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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墨子的“大故”与“小故”这两个概念的引申。“故”指事物变化的“所以然”即因果性，这是没有疑义的。陈伯达把“大故”释为“一般的原因”，把“小故”释为“部分的原因”，这在字面上也没什么问题。但毛泽东不满足于此，他进而发挥说：因果性“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这就把不同的范畴联系起来，从而对大、小“故”的关系的理解更深入了。一定的原因必然引起一定的结果，这是因果性中的必然性；但是，一种原因又可以引起多种结果，一种结果也可由多种原因引起，这就是因果性的偶然性。所以，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同时就包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之中，反之亦然。再一层意思是，一果多因中的不同的因，有“大因”与“小因”，即“大故”与“小故”之别。在毛泽东看来，二者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定事物得以形成变化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基于此。毛泽东同意陈伯达的举例论述：辛亥革命的爆发有其一般的原因（历史背景），而武昌新军的首先发难则由部分原因所致。但他更进一步指出，即使没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这一偶然性，“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这就强调了“大故”（必然性）的决定作用。陈伯达在发表稿里把毛泽东的这段话用了进去。
（三）对儒墨两家的“中庸”观念的关系的解释。在读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写给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对儒家的“中庸”观念已有具体的分析，陈伯达在《墨子的哲学思想》中认为，儒家的“中庸”观念在墨家那里“表现发展为唯物论的‘质’的观念”，并分析了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和“两而无偏”的含义。对此，毛泽东的不同观点是：（1）墨家的“两而无偏”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甚至“两而无偏”还不如“过犹不及”的说法明白恰当。（2）陈伯达认为，“两而无偏”是墨子看到了一个质含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才能得其“正”，才符合事物的质。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解释，认为这是“把墨家说成拆衷论了”。在他看来，一个质（“正”）虽有两个方面，但有一个方面是主要的，在认识掌握上就必须有所偏，这才能抓住安定的质。而墨子说的“无偏”，是指“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毛泽东在这里是以对立统一规律原理为指导来解释“两而无偏”的，从而反对和防止对“中庸”观作折衷主义的引申，似也为一家之言。
17。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读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经是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方面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统治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必需一套’天经地义、万古不刊”的“永恒真理”来证明自己的不可动摇。
经学发展的史实，充分证明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经学斗争史。它有内部斗争（汉宋斗争，今古文斗争，程朱陆王斗争等等），有对外斗争（儒与杨墨斗争，儒道斗争，儒佛斗争等等），斗争方法：（一）迎合统治阶级，发挥适合君长利益的理论，掩蔽抹煞近乎危险的言辞。例如三纲三从五行五常之类，尽量发挥；易传里原始辩证法，诗书天听民听，天命靡常，左传揭破鬼神迷信，孟子直陈民贵君轻，凡是带有革命性的全被阉割歪曲、这洋取得统治阶级的尊信。（二）采取对方的长处，来改造自己的短处，例如西汉今文学采取刑名阴阳五行，南学采取老庄。宋学采取佛逍两教。夺对方武器战败对方是经学发展的主要规律。
我们怎样来批判经学呢？第一，经本身是古代中料（六经皆史），汉学系经学把它发展了，因此汉学系经学堆积起巨大的古代史料。（如经书里包含古支传说，大小戴礼记讲古制度，及世系之类。）宋学系经学把经学发展为唯心派哲学，因此宋学系经学堆积巨人的唯心派哲学史的材料。新汉学系统学从考据方面发展，古代制度文物，经考据学者的研究，艰深难解的古书大体可以阅读。把封建统治工具的经学，改变成科学的占代社会史古代哲学史的原料看，它自有很高价值存在。第二，经学里多少含有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还有些封建统治阶级的“嘉言懿行”，按其本质是反动的，如果转植到无产阶级文化中来，一样可变为有用。
——摘自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文澜同志：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致以
敬礼！
毛泽东
九月五日
——毛泽东1940年9月5日致范文澜信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3页）［解析］
1940年1月，历史学家范文澜（1893—1969）到延安，在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持工作，并研究中国经学史。同年6月21日，由毛泽东于1938年9月倡议成立的延安新哲学会召开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都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新哲学会两年来的工作成绩，并指出：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我们注意太不够。张闻天在讲话中进一步要求新哲学会今后加强与反唯物辩证论的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
这次年会随后举行了多次学术讲演，其中就有范文澜的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毛泽东也多次去听讲。事后，范文澜把自己的讲演提纲呈交毛泽东，毛泽东读后于9月5日写了上面这封信。这个提纲经作者整理后，连续发表于同年10月25日和11月25日出版的《中国文化》杂志第2卷第2、3期上面，标题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延安新哲学年会讲演提纲》。全文
2。8万余字，分为绪言、汉学系——孔子到唐、宋学系——唐到清、新汉学系——清到“五四”、总结5个部分，较为清楚地梳理了经学的发展脉胳和不同阶段的特征。
所谓经学，简言之是指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儒家经典有“五经”之说，即《诗经》、《尚书》、《议礼》、《周易》、《春秋》，战国时尚有“六经”之说，加一《乐》，或说秦始皇焚书后《乐》亡佚，或说《乐》本不存，包括在《诗经》、《仪礼》之中。“五四”运动以前2000多年里，学人以名列儒林为荣，薯述以敷赞经义为贵，遂成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传统，且派别繁杂、训解浩繁，是维护和宣传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理论依据，但其中也不乏有价值的思想观点。
毛泽东说范文澜的这篇文章是“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的“头一次”，首先是因为它分别阐述了经学的阶级实质、发展规律，辩证地分析了它的历史价值和我们对它的基本态度、这从前面所摘引的几段即可体会得到，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这篇文章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即有利于反对复古反动的思想斗争。
经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即已式微，但不时也沉渣浮起，特别是抗战爆发后，一些人打着民族主义的口号，泛起复古，出现一股思想逆流。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改为《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得很明确：“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这类文化同帝国主义文化“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为此，我们必须“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易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1940年1月范文澜到延安时，毛泽东正在修改这篇著名文章，并于同年2月发表在《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面。范文澜写《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便是以毛泽东的上述观点为指导的，其“总结”部分直接引用《新民主主义论》的几段论述对全文的观点进行概括。诸如，文章说毛泽东关于“五四”以前资产阶级的“新学”同封建复古思想的斗争及其在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文化的联合反攻下的失败命运的论述，“显示了中国文化演变的实质，经学历古也证明这个论据的正确。康梁领导的今文运动。就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同盟军打得落花流水”，文章在引用毛泽东关于“五四”后的新文化蓬勃发展的论述后又说：“这个论据，在经学方面也毫无疑义的证实它的十分正确。”“那些服务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剽袭些汉学或宋学的陈言腐义”。“利用各种方法来提倡”，但“丝毫不起预期的作用”，相反，共产党领导的新文化虽然受到种种压迫，“依旧风起潮涌，受到青年们的无限欢迎”。
毛泽东在信中还提出，越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胡运，以及廖平、吴虞、叶德辉这些近代经学家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辟有“山穷水尽的经学——鸭片战争以后”一节，专述以康有为、梁启超、廖平等为代表的今文学派同以俞樾、孙贻让、刘师培、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学派的分歧，批判了双方的缺陷和错误，即保存国粹的守旧和以古证今的改良，指出他们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路。此外，也论及了胡适、吴虞、梁漱溟诸人。这些批判和分析，在某些方面实现了毛泽东于1939年2月22日读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提出的要求：对康、梁、章、胡这些近人“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须在另一时间去做”。
18。不读西方哲学，就不懂马克思主义（读西方哲学史书籍）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么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
——摘自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解析］
西方哲学著作，不是毛泽东读书的重点，但他对西方哲学史还是相当熟悉的。其中，有的是从读马列原暑时涉及的，但他确实读了一些有关专门研究西方哲学史的书，以及西方哲学的一些经典著作。
这方面的知识积累，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了。
新文化运动中，毛泽东在哲学学习和研究活动中，间接和直接地与杜威、罗素发生过联系。1919年下半年，杜威在北大讲学时、正值毛泽东刚离开北京。但杜威讲演的实验主义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等，均在《北大日刊》、《新青年》、《新潮》、北京《晨报》、上海《民国日报》、湖南《大公报》等详细连载。毛泽东不放过对这些杂志报纸的阅读。他对杜威这些讲演录都详细加以研究过，并受到其中一些观点的影响。
毛泽东第二次上北京，在北大直接听过杜威作《现代的三个哲学家》的讲演。杜威对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罗素的教育哲学和柏格森的生命奋进论大加鼓吹，毛泽东颇为欣赏。他决心以杜威的《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为教本，认真研究西方哲学。1920年6月7日，他写信告诉黎锦熙：“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纸这三种。哲学从‘现代的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
1920年10月，杠威、罗素由蔡元培、吴稚晖、张东荪、李石曾、杨端六、陶孟和等陪同，分别由北京、上海到湖南长沙讲演。这在湖南是颇为轰动的大事。毛泽东积极参加了筹备和接待工作，并被特聘为讲演大会记录员。毛泽东记录的吴稚晖、蔡元培、杨端六的演讲辞，都发表在《大公报》开辟的‘名人讲演录”中。他并奔走于各讲演会场之间，亲听杜威和罗素的讲演，听后与彭璜、张文亮等新民学会会员立即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这次活动对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想都有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在哲学学习活动方面，还受到蔡元培的较大影响。他两次上北京。都请教过蔡元培，听过蔡元培多次讲演。在一师期间，在杨昌济指导下他阅读过蔡元培根据德国哲学家厉希脱尔的《哲学导言》为要，兼采泡尔生、孔德的《哲学入门》而编写的《哲学大纲》。他在《体育之研究》中，引用了该书的一些观点，甚至把一些话直接写进了文章中。毛泽东对《论理学原理》一书所作的批语，其中一些观，点也来自于《哲学大纲》。此外，蔡元培对互助论、工读主义的提倡，对尼采和柏格森哲学的介绍以及蔡元培的美学思想，都给了毛泽东较深的影响。1937年毛泽东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无限感慨地回忆说：“五四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诚讲座，敬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他在信中廉称自己为“曾聆教益之人”，可见他对蔡元培的崇敬。
1964年，毛泽东曾向斯诺回忆，他青年时代到1937年前，“读过黑格尔，在那以前还读过恩格斯。”（《斯诺在中国》第284页）这里所谈的，就是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形成的理论准备过程。德国在近代的雄姿勃起，以及它挑起的、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中国先进人们对德国的特别重视。德国著名思想家的著作，在中国较早就有介绍。早在辛亥革命前，介绍过康德、黑格尔哲学的杂志就有：《河南》、《湘江潮》、《新民丛报》、《民报》等。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等杂志曾刊登不少文章介绍黑格尔及德国哲学。毛泽东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就曾在《新青年》和其他杂志上读过介绍黑格尔（当时译为赫克尔）的有关著作，如马君武译的《赫克尔一元论哲学》等。毛泽东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的过程中，并没有放弃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他曾继续研究《赫克尔一元论哲学》等书，并把这部书的单行木作为重要著作，在文化书杠出售并向读者推荐。毛泽东还从《伦理学原理》、《西洋伦理学说史》、《哲学大纲》等专著作，对黑格尔哲学有所了解。此外，毛泽东和朋友们还把讨论黑格尔哲学，作为学习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李维汉在毛泽东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第1卷第2、3号上发表的《观念史观批评》一文，较系统地评述了黑格尔唯心辩证的得失。这篇文章的观点，应当说凝结了他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长期以来对黑格尔哲学“共同讨论、共同研究”的成果。其中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关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的论述，16年后，毛泽东在写作《矛盾论》和《实践论》时，也予以采取并使之完善。这说明毛泽东青年时代对西方哲学的学习与了解，对他后来的哲学活动是发生了直接效应的。
在戎马倥偬的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也注意阅读西方哲学。1959年3月1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会上，他回忆说：我的“狭隘经验主义”称号，是×××加的，对我有很大帮助，读了几本书，很感谢他，德波林的《欧洲哲学史》，就是打水口期间读的。原来不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