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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为祖国哭泣过，欢喜过，为祖国流过血，默默地献出了全部身心的人，才能从心灵深处领会到祖国有多么宝贵。
我看到把亲生骨肉都留在国外，白发苍苍地单身回到祖国来的李宽麟，对她火一样炽热的爱国之心和崇高圣洁的人生观深感钦佩。
在抚松分手时才20多岁正当芳年的李宽麟，变成一个80高龄的白发老人出现在我面前时，已根本看不出她那曾经为众人所钟情的红颜美貌了。
当我苦苦寻找的杳如黄鹤的李宽麟，头上披着白霜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想着那使我们分离了半个多世纪的无情岁月，心中不由得产生了惆怅之感。
我们在平壤市中心风光优美的地方给李宽麟盖了一处住房，考虑到她的高龄，还给她派了厨师和医生。那所房子离她在姑娘时节上过的女子高等普通学校旧址不远，是金正日组织书记体察到李宽麟的心情，特意选择这个地方盖的。金正日组织书记还到她家去，根据老人的兴趣和爱好，指定了家具的位置，查看了照明和供暖情况。
李宽麟虽然年老，行动不便，却亲手在院子里翻一块地种上了玉米。她说我在小时候是喜欢吃玉米的，她要亲手种出玉米来送给我吃。尽管已经流逝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可她还记着我小时候的口味。她在抚松的时候，一到夏天就常买回老玉米来，在后院里烤好了给我和弟弟们吃。
她去世后，我们考虑到她在年轻时为祖国和民族建树的功绩，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把她的遗体安葬在爱国烈士陵园里。
真正热爱祖国和民族的人，无论他住在地球的任何一隅，必然都回到有着祖先的坟墓，自己所生长的热土热乡来。即使是从不同的起点出发的，也总有一天会这样聚在一起畅叙旧怀的。
第三章吉林时代
（1927年1月～1930年5月）
一探索先进思想
我在家待了一个月左右。过了年，第二年一月中旬离开了抚松。抵达吉林市时是在行人熙来攘往的中午时分。每次问路，都掏出记有父亲亲友地址的小本子，用冻僵的手翻，我觉得这样很麻烦，便把我要找的街名和门牌号码都记在脑子里了。这个古老大城市的繁华景象，好像一开始就对一直生活在寂静、冷清的农村的我施加了压力。
我走出收票口后仍抑制不住兴奋，久久站在那里望着招呼我进入新生活的新天地的活跃景象。
那天我所看到的街景中印象最深的是街上卖水的多。连过路的行人也忿忿地嘀咕：这个以水都著称，有个时期被称为浮桥的城市，现在却缺饮用的水，只有卖水的行业兴旺，吉林这个城市的生活只能越来越不好过了。在这个喝口水也要打打算盘的城市里，当我迈出第一步时，就感到生活上的沉重压力，但我以抵抗这种重压的心情，挺起胸膛，迈开大步走向街心。
从吉林站沿着向北山方向伸展的岔路街走了一段就看见了把城市分成城里和城外的城墙，也看见了城门，城门上的匾额写有“朝阳门”字样。朝阳门近处有新开门。吉林除了朝阳门和新开门外，还有巴虎门、临江门、福绥门、德胜门、北极门等一共10个城门。每个城门都有张作相的兵把守。由于风化作用多处坍塌的古色苍然的城墙，令人感到这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
吉林是我第一次来的生疏的地方，却没有一点陌生之感。也许是因为我很早就想来而且又有父亲的很多朋友在这里的缘故吧。我的小本子里记着十几个我应该去问候的父亲的朋友和亲友的地址。吴东振、张哲镐、孙贞道、金史宪、玄默观（玄益哲）、高远岩、朴起伯、黄白河等人都是在吉林的父亲的朋友，是我应该去见的人。
我把探访的第一个对象选定为吴东振，去找在岔路街和商埠街之间的他家。老实说，当时我心里暗自有些紧张。父亲的朋友们特意介绍我入了华成义塾，可我却中途退了学，吴司令会不会高兴呢？
可是，吴东振和从前一样很高兴地迎接了我。我向他谈了我从华成义塾退学来到吉林的经过。他没说什么，只是表情严肃地点了点头。稍后他说：
“看到你突然出现在吉林，我不由得想起了你父亲。你父亲也是像你这样突然从崇实中学退学的。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惋惜。可是后来我就认为你父亲下的决心是对的。不管怎么说六个月就退了义塾来到吉林，这个果断性是惊人的。如果吉林符合你的理想，你就在这里挖你的井吧。”这就是那天听了我来吉林的经过后，吴东振说的全部的话。这不愧是吴东振的豁达的思想方法，我心里很感激。
他惋惜地说，你既然来吉林念书，就把母亲和弟弟都带来在这里定居才好呢。他在去抚松参加我父亲葬礼时也曾多次劝我母亲搬到金先生的朋友多的吉林去。母亲对他的好意表示感谢，却没有离开抚松。她想，我父亲虽然去世了，可是他的坟墓在阳地村，怎么能轻易就搬到吉林去呢。
那天，吴东振给我介绍了他的秘书崔一泉。吴东振多次夸过他的秘书，所以我也对崔一泉有一定的了解。他是在正义府中以文才著名的人物。自这一天会晤之后，我和崔一泉建立了特殊的同志关系。
那天下午，吴东振把我带到三丰客栈介绍给独立运动者们。在他们之中也有金时雨给我写纸条、让我去见的金史宪，还有正义府警护队长张哲镐，三丰客栈应是三丰旅馆，在中国把旅馆也叫做客栈。这个旅馆里，除金史宪、张哲镐外还有很多不知姓名的独立运动者留宿。
三丰旅馆和太丰合碾米厂是独立运动者在吉林的两大据点，即是住处又是联络点。
来自朝鲜的移民也大多利用三丰旅馆。
这个旅馆的主人是孙贞道牧师的同乡。他原来往在平安南道甑山，后来听孙牧师的劝说来吉林开了三丰旅馆。虽然招牌是旅馆，但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宿舍或公共礼堂。
三丰旅馆离日本领事馆只有100米左右。日本领事馆可以说是吉林地区侦探活动的总部。密探和警察那么费尽心机搜寻的反日独立运动者们时常出入这个等于在日本领事馆门口的旅馆，有人觉得不太适宜。可是，独立运动者们却说“灯下黑”，毫不在乎频繁出入这个旅馆。说也奇怪，真没发生过一次爱国者在三丰旅馆被逮捕的不幸事件。所以，我们建立了组织后，也常常利用这个旅馆。
金史宪看了金时雨的纸条之后对我说，他熟悉的叫金刚的朝鲜人在吉林毓文中学当教师，入这个学校怎么样。这是市内新兴社会界办的私立学校，是个倾向性好的学校。这在社会上已广为人知。这是因为《吉长日报》多次登了关于这个学校的报道。《吉长日报》早在1921年就介绍毓文中学说，惨淡经营，成绩优异，博得社会各界赞助。
由于围绕着资金问题和校长滥用职权问题发生的纠纷，毓文中学的校长频频换人。我到吉林时，正是李光汉接替南京金陵大学毕业的张荫轩当校长不久。
校长四次易人，可见毓文中学是多么重视正义和法度的。毓文中学的这种革新性的校风吸引了我。
第二天，金史宪把我介绍给金刚先生。金刚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我由他带领去见了李光汉校长。李光汉属于中国民族主义左派，是周恩来总理的中学同学，是从小就受到周总理影响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我知道周总理和李光汉校长的关系，是在几十年后的事情。有一次，我同前来我国访问的周总理谈话，回忆青年时代谈到给了我很多帮助的中国人时，提到了李光汉校长的名字。周总理听了非常高兴，说他是他在天津南开大学附中念书时的同学。
那天，李光汉校长问我学校毕业后准备做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愿意把一生献给光复祖国的事业。他赞扬地说，这个抱负很好。
也许是因为谈话坦率的缘故吧，他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让我不经过一年级，而在二年级插班学习。
我在进行青年学生运动和地下活动时期，多次得到这位老师的帮助。他明知我因为革命工作常常缺课，却装作不知道，并且从各方面保护我，不许被军阀当局收买的反动教员随便触动我。军阀和领事馆警察要来抓我，他先通知我快逃。因为校长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所以有许多思想家能够在他属下站住脚进行活动。
在毓文中学办好入学手续回来，吴东振夫妇劝我，直到学校毕业就住在他们家，不要住学校宿舍。这从当时我的处境来说，确实是一种幸运。
我念书要靠母亲供给学费，可是母亲体弱多病。母亲不分春夏秋冬常年给人家洗衣，做针线活，每月给我寄来三块来钱。这些钱交了学费、笔记本和教科书钱，就连一双鞋都买不起了。
因为处境如此困难，我不得不接受了父亲的朋友们的劝告和好意。我到吉林，起初住在吴东振家上学，他被捕后在张哲镐家住了一年左右，然后在玄默观家住了几个月，后来又在接替吴东振任正义府司令的李雄家住了一些时候。
那时在吉林的名人大都是和我父亲有亲密关系的人，他们从各方面照顾我，爱护我。我常常访问他们的家，在这过程中认识了很多独立军干部和独立运动领导者，见到了来往吉林的许多各式各样的人。
当时，正义府的干部们几乎都定居在吉林。正义府建立了行政、财务、司法、军务、学务、外交、检察、监督等庞大的中央机构和地方机关，甚至向辖区内的朝鲜同胞征收税金，俨然是个独立国家。为保护这一庞大的机构，正义府还拥有由150多名军人组成的常备的中央护卫队。
吉林市是中国的一个省城，和奉天、长春、哈尔滨一样是满洲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
吉林督军署由张作霖的堂弟张作相当头子，他不大顺从日本人。如有日本人向他告状说，某某是共产党、某某是坏人，他就拒绝他们的要求说，你们用不着管。他之所以这样做，与其说是因为他有什么政治见解，倒不如说因为他无知，自尊心却又强。他的这种特点给革命者和社会运动者提供了有利条件。
迁居满洲地区的朝鲜人大部分都住在吉林省。
正因为这样，很多被日本军警追赶的朝鲜独立运动者和共产主义者聚集在吉林了。因此，这个城市自然就成了朝鲜人的政治活动舞台及其中心。“东三省的排日策源地是吉林”，日本人的这一评语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20年代后半期，吉林是朝鲜民族主义运动在满洲的基本势力－－正义府、参议府、新民府的首脑的集结地。独立运动者们办报、办学校等多在桦甸、兴京、龙井等地，而其首脑们聚在一起进行活动的地方是吉林。
ML派、火曜派、汉上派等宗派分子各自为扩大本派势力而疯狂活动的地方也正是吉林。共产主义运动者中自命不凡的所谓名人也几乎都出入吉林。
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宗派分子、流亡者等各种各样的人都聚集在这里。
向往新事物、探求真理的青年学生也来这个城市。
一句话，可以说吉林是形形色色的思想潮流的汇集处。我就是在这里举起共产主义旗帜开展革命活动的。
当我来到吉林的时候，己有“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几个成员按照在桦甸的约定，先来到这个城市进了文光中学等学校和机务段、码头等单位。
他们听到我出现在吉林的消息，马上跑到吴东振司令家来了。他们对吉林市的印象是“东西贵、水贵、柴贵，但书多是个好处”。
我开玩笑说，书多的话，同饥饿的痛苦也可以妥协。不过这也是我的真情实意。
对毓文中学，他们也有良好的印象。他们说，教职员中虽然也有国民党右派，但绝大多数的教师，不是共产党系统的就是三民主义崇拜者。
听他们这么说，我的心也踏实了。
后来才知道，尚钺先生和马骏先生也都是共产党员。
我们决心要在新的地方努力学习革命的真理，为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尽一切力量进行斗争。
留在桦甸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员们，也为了找活动舞台分赴抚松县、磐石县、兴京县、柳河县、安图县、长春县、伊通县等满洲一带朝鲜人居住区。他们当中也有回原中队重新当独立军的。
在像吉林那样复杂的城市里，靠为数不多的骨干分子，为了让千百万人倾听我们的呼声，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而斗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我们都充满了坚定的决心：各自都成为火种，唤起周围的十人百人，再由那十人百人燃烧起千人万人的心，以变革世界。
我在吉林的活动是从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列主义开始的。我来吉林的时候就决心更积极更深入地进行在桦甸开始的对马列主义的研究。吉林的社会政治空气，使我更加坚定了要进一步深入钻研新思想潮流的决心。我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比做学校的功课还热心。
当时中国正处于大革命时期，大量翻译出版了苏联和日本发行的好书。
北京还出了《翻译月刊》杂志，常常刊登青年学生感兴趣的进步文学作品。
在抚松和桦甸看不到的书，在吉林就可以随意弄到。可是我没有买书的钱。
现在说这些话，可能很难相信，可是那时我只在上学时才穿球鞋，一回家来就几乎都光着脚。
，牛马巷的图书馆一个月收一毛钱的阅览费，我每月都买那个阅读券，放学回家时到这个图书馆看几个小时书和报纸。这样，少花钱也能看各种出版物。
看到书店来了好书也没钱买的时候，我就鼓动有钱人家学生，让他买下书，然后借来看。有些有钱人家的学生，自己不看，为了装点门面，把书买来放在书架上。
当时，毓文中学的学校管理是采取民主方式的。图书主任由学生大会每半年选举一次。当选的图书主任有制定学校图书馆工作计划、购入书籍的权利。
我在毓文中学时先后两次被选为图书主任。我利用这个机会购置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
书多起来，这回时间又不够了。我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来读书费尽了心思。为了在争取到的时间内读更多的书并深入把握实质内容，作出了努力。
我父亲在我小时候就让我养成了一种习惯，每看一本书，一定把书的主要内容和学习心得记下来。父亲使我养成的这种习惯起了很大作用。读书时掌握好主要内容，那么，无论多么错综复杂的内容也能明确地把握住，也能在短时间内读很多书。
我在中学时代通宵达旦地读书，并不只是因为有单纯的研究学问的趣味或进取心。我并不是为了做一名学者或飞黄腾达而热中于读书的。怎样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又怎样才能消灭社会的不平等，让劳动人民过上好日子？我要从书里找到的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无论在什么地方，看什么书，我总是想找到这个答案。
不是把马列主义当作教条，而是作为实践的武器，不是从抽象的理论中，而是从朝鲜革命这一具体实践中去找真理的标准－－我的这一立场，可以说是通过上述过程逐步产生的。这个时期，我手不释卷地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雇佣劳动和资本》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解释这些著作的书。
在读政治书的同时，还读了很多革命的文学作品。当时我最感兴趣的是高尔基和鲁迅的作品。在抚松和八道沟的时候，读了《春香传》、《沈清传》、《李舜臣传》、《西游记》等很多反映古代生活的书，到了吉林以后就读了《母亲》、《铁流》、《祝福》、《阿Q正传》、《鸭绿江上》、《少年漂泊者》等很多革命的小说和描写当时生活的进步小说。
后来进行抗日武装斗争，遇到像艰难的行军那样艰苦考验的时候，我就回想起在吉林时读过的《铁流》等革命小说的内容，从中获得了力量和勇气。
文学作品对人们的世界观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每次同作家见面，就叫他们多写些革命的小说。现在，我们的作家也写了不少革命的巨著。
我们通过亲眼目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人民的悲惨生活处境，也提高了政治觉悟。
那时，从朝鲜去满洲的移民当中，经由吉林到别的地方去的也不少。我们随时通过他们了解国内的惨状。
渡过了鸭绿江的移民，有的经过丹东，利用南满铁路到长春，再从那里利用东支铁路前往北满一带，有的利用吉长线经由吉林到附近腹地，有的由奉天利用奉海线，有的用吉会线前往敦化、额穆、宁安方面。
寒冷的冬天和早春季节，就可以在吉林车站和旅馆看到许多朝鲜移民。
这些移民当中经历了什么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