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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应用无的学说在阶级矛盾上，对统治阶级主张无为。他说，民为什么饥饿，因为统治者食税太多；民为什么难治，因为统治者喜欢有为。又说，朝廷很奢华，民间一定田荒食虚，所以“损有余（统治者）而补不足（民）”是合乎天道的政治。对被统治阶级主张愚民。他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要“虚其（民）心（无知），实其腹（有饭吃），弱其志（无欲），强其骨（能劳动），常使民无知无欲”。事实上愚民是困难的，因此他想倒退到小国寡（少）民的远古时代去。那里用不着各种器械，不要舟车，不要甲兵，不要文字，结绳就行了。这一国望得见那一国，这一国听得到那一国的鸡狗声，国与国间居民自给自足，一辈子不相往来。老子想分解正在走向统一的社会为定型的和分离的无数小点，人们被拘禁在小点里，永远过着极低水平的生活，彼此孤立，没有接触的机会，社会进步所不可缺少的愿望和努力，老子都看作有害。这种反动思想，正是没落领主的思想，他们不敢向前看，只好回头看那辽远的后面，幻想在那些小点里过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美满生活。
道家学说比儒家更保守。儒家复古，只复到西周，道家却想复到“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远古。社会向前发展，在地主阶级的儒家看来，只要加以节制，不使变动太快、离旧礼制太远，就可以了；在没落领主的道家看来，则是不可容忍的罪恶。《庄子·天地篇》载一段故事，说子贡在路上看见一个种菜老人，抱瓮入井，汲水灌园，用力多，见功少。子贡劝他使用桔槔，老人忿怒道“谁不晓得那个东西，我不能无耻到用桔槔的地步”。这当然是寓言，但正表现道家的极端的保守思想。
老子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是反历史的，就其深刻地观察了当时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发见了若干辩证法的规律来说，却是极可珍贵的。老子生在战国时期，对辩证法已有如此程度的认识，虽然古代的辩证法必然是不完备的、自发的、朴素的，但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传入中国以前，古代哲学家中老子确是杰出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哲学家。
老子的唯物论是把天地万物的运行生灭，看作纯循自然规律，并无人格化的神存在。人对自然只能任（顺从）和法（效法），不能违背它。他说“天地不仁（无情），以万物为刍狗”，所以“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草）、狗（兽）、人都是天地间自然生长的物，兽食草，人食狗，都合乎自然规律，天地并不干预兽食草，人食狗，所以圣人也不干预百姓的各谋其生活，所谓“圣人无常心（成见），以百姓心为心”，与“以百姓为刍狗”，用意相同，归根还是无为，任自然的意思。后来法家引申这种思想为极端的专制主义，就是君主制订法令，臣民绝对服从，象服从自然规律一样。
儒道两家是封建统治阶级不可偏废的两个重要学说。儒家是一条明流，它拥护贵贱尊卑的等级制度，使统治者安富尊荣；道家是一条暗流，它阐明驾驭臣民的法术，使统治者加强权力。秦汉以后历朝君主，凡善于表面用儒，里面用道，所谓杂用王霸之道的国常兴盛，不善用的国常衰亡。儒经和道经也为历朝士人所必读，成为学术思想的主要泉源。因此，孔子与老子两大学派，一显一隐，灌溉着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
庄周，宋国蒙（河南商丘县东北）人。《史记》说他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也就是与孟子同时，恐不可信。庄周当是宋王偃（前三二八年至前二八六年）时人，与李耳同时或稍后，因为庄子思想显然源出老子，《史记》已有定论。庄子所说人事极大部分是荒诞无稽的寓言（《庄子·寓言篇》所谓“寓言十九”）。所谓与惠施辩论，楚威王聘请为国相等事，都属假设，并非实有。《庄子》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是庄子自作，外篇杂篇共二十六篇，多出道家依托，不全合庄子本意。论庄子应以内篇为主。
宋王偃狂妄，逐宋君剔成，自立为王。他是战国时著名暴君。攻击齐、楚、魏，与三大国为敌。挂起一个盛血的皮囊，把它射破流血，叫做射天。酗酒淫妇人，群臣劝谏，就被他射死。各国都说宋国出了桀纣，不可不诛。齐魏楚三国出兵杀王僵，灭宋国。庄子宋国人，目睹王僵作乱，正象狸子黄鼬子东跳西跃，不顾高低，一朝被捉，无地逃命。战国末叶，争城夺地，机诈无穷，辩士说客，议论纷纭，庄子都看作狸子黄鼬子跳东跳西，蚊子牛虻子飞来飞去，不算作一回事。老子主张无为，目的在于有为、无不为，主张任自然，目的在于效法自然规律来治国、驭众、固位、保身。庄子以“物（人）不胜天”（《庄子·大宗师篇》）为中心思想，说无可奈何的叫做命，不可违离的叫做天。他把无为说成无是非，无成败，无梦醒，无生死，无空间（“天地并”）、时间（“无占今”），一切归于无；把任自然说成弃绝人世，学做浑沌，不视不听不食不呼吸，回到无人类的世界里去。庄子所作内篇七篇，把战国社会的消极面集中表现出来，他那种极端厌世悲观的思想和纵肆无边际的辩说，似乎要引导人们走到毁灭的路上去。郭象《庄子序》说“读了他的书，自己好象经过昆仑山，入太虚境，游惚恍庭的样子了”。荀子评庄子只见天不见人，是的，庄子完全失去了人对自然斗争的自信心。
庄子思想源出老子，流派却不同，所以两汉时黄老并称，不称老庄。魏晋时期以庄配老，并称老庄，与佛经同为腐朽的统治阶级所宗尚。
第七节 荀子与韩非
孔子提倡仁义、礼乐，墨子反对礼乐，提倡兼爱。杨朱反对兼爱，提倡为我。孟子反对杨墨，提倡仁义。老子庄子反对仁义、礼乐，提倡无为、任自然。荀子反对孟、墨、老、庄，提倡礼义。荀子弟子韩非，博采荀、老、名、法各家要旨，集成韩非的刑（形）名法术之学。孔子仁义学说至孟子得到充分的发挥，孟学结合阴阳五行家成一大学派。孔子礼乐学说至荀子得到适时的修正，通过韩非结合黄老名法成一大学派。荀子在儒家中是和孟子有同等地位的大师，在诸子百家中也和孟子一样，善于评论异家，表彰儒学，是孟子以后最大的儒者。韩非传荀学，脱出儒家范围，自成专家，完成了极端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为战国时期最后的也是最合时的大思想家。
荀子名况，赵国人。齐宣王招天下著名学士来齐国，居稷下，食大夫禄，号称列大夫，著书议论，不治政事。齐湣王时，稷下学士更盛，多至数万人，齐湣王晚年，荀子到稷下游学。当时齐将败亡，列大夫离齐散 去，荀子南游楚国。齐襄王时，稷下士又盛，荀子回到齐国在列大夫中“最为老师”，被尊称为卿。荀子遭谗， 离齐至楚，春申君以荀子为兰陵（山东枣庄东南）令。荀子又遭谗，离楚至赵，在赵孝成王前议兵。离赵至秦，见秦昭王与秦相范睢。离秦归赵，又至楚为兰陵令。前二三八年，春申君死，荀子失官家居，著书数万言，死后葬兰陵。《史记·荀卿列传》说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齐湣王晚年到春申君死时，约五十年，如《史记》所说，荀子年当在一百岁左右，似不可信。应劭《风俗通》改年五十为年十五。荀子见齐国将亡，说齐相行王道，十五六岁童子谈论王道，游齐游楚，也未必可信。荀子确实年龄无法证明，自前二八六年（齐灭宋年）至前二三八年是荀子活动时期，则近事实。
孔子所传授的礼，内容是等级制度及由此产生的法令和刑罚。外表是朝聘丧葬、揖让周旋等繁缛的仪式。乐配礼仪居附属地位。儒家礼乐，经墨家道家的攻击，又不合时君世主的好尚，战国时古仪古乐崩坏略尽，礼义（礼的本意）却因荀子的修正和发挥，更接近法家学说，符合地主阶级政治上的需要。秦朝建立大一统制度，基本上采用了荀子的礼义学说。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郑大夫子大叔说，“人是靠礼生活的，人不论直性或曲性，都得按照礼来矫正自己的性格，合礼才得称为成人。”荀子从这个传统观点出发，创造出一套礼义学说。
荀子对自然界的看法，与孔子孟子有极大的区别，与老子却有些接近。荀子以为天有常道，地有常法，按照自然规律在运行变化，并无鬼神、命运、妖怪操纵着天地万物。吉凶祸福在于人为，不在天地。尊敬天地，希望多生财物，不如加强生产，积蓄财物，由人自己来控制。赞美天地的威德，不如利用物性，由人自己来制裁。等待好时候的到来，不如自己按时勤作，不失机会。依赖天地生长财物，不如依赖自己的智能，使生长得更多。想望万物来供人使用，不如自己治理万物，各得其用，不使失丧。心愿天地多生些有用的物，不如治理已有的物使成为有用。弃人为而望天赐，是反万物之情（理）的妄想，即使劳心苦思，决不能得到益处。君子尽力做自己的事，不希望天有什么赐与，所以一天天有进步；小人放弃自己的努力，希望天有什么帮助，所以一天天在后退，君子小人的悬殊，就在于一个靠自己，一个靠天地。人对自然界，不是要顺从畏敬，恰恰相反，要发挥人力，向自然界作斗争，使天地万物为人所控制、所利用。这种人胜天的思想，正是战国时期生产力显著发展的反映（《荀子·富国篇》说，人力可以增加生产，不愁衣食缺乏）。从孔子的畏天命到老庄的任自然，各学派中只有荀子能正确他说明人对自然界的关系，《无论篇》应是诸子书中最有积极意义的也是唯物论思想最显著的一篇重要著作。
荀子认为人胜天地万物的原因在于合群，群所以能合的原因，在于合理分配生产物。分配合理自然大家协和，协和自然一致，一致自然多力，多力自然坚强，坚强自然胜物。反之，分配不合理就要争夺，争夺就要纷乱，纷乱就要分离，分离就要衰弱，衰弱就不能胜物。人胜物的关键既在于合理分配生产物，那末，贵贱有等级，长幼有差别，贵者长者分多，贱者幼者分少，自然是不容量辩的真理了。荀子把这个所谓真理叫做礼，也叫做礼义。制礼的是圣人，行礼的是王公大夫士，所以天子至尊至贵，应得最高的享受，握最大的权力。自天子至士按礼分禄，是合理的。众庶百姓不知礼，必用刑法来制服，使出力生产，供养长上，也是合理的。荀子把封建等级制度看作与人类同时并存的永恒真理，把制礼行礼的国君大夫士看作养活众庶百姓的人，说礼的定义就是养（《礼论篇》说“礼者养也”）。孟子说“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还算是治人者因分工而得食，荀子则说成治人者养人，事实完全颠倒了。他的封建专制主义学说，就在这个治人者养人的观点上建立起来。
荀子以为人生而有欲，有欲必争夺，这就是性恶论的根据。性恶论形式上是说凡人之性皆恶，实际却分王公大夫士与庶人（民）为两大类。士以上属知礼类。照荀子的说法，人性原来是恶的，因为学礼与为礼而知礼义，恶变为善了，这种行为善的人，可用礼乐来对待。众庶百姓属不知礼类，因为他们不学礼不为礼，所以始终是性恶的。这种行为不善的人，必用刑罚来制服。荀子又分人为圣人、中庸、元恶三种。圣人能自动矫正本性，制作礼义；中庸能受教化知礼义；元恶不受教化不知礼义。王公士大夫的子孙，如果不学礼义，应归入庶人类；庶人的子孙，如果学礼义，应归入卿相士大夫类。不学礼义便是性恶，庶人显然不能学礼义，所以性恶的是庶人。孟子用统治阶级的理义来证明人性善，荀子用统治阶级的礼义来证明人性恶。性善论性恶论归根只是说，合于统治阶级利益的就是善，不合的就是恶。
对善人用礼乐，对不善人用刑法。礼乐刑法历代有变化，孟子法先王，虞夏商周都是先王，无法得到适合当今的礼乐刑法。荀子改为法后王，理由是天地过了长久的日子，眼前的却是今天，先王行了各种的治道，合时的却是后王。荀子斥责俗懦，说他们粗略地取法先王，扰乱当世的法制，议论谈说，实际上无异于墨子。这大概是指孟子一派的儒者，因为他们标榜法先王，无异于墨子的法先王。荀子所赞美的大儒是法后王，重礼义，轻诗书，划一制度，辅佐当今后王统一天下，这大概是说荀子自己的志愿。孟子法先王，是想行周公孔子的所谓王道，荀子法后王，是要实行战国末年已经成熟了的中央集权制度。孔孟政治学说经荀子修正，不再是迂阔难行的儒学了。
荀子人胜天地万物说，是有进步意义的，由此造出专制主义的学说，在当时也是适合政治需要的。可是荀子否认命运，不敬天地，不信鬼神，不法先王，轻视仁义，人本性恶诸说，对统治阶级并不合用。因为统治阶级要利用命运、天地、鬼神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要利用先王、仁义、性善来文饰自己的政治，赤裸裸地用刑法来实行专制主义，是和王霸杂用的统治术不合的。所以在形式上合用的还是孔孟传统儒学，而荀子在儒学中地位不得不落后于孟子。后世孔子庙中没有荀子的位置，虽然专制主义是他倡导的。
荀子是儒家传经大师，秦汉儒生所传《诗》、《礼》、《易》、 《春秋》诸经说，多出荀子，因之在儒家传经事业上荀子远高于孟子。
韩非继承荀子的哲学与政治学，推进一步便失去儒家面貌，成为刑（形）名法术之学。
韩非是韩国贵族，与李斯同在荀子门下为大弟子。李斯自以为不及韩非。韩国衰弱昏乱，韩非屡谏韩王任用贤人，富国强兵，韩王不能用。《韩非子·问田篇》载堂谿公劝韩非不要得罪昏君权臣，遭受祸害。韩非回答说“我不怕昏君权臣，宁愿遭死亡的祸害，一定要替众庶百姓谋利益”。韩非所说为众庶谋利，实际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坚决反对残余领主的腐 朽政治。韩非著书十余万言，传到秦国，正合秦国政治的需要，秦始皇赞叹不已，说“我得见此人，和他在一起，死也安心了”。秦攻韩求韩非，前二三三年，韩非入秦。李斯怕韩非得信任，进谗言杀害韩非。
韩非子是战国末总结诸子学说的大思想家，他吸收荀子的儒家学说、老子的道家学说以及东周以来郑国传统的法家名家学说，构成韩非的刑名法术之学。荀子依据儒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的旧说，主张人君对士以上用礼义，对庶民用刑罚。韩非子废弃礼义，主张人君对臣民一概用刑。韩非思想的基础是更加扩大的性恶论。韩非推崇老子，全书多引《道德经》语，但老子宗旨在柔弱无为，韩非却主张刚强有为。《解老》《喻老》两篇，阐发道德本意，语甚详备，但其中无一语说及无为柔弱，可见韩非仅取老子的法术，并不取老子的宗旨。法家（包括名家）有法、术、势三派。李悝、商鞅一派专主用法。李悝著《法经》六篇，为律家之祖。商鞅定秦法，国富兵强。他们所主张的法是君主制订法令，全国臣民无不遵守，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君主一人所说出的话是最高贵的话，说出来就成为令，所要做的事是最适当的事，定出来就成为法。一国里面，不许有两个人定法出令。申不害、尹文一派专主用术。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方法，形名是术的一种。所谓形名，就是“循名以责实”，要臣下名（言）实（行）相符。尹文说，有形的（实在的事情）一定有名（名义、言论），有名的却未必一定有形。有了事实，不一定被言论到，但事实仍是事实；有了言论，是否真合事实，不可不根据言论去检查事实。所以君主必须根据臣下所言，检查臣下所行。慎到一派专主用势。势是凭借权位，有重权高位便能治天下，用不着要等待贤智。韩非综合三派学说，以为君主当乘势执术，臣下当守法奉令，不可偏废。
集一切权力于君主一人，是韩非学说的本旨。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