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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傻，阿尔芭。”外祖父定定地望着我说，“你想留在这儿，真正的理由是为了米格尔。对不对？ ”
我吃了一惊。我从来没和外祖父提起过米格尔。
“孩子，自打认识他那会儿起，我就知道没法儿让你离开这儿啦。”他忧伤地说。
“您认识他？ 姥爷，他还活着？ ”我抓住外祖父的衣服，使劲地摇晃。
“上星期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还活着。”外祖父说。
他说，我被捕以后，一天夜里米格尔来到街角大宅院。当时，外祖父吓得差点儿得了中风。过了几分钟，他才明白原来他们俩有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我营救出来。打那儿以后，米格尔时不时地看望他，陪伴他，和他一起设法找到我。最后，米格尔出了个主意，要外祖父去找特兰希托·索托。这一招儿，外祖父压根儿没想过。
“听我的吧，先生。我知道在咱们国家里谁有势力，我的人打进了各个地方。要说这会儿有谁能帮阿尔芭一把的话，那只有特兰希托·索托了。”米格尔满有把握地说。
“孩子，要是咱们能把她从军事警察的魔爪里救出来，她可得离开这儿。你们一块儿走。通行证，我可以弄到。钱，不会少你们的。”外祖父自告奋勇地说。
米格尔看了看外祖父，似乎在看一个犯疯病的老头儿。他解释说，他有项任务要完成，不能逃离。
“说来说去，我只好同意你留下了，”外祖父搂住我说，“现在，把事情的经过跟我讲讲吧。根根梢梢儿的，我都想知道。” ‘
于是，我把事情怎么来怎么去讲了一遍。我说，自从我的右手发炎以后，他们把我送进一个秘密诊疗所。在被捕的人当中，凡是他们不想让死的，全都往那儿送。在诊疗所里，一个眉清目秀的高个子大夫给我看病。看样子，他和加西亚上校一样恨我，不肯给我打镇静剂。每次给我治病，他都借机大谈其如何在国内——如果可能，也在全世界——消灭共产主义的独家理论。不过，除此之外，倒也不来打扰我。几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睡上干净的床单，吃上足够的饭菜，看到自然光。照看我的是一个名叫罗哈斯的护士。他身材魁梧，圆圆的面孔，心肠特别善良。身穿一件天蓝色大褂，老是那么龌龊。他喂我饭吃，没完没了地给我讲早年间足球赛的故事。参赛的队，我从来没听说过。
他还为我弄到镇静剂，偷偷给我打针，直到我不再说胡话为止。在诊疗所里，罗哈斯护理过数不清的不幸的人。他亲眼看到，病人中大多数人不是杀人犯，也不是叛国者。因此，他对被捕者态度很好。经常是他刚给病人包扎好，他们又把人带走了。罗哈斯伤心地说：“我干的事好比是往大海里扬沙子。”据我所知，有些人求他帮他们赶快死去。我觉得，起码他干过一次。对进进出出的人，罗哈斯记得清清楚楚。他能毫不迟疑地说出这些人的名字、入院日期和病情。他对我发誓说，从来没听说过“米格尔”这个名字。这样，我就有了活下去的勇气。不过，有时候我还是情绪沮丧，跌进暗无天日的深渊，嘴里不住念叨着：“我想死”，“我想死”。这时候，罗哈斯跟我讲起阿曼黛的事。他们把她送到这儿来的时候，罗哈斯已经无能为力了。阿曼黛死了，但是一直没有供出她弟弟，履行了多年前——也就是她领着弟弟第一次去上学的那天——许下的诺言。唯一令人安慰的是，她死得比他们希望的快得多。由于吸毒，再加上海梅之死给她留下的巨大伤痛，她的机体已经衰弱不堪了。多亏罗哈斯的照料，我的体温下降，手上的伤口开始愈合，理智也恢复了。他找不到什么借口再把我留下去。我担心他们又会把我送到埃斯特万．力口西亚手里。但是，他们没有来，我猜想，就在那时候，那个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的女人施加了影响，起了好作用。后来，我和外祖父曾一起去拜访她，感谢她救我一命。晚上，有四个家伙来找我。罗哈斯把我叫醒，帮我穿好衣服，祝我走好运。我心怀感激地吻了他一下。
“再见啦，小姑娘！ 换换绷带，别弄湿了。要是再发烧，就是又发炎了！ ”他站在门口，冲着我说。
他们把我带到一间窄小的牢房。我坐在椅子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把我送进一座女犯集中营。我永远忘不了给我解下眼罩的时候我看到的那副情景。我站在一个洒满阳光的方形院子里。周围的妇女们为我唱起《欢乐颂》。我的女友安娜·迪亚斯也在她们当中，她跑过来和我拥抱。她们很快给我安顿好铺位，告诉我这里的规矩和我的职责。
“痊愈之前，你不必洗衣服、缝衣服。可你得看孩子。”大家就这么定下来了。
在地狱里，我挺过来了，总算坚贞不屈吧。可是，有同伴儿在身边，我却垮了。一两句亲热话会引得我哭上一场。入夜，我躺在女犯人中间，瞪着两眼，望着黑洞洞的房间。她们轮流守着我，从不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睡不着觉。每当恶劣的回忆开始折磨我，或者看见加西亚上校出现在我面前，我吓得不知所措，或者想起米格尔，不禁低声啜泣时，她们都来帮助我。
“不要想米格尔，”她们一再说，“别想亲人，也别想大墙外面的另一个世界。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
安娜·迪亚斯找到一个练习本。她把本子送给我。
“给你写字用吧。把沤在心里的事儿全掏出来，一下子就好了。跟我们一块唱歌，帮我们缝衣服。”
我摊开右手，摇了摇头。她把铅笔放在我另一只手里，要我用左手写。我慢慢学会用左手写字了。我打算从“狗窝”写起，把这段历史整理出来。拿铅笔的手时常发抖，我往往失去耐性。这时候，难友们都来帮助我。有时候，我把什么东西都扔得远远的，接着又后悔莫及，拾起练习本，满怀深情地把本子弄平展，谁知道哪年哪月能找到第二个本子呢。还有的时候，清晨醒来，预感到要出什么事，心里难过，面朝墙躺着，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可她们没有把我丢在一边，而是摇晃我，强使我干活儿，给孩子们讲故事。还小心翼翼地给我换绷带，把纸铺在我眼前。
“你要是想听，我把我的情况说给你，让你写下来。”她们说啊，笑啊，互相打哈哈。大家都说，人人的情况全一样。不如写爱情故事，大家都爱看。她们还强迫我吃饭。分发食物严格按照公平的原则，按需分配嘛。我呢，总能多分到一点儿。她们说，我精瘦精瘦的，连最馋嘴的男人也不会留意。听了这番话，我不禁浑身一震。安娜·迪亚斯提醒我说，遭强奸的女人绝不止我一个。这种事，还有其他许多事，忘掉它算了。白天，女犯人扯起嗓子唱歌。军事警察砰砰地直敲墙。
“住嘴，臭婊子！ ”
“有本事，你们来封住我们的嘴巴，王八蛋！ 看你们敢不敢！ ”她们接着唱，唱得更响了。军事警察没有进来。他们也学乖了：不可避免的事就是无法避免嘛。
我把发生在女犯集中营的事件的细枝末节尽量都记下来。他们逮捕了总统的妹妹。抢走了我们的香烟。来了一些新近被抓起来的妇女。阿德里亚娜又犯病了。她扑到孩子们身上，要杀死他们。我们从她手里把孩子抢出来。我坐下去，一手抱着一个孩子，给他们讲马科斯老舅姥爷收藏在诱人的箱子里的讲鬼怪故事的书，直到哄着他们睡着了。我边哄他们，边思索着他们的命运。他们跟着疯疯癫癫的妈妈在这样一个地方长大，照看他们的是那些还能唱得出摇篮曲、还能做得出爱抚表情的陌生的女人，别人的妈妈。我边写边问自己：阿德里亚娜的孩子们怎么样才能报答那些今天哄逗他们的女人，把歌声和爱传递给她们的儿子或孙子呢？
我在集中营里只待了几天。一个星期三的下午，几个挎卡宾枪的士兵来找我。一时间，我很害怕，心想他们又要带我去见埃斯特万·加西亚了。难友们说，这些家伙穿制服，不会是军事警察。我的心潮才算平静了些。我把毛背心留给她们，让她们拆了，给阿德里亚娜的孩子们织衣服。我被捕的时候身上带的钱也全都留下来。军人们把这些钱还给了我，他们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总是一丝不苟。我把练习本塞到裤子里，挨个儿拥抱过难友们。离开集中营的时候，我最后听到难友们齐声歌唱，为我鼓气。只要有被捕者来到集中营或离开集中营，她们照例都这么做。我边走边掉眼泪。在集中营里，我是幸福的。
我告诉外祖父，宵禁的时候，他们蒙上我的眼睛，用辎重车把我带走。车子颠簸得很厉害，我听见自己的牙齿咯咯直响。一个和我一起坐在后排座位上的卫兵往我手里放了一块糖，还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表示对我的安慰。
“放心吧，小姐。不会出事的。我们马上放你。再过几个钟头，你就能和家人团聚啦。”他悄悄地对我说。
他们把我丢在靠近密塞里科迪亚区的一个垃圾场上。
“现在是宵禁，你要当心，”他趴在耳边对我说，“天亮以前，千万别动窝儿。”
我听见马达声，心想他们准会用车压死我，然后在报上发条消息，说我死于车祸。可是，车子没有碰我就开走了。我等了一会儿，又冷又怕，浑身都僵了。最后，我拿定主意摘下眼罩，看看我究竟在什么地方。我朝四下望了望。那是块荒地，是个堆放垃圾的空场子。几只老鼠在垃圾间跑来跑去。月色微明，我看见远处有一个小小的村落，用草纸板、洋铁皮和木板搭起的房屋的轮廓隐约可见。我很清楚应该认真对待那个士兵的忠告，在那儿一直待到天亮。要不是来了个小孩儿，我真要在垃圾堆上过夜了。小家伙儿在暗影里躲躲闪闪，悄悄地冲我打手势。反正我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丢了，就磕磕绊绊地朝他走过去。走到跟前，我看到一张焦急的小脸儿。他把一条毯子披在我肩上，拉住我的手，一声没吭就朝村子走去。我们弓着腰往前走，避开大街，躲开那几盏路灯。几只狗狺狺狂吠，但是没有人探出头来看看出了什么事。我们穿过一个土院子。院子里的铁丝上像旗子似的挂着几件衣服。我们走进一间破旧的茅屋，周围的房子同样是破破烂烂的。屋里只点着一盏光线暗淡的小灯泡。那副极度贫困的景象确实叫我心酸。家具只有一张松木桌子、两把简陋的椅子和一张床。床上睡着几个孩子，一个压着一个。一个身材矮小、肤色黧黑的女人走出来迎接我。她两腿青筋暴露，两眼深陷，脸上的皱纹好似一张网。但是，她长得慈眉善目，不怎么显老。这个女人笑了笑，我看见她缺了几颗牙齿。她走过来，为我整了整肩上的毯子。她没敢拥抱我，而是代之以一种又粗鲁又胆怯的表情。
“我给你弄杯茶去。没有糖，喝点暖和的，对你有好处。”她说。
她告诉我说，他们听见车响，都知道宵禁的时候车子开到荒郊野外意味着什么。他们等了一会儿，直到确有把握车子开走了，才让孩子出来瞧瞧他们扔下了什么东西。他们本来以为会找到一具尸体。
“有时候，他们把被枪毙的人扔给我们，让大伙儿放老实点儿。”
我们谈啊谈的，整整谈了一夜。我们国家有些妇女十分克己，讲求实际。她就是她们中的一员。每一个在她们生活中出现过的男人都可以和她们生个儿子。她们家里收养别人遗弃的孤儿，收留穷得叮当响的亲戚，收留任何一个需要母亲、姐妹或婶母的人。她们是很多陌生人生活的中心支柱。这些妇女养儿育女，长大了就让他们远走高飞。看到自己的男人离家外出，她们也毫无怨言，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急事要干。我在普通餐馆里看到过这种妇女，在海梅舅舅的医院里看到过这种妇女。我看到过她们到教区办公室查问失踪者，到停尸所寻找死去的人。我觉得，我面前的这位妇女和她们是一样的。我对她说，她帮我的忙担了很大风险。她只是笑了笑。这当儿，我恍然大悟，加西亚上校之流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因为他们没能摧垮这些妇女的精神。
早上，她陪我来到一个用马车送货的老乡家里，求他送我回家。这就是我回家的前后经过。一路上，我看到同一个城市里存在着天壤之别。茅屋外面围着围墙，让人觉得茅屋似乎并不存在。市中心尽是灰溜溜的砖瓦房。而阿尔托区里有英国花园、公园和带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金黄头发的孩子们骑在自行车上四处游逛。看上去，就连狗也很幸福。一切都井然有序，干干净净，悄然无声。这就是那些记性不大、忘性不小的人所谓的“太平盛世”吧。阿尔托区仿佛是另一个国家。
外祖父听我讲完，十分伤心。那个他一直以为是美好的世界訇然坍塌了。
“既然咱们要留下来等米格尔，那就把房子收拾一下吧。”外祖父最后说。
于是，我们动手收拾房子。一开头，我们老是躲在书房里忐忑不安地过日子，心里总想他们还会来把我带到加西亚那儿去。后来，我们想，正如尼古拉斯舅舅说的那样，最糟糕的莫过于对恐惧心理心怀恐惧。我们应该把房子全都使用起来，开始过正常的生活。外祖父请来一家专业公司，用磨光机从天花板到地下室把房子打磨了一遍，擦干净玻璃窗，粉刷墙壁，进行消毒，直到可以住进入去。六七个花匠加一台拖拉机，把杂草全部清除干净。他们从外面弄来一块像挂毯似的卷起来的草坪。那是美国佬发明的怪玩意儿。不到一个礼拜，连白桦树都长起来了。喜欢唱歌的喷泉又在喷珠吐玉。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塑像再度各展英姿。它们身上的鸽子屎被清除干净，被遗忘的痕迹一扫而光。自从外祖母预感到死神将至，打开笼门以后，鸟笼一直空着。我和外祖父一起去买鸟。就像在“幽灵时代”那样，我在大花瓶里插上鲜花，在桌上的盘子里放上水果。空气里弥漫着花果的芬芳。然后，外祖父和我手牵着手在宅院里转了一圈，每到一处地方都停下来，追忆昔日的情景，问候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过去的鬼魂。虽然历尽沧桑，他们依旧各据其位。
外祖父出了个主意，建议我们把这段历史写下来。
“孩子，赶哪天你要离开这儿的时候，可以连根一起带走啦。”他说。
于是，我们从那些被人遗忘的隐蔽的角落里找出了旧相册。现在，在外祖母的桌子上摆着一大堆照片。有站在一架退色的秋千旁边的俏姑娘罗莎的照片；有我妈妈和佩德罗·加西亚第三四岁时在三星庄园里用玉米粒喂鸡的照片；有外祖父年轻时的照片，那时候他身高一米八，可见菲鲁拉的诅咒应验了，外祖父的身体随着灵魂的萎缩而萎缩，这照片就是铁证；有海梅和尼古拉斯舅舅的照片，他们俩一个是神情郁闷，面色阴沉，人高马大，但是性格脆弱；另一个瘦小干枯，风流潇洒，满面春风，性格易变；还有老奶奶的照片，瓦列家太公、太婆死于车祸前的照片。唯独没有让·德·萨蒂尼的照片。此人没有留下任何科学佐证，我甚至怀疑他是否存在。
在外祖父的帮助下，我动手写作。他的记忆力直到九十高龄的最后一刻仍然和年轻时候一样强健。他亲自动手写了几页。当他认为话已经全部说完了，就躺在克拉腊的床上。我坐在他的身边，和他一起等待着。很快，死神就悄悄降临了，在外祖父的梦中降临了。大约他梦见妻子抚摸他的手，亲吻他的前额。近几天里，她一刻也没有离开外祖父。在宅院里外祖父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外祖父在书房里看书，她在一边冷眼旁观。入夜，她和外祖父同床共枕，把覆着鬈发的美丽的头部靠在他的肩上。一开始，她只是个神秘的光环。随着外祖父渐渐失去折磨了他一生的火暴脾气，她才现出了青春时期的绰约风姿，笑一笑露出满口牙齿，凌空飞舞，惹起幽灵们的骚动。她还帮助我们写作。多亏有了她，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才得以幸福地死去，嘴里不住地念叨着她的名字：克拉腊，明姑娘，眼明心亮的姑娘。
在集中营那个“狗窝”里，我一边写，一边想早晚有一天加西亚上校会一败涂地，我可以对一切罪有应得的人施加报复。然而，现在我怀疑这种仇恨是否值得。自从我回到家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仇恨似乎已涣然冰释，失去了清晰的轮廓。我在想，一切发生的事情均非偶然，全都符合生我之前已经画好的命运图。埃斯特万·加西亚不过是这幅图画的一部分。勾勒加西亚的线条是粗糙的、歪斜的，但没有一笔是自费的。那一天，外祖父把加西亚的祖母掀翻在河边的灌木丛中，这就为以后必然发生的事件的链条增加了一个环扣。后来，被强奸的女人的孙子对强奸者的外孙女儿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也许四十年后我的孙子又会把他的孙女儿按倒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