维护氏族遗制、调和春秋矛盾为自觉的历史任务；先秦孔墨显学的对立，即为当时权隶主阶级内部维新与革命两条政治路线的派别斗争在学术上的反映。”（《论语新探》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页）
由此可见，赵纪彬发表在1964年第4期《哲学研究》上《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的观点，同他此前的《论语新探》，是一脉相承的，对孔夫子是持学术批判观点的。毛泽东读过赵纪彬的《论语新探》，并且是在1965年12月读《哲学研究》上的这篇文章之前读的。在同年10月8日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日本人写的基本粒子的对话文章时，毛泽东便顺便让康生去研究一下《论语新探》这本书。
毛泽东在1968年10月31日的谈话中提到的赵纪彬和杨荣国（1907—1978），说他们都是反对孔夫子的，所以对这两位的书我都注意看。杨荣国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学家，当时是广州中山大学教授。
据刘大杰回忆，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找他谈话，“这天，主席本想找三个人谈话，周谷老（周谷城）、我、还有一个杨荣国。杨荣国写了一部《哲学史》，可能主席觉得还不错，想找他淡谈，以为他在上海，其实他不在上海，在广州中山大学。”（《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杨荣国的代表作之一是195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作者在该书“序言”中说：“孔子虽是首开私人讲学之风的，但他讲学的内容，即他的思想体系，是属保守的一面，是维护那日趋崩溃的种族统治的。他之阐扬礼治，又从阐扬礼治之余，提出了那维护统治者种族的‘仁’，其用意就是如此。”这自然属于“反对孔夫子”的书，毛泽东是读过的。在1966年3月的杭州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他便说过：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是个党员，写了两本书，一本叫《中国古代思想史》。
毛泽东在1968年10月31日谈话中提到的反对孔夫子的学者中，还有任继愈，我们将在本书“哲学篇”《这几篇文章，已如凤毛麟角》一条中，说到毛泽东读其《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时介绍。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1册，于196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该书第5章《孔子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中，作者说：“从孔子一生的活动看来，凡是当时发生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体现封建地主阶级要求的重大事件，他都从维护奴隶制度的立场坚决反对。”在毛泽东看来，这也自然是属于“反对孔夫子”的书，他是读过的。1972年，毛泽东还号召要读几本哲学史。此外，任继愈对赵纪彬的《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的基本观点，是赞成的。在1966年第1期《哲学研究》上，任继愈发表《旧经新见》一文，说赵的这篇文章“读后对人有启发”，“可以说明孔子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的政治立场。”
16。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读陈伯达《墨子的哲学思想》）
墨经更进而给“实”以说明：“实，荣也。”经说：“实：其志气之见也；使之如已。”各种事物（实）具有自己的一定的具体的“质”，并有自己的包含各方面的、和从各方面表现出来之一定的、具体的属性；这种一定的具体的质和属性，就是事物（实）之所以成为一定的、具体的、而异于他物的物，就是这物的“使之如已”。各种不同的名，就恰是各种不同的物（实）的描写，是反映了各种物的一定的质和属性。
《经上》：“故：所得而后成也。”《经说》：“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墨子在追求事物发展之因果的法则。“故”的意义是物的所以然，“所得”是指因，而：“而后成”是指果。事物的发生发展，一定有因；照墨子看来，其中有大因，也有小因。小因即一部分的原因，大因即一般的原因。（辛亥）革命的一般原因，是当时民族危机的深进，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满清的腐败无能，人民革命排满的□积和觉醒；没有这一般的原因。一定不会有那样的革命；有这一般的原因，就一定会有那样的革命；但是辛亥革命是在那样偶然的事件中爆发起来的，是由武昌那几个士兵在那些日子因革命党名册被回，迫而首先发难，这却是部分的原因；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是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反之，这部分的原因假如不是在上述的一般原因（大故）的基础上，而于那10月10日恰当的时机上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
儒家的“中庸”观念，在墨经中表现发展为唯物论的“质”的观念。《经下》：“欲正权利，恶正权害。”《经说》：“权者，两而无偏。”“正”就是“质”的观念。一种事物包含有其一定的质，这也就是“正”。估量或握取（“权”）那一定的事物，如离开那一定的“正”，而向其他左右偏向的方面有所偏向，那就是不符合那事物之一定的质。“两而无偏”——就是不向左右任何偏向的方面偏向。
——摘自陈伯达《墨子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伯达同志：
《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一日夜
（一）题目
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二）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空，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瞩性，变动的东西。
（三）“君子不能从行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四）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是对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十月十一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
（五）中庸问题
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1）是在作两亲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2）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3）“正”是质的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与“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4）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衷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和中的质有一方面皇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伯（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六）“半，端”问题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问题。——毛泽东1939年2月1日致陈伯达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0—142页）
［解析］
墨子，春秋战国之际的宋国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68年至前376年。出身贫贱，精通手工技乞。早年曾学儒者之业，后抛弃儒学，创立新说，形成反映“农与工肆之人”利益的墨家学派，与儒对峙，并为先秦的两大显学。现存《墨子》53篇，是墨家学派的著作总集，其中有墨子本人所著，也有后期墨家的作品。
《墨子的哲学思想》，是陈伯达响应毛泽东1938年10月提出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号召所写的诸子研究系列论文中的一篇。同《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样，他送给毛泽东看的是发表前的稿子，后分上、中、下三篇连载于《解放》杂志第82期（1939年8月30日）、第102期（1g40年3月31日）、第104期（1940年4月20日）。全文3。6万字左右，较全面地论述了墨子诸方面的思想，如名与实、知与行、故与法（因果法则）、同与异、义与利、中庸、名辩等范畴，以及墨子关于节葬、非攻、兼爱、非乐、非命等主张。该文对墨子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从政治上讲，该文认为：墨子是当时“手工业者和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之独立的觉醒及其解放的空想之最伟大的代表者”。“墨子在各方面的立说，都是从人民生产的立场出发的”。我们民族“最善于艰苦奋斗，并善于死里求生，善于主持正义而厌恶强暴，善于对不平反抗，这些都是和墨家的精神不可分开的”。从哲学理论上讲，该文认为：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完整地提出了名实问题，并给以初步明确的解决”，进而提出知行问题“并初步具体地在解决”。“墨子并不限于唯物的经验论。我们看到了墨子哲学关于由感性的认识论到论理的认识之见解”。“墨子认为：宇宙的事物是变动不居的”。“墨经发现了部分和整体的联系”。“墨子看出了宇宙中的时间空间都是对立的统一”。
对这些观点，毛泽东是表赞同的，毛泽东本人对墨子也一向推崇。1939年4月24日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演中，他称道墨子是劳动者，“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读了《墨子的哲学思想》，他认为作者“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从而充分肯定了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赫拉克利特（约前535—前475年），古希腊卓越的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是代表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哲学家。他致力于寻求世界万物的本源，把客观的自然界作为认识的起点和对象，并猜测到万物变化运动的原因，是由干事物内部有矛盾，有对立面的斗争，他说：“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4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所以，列宁称他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0页）。毛泽东把墨子比为中国的赫拉克利特，并建议陈伯达把文章的题目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大体是觉得二者在唯物论和辩证法两个方面有相通之处。陈伯达在发表稿里未按毛泽东的建议改题，原因不得而知。
关于《墨子的哲学思想》中的具体论述，毛泽东在信中主要谈了三个不同的观点。
（一）对墨子提出的“实”的解释。名与实，是先秦哲学论争中的两个重要范畴。陈伯达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名实之争“是唯心论与唯物论两条路线之争，是反映两个不同阶级的争斗”。接着肯定了墨子是主张实为第一，名为第二，名是实的反映的。在论及墨子对“实”的解释时，陈伯达在原稿中可能是只强调了“实”（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属性规定，毛泽东在他的信中则指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