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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历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后，浦熙修暂时抚平内心的创伤，一头埋在学习中，同时还有了想写作的念头，在给父亲的信中，她经常说起要“写些什么”，开始时“也只能从学校生活来着手了”。不时地，她请已经回到教授位置且打算“隐姓埋名”下去的父亲给予“指iE〃，甚至因为自己没有成绩，她在给友人写信时竟“时常感觉有些惭愧”了。她“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并反复阅读《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她还“为写文化史打基础而读《史记》、《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书；为了了解收集材料的办法即调查研究的方法而读《达尔文的生平及其书信集》”等，此外，原来浦熙修认为“当新闻记者就得学司马迁，就得更好的学习鲁迅”，此时“学司马迁”是不行了，倒是鲁迅的一些东西还可以学，她认为鲁迅“那些闪烁着思想火花的杂文对自己的业务是必需的，因而经常阅读《鲁迅全集》”（这套书似乎最后归在费孝通手中。笔者注）。最后，她终于悟出：“当时自己是一个新闻记者，东跑西跑，混在政治漩涡中，却不懂得政治。”（袁冬林）
那时的浦熙修开始写日记了。她是为了督促和检查自己写日记的。她说：“许久以来——一年、二年、三年，或者说从反右以来吧，在心中有个想法，这个想法在最近半个月又比较明朗起来，今天更增强了一些。”（1962年10月28日）为此她曾三次去找范长江：“第一次（1952年或1954年）曾经和他谈到入党的问题，他告诉我五年后再说吧，那是为了罗（即罗隆基。笔者注）的问题；第二次仅谈文汇报复刊问题，是钦（钦本立）约好，而我是随去的；这次（第三次）我是为了文教史料组稿问题，而向他请教关于科学界人士的撰写史料问题，然后谈到我最近的心情，但我没有谈到我还有请求人党的打算，而只谈我以后如何想把工作做好的问题。”除了范长江，她还向其他人有所表示，如“沈大姐（沈兹九）鼓励我申请入党，今天（范）长江同志的话使我觉得必须要照此做去。我最近必须要找个机会 提出来。”她仿佛在虔诚的追求中忘却了痛苦，所谓“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鲁迅《黄花节的杂感》），如她在青岛的大海边几乎忘情地自语：“仰卧海上，天是无限的宽阔，与过去只能在沙上睡睡又是一个意境了。如果能自由仰伏，那又不知要如何舒适了。我这一叶之身，遨游于广阔的天地之间，享尽自然所赋予的美妙了。在整个社会之间，由必然王国进人自由王国，掌握了唯物辩证法，那就也享受到这种美妙了。在这个伟大的社会中，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生命虽然是有限的，服务也就是无限的了。这样的生命才有价值，永葆美妙的青春，我愿意在今后一二十年中达到这样的境界。我有幸生在毛泽东时代，我愿意永远追随许多先进的马列主义战士们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1964年8月8日）这正如袁冬林在看了她母亲留下的这些日记后所想到的和感慨的：“我能在逆境下像母亲那样地面对人生吗？被划为右派后还会想入党？有人说，这是‘愚忠’，但我理解母亲。这不正说明您那一代人对终生所追求的理想的执著吗？”（相似于浦熙修，先父临终时让他惟一饮恨的也竟是终未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而在浦熙修的悼词中，关于死者生前要求入党的夙愿的表达也竟被删除了，因为在某些人看来，他们根本就没有这种资格，了不起也只是“同路人”而已）。当然，光有这个认识是不够的，如果说这种曾被描述为“第二种忠诚”的往事仅仅是作为对传主的一种歌颂，那么，除了这些，“我们这一代受过劫难的人，是否有责任把我们所受的灾难总结出一些教训，真正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化怀念为防灾的力量，使得子子孙孙的灵魂再不遭扭曲呢？”（费孝通《怀念我的知心难友浦二姊》）或者，设若浦熙修不死，她会不会去做韦君宜式的反思？
徐铸成回忆说：性格开朗的浦熙修是在“破帽遮颜”的孤寂中染上绝症的。她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曾写信给周总理告别，并恳请党审查她的一生。浦熙修给父亲的信，保留下来的最后一封，就是她患癌症且恶化之后写来的。那时她已住在北京医院，沉疴难起，对老友，她无法再伸援手了。当时父亲拟往北京调查和搜集岳父邵飘萍的材料，浦熙修无力再相助，只能委托子冈和介绍王芸生了。每当我看到她这封用抖颤的手写的短信，想到他们一生的交往竟这样而告结束，都禁不住心恸。后来当我跟随着父亲上京，在浦熙修宅子前听邻人说她已经不在人世，恍惚间天昏地暗。那趟北京之行，父亲最大的感受就是“惊呼热中肠”五个字。再后来我收拾和整理父亲的遗物，每每翻读浦熙修给父亲的十几封来信，愈益体会出“惊呼热中肠”的个中三味。此生苍茫无限”——端的是“无限苍茫”！ （《浦熙修——此生苍茫无限》，袁冬林著，大象出版社2002年出版，21．00
有罪推定：
在《武训传》批判的运动中，对影片最具杀伤力，也最富理性说服力的莫过于《武训历史调查记》。抛开方法，仅从文本上看，《调查记》科学严谨，尊重历史。它开列了一百六十余位被访人的名单，征引了大量史料，所有的结论似乎都有充分的证据——或当事人（主要是劳动人民）的口述，或文字资料的佐证。可是三十年后，当历史允许人们重新评价武训和《武训传》的时候，《调查记》所提供的证据即刻土崩瓦解，《调查记》下的结论被一一推翻。人们将这个《调查记》与反右派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与刘少奇的冤案联系起来是毫不奇怪的。它不但是权力话语动用国家力量，有组织有目的地制造伪证的领军之作，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
这个调查的最大特点是有罪推定——“先定结论后找证据”。因此，调查组“光喜欢听说武训的坏话和否定的话，不喜欢听说他的好话。”“当时参加座谈的人们有几种不同的态度；有人认为武训就是个穷要饭的，‘武二豆沫、大叫化子’；有人称他为‘武圣人’，说他要饭攒钱是为穷人办义学，他把乞讨来的钱存放到买卖铺户生息长利，用来办义学。总的看，被调查人在预先不知道调查团的目的情况下，对武训的作为都大加赞扬，说他是好人，是圣人。”（李绪基、孙永都记录整理：《赵国璧同志谈当年调查武训其人其事的一些情况》，原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四期，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22页）开会之初，堂邑县长说不能否定武圣人，县委书记只得拉他的衣襟示意。一位七十多岁的清朝藤甲兵赞扬武训，村干部告诉他不要再讲武训的好话后，调查组再去访问他时，他就以耳聋，听不懂话为由，什么也不讲了。（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09页） 用这种调查方法，给武训戴上什么帽子都不算难事。据调查团成员之一，当 年聊城地委宣传部长司洛路回忆，大地主、大债主和大流氓是调查组回京后给武训定的结论。可是，根据所得材料，武训够不上“大地主”的资格，于是派他回去想办法。司洛路到了武训的家乡武庄，找到武训的二哥武谦的曾孙武金兴，从他手里拿到两本上面写着“义学正”的地亩账。“调查团一看这两本地亩账，就说定地主是够了，所以给武训戴上了‘大地主’的帽子。”（李绪基、孙永都记录整理：《司洛路同志谈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写作情况》原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四期，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28页）那么这两本地亩账是否能证明武训是个大地主呢？当年参加调查的中共临清镇宣传部长赵国璧，在三十多年后说了实话：“武训一生的确买了几百亩地，在临清大概就有二三百亩，这些地就在临清西南的杨坟一带，那里有武训办的一处义学，他所有的地，都归义学所有。他本人不因为买了一些地就过剥削生活。”（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809页）对此，《调查记》有自己独特的解释：“他（武训——作者注）吃得苦，穿得破，‘坚苦卓绝’（蒋介石：武训先生传赞——原注），一方面是为了可以扩大他的剥削资本，一方面也是为了必须保持这‘苦行’的外形，‘以乞丐终’，才能继续欺骗，进行剥削。他的这种守财奴式的作风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部分地主高利贷者的特性之一。”这种解释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武训进行欺骗、剥削所得财产是否用在了自己身上？三十五年后，聊城师范的两位教师在重新调查后，以不胜感慨的口吻回答了这个问题：“武训自己一天地主生活也没过，世界上哪有不过地主生活的地主啊！”（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809页）
把武训定为“大债主”是因为他的“主要剥削方式是高利贷”（调查记），《调查记》详细论列了武训放债生息的方法、利息和讨债的手段，以及他坑害劳动人民的具体事例：因为怕穷人还不起债，武训就采取“穷人使，富人保”的办法，也就是把钱贷给富人，让富人转贷穷人，他跟富人要账。其贷款的附带原则是，贷款人必须是“够三辈”的人家——债务人死了，武训还可以找他的后辈算账。武训贷款的利息比清政府规定的还高——月利三分，“如果向地主豪绅或银号存钱，由他们转放高利贷，利率就只能比最高标准低一些，以便地主他们为他经手放债，也得到一部分好处。”武训讨债的手段一般入学不了，调查组在当地的劳动人民中听到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姓张的衙役借了武训二十吊钱赖着不还，武训就睡在衙门口，早晨起来抓起自己的屎就吃，行人围观，惊动了州官，只得命令那个姓张的衙役赶快把本利一并还给武训。当地劳动人民还揭发，武训还用高利贷夺走 了两个看闸人栖身的小屋，夺走了一个卖书人的箱子。据此，《调查记》写道：“凡属劳动人民，都说，当时他们都看不起武训，所以叫他‘豆沫’、‘憨七’，又因为他贪钱如命，所以说他是‘财迷’。”令人费解的是，在调查组依靠的“劳动人民”中，竟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明这个“财迷”把迷来的钱用在了什么地方。
三十五年后，人们找到了答案：“当地群众说，这些钱是用在办义学上，所以借他钱的人也给他一点利息，但是并不高，而且多是借给一些商人，所以群众并没有把武训当大债主看待。”参加过调查团的赵国璧甚至认为，上当受骗的不是借贷人而是放贷者：“武训本人不识字，他乞讨来的钱，托人给存放到一些店铺里生点息，利息有高有低，他自己不会记账，就拾些破绳头、布条搓成绳，借他钱多的他就打个大结，借他钱少的，他就打个小结。因为这，他少不了挨勒受骗。”（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809页）
把武训定为“大流氓”有两个“证据”，其一，武训拜过许多年轻妇女做干娘，其中一个青年守寡的干娘生了孩子，人们赶着叫“小豆沫”。另外，他还“吃”过族弟媳的“妈妈”（即乳房——作者注）。其二，几个帮助武训兴办兴学的人都是流氓 （调查记没提供任何证据），“因此我们断定，武训生前，在鲁西一带，有一个相当大的流氓帮口，而武训等人就是这个帮口的核心人物。”前一个“证据”被参加调查的两个人轻易地推翻了：“当时调查这个事时，很多人都嘻嘻哈哈地当笑话说的，确实不确实呢？并没有调查到结实的材料。”（李绪基、孙永都记录整理：《赵国璧同志谈当年调查武训其人其事的一些情况》原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四期，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22页）“这些传说根本没有进行核实，纯是些流言蜚语，却拿来作了定案的根据，实在是冤枉。”（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809页）后一个“证据”，要么是猜测，要么是株连——说武训的帮手是流氓，没有任何证据，由此推论出武训也是流氓，更是荒谬绝伦。没有证据，只好靠“我们断定”。
除了这三个罪名，武训的另一大罪恶是反对农民革命。《调查记》公布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就在武训打出“行乞兴学”招牌的第二年，他的家乡就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的首领就是四年后被搬上银幕的宋景诗。这一发现使武训的批判者占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制高点，因此，与武训兴学扯不上关系的宋景诗以“农民革命领袖”的身份列在了《调查记》的开篇。
然而，在史实面前，这位被描绘成“站在历史的最前面”的“当地农民群众最有名的领袖”，“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却露出了另一副面孔。史实昭示人们，宋景诗确实领导了农民革命，确实与官兵和民团作过战，确实被清廷所捕杀。但是同时，他也确实投降过清廷，确实救过清朝大员胜保的命，确实英勇地剿杀过自己的战友。“宋景诗投降后，便与过去的战友以及渡过黄河的捻军、长枪会军作战， 累立战功，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被提升为参将，并赏戴花翎。同治元年（1862）宋景诗又随胜保到安徽、河南、陕西与捻军和回民起义军作战。宋景诗在陕西前线还得到了清廷赏赐的‘巴图鲁’（勇士）名号。”（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原载《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84页）
宋景诗反叛过清廷，但不是为了重归革命，而是因为招抚他的胜保被政敌扳倒，革职拿问。失去靠山，宋景诗担心清廷会收拾他，于是，率部逃回山东，但立即又投到官军麾下，参加了对张锡珠义军的围剿。他的反复无常，使清廷明白，此人既不可用又不可留。在宋景诗打败张锡珠义军，活捉张的儿子张金堂后，清廷决定朝他下手。而宋景诗却一边与官军作战，一边向敌人频送秋波。但“狡兔”已死，他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要把武训比下去，就要把宋景诗抬起来。抬起来就要维护宋的高大全形象，要维护这一形象，就必须对他的投降官军这一关键问题做出解释。《调查记》的解释是，宋景诗这样做“决不是真的”而是“策略性的暂时的妥协”。为了做出这一结论，《调查记》采取了两个办法。
办法之一是无视史实。在《宋景诗档案史料》中保存了许多督抚的奏折，这些奏折详细地记载了宋景诗围剿各类起义军的战斗情况。黄清源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九日，胜保被直东起义军包围，西安骑兵来救，立即又被义军击溃。在此危急时刻，宋景诗及其弟宋景礼率‘靖东营’骑兵飞至，‘跃马大呼陷阵’，‘狠命冲杀’，演出了沙场救主的一幕。胜保得救后，‘立摘西安骑将珊瑚顶赏景诗’。（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兵部侍郎胜保折》）”（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86页）同治元年（1862）正月，胜保派宋景诗部作为前队去安徽剿捻，二十二日，胜保军与捻军遭遇，副都统乌勒兴阿被捻军挑下马来，宋景诗及时赶到，冲到阵前，救起乌勒兴阿。（见《督办安徽军务胜保片》）《调查记》对这类记载一律视而不见。
办法之二是歪曲史实。《调查记》说：“同年（即同治元年）十一年月，‘降匪宋景诗’却‘复叛’了，并扩大了活动，回扰冠、馆、堂邑等县，进据州城东营街一带，这一仗，宋景诗从焦庄一直打到临清，大败清兵。”事实上，这个时候，宋还在陕西，“他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才回到临清，但绝非‘进据州城’，而是向知州彭垣表示6J隋愿听候调遣’（同治元年十二月三十日《山东巡抚谭廷襄折》）。之后，他并未‘大败清兵’，相反地是帮助清兵镇压张锡珠起义军。（《山东军兴纪略》）”（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 887页）为了彰显宋景诗的革命形象，《调查记》不惜张冠李戴——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清廷下旨：副都统遮克敦布“畏贼如虎”剿匪不力，被革职，发往新疆。在遮克敦布“畏贼如虎”的时候，宋景诗还在陕西。这里的“贼”分明指的是张 锡珠的义军。（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86页，据黄清源说，这件事在谭廷襄的奏折和《山东军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