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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们说，要设法让青年不受民族主义者和宗派分子的影响，要加强旅新青年会和拉法青年会中的先进青年骨干的作用。我还同他们一一讨论了今后他们要做的工作。
然后，选拔五名旅新青年会的青年骨干，建立了反帝青年同盟蛟河支部。
从那以后，我常到蛟河一带去做反帝青年同盟盟员的工作。
我开始把东满青总的青年也吸收到我们的组织里来。当时，到龙井勤工俭学的朝鲜青年几乎都加入了东满青总。他们受着火曜派的影响。
这个团体的组织部长、东兴中学学生金俊看了我们在吉林创刊的杂志和小册子后，找我来了。
那时，我通过金俊具体地了解了龙井一带青年运动的情况。
金俊自从来吉林后，和我们保持着联系，到大成中学、东江中学、恩真中学等龙井市内各学校的青年中去，宣传了我们的思想。我们通过他们，对间岛一带以及会宁、钟城等六邑之内的青年进行了先进思想的教育。
这个时期，我对工人的工作也予以关注。
当时，吉林有火电厂、铁路机务段、火柴厂、纺织厂、碾米厂等大小工厂，为数不少，但没有一个像样的工人组织。只有一个1927年春组织的以帮助朝鲜工人就业谋生为目的的汗诚会。
我们对一个原在吉林火电厂做工，后来到农村来的青年进行了教育，吸收他参加了反帝青年同盟，然后让他重新回到吉林火电厂去做工。他到吉林火电厂站住脚，集结了进步的工人。从此，我们有了立脚点。
我们发动留吉学友会成员，以松花江码头为中心开办了工人夜校，在三·一人民起义纪念日、五·一节、国耻日，还到他们那里去做讲演，举行文艺演出。在做了这种准备工作的基础上，于1928年8月，组织了反日劳动组合，由反帝青年同盟的骨干人员担任这个组织的负责人。
我们一直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工作对象，积极地进行使他们意识化、组织化的工作。而如今把我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工人阶级中去，把工人吸收到组织里来，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以朝鲜工人为主组织起来的这个反日劳动组合，掌握了合法团体汗诚会的活动。汗诚会的政治倾向渐趋鲜明。后来，汗诚会为帮助元山工人总罢工，募捐支援了元山劳动联合会。1930年夏，朝鲜发生水灾时，它又同各朝鲜人团体联合组织救济会，为灾民募捐；在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工程的斗争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把以吉林和蛟河一带为中心的在民族主义者和宗派分子影响下的青年团体改组为革命组织，通过这一过程，我们积累了很多好经验。
革命者的生命，可以说是从深入群众开始，离开群众就要告终。
我想，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华成义塾时节是我的青年学生运动开始的时期，而组织和扩大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吉林毓文中学时期，是越出学生的圈子深入到工人、农民等各阶层群众中去，到处播下革命火种的我的青年运动的全盛期。
这个时期，人们把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及其影响，称为”吉林之风“。
五团结的示威
随着组织的建立和扩大，我们进入了开展实际斗争的阶段。
1928年夏，吉林毓文中学举行的罢课，就是这一斗争的序幕。
直到那时，在毓文中学，财政、食堂和图书馆等学校行政管理方面的一切问题，都按着进步教师和学生的民主意志，解决得很顺利。我们在校内的活动，不受多大限制，进行得比较自由。这是毓文中学的学生协同学校教务委员会通过斗争取得的成果。
那些听从军阀当局摆布的反动教员，不甘心接受教职员和学生共同努力树立的民主秩序，妄图破坏这个秩序，企图按着他们的意志任意处理学校行政管理方面所遇到的问题。
由教育厅派到毓文中学来的教员当中，有一些嗅觉敏锐的军阀走卒。教务主任、训育主任、体育主任等反动教员，都是被特务机关收买的爪牙。他们唆使追随军阀政府的地主、官僚家庭出身的保守的学生和不良青年，随时侦探学生的思想倾向和革命组织的活动。
1928年夏，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校内举行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活动，谴责和抗议他们强盗式的第二次出兵山东和在济南的屠杀暴行。
日本出兵山东，是一个重大事件，世称那是田中对华外交政策的试金石。
日本首次出兵山东，是1927年5月田中义一刚刚组阁之后。当时，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正在追击张作霖的奉天军，向山东半岛一带进兵。田中内阁为了保护他们豢养的张作霖的奉军免受北伐军的大进攻，就以保护日本人的生命财产为名，首先向青岛派去了驻旅顺的2000名日军，接着又从日本本土调来数达2000名的增援部队派往山东地区。
由于日本的首次出兵，北伐受阻，蒋介石答应保障山东地区日本移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日本军才于同年秋从山东地区撤兵。
1928年春北伐革命重新开始，日本的田中法西斯内阁又决定第二次出兵，调动天津驻军和本土的熊本师团5000名日军派往山东，占据山东半岛的铁路沿线地区，占领了青岛和济南。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也在济南同时入城，结果，两国军队发生了武装冲突。
在济南，日本占领军野蛮地屠杀了大批中国人。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员也被日军杀害。
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地区的厚颜无耻的三次出兵，在朝中人民中间激起了强烈的抗日情绪。在日本国内，也掀起了反对出兵的强烈运动，谴责田中内阁外交政策的怒吼声日益高涨。
日本出兵山东地区的最终目的，在于把满洲和华北地区从中国割裂出来，变为他们的殖民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需要有一个支撑点。而这个支撑点，正是张作霖。日本人心里算计，只要很好地豢养张作霖并给他作后盾，满洲就可以易如反掌地弄到手。在济南响起的枪声，是一个危险信号，预告在中国将会发生野蛮的大屠杀，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当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制造派兵的借口，毫不犹豫地自己动手杀害日本移民的时候，中华民族预感到了日本将会把一种不可想象的灾难强加在他们身上。
我们接连举行报告会、演讲会、声讨大会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国民党的叛国行为，鼓起了学生群众的斗争士气。
反动教员则把它说成是共产主义宣传，当作镇压学生的借口。他们突然袭击图书馆，没收进步书刊拿到校长那里，好像抓住了重要线索似的，向李光汉校长施加压力，要他开除朝鲜学生。他们说，朝鲜学生不是共产主义主谋分子就是”日本间谍“，并且都敌视中国教师，如果留着这些朝鲜学生，校内不得安宁，无法继续上课。右翼学生也跟他们一唱一和，肆意破坏校内建立的民主秩序，侮辱进步学生，诽谤和中伤校长和进步教师。
尚钺老师是他们的头一个攻击目标。
如果对反动教员和他们操纵的那些学生的无理行径放任不管，我们就无法安心研究学问，更不能开展青年运动。因此，为了依靠组织的力量赶走反动教员、维护校内的民主秩序，我们动员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成员举行了罢课。
我们举行罢课，提出了下列要求：
第一，改善对学生的待遇；
第二，保证讲授学生要求的科目；
第三，停止对进步教师和校长施加压力。
进步的教师也向省公署施加压力说，如不接受学生的要求，将借助于社会各界的力量。要求罢免反动教师的传单和檄文，张贴于市内各处，甚至飞进了反动教师的宿舍和省公署。
毓文中学的罢课日趋高涨，市内其他学校也都有响应的趋势，都向省公署施加压力。
省公署看到罢课风潮有可能波及全市，才迫不得已地罢免了训育主任等反动教师，接受了学生的要求。
这是我们发动群众斗争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通过这一过程，我们有了这样的信心，只要看准目标，搞好组织和动员群众的工作，斗争就必定取得胜利。
我们举行罢课取得了首次胜利，也取得了经验，得到了锻炼。
通过这次罢课，青年学生更信赖我们，更靠近我们了。
我们总结了这次罢课取得的成果，并为了组织和发动气势冲天的青年学生开展规模更大、更积极的反日斗争，进行了准备。
为了侵略满洲，日本帝国主义从很早以前就加紧进行了准备，到这个时候，它的阴谋活动就更加露骨了。
1928年5月，日本关东军司令以对付中国关内局势的变化为名，调第40混成旅团进驻奉天（今天的沈阳），并策划把军司令部也迁到奉天去。紧接着，在奉天入口即在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交叉处的一座铁桥上制造列车爆炸事件，杀害了从北京回奉天的张作霖。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为了侵略满洲制造借口的蓄谋已久的有计划的准备工作。
如果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满洲，那么，以中国东北地区为斗争舞台的我们的活动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当时，满洲还属于中国，日本帝国主义无法对满洲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独立运动者恣意妄为，但是满洲一旦被他们侵占，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经过三次出兵山东压制了蒋介石，并把侵略魔爪深深插进了中国大陆。这时候它一方面大力促进侵略满洲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加快了作为军事侵略准备工作的一环早就着手了的吉会线铁路铺设工程的速度。吉会线，是把满洲的一个省会吉林市同朝鲜的北部边境城市会宁连成一条线的铁路。
日本早在明治时代就有即使用强制手法也一定要铺设吉林－－会宁铁路的野心。日本帝国主义对这条铁路赋予巨大的战略意义。
田中内阁开过所谓”东方会议“之后，在呈报日皇的奏折中谈到铺设吉会线铁路等满蒙铁路的意义时指出，这些铁路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钥匙。
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里，自始至终贯串着他要称霸世界的野心和妄想，和在欧洲首次高喊称霸世界的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是同一论调。举世皆知，这个奏折指出，当前日本的首要国策是侵略满蒙，为此而必要的先决条件即杠杆，就是加快铺设包括吉会线在内的满蒙五条铁路。
田中在奏折中暗示，如果敷设了吉林一会宁铁路等满蒙五条铁路，就能得到连结全满洲和朝鲜的大轮环线和直达北满洲的直达线，可以把兵力和所需战略物资送往任何一个地点，又可以镇压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
老奸巨猾的日本谋士们认为，如果铺设了吉会线，就能经敦贺一清津一会宁一吉林输送军队和物资，可以大大缩短运输线和机动时间。
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铺设吉会线铁路宣布为国策，不顾种种艰难曲折，花费长达26年的时间，终于把这条铁路铺设完成，其理由就在于此。
日本帝国主义者凭借他们同腐败无能的清朝末期的官僚缔结的不合理的条约，在满洲各地任意行使铁路铺设权。中国的广大人民和青年学生认为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侵犯，一致奋起展开群众性斗争，坚决反对关于输入外国资本建设铁路的协定，并要求立即撤消这种协定。
但是，反动军阀非但对人民的正当要求不加理会，反而一面策划强行建设敦（化）图（们）线，一面妄图隆重举行原定于1928年11月1日举行的吉（林）敦（化）线铁路通车典礼，以便取得国民的欢心。
要想阻止吉会线铁路铺设工程，需要开展英勇果敢的实力斗争。这一斗争，对敌人来说，将是宣告朝中人民决不容许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的警钟；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将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的抗战信号。
为了组织反对铺设吉会线的群众性反日斗争，我们于1928年10月上旬，在北山公园药王庙地下室召开了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各组织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
在会议上，我们就斗争口号、斗争方法、行动方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做了具体的分工。对游行示威时打的横幅标语、声讨书及传单的内容，也做了具体的讨论。
我们从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必须成为朝中两国人民共同的斗争这一立场出发，决定用朝中两国文字写传单、声讨书和横幅标语等所有宣传品。
到街上讲话也要用两国语言。
会议还决定，在这一斗争期间尽量发动市内各校的学生自治会、留吉学友会、少年会等合法组织，而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等非法组织的成员则要尽量少出头露面。
开过北山会议后，我们废寝忘食地东奔西走，做示威游行的准备。
当时，宣传队的韩英爱做了很多工作。
韩英爱是吉林女中的学生。她早在留吉学友会时，就通过文艺演出和读书心得发表会接受了我们的影响，后来成长为共青盟员。她生性文静寡言，平常很少引人注意，人们觉察不到她是否在场。但是，只要是有助于革命的事情，不管是累活还是脏活，她都做。演艺队演出节目时，她自愿扮演别人都不愿意扮演的角色。读书会缺乏教材时，她主动把长达几百页的书，用油印机印出来分给大家。为示威斗争做准备工作时，她几乎没合过眼。她把油印机拿到别人家的库房里，带领几名少年会会员印出了几万份檄文和传单。
在街头上，她用朝中两国语言向几百名听众发表演讲。因为她讲话慷慨激昂，感人肺腑，被大家誉为女雄辩家。
我所以能够作为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负责人把影响力辐射到中国青年学生中去，是因为我们早就在吉林举起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我们开始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会还没有建立，吉林市里还没有多少共青团员。
我在负责搞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工作的同时，还做过中国系统的共青团工作。因为我负责共青团工作，自然有许多中国青年接近我们。吉林师范学校共青团小组负责人曹亚范、负责做敦化地区共青团工作的陈翰章，也都是跟我取得联系开展共青团工作的人。
我们在加紧准备示威斗争的时候，收到了铁路当局准备在1928年11月1日举行吉敦铁路通车典礼的情报。于是我们决定比原订计划提前几天举行示威，为的是在举起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火炬的同时，还要破坏吉敦铁路通车典礼的举行。
1928年10月26日，天还没亮，宣传队就在吉林市的每条街巷散发了传单，张贴了檄文。由两三个人组成的各少年会监视组，天刚亮也都跑到了指定的位置。
这天早晨，市内各校的学生按约定的时间，同时在各校的院子里举行集会，宣读了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声讨书后，接着进入了示威游行。霎时间，几千名学生挤满了各条大街。示威队伍高举着许多用朝中两种文字写的标语，朝文写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铺设吉会线铁路！“中文写的是”打倒日帝“、”打倒卖国贼“、”收回吉会铁路“。示威队伍走过几条街，向新开门外省议会的大院行进。几百名军队和警察挡住了示威队伍。
示威队伍跟军警对峙，喊着口号，等待我们的指示。
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让示威队伍继续前进。
为了保护示威群众，调来了由工人、郊区农民和学生组成的纠察队。
纠察队打头，示威群众都挎着臂膀，拨开军警的刀枪，继续向前挺进。
队伍在省议会的大院里举行集会，我在会上向几千名群众讲话，号召朝中青年学生团结起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铺设吉会线铁路坚决斗争！
集会结束，群情激昂，队伍向新市街日本领事馆进发。这是一处因为日本领事馆的警察凶横残暴，很少有人来往的地方。示威群众拥到日本领事馆前面，高呼反日口号，群情更加高昂。示威队伍接着向大马路、北京路、重庆路、尚仪街行进。
日本帝国主义的铁道会社在这次吉林的示威斗争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决定无限期推迟吉敦铁路通车典礼。日本商人都逃离商行躲进了日本领事馆。南满铁道会社开的东洋医院的窗户玻璃全被打碎了。
示威斗争，日趋高涨。
学生们编成许多个小组，在市内十多个地方设讲坛，从早到晚，轮流向群众讲话，号召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
吉林掀起的反日斗争，遍及满洲各地。长春的青年学生和市民与我们的斗争相呼应，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六条大铁路的口号，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还袭击了吉长铁路局局长的公馆。
在哈尔滨和天津，尽管有许多人牺牲，仍然一直展开殊死的斗争声援我们。延吉一带的朝鲜同胞也奋起投入了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