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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看起来很特殊的个案同样会被认为是有意义的。“在研究那些背离的，或者表面上悖离的个案时，有一些东西是共同的。如果一个个案在近距离审视时仍被认为真的是悖离的，它或者将无法被规纳，或者要求自己被修改。如果它被审视后认为并不是真的悖离，那么它所能提供的归纳上的意义要远远大于那些看起来就和普通规律没有什么出入的个案。……还有一些悖离的个案会导致对理论的修正，比如重新定义适用的范围，或者加入各种变量。” （Jennifer Platt； 1998： 17）
雷蒙·布东则指出，普遍性的得出与个案研究数量没有必然的关系。他例举了米拉·科马罗夫斯基关于失业对家长地位影响的调查，指出，“作者只观察了很少量的情况：总共５９例。尽管如此，作者还是陈述了一些令人信服的命题。……这个例子表明，观察的强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观察广度的不足。它也表明个案分析服从于与定量研究同样的逻辑原则。”（雷蒙·布东，1995：113）
个案研究无疑可以用来探讨普遍性，可以用来提出一个普遍性的理论，或者驳倒一个普遍的结论。个案研究在这方面不存在是否可能的差别，只存在满意度与可信度的差别。
第6节 分析方法
以上各节所论，都是围绕着材料获取方法，而本研究中的分析方法，也需要在这里加以说明。
本文通过分析受访者自述，解读社会控制在多性伙伴行为者身上解体的原因。社会交换理论是贯穿始终的、最主要的指导分析的理论。但是，在论述不同的问题时，我也借用了其它相关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以辅助社会控制理论来共同解读。这些理论是：
a，在对单位控制力的解体进行分析时，以往关于单位制的研究，以及对社会转型期再分配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研究，都成为指导分析的重要线索；
b，在论述非正式控制需要转化为自我控制才能起作用的时候，福柯关于权力的论述，特别是其关于“权力无所不在”、“全景敞视监狱”的观点成为此项研究重要的参照；
c，性脚本理论的引入，以及对它的丰富，同样是为了说明社会控制在社会转型期与个人行为的交换关系的破损。为了证明这一点，又借用了布迪厄关于场域与惯习的论述来辅助；
d，在进行最后的总结时，我又试图将讨论引深到国家与市民社会、公领域与私领域这样一些话题上，从而对多性伙伴行为者的增多有更深入的理解。
正是因为在不同的章节中借用了这些不同的理论与观点，才使得贯穿全文的用社会控制理论进行的分析得以深入和扩展。
在第七、八章，虽然有些分析超出了社会交换理论可以涵括的内容，但其出发点都没有离开对当前多性伙伴行为者的分析，旨在更全面地揭示这一人群，以及他们与社会控制的关系。
第三章 控制的丧失与持续
我不担心单位的人知道，现在这个社会观念下不会有什么影响。异性性行为肯定不会有影响，我的单位老板应该是性的更活跃份子，他们不会因为我的这些事而对我的工作构成威胁
交换及其背后的博弈
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然提到，考察当前中国对多性伙伴行为者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可以从分析单位、家庭、社区三个组织的控制力的变化入手。通过分析它们是否仍然对多性伙伴行为者行使控制权力，以及如何行使权力，来解读多性伙伴行为者与社会控制之间倒底存在着怎样的权力关系。
在第一章中，我已经提出了一些假设，如：传统的进行非正式控制的三种组织同受控制者之间的交换关系弱化了，从而为多性伙伴行为者将控制解体提供了可能；多性伙伴行为者更多是在职业中受约束较少的人，他们不担心因为越轨而受到惩罚；他们多拥有广泛的社会交往机会，使他们结识许多不会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圈子发生任何关系的个人，而与这些人发生的性关系略加隐藏便可以摆脱掉组织的控制……
但在对受访个案进行深入分析后，我发现并不能如此简单地进行划分。比如，并非单位、家庭、社区三种非正式控制组织对所有的多性伙伴行为者的控制都弱化了，一些多性伙伴行为者同样是受职业约束较多的人，而且很多多性伙伴行为者的性对象也仍然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圈子如工作单位里的人，而且一个多性伙伴行为者的出生家庭与他的婚姻家庭对他的控制力是完全不同的……
我由此得出下面更加细化的一组假设：
１，市场机制中的多性伙伴行为者不再担心工作场所对他们私人生活的影响，或者略有担心但其交换价值已不足以使他们放弃多性伙伴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再分配机制中的人的顾虑则要重一些，中国特色的“单位制”对私人生活的影响在这里仍然可见其余威；
２，来自出生家庭的对多性伙伴行为者的干预或称控制基本解体了，但来自婚姻家庭方面的控制，仍然是多性伙伴行为者十分顾忌的；
３，居住社区，包括非职业社交社区，对私人性生活的控制彻底解体了，但当与婚姻家庭的控制联合起来时，仍会发生一定作用。
本章，我们便逐一论证上面的假设。
第1节 单位制、再分配机制与市场机制（1）
工作场所：单位制、再分配机制与市场机制
第一章中对英语学术圈研究成果的综述中已然提及，对美国人性行为进行非正式控制的组织里不包括他们的工作场所。但我们研究中国的情况必须提单位，因为中国的单位不同于西方的工作场所（workshop），后者是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基础上形成的相对固定的专业化的工作场所，而单位制（Danwei system）中的单位组织不仅有专业功能，而且具有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功能，起着政府的作用。人们从生老病死到“吃喝拉撒”的全部生活内容都与单位紧密相联，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乃至思想意识都严重受制于单位制度。也就是说，当单位为单位中的个人提供其所需的时候，也就与个人建立起了密切的交换关系，从而实现了单位对个人的控制。
“单位不仅通过社会成员的工作使之取得一定的经济报酬，通过分配住房保证单位成员基本的生存空间，通过公费医疗制度满足人们基本健康的需要，通过兴办托儿所、幼儿园、食堂、澡堂及为职工子女就业需要的服务公司或集体企业等等，为单位成员提供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的服务，更多地，单位还给予单位成员在单位内或单位外行为的权利、社会身份以及社会政治地位。”因此，“一旦社会成员进入某一工作单位，那么他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实现以及在社会上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地位就有了最根本的保障。”（李汉林等；1994）
“单位成了城市社会基本的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单位这种全方位的利益给予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单位成员对单位的高度依赖。国家政权便通过隶属于它的单位对其成员利益的支配而实现了对这部分社会成员的行为引导。单位成员如果拒绝这种引导，就有可能失去单位身份和相应的利益保障。……单位同时也通过单位对其成员的行为进行着强制约束。单位对其成员的强制约束是通过单位的行政特性实现的。不论是行政单位，还是事业和企业单位，都隶属于一定的行使政府权力的上级机关，这些上级机关也以不同的方式赋予了这些单位一定的管理单位成员的行政权力。因此，单位就不仅能对单位成员进行工作纪律的约束，而且运用特殊的行政权力对单位成员进行全面的强制约束。单位不仅管理单位成员的工作，而且还管理单位成员的社会性行为，乃至于单位成员的思想和品德。单位成员在单位外造成的过错，也要由单位进行处理。”（周平，2000）
“单位通过对社会资源的严密控制和分配，通过垄断单位成员发展的机会以及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中所必需的资源，形成了对单位成员的支配关系，最终有效地控制了单位内每一个成员的全部社会生活。计划体制和单位制度编织的巨网，客观上造成了单位人在经济、政治、社会乃至人格上对单位的全面依附，造成了单位人以自己对单位的全面依附，以接受单位对自己的全面控制为代价来换取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资源的生存格局。” （揭爱花，2000）
以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看上述关于单位制的论述，便不难理解，个人为了获得所需的发展机会，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必须通过“遵纪守法”与担负着全面控制职能的单位完成交换。而多性伙伴行为，作为一种“思想品德问题”，无疑会在单位内受到处罚。霍曼斯认为社会控制存在的内在逻辑是，投入足够的资本，并从投资中产生回报，那么，控制住自己的性欲求，放弃对更多性伙伴的追求，同样是一种投资行为，目的是从单位那里交换到足够的回报。
中国的单位制具有使得人员的自由流动成为不可能，一个人不经过单位同意自己离开了一个单位，就意味着失业和失去生活来源。
但是，中国近二十年的社会转型，市场化进程，使得单位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的单位自身的变化，这种交换便面临解体。单位成员离开原来单位不仅不再意味着工作机会的丧失，甚至还可能谋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单位作为单位成员稳定的利益共同体的意义随之减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单位成员游离于原来单位的倾向明显增加。”同时，单位功能也真正实现了单一性，是专业化的工作场所，而不再具有其他的功能。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单位作为城市社会基本的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由于单位成员的单位属性在减少，与其相对的社会属性在明显增加，这些单位在利益实现方面对单位成员的制约和通过行政权力对单位成员的制约性都大大地减弱了，传统的政治控制的利益机制和强制机制都明显地弱化了。因此，通过单位实施的对单位内的社会成员的控制的有效性大大地降低了。……因此，通过单位实施对在这些单位内工作的社会成员的政治控制是难予奏效的。”（周平，2000）
单位控制职能的转化，意味着与工作行为无关的私人性行为，不再属于单位的控制范围，个人无需再以性行为上的“节俭”来同单位进行利益交换了。正如社会交换理论所说的，人们都在寻求使自己收益最大，他们会在自己掌握的有限信息的情况下，权衡付出与收获。当人们意识到牺牲自己在性上的享受不再能够从单位那里换回利益时，社会交换所依赖的互惠原则便不复存在了。
第1节 单位制、再分配机制与市场机制（2）
受访的多性伙伴行为者中，很多人的陈述表现出单位制解体后的自由心态。
我不担心单位的人知道，现在这个社会观念下不会有什么影响。异性性行为肯定不会有影响，我的单位老板应该是性的更活跃份子，他们不会因为我的这些事而对我的工作构成威胁。（Ｍ０１）
我的多伙伴性行为，同事们大概知道，从我打电话能听出来。也没什么影响，最多他们觉得我特乱，但是跟他们没关系，所以没影响。我在住所比较注意，不是我介意他们对我的评价，他们根本管不着。
……
对于别人给我的负面评价，我通常接受，但是是否能够影响我，就难说了。由于我人缘好，大家首先接受了我这个人，对于我的所作所为是否越轨，他们不太关心。所以负面评价很少。我想如果某人对我的行为进行了负面评价和制裁的时候，我会想办法绕过对方，或者引开他的视线。比如我们领导老说我，别老玩了，赶紧找个人结婚吧，这么疯玩是不成熟的表现，对你没好处。我觉得他说的对，但我未必会采纳。（Ｆ０５）
在饭馆工作的时候，其他人肯定背后讥笑我同老板上床，但是，打工妹的生活是很累的，谁也不会有太多的精力来关注你、议论你。那时我上班的时候就常回宿舍睡觉，很任性的。我不合群，同事中没有朋友。
在第二个饭馆的时候，大家都喊我老板娘，老板有的权力我都有了，别人就很怵我，不敢招惹我。我能够隐约感觉到别人的负面评价，不外乎说我通过性关系来做交易。但当时我感觉很兴奋，想走自己的路让他们说去吧。
后来在其它公司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喜欢上公司的一个老板，语言上有一些冲动，主动告诉他自己的隐私，之后我更紧张，恐慌，想他一定不喜欢我，自己先受不了了，一走了之。（Ｆ０９）
所有单位里我看的上的男人几乎都上过我的床，大概20多个吧。只有一个用手能让我到高潮，其他都不行，所以一般都是只有一二次交往。
……别的单位我不知道，但我们单位的人可能素质较高，多数是大专以上学历，好像关心别人私生活的人并不多，我私生活中的一切，对我在单位的处境，没有任何影响。相反，看得出来，单位同事对我都非常好。（Ｆ０７）
工作上没有任何负面影响，可能在那些保守的人心目中我的形象会受一些影响，但谁在意他们呢？他们并不是能够决定我命运的人，如果我的老板是那样的人，我会考虑换一个老板，或者在他面前掩饰，幸好我没有碰到过那样的老板。我遇到过的一个老板，比我还性自由，我还给他介绍过女朋友。
我的性伙伴主要都是通过工作关系结识的。如果没有这么广的社交圈，是不可能有那么多情人的。我知道有的人主要在网上找性伙伴，但我从来没有在网上找到过。
……
圈子里面的情人，我也没有特意回避。现在没有人会削尖脑袋探究这种事情。回避的效果也不一定好。不回避对我的生活和工作没有什么影响。
负面评价我不介意，当耳旁风。没有能够对我生活构成影响的负面评价，否则也许我会介意。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裁等情况，也不需要我具体去应付。（Ｍ０５）
许多受访者都说，性爱原本就是隐秘的个人私事，如果不是当事人特意宣扬，别人想知道也不容易。所以，他们感受不到压力。
这本身便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私人生活空间的隐秘性强了，社会非正式控制已经弱化。在再分配体制无孔不入的时代，个人的一举一动包括私生活也都处于“群体雪亮的眼睛”监视之下。今天，公领域与私领域的相对独立和分隔，无疑是多性伙伴行为者少受社会控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做爱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事，较为隐私。如果不对外宣扬，别人很难知道。我的好朋友我不会介意让她们知道，但是长辈或别的不很熟的人，我还是会介意他们知道的，但一夜情这种事情，自己或是对方不对外说的话，别人还是很难知道的。
我现在没有工作，所以没有影响。我的生活方面嘛，因为性行为这毕竟是较为隐私的问题，对我的正常生活构不成威胁，也没有影响到声誉，在我周围人的印象里我一直是比较循规蹈矩，文静听话的人。而且我的人缘很好，朋友挺多的，大家也愿意和我成为朋友，所以我的性行为对这些事情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Ｆ０１）
非正式控制的弱化，还表现在，个人可以不在意别人的负面议论了。我的受访者都表示，可能存在的背后议论，并不会影响他们的个人生活。
没有人对我进行过负面评价，也许有我也不知道。但我想就算有人当面告之我的行为不对，我不会反驳的，但我想我会该怎样还怎样的。（Ｆ０１）
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也许他们背后说闲话，但这奈何不了我什么，我根本不在意。
我和Ｃ的关系，原来单位的很多同事可能都看出来了。
至于一夜情，我想单位的人即使知道了也没有关系，没有人会管。特别是像我们这些作ＩＴ业的，更没有人去关心别人的隐私。我也不担心别人知道会小看我。（Ｆ０３）
有一位受访者甚至表示，别人的关注反而会给她带来“快感”；
第1节 单位制、再分配机制与市场机制（3）
我和他们的关系可能很多人会感觉到，但应该都没有证据确认。我有时会感到一些小的压力，比如一个名演员的女经纪人，就曾在饭桌等公共场合对我含沙射影，这时我会表现得非常从容，谈笑应对，这让我也有一种快感。（Ｆ１４）
完全一丝一毫的影响都没有也是不可能的，Ｆ０６自称不在乎社会控制，同时又不愿意让单位里的人知道，也许正因为在她身上确实因为私人性行为而受到了“干预”，但我们从她的经历可以看出，这种干预其实又不是专门针对她的性活动的，而针对她由于性活动而来的一些“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