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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文涛是我们五人中年纪最轻的一个。他是解放后戏剧学院毕业的学生，兴高采烈地分配到全国剧协的机关刊《戏剧报》当记者，能和田汉这样的大戏剧家一道工作，他感到无比的幸福，认为自己前程似锦。一九五七年春，他刚刚和戏剧学院的一位女学生结婚，正陶醉在爱情里。他满腔热情地响应党的号召，积极采访和组稿，反映戏剧工作者的呼声。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会闯下大祸，招致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后果。阮文涛年轻力壮，他被收容教养后，情绪没有消沉，他相信只要积极劳动就能摘掉右派帽子。
在北京的文化单位中，剧协划右派的人数、在右派中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的比例，恐怕都位居前列。
在看守所学习一个月以后，我们五个人被送到北大荒兴凯湖农场，这以后就分开了。一九五八年底我从兴凯湖送回北京，在北苑农场、新都暖气机械厂改造，还被关在雍和宫收容所、功德林监狱收容所，一九六一年到茶淀清河农场，一九六二年到北京三余庄团河农场，文革后再到清河农场，直到一九六九年遣送回原籍，我几乎走遍了北京市公安局管辖的所有劳改单位。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一九七九年春天我们陆续回到了剧协，只是汪明再也回不来了，活着的四个人，年轻人变成了老年人，年长者更加老迈了。
一九七九年一月我在“右派改正决定”上签了字，尽管那个“改正决定”措辞上有许多保留，不像半年后文化部党组关于“二流堂”“小家族”的平反决定那样彻底，我还是真诚地写上了“感谢党”。因为二十多年的苦难使我深感它的来之不易。
四、 劳教部分
李 辉：我注意到，一九六○年关于你的材料中，你的思想抵触情绪很大。即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仍然习惯有什么说什么。譬如，别人揭发你在大跃进中不让别人多干活等。这是与你的性格有关，还是当时对大跃进有所看法？
杜 高：一九五八年四月把我送交公安局劳动教养时，我并没有感到恐惧。这是因为进行了整整一年的反右运动已经把我整得精疲力竭，我急于摆脱那个政治环境，哪怕流放到一个远远的、极其艰苦的地方去也会比在这里轻松些。我那时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我还没有能力预想到未来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长期监禁的日子将会怎样折磨一个人和改变一个人，强制性的思想改造又将怎样摧毁一个人的精神生命。
像大多数青年人一样，我曾有着热情的性格，活泼的思维，自由的意志和一颗充满美好憧憬的心。像大多数青年人一样，我敏锐地感受着新事物，接受新鲜的思想，并且喜欢毫无顾忌地对现实发表议论，不但自信，还有那种只有青年人才有的自负和自傲。因此我的性格也就不可避免地与那个压抑个性、要求绝对统一的极左政治环境产生深刻的矛盾和剧烈的冲突。从逐年积累的档案材料可以看到，这个矛盾和冲突也就贯穿了我的整个劳动教养的过程，直到岁月无情地给我添上白发，直到我的个性彻底泯灭。
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能适应那个劳改环境，还顽强地保持着我的性格的某些特征，我仍然克制不住地要表达我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真实看法，比如材料里记载着我对大跃进的不满言论，就完全不是由于我当时就对大跃进的荒唐有什么认识，只不过是我忍不住要把自身感受到的“不许睡觉”的苦恼宣泄出来，和对人们打着盹儿强撑着以表示自己干劲冲天的奇怪现象说两句怀疑的真话而已。当时由于我们与世隔绝，只知道报纸上说的形势大好，至于大炼钢铁、高产卫星田、公共食堂等对农村生产力的破坏以及造成的严重恶果，我是在很多年以后才从各种回忆录中陆续得知的。
李 辉：关于两个窝窝头专门开批判会，你也很认真地写检查，这也算那个时代的一个喜剧。对这件事你有什么可以补充说明的？
杜 高：今天重看两个窝窝头事件我写的那篇检查和人们对我的批判，不禁要发出苦涩的笑来。一九六○年底在北京郊外的一个劳改工厂，那一天轮到我去伙房打饭，同组有一个姓沈的劳教人员，他是工厂的技术员，记不得那天他是有病还是下车间去了，午饭时没有回来吃他那两个窝头。那时饥饿已经开始向我们袭来，没人吃的两个窝头对我是个极大的诱惑，我没有立即送回伙房。第二天管教干事查问这两个窝头的下落，我就赶紧送回伙房了。这本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然而在那个年代，尽管我没吃那两个窝窝头，但是有过想吃的念头，这就是罪过。为此我批判自己“可耻”、“恶劣”、“贪婪”，一直到“反人民”，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再到剥削阶级的剥削意识，就这样还过不了关，还要接受小组批判，没完没了。今天的人们会觉得，这些批判是那样荒唐可笑，但对于当时的我，除了绞尽脑汁上纲上线狠批自己，别无出路。一九六○年的除夕之夜，监舍铁门外站着荷枪的警卫，挤睡在炕上的人们不知是不是在思念家人，大都翻来覆去没有入睡，在监舍的昏灯下我趴在炕头上一字一字地鞭挞自己的灵魂。明天就是新年了，我不会想到，那将是更大饥饿的一个年头。
在那个环境里，人的生理要求也被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前一年工厂里热火朝天地大跃进，“放卫星”，三天三夜不睡觉，连轴转地干活，那时，谁要是说想睡觉，干活时打了个瞌睡，人们就要批判你对大跃进的态度，你就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到了一九六○年，粮食紧张了，定量减少了，谁要是说饿，吃不饱，想多吃一个窝窝头，那就是对待“三面红旗”和“暂时困难”的态度问题，这就是那个历史时代的政治。两个窝窝头的那篇检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
李 辉：一九六一年四月，监管负责人的评语很严厉，一句话“再劳教三年”，便决定了你的命运。你当时知道这个决定后的反应现在还记得吗？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你写的《思想总结》中谈到了对决定的认识，那么，这些话中的真实性有多大？
杜 高：劳动教养原先是不规定具体年限的，一般最长三年，根据各人的具体表现确定时间长短，有很大的灵活性。到了一九六一年四月，我已被收容教养满了三年时，政府又颁布了新规定，像劳改犯判刑期一样，给劳教人员定劳教年限。考核每个人的表现分别六类（从定期半年到最长三年）进行处理。我记得这一天，刮着大风，我们蹲在劳改厂的一个空坪里，紧张地听管教干部宣读名单。我被划入“表现很坏”的一类，继续教养三年。这样，我要到一九六四年四月才能解除教养了。
听到这个宣判，我的心情很沉重。留在这个工厂里劳教的右派分子，大都是技术人员，他们一般都是继续教养一年或二年，只有我一个右派定期三年。散会后，负责管教我的李干事同我谈话，他抽着烟，眨巴着眼，用天津味的普通话问我：“你知道为什么定你三年吗？”我回答不知道。他发怒了，一条腿踩在椅子上，一口烟喷到了我的眼睛里，我用手揉了揉眼睛，他冷笑了一声：“这时候想哭了不是？迟了！当初骂我们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你以为政府不知道是吗？你骂我们是沙皇的狱吏，你太反动了，告诉你，我们是革命的干部！”我低下头，不再申辩。因为申辩已经没有用了。我明白过来，就凭着一个小青年的一个汇报，既不用调查核实，更不用经过法律程序，就决定了我三年的政治命运。
李 辉：你在什么场合用了“沙皇的狱吏”这样的字眼？
杜 高：那是在冬日大休的日子。关在监舍里的教养分子们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一个小伙子靠在墙角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在看。我认识他，他在技术股绘图，原来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偷东西被送了进来，大约二十来岁。我走过去，翻了翻这本破破烂烂扯掉了封面的书，原来他看的是托尔斯泰的《复活》，正看到玛斯洛娃关进监狱的那一章。我们聊起天来，大概从沙皇的狱吏说到我们在劳教工厂的处境，或许还发了几句牢骚。显然，这位小伙子向李干事汇报了我们的谈话，他是怎么说的我不得而知，他为着靠拢政府，争取自己早日解除，不惜坑害了我。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沉痛的教训，在这个用告密来换取自由的环境里，我必须学会警惕，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这一年我已经三十岁了。
几天以后的一个深夜，李干事忽然来把我叫醒，要我收拾好衣物，我便随一批新收容的劳教分子被送到了茶淀农场继续改造。
我再听到有关李干事的消息是在五、六年后。我因胸膜破裂被送进团河农场二大队的职工病房休养，正值文革高潮，公安系统内部的运动也如火如荼地激烈展开，我不时从病房的窗口看到农场干部们被揪斗的场面，真令我惊心动魄。从病友的闲谈里，我听到李干事被群众用皮带打死了的消息，据说查出解放前他在天津卫当过警察。他死得很惨。也许，他也是一个冤案。
李 辉：一个人的印象就决定了你在劳改农场再呆三年。这新增加的三年是怎样度过的？
杜 高：李干事给我追加的这三年，是我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最严酷的三年。
从一九六一年夏天开始，整个劳改农场笼罩在一片愈来愈可怕的大饥馑的恐慌、凄惨和混乱之中。没有任何力量能比得上饥饿的威力，饥饿能摧垮人的理性把人逼疯，饥饿能剥掉人的自尊让人赤裸裸地展露最原始的动物本能。这时，我才认识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生物。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段人生体验，至今回想起来都禁不住心灵颤栗。
我们的口粮减到每天只有两个窝窝头，副食只剩下一勺漂着几片菜叶的清汤和一块咸菜。最初我们还能用精神和意志来忍受饥饿，靠拼命喝水来胀饱肚子。后来，人人的脸都肿得圆圆的，两条腿浮肿得提不起来，寻找食物便成为我们生存的唯一追求了。
我的一个同乡谢自渝是北京一所工业大学的高材生，他的伯父是湖南备受尊敬的老干部谢华。谢自渝对研读马克思主义有浓厚兴趣，他在苏联批判铁托的时候，认为铁托的理论有道理，在学校发表意见引起了校方注意。这个天真的学子写了一封支持铁托观点的信，准备亲自送到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他跑到大使馆门口，刚掏出信，就被人抓住送回学校。打成右派送劳动教养时，他的手提包里除了几件衣物，就是三大本《资本论》。他才二十几岁，还做着罗曼蒂克的梦，准备一边用强体力劳动来磨炼意志，一边深入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即使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这个矮矮敦敦的青年在劳动中还拼命创高效，挖土方的时候他还硬挺着，涨红着腮帮抬起三百多斤重的大抬筐。在饥饿的这一年，他以极大的意志力克制着自己，绝不像我这样露出一副饥饿难忍的狼狈相。但是，一次在水稻田里拔草，一条蛇向他游来，他顿时像发现了宝物一样，瞪圆两只眼睛扑了上去，一把扭住那条蛇，疯了似的一口咬下蛇头，三嚼两嚼吞进肚里。就这样，他生生地吃掉了一条蛇。那情景真叫人惊骇。
我虽没有他那么大的勇气和本领，但也是从早到晚一门心思寻觅食物。除了吃，什么都不顾了。在档案里还保留了我的一些思想检查，检讨自己的“堕落”。可是检讨归检讨，求生还是人的第一本能。我曾用仅有的一双新布鞋和一件毛背心和附近的农民换了两个糠窝窝头充饥。我在地里寻觅野菜，有时能拔到一些马齿苋和胡萝卜缨子，晚上躲在厕所后面监管队长看不见的墙旮旯里，用两块砖架起脸盆烧些柴草煮熟了吃。没过多久，野菜挖不到了，天气渐渐凉了，饥饿愈来愈严重。有一次，我从拖拉机翻过的大田里挖到了十多头大白菜根，真是高兴极了。收工后我照旧端着脸盆躲到厕所后面去架我的灶，但是这一天点火的人太多，天又黑得早，一堆堆小火串成了一长条火龙，引起了警卫的注意。我正蹲在地上烧火，忽然听到有人喊：“队长来啦！快跑！”人们急忙把火踏灭端起脸盆就跑，我也跟着跑，慌乱中一脚踏进了一个被稻草和枯叶盖住的尿坑里，我紧紧地抱住脸盆，不让煮熟的菜根泼掉。浸湿的棉裤很重，我费力地把腿从尿坑里拔出来，艰难地回到监舍，先把那一盆菜根吃下肚子，再脱下棉裤到火炕口去烤干。
又有一天，我被派到场院去干水稻脱谷的活儿。干这个活虽然很累，但大伙儿都乐意干，因为有机会偷吃大米。队长在场院走来走去监视我们，收工时要大家把衣兜翻出来检查，但人们仍趁他不备抓起一把稻谷塞进棉衣兜里，然后假装大小便，躲到稻草堆后面，用鞋底搓掉谷壳，把生米塞进嘴里。吃了几次生米，我们都觉得肚子胀痛，拉不出大便。队长发现生稻谷也有人吃，把我们狠狠地训斥了一通，不再派我们去场院了。
这年立冬的那天早晨，白茫茫的一片冬雾，天气阴冷，我们怀里揣着一个中午吃的窝窝头到很远的大田里去拾稻穗，每人一行，从这头到那头足有一里多路，我们慢慢地朝前走着，遗落在地里的稻穗早被附近的农民捡光了，我捡不到几穗。但这一天我却有了意外的收获，因为霜降，蝗虫飞不动了，一只又一只落到了我的脚前，我顺手抓住它们藏进了棉衣里。收工回来后掏出来一数，竟有二十多只，我把它们穿在一根铁丝上，点燃一张报纸，烤焦的蚂蚱香味扑鼻，真是那个年代里难忘的美食。
入冬以后，电网包围着的劳教分场被一种恐怖的气氛压迫着。可怕的肝炎病毒在这里迅速蔓延，病号一天天增多，饥饿的人们蜷缩在炕上呻吟。我半夜醒来，常常听到抬走死人的声音。我已经麻木了，周围的死亡不再使我震动，我的腿浮肿着，走路十分吃力，我开始咯血，身体越来越虚弱，似乎只剩下一丝微弱的呼吸了。
年末，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忽然来了命令，把各分场的右派劳教分子集中到农场西荒地的一个没有电网的小分场里，伙食也有了一点改善，晚餐的两个白薯窝头改为一大舀煮得很稠的大米稀饭。这一舀子大米粥竟成了我们生存的动力，它太好吃了，以至我们从早晨睁开眼睛就盼望着天快些黑。粥是用大木桶盛着的，队长站在粥桶旁监督着，我们端着饭盆排着队每人领一舀子。这时冒出来一个人物，名叫高健，大高个子，东北人，部队文工团的二胡演奏员，他真聪明，在出工的路上捡了一只破鞋，他把胶底修剪成一个刮片，洗得干干净净藏在怀里，他很快把自己那份粥喝完，蹲在粥桶边，等最后一个人领完粥，他突然扑向粥桶，把桶推倒，一头钻进桶里，用他的刮片把粘在桶壁上的粥汁刮下来，竟刮满一饭盆！这情景使监管队长也目瞪口呆，他披着军大衣叼着一支烟鄙夷地吐出一句：“真是条狗！”
可怜这个高健，独占粥桶的日子没有几天，别人也发明了各种工具抢刮粥桶。高健到底没能救活自己，还是死在了那个饥饿的年月里。
一天早晨，排队出工的钟声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