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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的冬天和早春季节，就可以在吉林车站和旅馆看到许多朝鲜移民。
这些移民当中经历了什么样波折的人都有。
有一天，我和同学们一起到戏院看戏。散场时，唱戏的女演员来找我们，说出她爱人的名字，问我们叫崔某的人是不是住在这里。她说的竟然是朝鲜话，这使我们大家着实吃了一惊，因为朝鲜不唱这种戏。
这个女演员名叫玉粉，庆尚道人。有一天她的父亲同邻居朋友喝酒，对朋友说，你老婆生了男孩儿就做我的女婿，我老婆生了女孩儿就做你的儿媳妇，要是两家都生了男孩儿或女孩儿，就叫他们结拜兄弟或姊妹吧。他们两人就这么约定了。
不久后，一家生了男孩儿，另一家生了女孩儿。两家把一条丝绸手巾分成两块，各拿一块作为结亲的标志。
后来，为了谋生，两家先后都离开了家乡。生了儿子的那家来到吉林落户，那儿子长大后上了文光中学。这家来到吉林后弄到一栋房子，还开了一个小小的碾米厂，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可是，生了女儿的那家到了丹东就没有路费了，只好把女儿卖给了中国人。玉粉就这样挨打挨骂学唱戏，成了演员。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就想起在家乡订了婚的男人了。她每到一个地方唱戏，都要偷偷地出去找朝鲜人探问那男人的去向。
那天，叫玉粉的女演员同念文光中学的未婚夫进行了戏剧性的重逢。
当玉粉说不再唱戏而要留在未婚夫身边时，那戏团老板娘就索取巨额的身价。玉粉只好下决心说，把自己赚的钱积攒几年，还了身价后一定回到吉林来。我们目睹这一情景，义愤填膺，怒火中烧。同学们骂那个只知金钱，不知人情的戏团老板娘，是“像毒蛇一样的女人”。
几十万人聚在一起，满头大汗为生存而竞争的大城市生活，掩盖不住阶级社会的恶臭。
一个烈日当空的夏天，我和同学们从北山往回走的路上，看到有个黄包车夫在路旁跟一个有钱人相争。看来，那有钱人车钱给得太少了。车夫央求说，现在是“三民主义”时代，也该照顾照顾“民生”问题呀，再给几个钱吧。可是有钱人不仅没有再给点钱，反而说，你光知道“三民主义”，就不知道还有“五权宪法”？说着抡起文明棍儿就往车夫身上打。
我们学生怒不可遏，冲向那有钱人，逼他多拿钱。
通过这些体验，我们心里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和不满：世上为什么有坐黄包车的，和拉黄包车的；为什么有些人住在有十二道大门的富丽堂皇的住宅里养尊处优，而有些人却变成乞丐流浪街头呢？
人们从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利害关系开始，逐步具有憎恨剥削阶级、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思想，进而抱着要建设新社会的觉悟，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样才可以说他树立了革命的世界观。
我也是通过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等革命书籍，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然后目睹社会现实，从中了解到很多不平等的现象，产生了憎恨剥削阶级和阶级社会的思想，最后抱着要改造和变革世界的决心走上了革命道路的。
越广泛地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越深深地为之心醉，我就越想尽快把这一革命学说普及到青年学生中去。
我在毓文中学第一个结交的朋友是叫权泰硕的朝鲜学生。最初，毓文中学一共有四个朝鲜学生，其中有意搞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只有权泰硕和我，其余两个对政治运动漠不关心。他们只知道钱，一心想毕业后做生意。
我和权泰硕志向类似，对社会的看法也相似，所以一开始就志同道台了。
在中国学生当中，一个叫章新民的学生跟我较亲近。他经常跟我相处，常常就政治问题交换意见。我们的话题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社会的不平等、帝国主义的反动性、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的企图、国民党的背叛罪行等等。
直到那时，在吉林，马列主义还只是青年学生憧憬的对象。听说马克思是了不起的人，想了解了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他们抱着这种想法去翻翻经典著作，或者以为不懂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就要落后于形势。我根据在桦甸取得的经验，吸收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首先在毓文中学组织了秘密读书组。秘密读书组的使命和目的，是用马列主义思想和理论牢牢地武装进步的青年学生。这个组织发展非常迅速，不久就扩展到文光中学、第一中学、第五中学、女子中学、师范学校等吉林市内许多学校。
随着读书组成员队伍的扩大，我们借了独立运动者经营的碾米厂的一间房子，让留吉学友会成员出面自行办了一个图书室。现在到处都有图书馆，而且只要下决心，像人民大学习堂那样的大图书馆，也能盖得像宫殿一样。
可是那时我们两手空空，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办图书室，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要购买书籍，还要置备书架和桌椅，可是我们哪有钱呢！所以，每逢星期天就出去打工，或到铁路工地去扛运枕木，或到江边去背运小石子，女学生也到碾米厂去筛选大米。用这样一分两分汗水挣得的钱买了书。
还设了可以另行保管革命书籍的秘密书架。这样办好图书室之后，简短而又饶有风趣地写好书的介绍，贴在市内许多地方。这样一来，学生们就开始争先恐后地找我们的图书室来了。
那时，我们为了吸引学生，图书室里还置备些爱情小说。
青年们读爱情小说感兴趣，来图书室的很多。我们用这种方式让他们对读书感兴趣，然后一点一点地开始提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学生们通过读社会科学方面的书逐步提高了觉悟，我们就从秘密书架上拿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革命的小说给他们。
那时，我们还让青年学生读了《再生》、《无情》、《开拓者》等李光洙的小说。三·一运动前夕，李光洙在日本东京草拟过《二·八独立宣言书》，投身于独立运动，还写了很多进步作品。所以学生喜欢读他的小说。可是后来李光洙变节，没能写出有教育意义的作品，最后竟然写出了像《革命家的妻子》那样的反动作品。建立了抗日游击队之后，我率领部队去南满，在路过抚松暂时停留的机会读过这部小说。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在家养病，他的妻子跟常来他家给他治病的医专学生发生暧昧关系的丑恶生活，通篇贯穿着污辱共产党人、诋毁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
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我们常常在吉林教堂或北山公园开读书心得报告会。
起初还有过谈爱情小说内容的学生。这时，别的学生就大声喊不要谈那种无聊的东西。那些着迷于爱情小说的学生，这样丢了一次脸，也就主动地去读革命小说了。
为了向青年学生和群众广泛宣传革命思想，我们还利用了“说书”的方式。
有一天，我嗓子疼，作热敷，没能上课。回家时路过北山，看到许多人围坐在一个盲人周围，听他讲故事。
走近一看，那盲人掺杂着戏谑的话讲《三国志》的一段。他讲到诸葛亮用计一举冲垮敌阵的场面还击鼓助兴。讲到人们最感兴趣的地方就停下来，伸手向听众要钱。当时，中国人把这叫“说书”，是个吸引群众的好方法。
从那以后，我们也用这种方式宣传革命思想。
我们同学当中有个善于讲笑话、口才又好、很活跃的人。他是接受我们交给的任务，做宗教徒的工作的。他祷告、背诵圣经比牧师还强。我们就交给了他“说书”的任务，他做得比背诵圣经还好。他到串门的人多的人家或人多的公园去，有声有色地给人们讲内容好的小说，每次都受到了好评。盲人“说书”要收钱，他不收费，但他在最使人感兴趣的地方停下来，做一番鼓动演说，然后说愿听下回者，请明天再来。第二天，到时候人们就会聚集在指定的场所听他讲完小说。
那时我通过书结交的人当中印象最深的是朴素心。
吉林的繁华大街有一个叫新文书社的大书店，我每周都要去几次，朴素心也是这个书店的老主顾。他每次都在卖社会科学书籍的柜台前踱来踱去。
因此，我们两个就常常在柜台前碰上。他身体很瘦，但个子修长，颇有知识分子风度。
当我带着同学到书店去为学生图书馆买一大包书的时候，他就像选购自己的书一样帮助我们选书，说哪本书怎么样，哪本书一定要看等等。就这样通过书，我和朴素心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我住在东大滩上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也在我住的宿舍跟我一同生活过。
朴素心原来住在汉城，后来来到吉林。他身体虚弱，无意搞共产主义运动，只是为报刊写些短小的文章。他写的文章可能刊登在《海潮新闻》或《朝鲜之光》等报刊上。他虽没怎么参与运动，但对宗派分子是非常轻蔑的。朴素心有主见，见识高，所以来往吉林的形形色色的运动者们各个都想争取他。
朴素心通宵达旦地读日文版的《资本论》。他是个出奇的读书迷，如果没钱了，即使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拿到当铺去当，也要买书来看，他不是那种读了几本通俗的入门书，就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的人，而是对马克思和列宁的主要著作几乎都通晓的人。
朴素心是给我介绍并解释了《资本论》的难忘的老师。和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一样，《资本论》也有不少难解的地方。因此，朴素心给我们上了《资本论》的解释课。理解经典著作，到底还是需要有入门书和有人辅导，朴素心就起到了这种作用。他确实有渊博的知识。
有一次我问他关于马列主义经典作者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
朴素心把马列主义经典作者们在历史发展的许多阶段从不同侧面解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都背了下来，背了好长时间。从理论和知识上看，他可是足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大师了。不过，朴素心也有不懂的，答不上的。
我曾问过他：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说，工人阶级的阶级解放是首要的，而民族解放是次要的。可是在我国，不是只有首先从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下获得解放，工人、农民才能获得阶级解放吗？这是当时我们同学纷纷议论的问题。
直到那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很少从理论上阐述工人阶级的阶级解放同民族解放的相互关系问题。关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有许多问题需要作出科学的阐明。
朴素心对我提出的问题作了很含糊的回答。
我又问，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说，宗主国的革命和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总是有机地联系起来的，但只强调了宗主国的革命胜利所具有的意义，这不就是说只有日本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取得胜利，我国才能获得独立吗？难道我们就得坐在那里束手等待他们取得胜利吗？
朴素心也没能回答这个问题，他以惊异的目光望了我许久。朴素心说，正如经典著作中写的那样，把工人阶级的阶级解放放在民族解放的前面，视宗主国工人阶级的斗争重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这是世界上公认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问题。
我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他也显得十分焦急，坦率地说，他只是从学术上研究了马列主义，并没有把它同朝鲜的独立和在朝鲜的共产主义建设这一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考虑过。
我听了这话，心里感到遗憾。像他所说的那样，脱离实践，只作为一种学问研究共产主义学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当时，我和同学们在研究马列主义先进思想时，最大的苦衷是这一点：
我们也应该像俄国人那样通过革命变革社会，解放祖国，可是朝鲜的情况和发生了十月革命的俄国的情况是不相同的。
在像落后的半封建国家朝鲜这样的殖民地国家，应该怎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在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不得不离开祖国，在中国土地上进行斗争的情况下，同中国等邻国的革命怎样取得联系；如何执行朝鲜革命所赋予的民族任务和世界革命所赋予的国际主义义务等复杂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我为找到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解答，花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朴素心在探求马列主义的过程中，跟我非常亲近了，也被我们的革命志向深深地吸引住了。
他加入了反帝青年同盟和共青同盟，还同我们一起忘我地参加了青少年的教育和启蒙工作。一直埋没在书堆里的人，一经下定决心投入实践，其热情是非凡的。
后来。为了治肺病，他被送到卡伦地区。
朴素心在离贾家屯五里来路的雾开河畔搭个草棚，自己做饭，过着寂寞的生活。
我在卡伦和五家子一带进行活动时，抽出时间去看望过他。朴素心见到我，非常高兴。我们敞怀叙旧，讨论了很多问题。
那时，朴素心第一次给我看了他爱人的照片。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我原以为他的爱人已死去或离婚了呢。只看照片就可以看出他爱人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有教养的新女性。
朴素心说不久前在汉城的爱人寄来了信。我问他为什么不把爱人接来？
他说他爱人是个富翁的女儿。
我又问，当初结婚时你不知道她是富翁的女儿吗？
朴素心长叹一声说，是结婚后他的世界观变了。
我觉得这话很奇怪，又问他，你真地完全忘掉了爱人吗？
朴素心坦率地说，他一直以为忘掉了，可是最近接到她的来信后，就常常想起她。
于是我真心劝告他，如果爱妻子，就应该把她接来。我对他说，如果连自己的爱人都教育不好，那怎么能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呢？爱人在身边，对治病也会有好处。
朴素心虽答应这么做，却又叹了一口气。
“是成柱同志的劝告，我就要听。不过，我的人生已经日薄西山了，我的一生是失败的。”
他没有子女，又没有可以留给后代的财产或精神遗产。他说，本想献出一生研究马列主义，一定要写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书的，可是这个初衷不能实现了。他慨叹道，年轻力壮，生龙活虎的时候是因为不知真理而没有做到，而认识了真理，身体条件却又不允许。
听了朴素心的这番话，我也很焦急。朴素心对学问认真、勤勉，又很钻研。如果他不只埋没在书堆里，而更早些投身于实践，那么就会找到有助于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有价值的理论，也会建树实践方面的业绩的。理论出自实践，理论的正确性又通过实践得到验证。我们时刻不能忘记的实践，就是争取朝鲜的独立，为我国人民谋幸福。可惜，朴素心刚刚认识到这一真理就离开了我们。
后来朴素心把爱人从汉城接来，在她的护理下，继续写小论文和点滴感想，直到在卡伦去世。
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可是像朴素心这样能做很多事情的人，刚认识到真理就离开了人世，实在令人遗憾。
我在吉林住了三年多。在我的一生中，吉林确实可以说是在我的记忆中难以忘怀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吉林，我掌握了作为科学学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在这一学说的帮助下，更深入地认识到了为朝鲜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必须把理论付诸于实践的真理。
如果说我很快地认识到了新思想潮流的真谛，那是因为我生为亡国民族的儿子所具有的悲哀和愤怒的缘故。我们民族遭受的难以忍受的灾难和痛苦，使我早点懂事了。我把受难的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作为自己的命运接受下来，这使我有了巨大的民族使命感。
在吉林的时期，我确立了不可动摇的世界观，这成为我一生的思想精神食粮。
在吉林的积蓄和体验，使我后来能够构筑自主的革命思想的骨架了。
学习是革命者为自我修养而必经的基础工序，是在奠定为社会的进步与变革作出贡献所需基础方面一天也不能中断的脑力劳动。根据我在吉林的时候探索先进思想的过程中所吸取的教训，我今天也在强调，对于革命者来说，学习是头等重要的任务。
二尚钺先生
给我介绍了《资本论》的老师是朴素心，而给我介绍了高尔基的《母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的人是尚钺先生。尚钺先生是毓文中学的语文教师。
尚钺先生来毓文中学任教没过几天，我们听到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的新语文教师到任的消息，大家都等待着语文课。
不过，我们迎接新任教师，心里不免有些不安。担心如果新到任的语文教师是教育厅派来的特务，那该怎么办。教育厅派来的毓文中学教师当中有不少是被军阀当局收买的不良分子。
当时是张学良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开始在满洲土地上换上国民党旗帜还不久的时候。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已经把魔爪从沈阳伸到吉林。虽然国民党爪牙们还没能把毓文中学完全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