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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基拉内在一些酋长的支持下，率领一批人啸聚山林，宣布成立独立的“鲁文佐鲁鲁联合王国”，并自任国王。1966年9月，穆基拉内去世，传位给年幼的太子查理士·基森博。基森博国王在大臣们的辅佐下，继续占山为王，一次又一次击败政府军队的围剿。一时间，这位从未在外界露过面的新国王，成为一位引人注目的神秘人物。
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竟见到这位带有神秘色彩的国王，并同他及其首相作了一次长谈。
《多彩的非洲》 月亮山传奇（3）
那是1982年8月，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尼罗河宾馆，我们在访友时同这位国王邂逅。原来，他是首次下山，首次来到坎帕拉，同中央政府签署归顺协议的。同他在一起的，还有王后、王妃、王室主要成员和内阁大臣。他和王后都年方三十。两人都是深目阔鼻，典型的班图人特征。国王身着笔挺的咖啡色西装，两眼炯炯有神。王后则穿着布干达妇女常穿的那种连衣裙，头发蓬蓬松松。单凭他们的长相和衣着，我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竟是“乡野山人”。但是，我们很快就注意到，国王及在场的其他20多人，身高都超不过1·60米。他们确实都是来自月亮山的矮人。我们还注意到，国王、王后和两个亲王，都穿着足有七、八厘米厚的特制高底皮鞋，显然有“自我拔高”的用意。
得悉我们来自中国，国王非常高兴，欣然答允向我们介绍其王国的情况。但是，他声明，许多情况他自己并不清楚，而最了解情况的是首相。这样，这位国王就同其首相一起向我们讲述起王国的现状。
鲁文佐鲁鲁联合王国的疆土蜿蜒在月亮山2000米左右的山坡上，纳贡的臣民有七、八万。首都是一个名叫布希基拉的小山庄。王宫是木为桩、竹为墙、草为顶搭成的几间棚屋。内阁、议会、法庭都设在里面。王国法无定文，但“为鲁文佐鲁鲁而战”却是每个臣民都要恪守的信条。王国没有任何通讯设施，谕旨和号令都靠击鼓、唱歌和吹口哨传递。王国有一支500人的军队，其中既有十几岁的孩子，也有背负婴儿的母亲。国王兼任军队总司令，自授陆军元帅衔。他的士兵大多衣不蔽体，打着赤脚。他们的“尖端武器”是50支步枪，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制造。他们的“常规武器”是长矛、弓箭、棍棒和石块，既用于防守，也用来进攻。在过去的20年中，他们就是使用这些原始的武器，多次下山袭击政府军营和警察哨所。为对付他们的骚扰活动，乌干达历届政府都曾派兵进山征讨。但山势险峻，林木茂密，布孔乔战士神出鬼没，政府军一次都未曾得手。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密尔顿·奥博特总统重新执政，宣布奉行和解与不报复的民族政策，呼吁全国各部族人民团结起来重建国家。根据这一精神，他多次派人到月亮山，希望和平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鲁文佐鲁鲁王国问题。1982年7月，双方经谈判达成协议：基森博国王走出山林，解散军队，缴出武器，听从中央政府领导；中央政府保证对原王国的军政人员不报复，而是妥善安置；对布孔乔人和布安巴人平等相待，优先考虑发展他们聚居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8月15日，生在深山、长在深山的基森博国王平生第一次走下月亮山，正式把王国权力移交给中央政府。
谈到这里，已由王国君主变成乌干达共和国平民的基森博轻舒一口气，脸上溢满笑容。他说：“就这样，延续２０年的鲁文佐鲁鲁王国的问题圆满解决了。”
当我们问起他今后的打算时，这位年轻的前国王扫了一眼身旁的王后，沉静地说：“我虽受过我们王国的最高等教育，但也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半生蛰居山野，对世界到底有多大，几乎一无所知。因此，我计划到乌干达各地、世界各地去看看，去学习。当然，中国也是我向往的一个地方。”
（与戴惠坤合写1982年9月）
《多彩的非洲》 山国山情（1）
山国山情
跨过宽仅丈余、深不盈尺的基卢乌马河，自然景观骤变。适才那些丛生的灌木、无垠的野草都从眼前消失；一座座高达千仞的山峰从前方压顶而来。原来，我们已从“高原水乡”乌干达进入“千丘之国”卢旺达。
卢旺达是非洲的一个腹地小国。总面积不到30；000平方公里，大小山丘却有几千个，因此有“千丘之国”的称号。全国平均海拔1；600米，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北边境上的卡里辛比火山，高达4；500米，终年冰雪封顶，奇特俏丽。其他地区，虽然没有这样的高山，却也无处不是山岭绵延，曲折回环。
我们穿过卡图纳隘口，沿着盘山公路，直奔首都基加利。车子一会儿攀上山巅，一会儿钻入谷底，看不尽的自然美景。从谷底仰望，峭石chan（馋字食旁改山旁）岩，云天阻隔，长空被剪成一条蓝带。偶尔有飞瀑流泻，夕阳斜照，山涧平添一座虹桥。从山巅俯视，秀林佳木，郁郁苍苍，山坡上翻腾着碧波绿涛。波涛尽处，是大壑幽谷，但云蒸霞蔚，深浅难断。山光水色，雄险神奇，惊心动魄。
车到基加利，又是盘山绕谷。原来基加利建在几座小山上，山山相接，谷谷相通。它是卢旺达第一大城，但人口不过15万。崎岖的道路尘土飞扬，低矮的楼宇遮不住破旧的茅屋，山乡风味十足。我们在这里没有久留，径直折向东南，到卢旺达同坦桑尼亚交界的卡格拉河中洗尘。这里的景色与北路迥然不同。山丘平缓，翠绿照眼，香蕉、木薯、玉米和豆子间相生长。谷地宽阔，宛如青毯，那是水草丰美的牧场。山坡田地里，身穿宽大长裙的妇女，背负婴儿，挥锄劳作。谷地草场上，光着臂膀的少年，驱赶着大角牛，引吭欢歌。好一幅妙趣天成的山乡风俗画，柔媚而恬静。
山，山，到处是山。山不但把卢旺达装点得异常美丽，而且也决定着它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格局。我们走遍近半个卢旺达，只在公路旁看到几个有三、四十户人家聚居的村落。一经询问，却发现那并不是村落，而是省府或县城。真正的村落，在卢旺达可以说还没有。据当地朋友说，卢旺达全国480多万人，百分之九十四以上从事农牧业，约计85万户。这些农户，零零落落，散居在成千上万个大小不等的山头上。一个或几个家族住一山头。同一山头的人不但亲近，交往也多。年深日久，山头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细胞，成为一种政治、经济和宗教活动的单位，成为一种团结、互助和友爱意识的象征。现在，在全国的行政管理系统中，山头已被正式确定为县以下的基层单位。
《多彩的非洲》 山国山情（2）
我们沿路访问了一个山头。山头婉蜒约两公里，散居着七、八户人家。每家都是圆顶茅屋，一、二座，或三、四座，掩映在硕果倒挂的香蕉林中。妇女们在房前屋后的木薯和豆子间作的田地里锄草，使用的是锄头和砍刀。当日，附近有集市。男人们赤裸着汗水淋淋的上身，头顶上呈十字形放着两大串香蕉，正运往市场出售。我们应邀到一户农家小坐。男主人像不少卢旺达人一样，不知自己的年庚。但他看上去不过四十岁，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显得精明强干。比他年轻得多的妻子，已给他生下六个儿女。他家有两座茅屋，小的是仓库，大的是住室。住室一分为二，里为卧室，外为客厅。卧室中有木床一张，由男主人独享。妻子和儿女就只有席地而寝了。客厅中，有两个半新的塑料桶，那是从山下提水用的器具；三把用树枝编制的小凳，那是招待来客的雅座。墙壁上，挂着一个两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看来这是家中唯一的奢侈品。这个农户，据说是本山头的殷实之家。其他农户没有去拜访，但他们的生活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山头养育了卢旺达人，也给他们的生活和发展带来许多不便。用水困难，交通阻隔。人口增殖很快，而耕地有限，山头难以容纳。居住太分散，给教育、医疗、水电都带来很大困难。因此，从1973年开始，卢旺达在全国推行一项村庄化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国家出钱在山麓地带建立居民点，将山上居民逐步迁下来。这样，人口相对集中，不但有利于人民生活，也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农业、手工业、矿业、运输业和各种服务性行业。从根本上说，削平山头，把人们从传统的个体生产和小农意识的桎桔中解放出来，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卢旺达有胡图、图西和特瓦等三个民族。它们基本上是杂居，保存着许多共同的生活习俗。其中，最突出的是“乌姆冈达”活动。“乌姆冈达”在卢旺达语中是街坊邻里互相帮助的意思。一家建房、迁居或有红白喜事，同一山头或邻近几个山头的人都自动前来相助，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人出人。帮忙者不要酬谢，只要有几葫芦用香蕉酿制的“卢瓜瓜”酒，痛饮一场，也就够了。这种传统的邻里间无私互助的活动，现由政府倡导，在全国推广，发展成为一种为集体、为国家建设出力而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制度。每个星期六上午，上至总统、部长、军队司令，下至工人、农民和士兵，病残者除外，举国出动，筑路、修桥、建房、开荒、植树。十几年来，全国就这样完成大小项目上千个，促进了国家建设。由邻舍间互助发展到全国性公益劳动，“乌姆冈达”精神得到发扬和光大。
卢旺达同中国相隔万水千山，但其纯朴、勤劳的人民，却对中国怀有真挚、友好的感情。在中国援建的基加利—鲁苏莫公路旁的一家农舍中，我们看到主人同中国筑路工人的一张合影高挂堂中。六、七年过去了，他还记得每个中国朋友的名字。其中一个回国前脚踝受伤，他至今仍然挂记在怀。他也许以为我们同他那位朋友像在卢旺达一样，在同一个山头上比邻而居，因而极为认真地打听他的伤情。在鲁奔迪附近，从浓密的香蕉林中钻出六、七个青年人，用中文喊着“你好，你好”，将我们的车子拦住。他们每人腰间都挎着一个大葫芦，一定要我们尝尝他们自制的土酒。他们说，原来用香蕉酿制的“卢瓜瓜”酒，虽然浓烈醇香，但有点酸涩。中国朋友帮他们学会种水稻之后，他们做酒时掺上大米，酒味不但醇香，而且甘甜了。盛情难却，我们仿效着他们的样子，举葫芦畅饮。他们高兴得手舞足蹈，高喊：“中国—乌姆冈达！”我们放下酒葫芦，也高喊：“卢旺达—乌姆冈达！”
（1984年11月）
《多彩的非洲》 腹地边镇
腹地边镇
淅淅沥沥下了一夜的雨，清晨终于停息。小黎给我们开车，从乌干达西北部最大城镇阿鲁阿出发，一直向北，去参观一家大农场。红土小路，坎坷不平，泥泞难行。一路上，阒无人迹，只见蒿草一片片闪过，还有丛林一道道扑来。非洲腹地如此之蛮荒，事先委实没有料到。
车行约半小时，来到一个村落。路标上写着：科博科。这个名字，我在乌干达地图上看到过，标为乡镇。实际上，这里只有南北走向的一条街，街的两侧居住着四五十户人家。临街的房子，是常见的砖木结构，用作店铺。店铺后面，是圆锥形的草舍，用作卧房。无论店铺还是草舍，一律乳白色，在雨后初霁的阳光下，闪闪发亮，光耀夺目。房前舍后，一片片绿毯似的草地。草地有五颜六色的花墙相围，有绣冠彩盖一般的花树遮荫。整个环境显得雅致清幽。荒凉的非洲腹地，竟隐藏着这样一个仙境般的去处，又是一个没有料到。
陪同我们的奥凯伊先生，也许觉察到客人被这个美丽的边镇所吸引，建议停车小憩。小黎遂将方向盘左打，准备顺势把左行的车子停靠在马路西侧。
“不行，不行，请停在东侧，”奥凯伊见状有点急了。
小黎茫然瞪圆两眼。我亦两眼茫然圆瞪。俗话说，客随主便。我们尽管不解地主之意，还是把车子开到马路东侧。
车子停稳后，奥凯伊松下心，这才向我们解释：这个有一二百年历史的乡镇及其四周，居住的都是属苏丹语系的卡夸族人。19世纪末，西方殖民主义者瓜分非洲，魔爪也伸到这里。经过一番争夺和密谋，他们在地图上划了两道线，把这个统一的部族裁成三块，分别列为比属刚果、英属苏丹和乌干达的版图。科博科正居两道线的交叉点上，沿街被辟为两半。路东归英属乌干达，路西归比属刚果，即现今的扎伊尔。
“瞧，方向盘左打，车子就开到扎伊尔去了！”奥凯伊凄然一笑，终于解开了刚才这个谜。
小黎和我不由面面相觑。
“当然，停在那边也没关系，”奥凯伊解释道。“我们只不过习惯地把车子停在自己的国土上罢了。”
“差点儿酿成边境事件啊！”小黎狡黠地一挤眼，我和奥凯伊都开心地笑起来。
奥凯伊带领我们从大街南头直走到北头。一家家店铺，有卖食品的，有卖杂货的，有修汽车的。店铺的招牌，都用英文书写。商品标的价格，单位都是乌干达先令。这些说明，整个路东，是乌干达的国土。
这个非洲腹地乡镇，看来很少有东方人涉足。我们的到来，很快就招来许多人围观。他们有的说英语，有的说法语，有的说我们一点也听不懂的地方语。他们指指点点，有的说我们是中国人，有的说我们是日本人，还有的说我们是韩国人。“都是中国朋友！”奥凯伊以权威的口气平息了各种猜测。
“啊，是中国朋友！请到我们扎伊尔这边来作客吧！”一个年轻人用法语招呼我们。
我和小黎眼巴巴地盯着奥凯伊，等待他的裁定。
“好吧！”他爽快地代我们作答。然后，他诡秘地眨巴着眼睛，咬着我的耳根说：“别担心，这里不需要签证。”
两脚三步跨过马路，我们就来到扎伊尔。一家百货店老板把我们迎进他的铺子。这里出售的，有土产的蒲草席、银手镯、象牙项链，有比利时制造的铝锅、塑料桶和烈性饮料，还有中国生产的火柴、瓷盘、锄头和花色鲜艳的衣裙。在这个偏远的非洲乡镇，竟看到祖国生产的东西，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没料到。一股滚烫的热流不由在心中涌起。是兴奋，是亲切，还是自豪，一时难以辨析。只见小黎这位来自四川农村的青年，拿着一把光闪闪的锄头，抚摸把玩，久久不肯释手。
参观了几家商店之后，我们同一些当地人坐在一棵花树下，开了个即兴式的民情调查会。原来，从这里往北再走八九公里，就是苏丹。当年，欧洲殖民主义者把卡夸族一分为三，许多亲骨肉给活活拆散，酿成人间悲剧。1960年之后，乌干达、扎伊尔和苏丹相继独立，人们开始主宰自己的命运。三国友好相处，不设关卡，没有边防。不同国籍的卡夸人自由往来，互通有无。男女异国而婚的现象非常普遍。有的家庭的成员，分属三个不同的国籍。一家开荒、播种、收割或修房，往往有来自另外两个国家的人前来帮忙。这是真正的国际间的友好合作，不需要举行什么谈判，也不需要签订什么合同或协议。现在，国界线只是画在地图上，存在于行政管理上，而在人们的生活上、心理上、感情上，实际已经抹掉了。“我们是统一的非洲人。”这就是他们的结论。
告别科博科的乌干达和扎伊尔朋友，我们正要继续赶路，一位身穿白色阿拉伯长袍的老人急匆匆走来。他自我介绍，他是苏丹那边的卡夸人，到这里来做小买卖。他说，三年前，中国在苏丹的医生给他治好了肺病，他一直没有酬谢的机会。他从提篮中拿出两包花生米和两节甘蔗，委托我们转交给那位中国医生。
“医生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奥凯伊问道。
“中国人，叫中国医生！”老人毫不犹豫地说。他显然对中国之大毫无概念，说不定还以为我们就是他所说的那位医生的邻居呢。
在场的人不由都笑起来。
我看到，老人有点昏花的两眼饱含着泪光，闪现出一片容不得置疑的发自内心深处的诚笃真情。我伸出双手，郑重地接过这份来自非洲腹地的礼品，感受友好而质朴的非洲人民的这份深情厚谊。我知道，他的礼品其实并不是送给哪个个人的，而是送给中国的。他的礼品很简单，但我拿在手上，却感到有千钧重。我不禁连声道谢：“舒克兰，舒克兰！”（阿拉伯语“谢谢”）
汽车启动，我们挥手向乌干达、扎伊尔和苏丹三国的兄弟们告别。科博科啊，科博科！你美丽的边镇，奇特的风情，友好的情谊，我一路走，一路回味。
（1986年2月）
《多彩的非洲》 花都亚的斯亚贝巴（1）
花都亚的斯亚贝巴
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首都，有以某种花卉著称者，也有以某种花事享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