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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这种冷清的乡村生活，孩子们跟我有着相同的感受。他们被带到这里，远离了那座比芝加哥还大的城市。看他们蜷缩在炉灶旁，把毯子拉到下巴的样子，我就知道他们以前准没经历过这么寒冷的天气。从来到这儿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彼此。尽管自己没得哮喘，苏菲也待在两个男孩的卧室里，在他们哮喘发作时照顾他们。夜里，她就睡在他们床旁边的扶手椅上。法妮做了麦片当早餐，还准备了正餐喝的汤。我用碟子亲自端上楼去，想和他们多说说话。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紧密相连，他们还以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被领养的、年龄较长的孤儿。但他们不怎么说话，对我出于友好的问话，他们只是简单地轻声答是或不是。答话时，他们总是用凝重的眼神盯着我看。我可不喜欢这样。我知道他们彼此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他们也都是些精明的小家伙，比如说，他们知道在班特喝酒时，离他远远的；但在他头脑清醒时，他们又像小尾巴似的，跟在他屁股后面。一天，我去马厩拴马时，发现他们在那里探头探脑、东张西望。看来，他们也有不健康的好奇心啊。两个男孩中那个矮点、黑点的叫约瑟夫，关于他，可有一件不愉快的事。一次，他在庭院里发现一块男式怀表和表链。我对他说那是我的，可他说不是。“不是我的，是谁的？”“反正我知道，那肯定不是你的。”他说。最后，他还是把那块怀表和表链交给了我。把事情搞大了可不是件明智的事，所以我当时就没跟他计较。但我可忘不了这事儿。
再也找不到像妈妈和我这么精明审慎、考虑周全、尽可能全方面地考虑别人感受的人了。但我相信，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感受力，这种感受力能使他们洞察一些事情，即使他们说不出那到底是什么。小时候，我肯定也有这种感受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便离我而去了。这也许是孩子们独有的特点，一直陪伴到他们逐渐长大成人。
但我可不想把事情往坏的方面想。我思量着那种感受也许是我在遥远的街角，与充斥其中的陌生人发生着某种宿命关联时，是我在平坦宽广的田野里，当空旷感足以在任何人心中引发对大自然洁身自好、漠视一切的体认时，曾经重重放下的。否则，我现在肯定会表现得跟孩子们一样了。
十二月里寒冷刺骨的一天，我到镇上的邮局取包裹。我们不得不写信到芝加哥订购一些从本地商人那儿买不到的东西。包裹是到了，还有一封写给我的信，是我的朋友温妮弗雷德？泽文斯卡写来的。
温妮弗雷德的信让我不禁微笑起来。她的字写得又瘦又小，皮包骨头似的，字母也没有保持在一条直线上，而是向下面倾斜的方向，上下来回跳动着，似乎她的一些形体特点也在这张信纸上表达出来了。我猜她肯定是在面包房里写的信，因为信的褶皱处有一些糖沫。
收到我的信，知道了我现在在何处，她很兴奋。她本来以为我已经把她忘了。她说很想念我，现在的工作让她觉得枯燥无味。她已经攒了钱，并暗示我，她想把钱花在一些有趣的事上，比如说，买一张火车票。我头脑中又浮现出了温妮弗雷德斜着眼看我的神情，几乎感受到她把手伸进我的衬衫，以她喜欢的方式，感受我的心跳。
但在信的第二页上，她说，我也许会对以前邻居的消息感兴趣。据她说，将会有另外一番调查，或许，对同一个人要重新开棺验尸。
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她指的是医生，妈妈在芝加哥的丈夫。医生的亲戚要求重新开棺验尸。警察挨家挨户地调查，当调查到她家时，她从警察那儿了解到这些。警察正试图查出妈妈和我的去向。
“我当时还没接到你的信，”温妮弗雷德说，“所以我也不用撒谎说不知道你的行踪。”
我赶紧飞奔回家。为什么温妮弗雷德觉得，要是她当时知道我们的行踪，就不得不撒谎？难道她也相信那些关于我们的不好的传言？难道她也和其他人一样？我本以为她会与众不同呢！我对她很失望，甚至突然有些恼火。
看了温妮弗雷德的信，妈妈的看法有些不同。“厄尔，你的泽文斯卡小姐是我们的朋友。她为你做的，远远超出了情人所能做的。要是我担心她眼皮的毛病会遗传给孩子们，要是真有这种迹象，万不得已，我们可以用手术的方法加以纠正呀。”
“什么孩子啊？”我纳闷地问道。
“你有幸和泽文斯卡小姐结合后生的孩子啊！”妈妈说。
不要以为妈妈这么说只是为了让我不再担心芝加哥发生的事。别人没洞察的事，她早已心中有数；做任何计划前，她也总把各种事情考虑周全，所以，我的多拉阿姨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妈妈为我将来的设想，令我激动不已，好像那都是我自己的想法一样。或许，我私底下确实这么设想过，但是妈妈却能读懂我没表达出的想法，并且表示了赞同。我的确喜欢温妮弗雷德？泽文斯卡，因为她的嘴唇尝起来有面包的甜味，因为她跟我做爱时会变得欣喜若狂。现在一切都不用遮遮掩掩了，妈妈了解我对温妮弗雷德的感情，而且已经帮我表达出来了，我只要告诉我那位年轻的姑娘，我们就能在一起了。
那时我觉得她来我们这儿没什么不妥，尤其是她已经打算自己支付来这儿的费用。可妈妈却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厄尔。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你爱她，如果她辞掉面包房的工作，打好行李，径直奔向火车站，那么，即使再愚笨的芝加哥警察也能根据她的举动，猜出个一二来。”
当然，我不能否认妈妈说的话有道理，尽管，我认为，就算温妮弗雷德不来，警察也应该能找出我们的下落。到处都有表明我们去向的线索，它们也没有难到只有最聪明的侦探才能洞悉，比如，银行账户的转移地，邮件的去处，等等。载我们到车站的车夫也可能提供一些有关我们的线索，要不，火车站的售票员也肯定对我们印象深刻。他一两年也不可能见识到像妈妈这么与众不同、打扮入时、尊贵惹眼的女士，又怎么可能不牢牢记住我们呢？
大概又过了一个星期，妈妈才开始对医生的事进行表态。“你不能相信任何人，”她对我说，“我打赌，他那可恶的妹妹不会在他坟前掉一滴眼泪。知道为什么吗？她曾经对我说，医生在晚年能碰到我，实在太走运了。”
“我也记得的。”我说。
“我以前把他照顾得多好啊！”
“确实是啊。”我说。
“厄尔，亲戚就像飞在油膏上的苍蝇，贪得无厌。”
妈妈并没有为这件烦心事太过伤神，这说明我们的时间比我想象得充裕的多。冬天的日子和以往一样平静，尽管我在一边观察，一边焦急地等待她把事情考虑清楚。我满足于这种等待，虽然我也看到她对班特表现得太过关切，还邀请他和我们一起进餐，俨然邀请一名邻近的农场主的派头，哪像邀请一名雇工啊。我只能隔着餐桌，坐到孩子们旁边，看着他费劲地抓着银质餐具，听他喝汤时发出难听的响声。看到他可怜巴巴地把头发梳下来，笨拙地掖塞着衬衣，我心里不由同情起他来。当无意间看到自己指甲里的污垢时，他吓得慌忙收回了手指，这举动又在我心里引起一阵怜悯。“这饭不赖啊！”他不知对谁大声嚷道。甚至连法妮在上菜时，也发出一声不满的轻哼，虽然她不懂英语，好像也能清楚地看出，班特在饭桌上显得多么格格不入。
还有些事情是我以前没注意到的。举个例子吧，小姑娘苏菲，接纳了班特，或许就像接受任何蠢动物一样，把他像宠物一样对待。但他们之间似乎也存在着某种友谊，苏菲会把在我们家里听到的谈话向班特吐露。也许她以为如果把妈妈当作她的妈妈，就应该把那个可怜的、游手好闲的雇工变成她的爸爸，我真是搞不懂。不管怎样，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向我证明，她可能永远也摆脱不了作为街边流浪孤儿的身份。她那饱满的小嘴，苍白的面容，灰色的眼睛，还有那条妈妈每天早上给她梳的长辫子，让她看上去像个天使，可她却有蝙蝠一样的耳朵。她会站在二楼的楼梯间，顺着楼梯一直向下走，偷听我们在前面客厅里私底下的谈话。当然，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些的。妈妈后来也了解到，班特向他镇上的酒友散播谣言，说人人以为像淑女的多拉夫人是他的情人，以前还在芝加哥触犯过法律。
“妈妈，”我说，“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个傻瓜！我早就设想过这种人的下场，尽管我一直克制这些想法。但是，他拿了我们的工钱，还吃了我们的东西，怎么还能跑出去到处乱说呢？”
“小声点，厄尔，没什么，没什么的，”妈妈说，“但是，对我来说，你是个好儿子，我很骄傲自己一个女人家，能在你身上培养出强烈的家庭荣誉感。”看到我为她那么苦恼，她紧紧地拥抱我，“你就是我的圆桌骑士啊！”她说。但我并没有得到安慰。在我看来，外界强大的敌对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威胁力，缓慢地向我们袭来。我不喜欢这样。我不喜欢若无其事地像以前一样生活，假装所有的事情都进展顺利，甚至还要为妈妈在拉维勒刚刚结识的几个朋友，筹办圣诞晚会——平原上的雪把月亮映衬得分外明亮，似乎把夜晚照成了白昼，我们的客人在这皎洁的月光下驾着马车来了。他们中包括本地的银行家、商人、第一卫斯理公会教堂的牧师，以及其他的一些显贵要人和他们的夫人。一棵云杉树从明尼苏达州运到我们的客厅；客厅里到处都被蜡烛照得亮堂堂的。三个孩子也为今天的场合精心打扮了一番，他们穿梭在客人们中间，为他们端上蛋奶酒。我知道今天对于妈妈至关重要，她可以以此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一社会阶层也因为她的加入而倍感荣幸，但所有的客人都令我感到提心吊胆。让那么多马车停在我们的庭院里，让那么多客人在我们房屋里随意走动，或让他们出入我们这儿的隐秘之处，我觉得这样很不明智。当然，这是因为我缺乏自信。妈妈经常警告我那样很危险，因为那样会在你脸上和形体上表现出做了什么亏心事，或至少看起来毫无招架之力，那跟做了亏心事没什么两样。但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我想起了流着鼻涕的小约瑟夫找到和交给我的那块怀表。当我拿着表链来回晃动它时，我知道有时我也会犯错误，毕竟我是个普通人，我的一些错误也要等着别人抓出来，呈到我面前。
现在妈妈正越过客人们的头朝我望呢。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带来了她的簧风琴，所以我们都围坐在壁炉前，唱着圣歌。我看看妈妈，她唱得最响亮。我有一副男高音的好嗓子，当我飙高音时，拉维勒的客人们都面带微笑，把目光转向了我。我想象着用冬青树枝装饰的大厅，直到足够的柴火让整个地方都闪烁着炉火的温馨。
新年刚过，一个瑞典人提着旅行包出现在我们门口。我们整个冬天都没有登急需的广告，妈妈也不打算跟这人共度家庭生活啊。但据他说，去年秋天，有个人回应了我们的广告，来到了这里，他就是那个人的兄弟。他说，他叫亨利？伦德格瑞，他的兄弟珀？伦德格瑞自从离开威斯康辛州来这里看我们的农场后，就再没有任何下落了。
妈妈邀请他进来坐下，让法妮给他端了些茶。我一看到他，就立马想起了他的兄弟——珀？伦德格瑞。他和妈妈谈得一直都是生意，在妈妈面前他一点都不脸红害臊，或是抛媚眼。相反，他问了许多精明的问题，还巧妙地把涉及自己的背景情况、家庭关系等话题转移开来。通常，妈妈会把这些信息综合起来，来了解这个人家里还有些什么人，有什么人在等他。这些移民中的大多数人，即使有家庭，其家人也大多留在原来的国家，但是我们得再确认一下。珀？伦德格瑞口风很紧，但他承认自己还没结婚，所以我们就决定接着干。
现在亨利就站在面前。这个珀以前从没向我们提过的兄弟，僵硬地坐在我们的摇椅上，抱着双臂，一脸受委屈的表情。他们兄弟俩有相同的红毛发的皮肤，长长的下颌，细细的黄头发，幽怨的灰眼睛和黄色的睫毛。我猜想亨利要年轻几岁，但他看起来跟珀一样精明，甚至可能更精明些。事情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他似乎并不相信妈妈会真诚地关心他的兄弟。他说，他兄弟计划在来拉维勒之后，再进行两个有关生意的旅行，一个是在距我们西面20英里的农场，一个是在印第安那地区。亨利已经去过了这些地方，发现他哥哥并没有像原先计划的那样去那里。他还说，他哥哥旅行时，身上带了两千多美元。
“天哪，那是很大一笔钱啊！”妈妈惊叹道。
“那是我们俩共同的积蓄，”亨利说，“他肯定来这里看你们的农场了，我还有广告呢！”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这是他来看的第一个地方。”
“我不确定他曾经来过这儿，”妈妈否认道，“我们接待过太多的访客了。”
“他肯定来了，”亨利坚持说，“他前一天夜里到达拉维勒，所以第二天一大早就能准时到这儿。这是我哥哥的行事作风，即使这样做会花很多钱。他当时住在拉维勒的旅馆里。”
“你怎么知道的？”妈妈问道。
“我查了旅馆的旅客登记簿，找到了他的签名。”他冷冷地回答道。
妈妈说：“好了，厄尔，在我们离开这儿之前，有好多事要做呢！”
“我们要离开这儿？”
“今天几号？星期一，我们最迟星期四就得上路。我本来以为芝加哥那些审讯的事不知何时能有头绪，我们至少到春天都是安全的。但那个瑞典佬把我的计划都打乱了，事情变得紧急了。”
“我早已经准备好离开这里了。”
“我知道你准备好了。你一直都不习惯农场的生活，对吧？如果那个瑞典佬早点告诉我们他还有个兄弟，他就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了。他太自以为是了。咦，班特到哪儿去了？”
她走到庭院里，看见班特正站在谷仓的角落里，对着雪地上撒尿。她让他驾马车去拉维勒的杂货店买一罐六加仑的煤油，然后用我们的名义赊账。
我意识到我们还有很多过冬用的煤油，但我什么也没说。妈妈已经采取行动了，从以往的经验看，我知道，所有的事就快水落石出了。
那天深夜，当我在地下室时，妈妈冲着楼下对我喊道，班特要下来帮我。
“不用帮忙，谢谢您，多拉阿姨。”我回答时，嘴里出奇地干涩。
他们俩还是重重地踏着楼梯下来了。他们走到马铃薯容器后面，看到我正在那里忙得不可开交。班特像以往那样，冲我露齿而笑，以显示他的优越感。
“给他干吧！”妈妈对我说，“快点，没关系的。”妈妈再次肯定地说。
我就照她说的办了。我把东西递到他手上，然后打开黄麻袋，让他往里面看。
那傻瓜的微笑立刻僵住了，胡子邋遢的脸变得煞白。他开始艰难地用嘴巴呼吸，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几乎要窒息了，嘴里还发出微弱的惨叫。看着我的橡皮围裙，他腿一软，突然昏死过去了。
我和妈妈俯视着躺在地下的他，“现在他知道了，”我说，“他会告诉其他人的！”
“也许会吧，”妈妈说，“但我觉得他不会。他已经和我们在同一条船上了，我们已经把他变成一个同犯了。”
“同犯？”
“反正他算是犯过罪了。但要是之前让他了解了真相，他肯定不会就范的。”
我们往他脸上泼了些水，让他清醒过来。妈妈把他拉到厨房，给他猛灌了几杯酒。班特完全被吓傻了，当我上楼来，让他跟我走时，他像中弹似的从椅子上跳起来。我把黄麻袋交给他。对他来说，那不算重，可他只用一只手拿得远远的，生怕它会咬人似的。我把他领到房子后面的枯井旁，让他把袋子投下去，我又往里面倒了些石灰粉，还推下几块大石头，最后把井盖封上。班特一句话都没说，只是站在那里瑟瑟发抖，等着我告诉他接下来做什么。
真是没有妈妈想不到的事情。她本来用现金买下了农场，但不知何时，让拉维勒银行同意她用抵押的形式购买，所以，房子着火时，烧的可是银行的钱。整个冬天，她都在一点点地把我们账户里的钱提出来。既然我们就要离开这儿了，妈妈第一次向我吐露了我们的财产总数，我被她的坦诚打动了，觉得自己就像她志同道合的伙伴。
事实上，妈妈注重细节的天赋真是无与伦比。比如，她立刻注意到那个来打听他兄弟的亨利，个头上和我差不多。甚至她雇来的管家法妮，跟她也有着相似的粗壮腰肢。同时，按照她的指示，我开始留起了胡须。最后，她确定班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