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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笆姑保ㄈ缛范ā甶匕办”的性质和地位、制造大知识分子的平台、企图超越和架空中共党组等），“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而且，“大家逼娘找出过去的日记、信件，并用上面划定的政治公式帮她在其中查找‘问题’；又将找出的‘问题’往这个公式里套，来说明她的‘错”，因为“大家深信不疑：这样做，是帮助她与罗隆基划清界限站出来的最好方法。在当时‘党是绝对正确的，有错就是自己的’思维模式下，相信 党胜过相信自己、相信党胜过相信事实、以信念代替自己思想的娘，一次次地写检查交代，真心实意地按照党的要求‘检讨’自己，揭发罗隆基”（袁冬林）。此后，也许是因为轻信，或者只是出于虔诚，以及为了摆脱各自的困境而获得解脱的缘故吧，继“胡风事件”中舒芜披露了胡风的私人书信之后，浦熙修和萨空了也各自公布了罗隆基的一些私人信件。至此，《宪法》中公民“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已经只是纸上的文字了。在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所写的社论发表后的翌日，7月2日，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浦熙修被迫把罗隆基给她的信中的若干内容念了出来，当然，都是被认为是通过“秘信”而有“黑幕”的，或者是事关《文汇报》的：“我十分希望他们能够团结，能够把文汇报搞好，这事值得他们努力，我绝对站在帮忙的地位”；“表面上我是一股劲，谁又知道我心窝里的矛盾呢？逢人都说我积极，只有我自己知道，这‘积极’与‘创造’是不相干的”；“我以为所有跑龙套人都换换班，那就谢天谢地。像我这样无事忙，绝对没有时间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真不甘心。”这些信件的片断刊登在报纸上时，一如当年胡风的书信被加工处理刊登时用了不少注释（甚至还有钦笔的“按语”），罗给浦的信也被加了注，如“跑龙套人”，就是所谓“指共产党的领导人”。看得出来，为了坐实毛泽东《人民日报》社论中的论断，即使基本的事实和逻辑都可以不加理会的，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明明是一向自视甚高的罗隆基把自己森林工业部部长的“冷官”位置比拟为“跑龙套”，在信中表露了一点消极的情绪和不甚情愿合作的态度，就被人曲解为让共产党下台了。
不久，《光明日报》又以《罗隆基反共集团的一批秘信》为标题，刊登了萨空了在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其中摘录了罗与“民盟”若干同人的书信。7月15日，罗隆基被迫进行“初步交代”。关于《文汇报》，他承认自己与该报的创刊和复刊“是相当关切的”，“这一方面由于十年来我同浦熙修的私人友谊，我希望她把她的事情做好，另一方面，我亦错误的认为中国还应该有社会的所谓的民间言论机关。因此我遇有机会就鼓励《文汇报》不要办成同《人民日报》一模一样的报纸。由于《文汇报》徐铸成一再向我发表埋怨党组的牢骚，我的确曾一再直接间接向《文汇报》负责人表示过，认为报馆不要过于迷信党组领导，有事到北京来反映”……以及“我与浦熙修是日常见面的，她亦经常向我征询有关《文汇报》的意见。通过她我向《文汇报》灌输了一些不健康不进步的意见，无形中使她的工作犯了右倾的错误，间接又使《文汇报》犯了错误。”进而他表示：“《文汇报》的右倾，徐铸成、浦熙修两人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已经承认了他们的责任，但我以往劝《文汇报》不要迷信党组的荒谬主张，我通过浦熙修经常灌输右派思想的影响是不能推卸责任的。”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罗的一些私人信件，并以赫然触目的《四十多封密信》为标题，据此，“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纪律、有经费的反 动集团”也就言之凿凿地被揭露出来了。
后来，罗隆基对浦熙修的反噬痛彻肝肠，所谓“十年的亲密朋友当面绝交”，以及为了自己的政治贞节不惜把“床笫之语”公之于众，也即浦熙修以《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为题登台揭发，所揭发的内容又因两人的关系不同寻常而更带了杀伤力。如浦熙修控诉罗隆基系出身地主家庭而对消灭地主的共产党怀恨在心，甚至这种“刻骨铭心”的仇恨使得罗隆基恨及任何红色（浦以自己曾穿红色胶鞋被罗大骂为例）。至于“披着羊皮的狼”，是说他如何虐待劳动人民的女佣，却又对资本家的邓季惺施以援手，如是“对劳动人民像狼一样凶狠，对资产阶级似羊一般温顺”，以及“张东荪案”发生后罗隆基恨铁不成钢的表白、罗对中共党内“高饶事件”的看法、反感“个人崇拜”、质疑“社会主义大家庭”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等等。在当时，这些都是可以置罗于死地的。此外，关于她和罗隆基的特殊关系，浦熙修也声泪俱下地予以彻底的了断：“像狼一样的罗隆基毫无人性可言，对我也并不好些。1949年，我从南京出狱后，想即去香港到解放区，他扔出刀子来威胁我。解放后，每当我一有进步的时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人共产党，我要去《光明日报》工作，1950年我想脱产学习，他都不知对我发过多少脾气，最后使我屈服而已”。进而她动情地喊道：“让这所谓的亲密的朋友关系丢进茅坑去吧！我再一次警告罗隆基，你永远不要想利用我了！”甚至她还余恨未消地附和别人说：“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章诒和回顾“反右”的历史，她认为那些“背叛者”是“惟有实实在在的揭发检举，才有可能使自己逃离恶浪狂涛，不致灭顶”，而“当一个人被推至险境，这种无可逃遁的告密、叛卖，也最为惊心动魄”。摩罗在《耻辱者手记》中说：“制度没有规定一位女性必须捏造自己情人的罪过，可有一位女性就曾指控她的情人罗隆基是地主的儿子（在那个时代这本身就是罪过）而且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以便通过出卖情人而解脱自己”。也有许多人在文章中对比残酷政治斗争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的女性，如西伯利亚茫茫雪原上，一步一步紧紧跟随在被流放的丈夫身后的那些俄罗斯的女性，以及如卢梭和华伦夫人等的例子，说明“每一个伟大的男人背后都屹立着一位伟大的女性”，或者如昆德拉的句子：“女人是男人的未来”。“女人是脆弱的强大，男人是强大的脆弱”（王开岭《女子如雪》）。那么，中国的女子和俄罗斯的女子却如何不同呢？当刘清扬和浦熙修们先后“大难临头各自飞”时，1958年，当帕斯捷尔纳克的《日内瓦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却又被苏联作家协会宣布开除之时，斯大林的妻妹、女作家阿利卢耶娃举手表示了抗议！当然，在中国也有这样的女子，在“胡风集团”的那场“钦案”中，人们要“胡风分 子”贾植芳的妻子任敏向与丈夫离了婚的邵洵美的女儿“学习”，任敏却敬谢不敏，甘愿被发配到青海去；也就是在“反右”中，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在“远看刘清扬，近学浦熙修”的号召中也没有如法炮制，她以传统妇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主义妇道自我解嘲，自甘夫唱妇随成为“右派”；再到后来，在那幕“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的闹剧中，也只有陈少敏一个女子没有举手。至于浦熙修，她的女儿袁冬林后来是这样陈说的：“随着运动的深入，‘交代’、‘揭发’的问题越来越多，假的似乎也成了真的，以至于连彭总、三姨对娘的‘问题’都很生气。对在反右中娘的这种表现，现在有个别年轻学者质疑：‘浦熙修受到的威胁和逼迫到底有多大？’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决非是受到‘威胁’、‘逼迫’而‘交代’问题这么简单。在那个年代，党的威信很高，娘又是那么相信党，当组织与周围群众全说你‘错’时，只能自己找‘错’了。听听一位新闻界的老人所说的吧：‘当她被斗被折磨得伤心落泪的时候，可能只是觉得自己受了冤屈，误解了她，却还没有意识到是被自己苦苦追求的理想出卖了”’，因而“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这也不失为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
终于，浦熙修现身说法，成为周恩来在人大政治报告中所说的一种典型：“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她在揭发了罗隆基之后表白说：“我不幸堕落为右派分子罗隆基的俘虏，感谢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清醒了我的头脑，我愿意痛改前非，照着周总理的话去做。”1959年11月，她被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当时她感激地说：是党和民盟组织使我从右派的泥淖中爬了出来，从而看见了敞开的社会主义大门。此后，她由周总理安排参加了新成立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并参加了《文史资料选辑》的创刊。对这种安排，她似乎自我解嘲地说：“新闻记者当不成，当了旧闻记者”。
此后的浦熙修，袁冬林回忆说：“开始她不愿多见人，活动的圈子也小，甚至在政协开会，见到周总理也是躲着走。当时大多数朋友遭难，还常来往的朋友是费孝通伯伯（因同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过）、邓季惺孃孃、郭根（反右前任《文汇报》副总编辑）等。”（见《纵横》2000年第11期）她还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读书和思考问题上，烟也抽得更凶了。浦熙修可以说“这时真是遵照周总理在 1946年秋南京临撤退时对她‘多读点书’的嘱咐去做”了。她在给家父的信中说：“借此能够初步学习一下也是好的”，她还不无调侃地对运动后的父亲说：“大概从此你会安定下来了”。
也是在这以后，妹妹浦安修也不时来看她，她们彼此的处境和心情都不好，尤其是妹妹，更加内向了，“但她们从不怨天尤人，只默默地各以一颗苦涩的心面对人生”。如果用传统的女子忠贞观比照，这一双姊妹都是“背叛”了她们各自的 男人的，只不过浦熙修与罗隆基还只是情侣的关系。自那以后，用当年罗隆基奔走调停国共关系时因无限感慨而引述宋人柳永的词：“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祸不单行，罗隆基一人向隅之后，又添了一个彭德怀。四、罗隆基之后是彭德怀
把罗隆基和彭德怀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是很不妥帖的，他们本不是一类人么，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以及世界观等等。不过，历史就是如此吊诡，当他们都被称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时，他们又有了几乎相同的命运。
“反右”运动之后，党内的彭德怀也终于现身说法，兑现了伟大领袖要求大家学习海瑞、敢于提反对意见、敢于“五不怕”的号召——“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这里除了没有被杀头之外，他几乎尝尽了所谓“不怕”的滋味。最后，他和浦安修离婚了。
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在《我的伯父彭德怀》一书中回忆说：“庐山会议”彭德怀遭贬后，彭、浦夫妇从中南海迁至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显然，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浦安修的精神陷于极度的迷惘甚至近乎崩溃，她经常伤心地痛哭，痛哭丈夫闯下的祸要“株连九族”，她本能地害怕。应该说，浦安修和彭德怀在性格上是有很大差异的，不同于彭大将军的直率和不计后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她是怕事的，所以，当她此前受命上庐山时（当时彭已受到批判），她带给丈夫的是一本《莱根谭》。无疑，庐山的风波对浦安修来说是晴天霹雳般的打击，面对这场不虞之祸，她惶惑不安，据《杨尚昆日记》1959年8月12日的记载，也就是毛泽东8月11日作了长篇讲话，大谈彭德怀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并指称其在历史上最严重的问题——参加“高岗集团”以及有所谓“俱乐部”等，并且还谈到彭的去留和辞职的问题，浦安修翌日即与“中办”主任的杨尚昆谈话，谈话时间竟达五六个小时（“由10时半谈到4时”）。8月28日，她又和“中办”中南海管理局副局长的罗道仁一起与杨尚昆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大概浦安修的精神几乎发生了崩溃（杨在日记中写道：“她的情绪不对！”）。经过这场不啻为后来“文革”的预演，她的政治经验让她明白了吴家花园的荒凉和凄寂其来有自，她从毛泽东詈言彭与之历史上“只有三分合作”的话中听出了分量，她开始有意识地逃避了。在彭德怀最需要亲人安慰和理解之时，她做不到，她悲伤、惶恐，她写信埋怨和责备丈夫“鲁莽，是旧军队出来的，不懂得尊重毛主席”，人家林彪却“懂得如何尊重毛主席”，并且“治军有方，比如‘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她要丈夫“认真地老实地向毛主席作 检讨”，并表示不这样“我就不再去你那里了。”彭梅魁拿了这信转交给彭德怀，彭德怀看了后奇怪：“这信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又是叫你抄写的，她连个笔迹也不敢落到我这里，怕成这个样子……”秉性直率的彭将军把这信揉成一团扔掉了，拒绝再看一眼。浦安修的抱怨让本来已经忍耐到极限的彭德怀烦躁不已，两个人开始争吵，分居。后来彭德怀上八万言书申冤，正好撞到毛泽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枪口上，浦安修于是从吴家花园迁出，搬到她担任党委副书记的北师大去住了。
显然，彭德怀的态度影响到浦安修狠下心来与他离婚。她给北京市委刘仁写信，决定离婚。当侄女把这消息告诉彭德怀时，“伯伯听了后泪水浸在眼里，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伯伯在流泪。”彭德怀对侄女说：“浦安修早有准备，我已有预感，凡是经她手买的书，她都像老鼠搬家一样地拿走了，钱也拿走了一半。她的致命弱点就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胆小怕事，自私自利，她不会振作起来了，太脆弱了。”1961年年末，一次在吴家花园吃过晚饭，彭、浦以及彭梅魁三人在场，彭德怀把一个梨切成两半，粗心粗气地对浦安修说：“你要离婚，今天就分梨。这个梨子我吃一半，你吃一半。”彭德怀三两口就吃完了一半的梨子，浦安修也拿起另外一半梨子，悄无声息地慢慢吃完。经过一阵沉默，走到客厅，彭德怀指着地上的一堆东西，对浦安修说：“这是我清理出来的，有的是你的，也有是给你的，你一起拿走，”接着帮她拿到院子中，浦安修闷声不响搬上车，走了。
此后，彭德怀赴“三线”前见过一回浦安修，再后来就是“文革”中北师大批斗大会上最后一面——他们两个人的生离死别了。在那次所谓声势浩大的万人批斗大会上，浦安修被作为陪斗，惨遭殴打，昏倒在地，旁边的彭德怀大声呼叫：“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彭德怀为浦安修因为自己而被牵连心中泣血。这次批斗大会后，浦安修在精神上彻底崩溃了，1967年8月31日，她独自走到颐和园昆明湖的岸边，吞下安眠药以求解脱，结果却被人及时发现救了回来。 1969年10月，中央专案组对浦安修做出结论：她总算是“属犯错误”的性质，即“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与彭德怀政治上划不清界线”，却是可以改造好的吧，与彭德怀这只“死老虎”不同，后者无可挽救，只有关押了之（同案还有黄克诚、刘震、李聚奎、吴自立、王平、饶正锡、李锐等），浦安修和唐棣华（黄克诚夫人）二位，“罪”不至此，“可交单位处理解决”。
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分明看到：1957年罗隆基们的铩羽、1959年彭德怀的忠而见忌，从此党外、党内是噤口无言，这时的“颐年堂”可真也成了“一言堂”矣，于是，共和国也到了它“最危险的时刻”。
五、“旧闻”记者的浦熙修
作为大后方驰名的新闻界“四大名旦”，进入新中国之后，人们并没有忘记她们。胡乔木也曾在一次会见中说：“我想了好久，想让你们四位女将来办一个杂志——《新观察》，一定会受欢迎的。”这时的“四位女将”，除了杨刚已经转业到外交部，于是替换为郁风，不过，这份《新观察》未及数年已经凋零了，浦熙修竟还成为“章罗同盟”中的“女将”。此后，那个“名旦”、“女将”，终于铩羽而去，人们见到的，只是一个“旧闻记者”的她了。
在身历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后，浦熙修暂时抚平内心的创伤，一头埋在学习中，同时还有了想写作的念头，在给父亲的信中，她经常说起要“写些什么”，开始时“也只能从学校生活来着手了”。不时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