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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拥有多种优势，在全中国范围内又具备着多种统一的条件，配合起来，这就是秦为什么能够结束八百年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原因。
第五节 孟子与邹衍
孔子创儒家学说，墨子反对儒家，创墨家学说。杨朱生在墨子后，针对兼爱，创“为我”学说，反对墨家。孟子说，“拔他身上一根毛，天下人都可以得到利益，他是不干的。”杨朱是这样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提倡者。孟子时，杨墨两家学说满天下，士人们不是从杨就是从墨。儒家礼乐学说被墨家破坏了，儒墨两家说法不同的仁义学说又被杨朱破坏了。继承传统文化即所谓周道的儒家学派，自然要起来坚决反抗，代表人物就是孟子。
孟子名轲，鲁国邹人。孔子中庸学说传曾参，曾参传子思（孔伋，孔子孙），子思再传为孟子，孟子学说可以说是孔子的嫡传。盂子与齐宣王梁惠王同时，带着车子数十乘，侍从多至数百人，游说齐魏等国王，虽然他的学说被国王们看作“迂阔而疏于事情”（不合时宜），但在当时思想界中却发生大影响。晚年回家著书七篇，又给后世思想界极大的影响。孟子确是孔子以后最大的一个儒学大师。
孟子自任为孔子的继承人，《孟子》七篇，充分发挥了孔子学说的仁义部分。大体说来，作为孟子思想中心的仁义学说，表现在他的反对非儒家学派和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等三个方面。
盂子反对当时各种非儒家学说，主要是“辟杨墨”。他在《滕文公篇》里痛斥杨朱墨翟，说“杨氏为我是无君，墨氏兼爱是无父，无父无君是禽兽”。墨翟有君，硬说他无父，称为禽兽；杨朱无君又无父，却说他无君，看作与人相近的禽兽。在《尽心篇》里说“逃出墨家一定到杨家去，逃出杨家一定到儒家来”。足见孟子认为杨与儒是比较相近的。孟子“辟杨墨”，正说明孟子的阶级偏见。墨子被认作禽兽，只是因为墨家代表劳动群众要求一些政治上的利益。墨家流派宋钘（音坚jiān）创制华山冠（华山形状，上下平均）表示上下应该平等，这是儒家绝不能允许的。杨朱与孟子同属地主阶级，区别只在杨朱所暴露的剥削思想，毫无掩饰、毫无节制，孟子则是谈仁义，使剥削思想有掩饰与节制。杨朱的思想在政治上就是暴君污吏的民贼思想，孟子对它深恶痛绝确是事实，但和墨家比起来，却看作较好的思想了。孟子又和许行的农家学说作了一次著名的辩论。《滕文公篇》载许行主张“君民同耕，不耕不得食。布和帛长短同，麻和丝轻重同，五谷数量同，鞋子大小同，那末价钱都一样，即使幼童上市，不会受骗”。这种虚幻反动的平均思想的学说，孟子予以非常明快的驳斥，是有重大意义的。孟子说，“货物不同，价值也不同，大鞋与小鞋同价，谁还制造大鞋呢？照许行的做法，天下再没有好质量的货物了，怎么治国家！”孟子一生辩论，影响最大的在于辟杨墨，但有较多进步意义的却在辟许行。当时各国都在讲求富国强兵的方法，孟子独依据仁义学说，与各种学派进行争辩，对儒家学派有极大的贡献。
孟子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劝国王行仁政以达到全中国统一的目的。仁政首先是实行井田制度，给农民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另外给国君耕公田十亩，比种田百亩抽税十分之一的彻法，农民收入可以多一些。当时地主兼并，农民失地或少地，给农民土地是必要的，但土地从何处来，孟子不曾说及。不过，孟子既有此主张，总会想到土地的来源。他是孔子的嫡传，要复西周之古。他对滕文公谈施行井田的办法是划地主的土地为井田（所谓“正经界”），分配给农民去种，使农民“死徙无出乡”，“公事毕（种公田），然后敢治私事（种私田）”。这种办法，实际是要地主回到领主、农民回到农奴的地位上去。象滕那样小国，也许实行得了。至于齐魏大国，不仅不能阻止地主的兼并，同时也不能强迫多数农民再去当农奴，所以孟子的仁政学说，被国王们看作不合时宜，无法采用。但是孟子的仁政学说，含有不少独辟的积极思想，如痛斥民贼，说汤放桀，武王伐纣是诛独夫不是弑君；如重民轻君，说“民为贵，社稷（国）次之，君为轻”。得民心的人得做天子，天子失民心，就是独夫，人人得而诛之。如君臣关系，说君待臣象手足，那末臣待君象腹心；君待臣象犬马，那末臣待君象路人；君待臣象土芥（轻贱物），那末臣待君象仇敌。如限制君权，说国君用人或杀人，不要单听左右亲近人的话，也不要单听大夫们的话，要国人都说这个人好或国人都说这个人可杀，经过国君考察后，才决定用或杀。孔子在 《春秋》弑君书法中，承认国人有权杀暴君。孟子依据孔子及西周时敬天保民思想，大胆予以发挥，成为封建时代最可宝贵的一种政治理论。
孟子的哲学思想，是性善论。这是仁义学说必然的出发点，犹之性恶论必然主张礼乐学说一样。孟子把口、耳、目、心所喜欢的东西人人相同，来证明合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理义，也是为一切人所喜欢。事实恰相反，统治阶级的理义，根本在于维护剥削，而被统治阶级的理义，根本在于反对剥削。统治阶级的理义，怎能说是为一切人心所喜欢呢？孟子性善论是从统治阶级看本阶级的性是善的，所以本阶级的理义也是善的。以此为标准，被统治的人当他对理义表示顺从的时候，性也是善的，表示反对的时候，象墨子代表庶民要求一些政治上的权利，那就是性恶的禽兽。与孟子相反，荀子主张性恶论，是从统治阶级看被统治阶级的性是恶的，所以要用统治阶级的刑法来强迫被统治阶级顺从，事实上荀子也以为统治阶级的性是善的，否则不可能有制礼的圣人，也就不可能有遵礼的士大夫。性善性恶说法不同，本质都是宣布统治阶级权利的不可侵犯。性恶论的出现，也说明战国后期阶级矛盾比前期更趋尖锐。
荀子说子思、孟子是五行学说的创始者。孟子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篇》），“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尽心篇》）等近乎五行推运的说法。比孟子稍后的邹衍，扩大五行学说，成为阴阳五行家。秦汉时孟子一派儒者与阴阳五行家结合，大得统治者的尊信。
《周易》讲阴阳，《洪范》讲五行，原来是解释宇宙的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阴阳是朴素的辩证法，五行是朴素的唯物论。至齐人邹衍混合两种思想，并且改造成唯心论，大大加强它们的神秘性，创立起阴阳五行家。邹衍著书五十六篇，十余万言。战国时期海陆交通开始发达，地理知识大为增加，如《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王会解》以及比较真实的《禹贡》、《周礼·职方氏》等书，都反映出人们的眼界不再局限在黄河中下游这个小区域里面。邹衍依据当时已有的一些地理知识，用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边的方法，先详述中国九州名山、大川、道路、禽兽、物产、奇珍，称为赤县神州。从此推广，象赤县神州的州共有九个，称为九州，外面有小海环绕。小海环绕的九州称为一州，这样的州又共有九个，外面有大瀛海环绕。再往外便是天地的边际。邹衍又用同样的方法，从当时上推至黄帝各时代的制度和盛衰，再往上推直到天地剖判以至天地未生的时候。这些虽出臆测，但扩展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应是邹衍学说中的有益部分。
曾子反对天圆地方说，以为如果地是方的，那末地的四角就没有天。又重视历数，说圣人注意日月的度数，考察星辰的运行，使四时节气不发生错误。孟子也说一千年的冬至日可以算出来。曾子、子思、孟子学派，主要在讲论仁义，其次才兼讲天文历数。这个学派的支流阴阳五行家，主要在讲论天文历数，其次才讲仁义。古代天文历数与灾异占候混为一事，迷信成分极浓厚。前五一一年，晋国史官史墨给赵简子占梦，预言六年后吴将攻入楚都，但不能灭楚，理由是火胜（克）金。墨子不信五行，驳斥占卜术用五色龙定吉凶。足见东周时五行说早已通行，至邹衍特加发挥，号称“谈天衍”，把阴阳消长与五行相胜配合起来，造出五德终始（水德克火德，火德克金德等）的循环论与命定论。阴阳五行家传播“推五德终始之运”的学说，要人们一举一动完全听命于鬼神天数。这种学说影响最广泛而流传又极久远，是战国诸家学说中最有害的一种。
第六节 老子与庄周
《道德经》五千言，确是战国时期的著作。据《史记·老子列传》所说，《道德经》的著者是楚国苦县（河南鹿邑县）厉乡曲仁里人李耳。李耳的儿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前二七三年，宗被秦白起击败，魏使宗献南阳求和。《史记·魏世家、六国表》与《战国策·魏策》均有记载。宗（《魏策》作段干崇）是战国后期人，事无可疑，那末，李耳的年代也可以推知。宗儿子名注。注儿子名宫。宫玄孙名假。假在汉文帝时做官。假儿子名解，为胶西王邛（前一五四年邛死）的太傅，就在齐地住家。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崇尚黄老，《史记》在《老子列传》记李耳世系，在《乐毅列传》后记道家传授，体例略同《孔子世家》与《仲尼弟子列传》。《史记》叙述李耳乡里世系及师弟传授，如此明确，必有根据，决非虚构。 据《礼记·曾子问篇》，孔子师事老聃，是老聃确有其人。战国诸子创学说，多依托古人，道家书依托尤多。《汉书·艺文志》道家：《老子邻氏经传》四篇。班固自注：“姓李名耳，邻氏传其学。”班固生在东汉初年，不曾怀疑《老子》非李耳所作。道家书有《伊尹》（商汤相）五十一篇，《太公》（周文王师）二百三十七篇，《辛甲》（周太史）二十九篇，《鬻子》（周文王师）二十二篇，《管子》（齐桓公相）八十六篇，《黄帝四经》四篇，《力牧》（黄帝相）二十二篇。这些书都依托古代帝王师相，李耳所作依托孔子师老聃，是不足为奇的。《黄帝四经》非黄帝作而世称为黄帝，《老子》上下篇非老聃作而世称为老聃，事同一例。说《老子》上下篇一定是老聃所作，未免拘泥，说《老子》上下篇一定是关尹（《汉书·艺文志》道家有《关尹子》九篇）环渊（《汉书·艺文志》道家有《蜎子》（蜎音渊yuān）十三篇）之流所作，未免穿凿。庄子说孔子到东周，见道家思想的老聃问礼，接受老聃的教训。庄子也说杨朱见老聃。按杨朱生在墨子后，孟子前，决无见老子之理，庄子说显然不可信。《庄子》书本来十分之九是寓言，信寓言为真事，未免过于天真。《史记·老子列传》列举若干荒诞不可通的说法以后，用“谁也不知道对不对”一句话把那些不可通的说法都否定了。司马迁最后断定说老子（李耳）是个隐君子，不是东周史官；他的儿子名宗，是魏国的将军；李耳学说的宗旨是“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不是教孔子笃守古礼的那个老聃。著《老子》上下篇的人，应根据《史记·老子列传》与班固《汉书·艺文志》肯定是李耳。孟子批评当时各学派，没有提到老子，这说明李耳学说流行在孟子后。荀子开始评论老子，说他只看到屈的好处，没有看到伸的好处。韩非子作《解老》、《喻老》两篇，发扬老子学说。足见老子学说的传播在战国后半期。
老子是有极大智慧的古代哲学家。他观察了自然方面天地以至万物变化的情状，他观察了社会方面历史的、政治的、人事的成与败，存与亡，祸与福，古与今相互间的关系与因果，他发现并了解事物的矛盾性比任何一个古代哲学家更广泛更深刻。他把这种矛盾性称为道与德。道是从一切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自然法则或规律。《老子》书中多用“一”代表道。“一”里面有正反两面对立着。有对立，才有变动，老子称为“反者道之动”。反面开始是柔弱的，但是它可以转化到强大方面去，取得正面的地位。老子称为“弱者道之用”，“柔弱胜刚强”。正反两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老子称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德是宇宙间一切具体存在着的事物所含有的特性。德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德所寓的事物称为得。韩非子说“德者内也，得者外也”，王弼注《道德经》（即《老子》）说“德者得也”。从各个的德综合为一般的道，从一般的道表现为各个的德，有道便有德，反之，没有德也就没有道。韩非子称为“道有积（积 众德成道）而德有功（实在的事功），德者道之功（道不离德）”（《解老篇》）。庄子说道在万事万物的里面，郭象注《庄子》说“道不逃于物”。老子以这些朴素的辩证法，讲论“人君南面之术”（统治术）与一个人（统治阶级的人）如何立身处世的方法，全部学说贯穿着道德这个根本思想。
老子看到了矛盾的某些重要法则，特别是正反两面互相转化的法则，成为老子学说的精髓。因为战国时期，贵族领主正在没落中，已没落的企图恢复失去了的特权，未没落的企图巩固将失去的地位，思想上带着消极、保守的色彩，老子学说正是这些没落领主思想的反映。老子学说的精神，不是要发展矛盾，解决矛盾，向前推进，而是要阻止发展，保持原状以至向后倒退。老子在政治上人事上应用他所了解的法则，大体有四类：一类是“抱（守）一”。所谓“抱一”，就是一方面“无为”、“好静”、“无事”、“无欲”，缓和另一方面的反对，使事物常常保持原来的情状，不让矛盾发展起来。老子以为治民做事，最好象“啬”（农夫）种田，只许田上有一种禾，不许有别种草。国君能在危机未起前去危机，乱事未起前除乱事，国家可以长久。做事情始终如一（“慎终如始”），可以免于败坏。一类是“取”。其方法是“将欲歙（音系xì 缩小）之（对方），必固（定要）张（扩大）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自方处于柔弱地位，使对方处于刚强地位，刚强已极，就要转化到它的对面，归于失败。这个道理叫做“柔弱胜刚强”、“强梁者不得其死”。一类是“守”。既然正反两面要易位，已在正面的人，如何能常得而无丧（失），常利而无害呢？韩非子在《解老篇》里解释祸福的关系说，“人有祸害，心里恐惧，心恐惧则行为端正，行为端正则思虑周到，思虑周到则明白事理。行为端正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明白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长寿，必成功则富贵。长寿富贵叫做福，而福本于有祸，所以说，祸兮福之所倚。……人有福自然是富贵，富贵自然衣食美，衣食美自然骄心生，骄心生自然行为淫邪，举动违理。行为淫邪自然要短命，举动违理自然无成功。短命无成功叫做祸，而祸本生于有福，所以说，福兮祸之所伏。”这里说明正反易位是有一定的条件的，要常保正面，不转到反面，必须“知止、知足”，必须“去甚、去奢、去泰”，必须“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正面不完全脱离反面，正面就会保持常态。例如王公大人自称孤、寡、不谷（不善），表示贵不弃贱，高不弃下，因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贵、高脱离贱、下，贵、高也就不能存在。刘向《别录》论道家“秉要执节（关键），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柔弱）”；《汉书·艺文志》班固论道家说，“秉要执本（道、德），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能谦逊退让）。”这都是说，老子善于守高贵地位，是统治阶级最有用的学说。一类是“无”。老子阐发无的妙用，是老子学说独到的见解。老子以为“有无相生”，“有生于无”，例如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