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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最值得敬佩的是，他这种勇为弱小者仗义执言的本性并没有因为吃了整整二十年的大苦头而改变。人们应当还记得，到了九十年代，年近八旬的老人吴祖光，还挺身而出为一个被国贸某超市无理搜身的女孩子打了一场艰苦的官司哩。这就是我所说的吴祖光不改的文人禀性。
吴祖光是一个自由的文人。他热诚平等地待人，没有丝毫世俗的等级观念。我认为这在等级鲜明的中国社会环境里是最为难得的。
五十年代初，我们和他交往时还都是一群初出茅庐的青年人，而他那时已是大名鼎鼎的剧作家，他家的座上客大都是文化名人。夏衍那时在上海当部长，他每次到北京办公事，下车后先到祖光家“报到”，吃完饭再去招待所。我多次在祖光家里遇见夏公，喝茶聊天，饮酒吃饭，他招待夏部长和招待我们这些年轻朋友同样热诚和随意，丝毫没有等级上的差别，因而我们在他家作客从不感到拘束和不自在。
有一次我到他家，他大概刚送走一批客人，桌上的茶杯还没有收拾。我随意问了一句刚才来的客人是谁，他也随意地回答我：“陈毅。”我大吃一惊，问：“是陈毅副总理吗？”他点点头：“大将军。是王昆仑陪他来的，看了看画，谈了谈戏，聊得很轻松。有警卫陪着，在院子里到处看了看哩。”他的语气很自然，没有半点受宠若惊的意思，就像接待了一位我这样的客人。
还有一次我到他家，他正忙着拍摄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片，讲起拍摄中一些领导乱干预的事，还讲了苏联专家对中国戏曲一窍不通的小笑话，接着说：“昨天周总理把我叫去吃饭，还叫了老舍和曹禺，问我们在写什么，我们三个都不是党员，他要我们讲讲文艺界的情况。”跟上次讲到陈毅来他家作客一样，他仍然是以那样平常的语气讲起周总理的接待。
一九五七年，吴祖光由于他的率真和对共产党的信任而被打成戏剧界头号右派。他的确是被强拉着鼻子上“钩”的“鱼”。田汉主持的《戏剧报》多次派记者登门动员他写文章对戏剧工作提意见，文联召开的“鸣放”会，是两位文联领导人亲笔写信派人来请他去的。他出门前，夫人新凤霞劝他不要去，凤霞是从社会底层走过来的穷苦艺人，她有一个朴素的人生经验：再了不起的人也爱听奉承话，哪有听了丑话不翻脸的人呢！吴祖光不信她的这个经验，他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还是我在重庆编《新民报》副刊时头一个发表的，还有什么信不过我的呢！”
他去出席座谈会，对戏剧工作提了一点批评意见，他有些激动地说，那种办事粗暴又不懂文艺的人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这当然是指个别领导人。但是这篇发言在《戏剧报》发表时，田汉却提笔写了这样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吴祖光的反党罪行也就这样定下来了。
田汉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奉命还是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两种因素都有？我这里不作考证。但不管怎样，田汉这一举既坑害了吴祖光，也表明了在极左政治风暴中他这样一个大艺术家自我心灵的扭曲。因为在吴祖光发言之前，田汉自己写的《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等文章，对戏剧工作的批评比吴祖光尖锐得多。
田汉后来在“文革”中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我想，如果命运给他机会，他会向吴祖光道歉的。
吴祖光被戴上右派帽子后，为了加重他的右派罪行，“小家族”便以他为首了。肃反时积累下来的那些有关“小家族”的材料，一古脑儿都堆到他头上了。每当我回忆起那数千人参加的“小家族”批斗会，吴祖光被无可奈何地揪上台去，听任人们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他侮辱他时，我心里极其痛苦。你问我“对吴祖光的批判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们的命运”，我想说，倒是我们这几个政治上幼稚无知的青年在肃反运动中写的那些材料连累了他。
李 辉：从档案中看，在一九五五年路翎被捕之后你还有勇气去看望他的夫人，这令我感到钦佩。你还记得他夫人和家庭的大致情况吗？
杜 高：胡风和他的朋友们经过整整一年全国大声讨和大批判以后，早已成为毛泽东所说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了。我的情况比他们稍好一点，经过一年多的隔离审查后没有划为“胡风分子”，但我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我的一位朋友漫画家肖里住在朝阳门外芳草地文联的宿舍里。大概是一九五七年春天的一个傍晚，他邀我到他家去喝酒。那里是一片低矮的平房，一排挨着一排。当他领着我穿过房屋当中的小路时，四五个孩子正在那里跳皮筋。虽然天已经黑下来，我还是一眼认出了路翎的女儿徐朗，她那时只有五六岁。我很奇怪她怎么会在这里，急忙走过去问她。她把我带进一间小屋里，我见到了路翎的夫人余明英，才知道路翎被捕以后，勒令她搬出细管胡同六号（现为“田汉故居”）。她便带着三个女儿挤在这里的一间小屋里。她没有想到会见到我，她和所有过去的朋友都已断绝了联系。
我问她有没有路翎的消息，她说，半年多以前，路翎关在东总布胡同的一个红门的宅院里，学习，写材料，糊火柴盒。她去看过他一次，送了衣服和烟，以后就不知音讯了。现在路翎在哪里她也不知道。我们匆匆交谈了几句，我便告辞了。虽然天黑了，但周围住的都是文联的干部，我怕被人看见。这只是一次偶然的见面，当时也说不上是什么“勇敢的行动”，现在更值不得什么“钦佩”。这件小事之所以今天还为一些人提及，就在于它后来成了我的一条右派罪行。
对于路翎一家来说，那只是她们苦难生活的开始，更艰难的岁月还在前面等着她们，她们就在这间小屋里度过了凄惨的二十五年，直到八十年代胡风冤案平反。
李 辉：你前面提到的友人肖里，他后来的情况如何？
杜 高：我很怀念已故的友人肖里。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漫画家，一九五六年从中央美院毕业后开始发表漫画。他的不幸是，刚刚崭露头角，便被当时《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储安平赏识。有一次储安平说：“有两位年轻的漫画家我很欣赏，一位是《北京日报》的李滨声，一位是《漫画》月刊的肖里。”储安平欣赏的漫画家能有好人吗？结果，李滨声和肖里都逃不脱戴上右派帽子的厄运。
这一年，我写了一篇小品文《契诃夫悲剧的幕后》，肖里画了两张插图，一起发表在《新观察》七月号上。后来的一篇批判文章说，我的这篇恶毒攻击新社会的小品文已经教人不能容忍了，更不能容忍的是它还配有两幅更恶毒的漫画。肖里的命运很悲惨，打成右派以后他的家庭破裂，他下放到了黑龙江。文革中他遭到了更狂暴的批斗，他绝望了，用极端的手段自毁了年轻的生命。每当我想到这些英年早逝的友人们，想起这一代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的毁灭时，我都不能不久久地仰天长叹。
李 辉：你和唐湜在鸣放时写了赵寻的大字报《小苍蝇怎样变成大象的》，他是剧协领导之一，这张大字报是否对你被打成右派产生影响？
杜 高：我和赵寻、蓝光夫妇关系的恶化是在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中。他俩既是运动的积极分子，又负责我的专案。我很惧怕他们，他们的身上充满着那个时代最富有代表性的极端的革命狂热，他们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化身，憎恨一切带有自由色彩的思想和行为，把所有同他们不协调的人都看成是革命的对立者和敌人。他们热衷于对胡风文艺理论的清算。路翎被捕后，他们就认定了我是剧本创作室的头号斗争对象，只要他们一旦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就可以把我送进监狱。因此，他们对“小家族”穷追猛打，同时希望从我身上发现更重大的政治问题，诸如我是国民党员或中统特务之类。在审查我的过程中，赵寻的夫人蓝光是最激烈的一个，她的斗争性最强，态度最严厉。档案中保存的那一次次谈话记录实际上是审讯记录，有的标明了谈话时间“夜十二点”，这些谈话几乎都是由她主持的。她是主要的提问者。正因为这样，我对肃反运动的不满首先是对运动中的这些积极分子的不满，而赵寻、蓝光夫妇又是最主要的两个人物。
一九五七年，赵寻根据苏联的一篇叫《小苍蝇变成大象》的童话改编成了一个儿童剧，发表在他主持的刊物《剧本》上，而后又获得了这个刊物主办的“剧本奖”。这时正开始大鸣大放，赵寻作为戏剧家出访尼泊尔。一天，唐湜来找我，他对赵寻改编的这个剧本获奖很有意见，提议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写一张大字报，我正想发泄对赵寻的不满情绪，于是立即提笔对赵寻大加讽刺。
可以想象蓝光看到这张大字报时是如何恼怒。她克制住自己的愤懑，一直等到鸣放终于转向反击右派的进攻，她才得以猛烈反击这两个胆敢报复肃反积极分子的凶恶敌人。唐湜和我都受到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赵寻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当然起了主要作用。但是，历史的玩笑是残酷的。我和唐湜虽然都关进了劳改农场，但肃反和反右的功绩并没有使赵寻得到政治上的辉煌。反右运动结束以后，他下放武汉，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他写的剧本《还乡记》受到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命运就更加悲惨，他被作为叛徒、变节分子，列入江青直接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对象之一。他从牛棚到干校，饱尝极左政治的苦头。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的老朋友们纷纷走出文革的深渊，回到工作岗位。当时，我青年时代的两位好朋友作家柯岩和评论家陈刚关怀我的命运，最早给予我热诚的援助。那时，我还在长沙街道工厂做工，他们打听到我的住地给我写信，帮助我了解中国政局的变化，点燃我心中的希望之火。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为右派平反改正，回到剧协担任领导工作的赵寻积极贯彻落实了中央的决定，原剧协被开除公职的右派，除汪明已经去世、唐湜留在浙江以外，其余三人都调回北京恢复工作。
一九七九年春，我终于回到北京。当天晚上陈刚就陪我到和平里赵寻家和他见面，蓝光热情地留我吃饭。相隔二十二年后重见，我们对那些沉重的往事避而不谈，尽管他们很客气，但多年创痛的阴影使我们彼此都不大自然。只记得蓝光说了这样一句话：“那时你年轻，我们也很年轻啊！”
这以后，我和赵寻在新的基础上开始共事。
李 辉：从七月二日你和汪明的大字报《我们要发言》来看，你们也在声讨右派分子，这是不是想通过表态来过关？当时有什么反响？
杜 高：这张大字报是两个小人物在一场大政治风暴来临前用以挽救自己的一个可笑而又可悲的表态。后来它被当作我们的右派丑行编入了批判材料里，成为批判者们用来嘲笑讥讽我们的一个事例。
五月，我们还以为整风会诚心诚意地听取我们的申诉，纠正肃反中斗争面过大的偏差和错误，为“小家族”恢复名誉。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之后，形势突变，几乎每天发表一篇社论，对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在鸣放期间提的意见逐条批驳，进行反击，批判的一个重点是罗隆基提出要成立“平反委员会”来纠正肃反错案。中央规定：凡是攻击肃反的，一律划为右派。
汪明和我都已预感到前途不妙。文联大楼里帮党整风提意见的大字报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愤怒声讨右派的一篇篇檄文。人人争先贴大字报表白自己无限热爱共产党，和资产阶级右派划清界限。剧协的气氛顿时翻了一个个儿：凡是写过大字报和在鸣放会上提过意见的人现在都紧张起来，而前一向忍气吞声听群众批评的领导人则恢复了往日的神采，磨拳擦掌准备反击了。这时候，汪明急于表态，他理直气壮地对我说：“我们不是罗隆基，我们拥护党的领导，我们只是对剧协的肃反提了一点意见，如果我们不及时表态，人们会把我们同罗隆基搅到一起的。”于是就有了这张大字报。
李 辉：这批档案中有不少汪明写的交代材料。今天你怎么看待他？
杜 高：汪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种悲剧典型。他虔诚地信仰共产党，党要他干什么他就毫不犹豫地去干什么，肃反时也整了他，但他天真地以为什么都说了就会得到宽大处理，不仅把平时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纲上线交代出来，甚至写了不少不实的材料。后来整理的所谓“小家族”的罪行材料绝大多数就出自他的交代。反右开始后，他在批斗会上跳上台批判“小家族”和吴祖光，痛哭流涕地交代自己为“小家族”翻案，为此，吴祖光夫妇和一些小家族的朋友们始终不肯原谅他。
尽管汪明的揭发交代给我带来不少麻烦，但我仍然认为汪明是一个单纯热情的人，他的悲剧正在于他过于单纯和天真。他在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并没有挽救他，他还是被戴上了极右分子的帽子，开除了公职，送去劳动教养。大约在一九六六年我们在团河农场偶然相遇，那时他已经摘掉帽子，我还在教养中。他对我说：“要相信党，积极改造，争取回到革命队伍。”这是他给我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他没有料到，无论他怎样努力也没能“回到革命队伍”，一九七六年他死于安徽的一个劳改农场。
李 辉：请谈谈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这份《呈请劳动教养批示表》当时填写的过程，你是如何由剧协移交到公安局的？
杜 高：一九五八年二月，文化部把划进“二流堂”、“小家族”的全部人员都召集到一起，开了最后一次会，由副部长刘芝明宣读了他的长文《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算是对我们做了结论。不久，吴祖光、黄苗子、丁聪、田庄、陶冶等随文化部系统的一批右派送往北大荒劳动。我预想到对我会处理得比他们重，北京是呆不下去了，也会让我去劳动，但我没想到自此会成为公安机关的专政对象。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早晨，剧协五个罪行最严重的右派戴再民、唐湜、汪明、阮文涛和我先后走进王府井大街六十四号文联大楼第三层的中国剧协党组办公室，负责人孙福田、伊兵让我们在右派罪行结论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才亮出原先遮住的处分结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这时，从隔壁房间走出早已等候着我们的公安人员，把我们带到大门外的一辆卡车上。车先开到东城公安分局，公安人员命令我们在各人的登记表上用黑色油墨印上了两只手的掌纹，然后就把我们关进了位于自新路的北京监狱看守所。自那天以后，我就与世隔绝，开始了长达十一年半的劳教生涯。
五个人当中，戴再民是年长者，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从事进步戏剧活动，已有二十年党龄。他曾蹲过国民党监狱，出狱后又为营救狱中同志到处奔波，饱经政治风霜。他的右派罪行主要是以《戏剧报》记者的名义“煽动”艺人鸣放，“进行反党活动”。从一个老党员，老干部顷刻间变成阶下囚，劳教分子，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他实在难以接受。他蹲在卡车里一言不发，垂着头，心情沉重。
唐湜也算是一个年长者。他在四十年代就已是小有名气的新派诗人和翻译家了。他受西方文学影响很深，追求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发表了很多诗歌和文章，是一位勤奋的作家。这时他也在《戏剧报》工作，他的主要右派罪行是“攻击肃反运动”。唐湜是一个不善言谈忠厚老实的书生，他的生活很清苦，家庭负担很重，妻子没有工作，带着三四个孩子。他被突然送进监狱时，一家人还在等着他回家吃午饭哩。唐湜非常焦急。他脸上流露出的无奈与无告的痛苦，惊慌失措的举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四十多年后仍历历在目。
五个右派中个人命运最悲惨的是汪明。汪明和我是同案犯。我们都被划为以吴祖光为首的“小家族”右派集团的首要分子。汪明是一个热情洋溢感情奔放的青年剧作家，他对共产党新社会充满了信任和热爱。汪明是个孤儿，童年是在难童收容所度过的，后来进了四川戏剧专科学校，参加了当时的进步演剧活动。他曾自告奋勇泅水偷渡边界，把地下党的情报送给香港的党组织，后来他在香港《华商报》工作，他写剧本，写散文，歌颂人民革命，同时也拍电影，如著名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里就有他的镜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随香港进步文化人士到北京，任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