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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尔滨和天津,尽管有许多人牺牲,仍然一直展开殊死的斗争声援我们。延吉一带的朝鲜同胞也奋起投入了斗争,国内的各家报纸也连日报道了我们的斗争消息。
当示威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又大力开展了排斥日货的斗争。群众从日本商店搬出贴有日本商标的日货堆在大街上放火烧掉,有的商品则成批地拉去投进了松花江。
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和排斥日货的斗争相结合起来,发展成了大规模的、全面的反日斗争,而且越来越高涨。日本帝国主义为之惊惶失措,唆使反动军阀向示威群众开枪,犯下了滔天罪行。
直到那时,我们对反动军阀采取了尽量牵制的立场,可是反动军阀当局既已倒向日本帝国主义一边,出面镇压我们,我们也就不能保持原来的立场了。我们提出”打倒同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反动军阀“的口号,结合为死难者举行的葬礼,展开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斗争。这一天,有许多市民也汇合到示威队伍中来,成了空前大规模的示威斗争。
我们的斗争持续了40多天。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扭转局面,急忙召来了当时在奉天的张作相,可是吉林督军署的怀柔伎俩是挫败不了群众高昂的斗争气势的。
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极大的打击。尤其使他们惊恐的是朝中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
民族主义者和那些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吓得丢魂失魄、只顾逃命的人,看到我们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在那以前,民族主义者们一直把我们青年学生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可是,他们看到我们这些十几、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作出了他们想都不敢想的大事,开始改变对我们的看法了。从此,他们承认民族解放斗争舞台上已经出现了与旧一代人截然不同的新一代,再也不能忽视我们了。
我们通过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再次清楚地认识到人民群众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也更加确信,只要善于组织群众,就能使他们发挥任何敌人的刀枪都征服不了的无比坚强的力量。我对群众力量的信念,进一步坚定了。经过这一斗争,我们发动群众的领导方法也更完善了。在这一场实际斗争中,我也受到了锻炼,各组织也壮大起来。
六安昌浩的长篇时局讲演
1927年2月,旅居吉林的全体朝鲜同胞沉浸在空前热烈的欢迎气氛中,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的要人,独立运动的元老安昌浩,经北京来到了吉林。
侨居吉林的同胞们像迎接一位国家元首一样隆重地欢迎了安昌浩。我们也唱着《去国歌》,由衷地向他表示了欢迎。《去国歌》是安昌浩亡命国外辞别祖国时亲手创作的歌。这支歌开头是”走了走了,我要走了,丢下你,我要走了“,最后一句是”我走了,不要难过,我亲爱的韩半岛啊“。在”韩日合并“后,这支歌在青年学生当中很流行。因为亡命国外的人们爱唱这支歌,曾有一时被称为《亡命者之歌》。
朝鲜人都喜欢这支《去国歌》,同样对这支歌的作者安昌浩也非常尊敬和崇拜。对于安昌浩的品德和能力,有许多人用一句话作出评价说,是”总统之材“,而这也不算太夸大。那些不把临时政府放在眼里的独立军团体的头头们,惟独对安昌浩另眼看待,推崇他为”独立运动的前辈“。
众所周知,连熟知安昌浩身价的伊藤博文也曾想笼络他,向他表示,只要他支持日本的政策,就可以帮他组织岛山(安昌浩的号)内阁。
平安南道江西地区,如今作为千里马运动的发祥地、作为大安工作体系和青山里精神、青山里方法的诞生地闻名于世。而在日寇统治时期,则是因为出现了岛山安昌浩这样著名的独立运动者而广为世人知晓。因为安昌浩生于江西,西部朝鲜的人大都以此为荣,称他是自己的同乡人。
安昌浩认为,我国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是因为我们民族的素质低劣。因此他建立了共立协会、新民会、青年学友会、大韩人国民总会、兴士团等独立运动团体,开设了渐进学校、大成学校、太极书馆等文教机构,创办了《独立新闻》,为民族的启蒙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独立运动的元老中,有位号南岗名李升薰的著名教育家。一提起李升薰,人们自然都联想到五山学校。
五山学校,是由他创办,并由他个人出资经营的出名的私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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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升薰由于教育后代有功,隆熙皇帝曾召见他。在最近400年的历史中,西部朝鲜出身的平民从未有人谒见过皇帝,而李升薰破天荒第一次晋谒皇帝,他的名声该有多高,是可以想见的。
如此德高望重的李升薰,曾经为发家致富的欲望所驱使,经商做生意,贩卖黄铜器皿。后来,真的成了巨富,购置了价值五十万元以上的不动产。
这位大财主,有一天到平壤听了安昌浩力主独立救国的基础是通过教育培养实力的演说,佩服之极。他剪掉发髻,回乡从事教育运动。安昌浩充满爱国、爱民族的热情的雄辩,给这位大贸易商的人生观带来了大转变。
这是说明安昌浩作为民族运动的先驱,对人的感化和影响之大的一个事例。
《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在祖国发行的各家报纸,都大书特书地报道了安昌浩到吉林的消息。
青年学生到安昌浩下榻的三丰旅馆,邀请安昌浩为吉林的朝鲜学生作一次讲演。独立运动者们也络绎不绝地拜访安昌浩,请他出面发表讲话。
安昌浩爽快地答应了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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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熙皇帝(1874~1926):李氏王朝的最后一代皇帝(1908~1910年在位)。
独立运动者们通过各种渠道传布消息,说安昌浩在某日某时某地发表关于时局的长篇讲演,并且在商埠街、岔路街、通天街、河南街、北大街、牛马巷等市内的各条大街都张贴了大幅广告。
旅居吉林的同胞看了这个广告,都兴奋不已,甚至见面打招呼也说:”安昌浩先生到吉林来了,知道吗?“
在他发表讲演的前一天晚上,我同吴东振谈论安昌浩,谈了很长时间。
松岩吴东振在异国他乡同阔别了十七年的大成学校时期的恩师安昌浩邂逅,其感想自然不同一般,十分激动。他回顾往日,谈到他考大成学校师范科的时候,安昌浩是如何当面考核他的,他被录取后安昌浩又是怎样爱护他的。吴东振还唱了安昌浩先生作的青年学生之歌,怀着崇敬之情谈到了安昌浩为培养后代的独立精神倾注了多少心血。特别是对安昌浩的口才,他谈的很多,又很生动。
对于安昌浩的口才,我父亲在世时也谈过几次。在万景台的时候,我就听父亲讲过,知道安昌浩争取独立的活动是从雄辩开始的,离开了雄辩的口才,就谈不上安昌浩的名声。
我心想,人们说安昌浩一发表演讲,连一般家庭妇女也都为他那娓娓动听的口才,为他所描绘的理想村所感动,不惜把手指上的戒指、头上的簪子都拿出来捐献,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么,他的演讲那么动人心弦的秘诀何在?要是他这样的大人物,不住在美国或上海,而住在这吉林那该多好。
”国家独立后,如果我有权选举总统的话,我要第一个推举安昌浩当总统。“
这是那天晚上吴东振跟我说的话。这话更加强了我对安昌浩要发表的时局讲演的期待和好奇心。
安昌浩在朝阳门外的大东工厂,为罗锡畴义士举行了追悼会之后,发表了演讲。
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三个府的代表、原在市内的独立运动者、头面人物和青年学生,几乎都前来听他演讲了。全场座无虚席,许多人只好靠墙站着听。
安昌浩以《朝鲜民族运动的未来》为题作了演讲。的确名不虚传,他讲话口若悬河,出口成章,一开始就引起了听众的赞叹。他穿插着自己对古今内外历史的渊博知识,慷慨激昂地道出了他对朝鲜民族的出路所持的主张。
场内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然而他的讲话内容,却是有问题的。
安昌浩阐述了他的”民族人格完成论“和建设理想村的理论。他的”民族人格完成论“是由”人格自我革新论“、”民族经济确立运动论“这两个部分构成的。
所谓”人格自我革新论“,是说我们的民族之所以落后,国家之所以沦为日寇的殖民地,是因为我们民族的人格和修养低劣。因此,人人都应当不断地自我陶冶,提高人格,以达到生活正直、干活诚实、相处和睦。
听安昌浩的主张,觉得它同托尔斯泰在”自我完成论“中表现的思想方法和甘地认为人不自我改造和锻炼就不能得到自由的看法有相似之处。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时出现预告世界性大经济危机即将到来的征兆,使人们为之而惊恐不安。同时,极端法西斯化的帝国主义猖狂肆虐,用刀枪和绞索残酷地扼杀着人们的自主性。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用钢铁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的威力面前丧魂失魄,噤若寒蝉,他们在这种时代空气中找到的精神避难处,就是不抵抗主义。
不抵抗主义,是革命意志薄弱的人被帝国主义的攻势吓破了胆而仓皇找到的最后一个安身之处。他们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志对抗反革命势力,所以只能落到主张不抵抗的地步。
在我国,不抵抗主义以改良主义的形式出现。在三·一人民起义以后,民族主义运动的部分领导人,脱离了以积极的抗争推翻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革命立场。把振兴教育的运动和振兴民族产业的运动当做最大的民族运动旗帜,蓬勃地开展了提高我国人民的精神素质和经济生活水平的培养民族实力运动。形成民族运动中心领导集团的近代知识分子,想用提倡使用土产品、扶植民族企业的方法,把我们的民族从经济上的毁灭中拯救出来。他们提出”靠我的东西过我的日子!“的日号,为了开辟一条经济自给自足的道路,展开了泛国民物产奖励运动。
这一运动的领导人曹晚植,作为专用土产品的象征,一辈子只穿用土布缝制的朝鲜袄裤和朝鲜长袍,他的名片用的也是国产的纸,脚上穿的也是朝鲜鞋,从没穿过外国鞋。
李光洙的《民族改造论》,为散布民族改良主义起了很大作用。看了这篇论文,就能很容易地看出改良主义的本质及其危害性。
我读了李光洙的《民族改造论》后,最感到不快的是,他把朝鲜民族视为劣等民族的论调。我也认为我国是后进国家,但从未把我们的民族看作劣等民族。
朝鲜民族是制造了世界最初的铁甲船和金属活字的文明、智慧的民族,是为东方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引以自豪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对开拓日本的文化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我们民族不容外来敌人侵犯的坚强的自卫精神,曾为亚洲各国所称誉。像白纸一样洁净无瑕的我国人民的道德品质,是世界人民都为之赞叹的。
我国人民的习惯和风俗里,当然不能说没有缺陷,但它毕竟是部分的、次要的,而不是本质的。绝不能拿次要的东西给民族性下定论。
李光洙在《民族改造论》中说,朝鲜人因为具有”劣等的民族性“,才招致了国家的沦亡。其实,招致朝鲜亡国的不是落后的民族性,而是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
李光洙提出的朝鲜民族”劣等“的论调,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论调是一脉相通的。日本人一开口就诽谤我们民族是”劣等民族“。他们说,因为朝鲜民族是”劣等“民族,需要由日本加以”保护“、”领导“、”管制“。
李光洙的《民族改造论》,是他呈献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公开的投降变节书。他呈上这一投降变节书所得到的报酬,就是他这个一度参加过独立运动的人没有受到任何制裁,若无其事地盘腿坐在总督府鼻子底下,放手写爱情小说。
作为小说作家的李光洙,最初很受读者的爱戴。群众爱戴他,是因为他写出了符合读者口味的进步作品。他写了不少风格新颖的小说,堪称我国现代小说的开拓者。
然而,由于他抛出了《民族改造论》,群众对他的爱戴开始淡薄起来。
从他的小说中可以窥见的改良主义,在这篇论文中露出了形体完整的真面目。
把民族运动引向改良主义方向的近代知识分子,甚至试图用国债偿还运动中募来的钱,创办一所由朝鲜人主持的民立大学。然而,朝鲜总督府没有批准建立这种民立大学,认为这种学校有可能变成培养独立运动人材的温床。
非暴力的物产奖励运动,也碰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朝鲜人只用本国产品,而不用日本强制推销的商品,总督府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他们从这一运动一开始就认为它是排斥日货的反日运动,采取毒辣的手段进行了阻挠。
打着培养实力的招牌开展的改良主义运动,虽然思想上标榜的是爱国爱民族,但方法上却是一种以非暴力为前提的、保守而消极的抵抗运动。试图在总督府允许的范围内培养民族的经济实力,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这实际上是一种妄想。日本绝不会允许将会埋葬它的朝鲜民族产业发展起来,这是最起码的常识。然而,改良主义者们却认为只要创办企业,多用国产品,就能为民族打开一条活路。对这种想法应该作什么样的说明呢?
滚落到改良主义泥坑的民族运动者们,没有正视或不敢正视帝国主义的本性。他们从武力抗争掉转方向,转入了和平的文化运动,这意味着斗争方法上的后退。那是以同殖民主义者和平共处或妥协作为前提的运动。无论是和平共处还是妥协,都必然产生变质现象。实际上,那些改良主义者当中有不少人后来背离了民族运动的队伍,或者充当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卒。
安昌浩的实力培养论(又名”准备论“),实际上是自强论的变种,是民族改良主义者们所依托的理论上的支撑点。
他甚至说朝鲜民族是世界上精神修养最差的民族,只有开化到美国人或英国人那种程度,才能建设自主独立国家。
我看会场里的气氛,好像听众大都对他的主张表示共鸣。有的人为他的演讲所感动,甚至流下了眼泪。当然,他的每句话里都充满着爱国热情。
可是,我从他的演讲中发现了可能削弱人民群众斗争意志的因素,感到很失望。总的来说,他的主张里确实有几点令人置疑的问题。
安昌浩主张,各人都要加强自我修养,提高品格,借此培养民族的实力。
对这一点我也有同感。但是,他认为我们的民族是世界上精神素质最低的民族这种见解和他主张培养实力的改良主义的方法论,我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培养实力,毕竟是推进独立斗争的一个过程,它不能取代整个革命。
但是,安昌浩却想用培养实力来取代独立斗争。即使培养了实力,独立斗争也不会自行发展的,可是安昌浩只谈培养实力,而不谈应当如何组织和发动民族的力量并引向最后胜利。特别是对于民族解放斗争的基本形式--
武装斗争,更是只字未提。
其次,他说要在满洲振兴产业,作为争取独立的基础。这也是有问题的。
对于一个丧失了国权的民族,有谁会提供贷款让你建设水电站?在整个国土被日本帝国主义霸占的情况下,就算列强给你提供了贷款,你能在外国领土上建设发电站,安心种稻子发展农业吗?再说,日本帝国主义会放任不管,让朝鲜人这么做吗?
我听着他的演讲,实在忍不下去了,便把向安昌浩质问的几个问题写在纸上递上去了。
--你说,应当振兴产业和教育来培养朝鲜民族的实力。请问,在整个国家被日本帝国主义吞掉的情况下,这是可能的吗?
--你说我们民族的精神修养很低。请问,你指的是哪一点?
--你说的列强指的是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难道我们应该仿效他们吗?再说,依靠他们的”援助“,能取得独立吗?
经坐在前排的学生和演讲会主持人的手,纸条递到了安昌浩手里。我虽然忍不住反抗心理,断然提出了书面质问,但是当主持人以不安的神色回头朝我们学生这一面注视的时候,我的心里也不免有些紧张。我有些担忧,如果演讲人因我的质问而受到刺激,感到不快,是不是会让崇拜他的独立运动者和好几百名听众感到失望?如果安昌浩的演讲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为举办这次演讲尽了极大诚意的吴东振,也会对我这个提出书面质问的人有些想法的。
当然,这不是我所希望的。我给安昌浩提出书面质问,是希望他看了我的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