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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可以看出，这种干预其实又不是专门针对她的性活动的，而针对她由于性活动而来的一些“副产品”的，比如可能太“傲慢”了。而这便涉及到了工作关系中尚需要维持的另一种“交换”，即通过与同事间的“平等”、相互尊重关系来换回和平的相处。
婚后第一年，追我的人很多，那个大款几乎每天下午都把车开到办公室楼下等我。而处长则每天都和我通多次电话，还常来办公室找我。肯定大家都猜测我有情人，还有人常同我开玩笑：“小蒂，楼下那么高级的车接你呀？”“小蒂，那个特有魅力的男声又来电话找你了。”
一个同事和我说，有一个人见过我后要追我，她告诉他：你就别想了，多的是男人追她呢。
只有一次算是领导干预吧，那是我们的女总编，她说，那个大款我了解，他很花的，你要小心些。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什么，现在看来，这告诫与其说是干预，不如说是鼓励。
有一段时间我情场十分得意，“八年”、舞蹈演员、“四十万”（均是Ｆ０６的男友――作者注）前后几乎同时交往，每天许多电话打到办公室。情场得意了，待人接物上便也十分狂，年轻嘛。我当时在单位显得很张扬，太狂，同事不满意，领导也不满意，矛盾已经积累很长时间了。终于有一天和领导吵起来了，吵的很凶，翻脸了，我一气之下调到另一个部门工作去了。半年后在那边做的不好，又回来了。
吵架时，领导说我工作不认真，这肯定是指我的私生活。因为当时太多的电话找我了，而我领导和我们都在一个办公室。
另外，那是一个女领导，又处于更年期，便更难处了。有人说过，如果女领导在更年期，她手下的女孩子们就要倒霉了。
在工作单位没有特意回避过。许多人打电话、找我也没有什么，时尚记者就是认识人多，别人也一样。也有例外，有一次发现了一个情人除我之外还另有外遇，我很痛苦，决定最后谈一次。一开始约他到我的办公室楼下的酒吧，后来觉得不妥，怕同事看到我当时受伤的表情，又另改地方了。这是因为我不想让人看到我痛苦，受伤害的样子，如果是两个人在那里快乐地谈天，则无所谓。
Ｆ０６说，她曾经主动和一个同事讲了自己的经历，她后悔了，因为结果证实还是不讲的好：“和我们一个楼却不是一个单位的一个女孩子，她特别崇拜我，觉得我哪里都好。我同她说过我的情人。但那之后我们的关系就不像原来那么好了，可能是因为我各方面都太强了吧。”
Ｆ０６后来就学乖了，再也没有同别人说过：
我为什么要和同事说呢？为了炫耀？我是一个很低调的人，我觉得工作上要炫耀就炫耀你的工作能力。
自己说和别人猜测完全不一样。别人猜测没有证据，基本上干涉不了你。而自己说，别人会觉得太可笑了，领导知道了也肯定影响我的工作。比如我是一个特别懒散的人，如果我说了，以后再迟到早退或不去上班的时候，人家就会说：她又和情人上床了。（Ｆ０６）
由Ｆ０６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只要多性伙伴行为者能够很好地处理私人生活和工作的关系，不将自己私人生活的情绪带入工作中（自负、迟到，等等），单位对他的私人性活动便不会加以影响。也就远不足以构成促使他改变行为的交换机制。甚至是F06经历的这些来自单位的控制；其影响力之小也远远不足以使她放弃多性伙伴生活。
我们这里将一位多性伙伴行为者对大学校园内社会控制的表述也收入此处，因为大学校园在过去也同“单位”具有相同的功效。这位受访者，在大学里也没有感到压力，这不能不使我们想，那偶尔被曝光并会引起轰动的“女大学生怀孕被开除”之类的事件，只是极为有限的偏例。
没什么可以限制或影响我，这是我的自由。
读北大时，去做人流的时候我也是以未婚身份去的。
在北大的时期，被人管的唯一方面只在于去考试，修够学分，就可以拿到学位毕业了，平时不会见到班主任。何况我们班主任是个一心想往上爬的人，根本不关心我们。班长、党支书什么主要的学生干部都是我的好友，她们很了解我，经常和我交流，我总是鼓励她们也去体验性爱。别人就算知道我和任何人做爱又有什么关系呢？不会有人报告学校的，大家这点素质还没有，能上北大吗？所以我差不多是完全自由的，想去哪里过夜都可以，有时父母打电话来我不在，同宿舍的人也会替我掩饰。
至于毕业后一个人在北京，就更没有人管了。
即使真有负面评价我也不理会，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想。（Ｆ０４）
与上述大多数受访者不同，个别受访的多性伙伴行为者，或者他们的性伙伴，仍表现出工作场所对其有很强的影响力。仔细分析那些 “害怕”的人，就会发现，他们几乎都是在旧的再分配机制下生活的人，或者深受再分配机制影响的人。
第1节 单位制、再分配机制与市场机制（4）
学术界对于中国由再分配机制向市场机制转型的论述中，很多对我们的分析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与我们在本节开始讨论的单位制可以形成呼应。
“社会主义经济从等级到市场的转型改变了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决定因素，进而也改变了权力和特权之源。”（维克多·尼，1996） “从再分配调节向市场调节的转型会导致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背后作用过程的改变，这种改变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利于再分配者。我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背后作用过程的改变会在相当普遍的意义上削弱政治资本的价值。”（维克多·尼，1996）“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市场交换替代再分配的比重越大，政治资本的价值就越小，市场资本的价值就越大。”（维克多·尼，1996）
转型带来的是政治权力的衰退，而与政治权力衰退同时而来的，必然是自由的倾向。
“在过渡中，政治市场的自由化常常与经济市场的自由化是同等重要的。”（白威廉，麦谊生，２００２：５５５）
“市场过渡理论认为，当商品与服务的分配转向市场方面时，权力就更多地通过交易性交换而不是行政性命令来传递。因此，权力不再由再分配者垄断，而是变得越来越扩散到经济与社会的各个方面。……市场过渡理论认为，从等级制度向市场转变引起了在再分配部门的地位性权力的重要性的下降。” （维克多·尼，１９９４） “市场改革削弱了共产党对普通公民的监督制裁能力，因而国家控制随着向市场的转移而减弱。这一结论与市场转型论的‘再分配权力重要性减弱’假设相一致。” （倪志伟，马蕊佳，２００２：596）所有上述论述，为我们研究当今中国针对性的社会控制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视角。
单位曾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长期居于最重要位置，它是再分配机构，个人所能够得到的全部生活资源、声誉地位等等，几乎无不从单位获取。但是，随着市场机制取代再分配机制，单位的作用开始分解。越是市场化的领域，单位对个人私生活的控制力也越低，或者换言之，违背控制时所可能得到的“惩罚”对个人影响越小，个人越有可能置单位的控制于不顾。
在市场分配机制的机构中工作的人，如外企、私企，社会对其私人性活动的控制力极弱；在再分配机制中工作的人，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对其私人性活动的控制力仍然很强。在市场分配机制中工作的人，比较在再分配机制中工作的人，当其采取多性伙伴的生活方式时，更不担心自己的行为会曝光，更不容易受到惩罚。
本研究中的个案调查，证实了这些假设。
Ｆ０１提到； “除了那个警察外，我和别的性伙伴没有刻意去回避什么。”
警察，便属于我们所说的在“再分配机制中工作的人”，而且公检法这种机构本身就是用来进行社会控制的，像军队一样，对其内部成员的控制更强一些。
“那个警察男友很注意我们在一起的保密性。我们或者去宾馆做爱；或者在他的警车里做爱。在警车里做爱之后；他都十分小心地将每一根头发找出来；不留下一点痕迹。而且；他是唯一一个要求做爱时戴安全套的男人；每一次都戴。他谨小慎微。”Ｆ０１这样说。
我追问她：“他的同事是否有人知道你们的关系？对他构成影响了吗？”
Ｆ０１回答：“我想他的同事不会知道的，他有几个好朋友知道，我和他的朋友们接触也很少，不是他特别要好的朋友的话，他是不会介绍给我认识的。我知道他的朋友和他的工作没有什么联系。他的同事我一个也不认识的，但我肯定他绝不会让他的同事知道的，他是那么谨慎小心，他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发展他的事业，他不能允许一点儿可能会影响他事业的事情发生。”
我和Ｆ１３下面的一段对话，
方：你的这些伙伴里，他们有人特别害怕别人知道吗？
Ｆ１３：有。一个在国企做外贸，进出口的人。
方：领导？
Ｆ１３：部门经理。一个挺大的部门的经理。一个国有的做进出口的大型的集团公司。还有一个男人是中日合资的大型企业的北方大区域经理。
方：为什么？怎么表现的？
Ｆ１３：接电话会很小心。在我家的时候接电话，他会讲，我现在在外面谈事。那会儿他会要求我不出声。
由Ｍ０７的前后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再分配机制下个人的私生活是如何受到影响的，而这种影响在转入市场机制后又是如何一点点转变的。Ｍ０７曾经是一名军人，而在接受我的访谈时，是一名企业家。
我同一个女孩子交往了一年多，但对她还是没有感觉，自身也有性的欲求，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和她发生性关系，一年多连手都没有拉过，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有很多美好单纯的想法，想把第一次留到新婚之夜，另外，也是考虑到责任问题，受部队纪律的约束，不敢轻易走的太近。
在军校和部队机关，看到很多因为两性关系而栽倒的人。当时的概念是，有了性关系就一定要结婚的。比如军校有几个学生，读了大学后就想甩掉原来的女友，让学校知道了，都立即开除、复员。
机关里有一个军校毕业生，来自小城镇，毕业后进了北京，就想同前女友分手了。但那个女孩子已经怀孕了，挺着大肚子找到部队来。他不承认是自己的孩子。党委找他谈话，要他结婚，他还是不承认，就立即被做复员处理了。当时也不像现在，还会做个亲子鉴定什么的，人家说是你的，就一定是你的，不然人家不会来找你。部队的要求就是这样严格，婚前性关系本身就是不允许的。
第1节 单位制、再分配机制与市场机制（5）
如果和一个女孩子明确了恋爱关系，是要向部队领导汇报的。
我所在部队的政治部，会给对方单位的人事部门发一个制式的函，就是有标准格式的政审信，讲，我单位＊＊＊与你单位＊＊＊确立了恋爱关系，请协助审查你单位这位职工的海外关系问题，家族是否有反革命，个人历史是否清白，有无生活作风问题，等等。这可能是出于保护军婚的目的吧，因为军人与配偶长期两地分居的情况比较常见，所以也间接地暗示对方单位一下：关注一下这个人的生活作风。
目前是否还有这样的审查程序我不知道，但至少到九十年代中期，我知道还是有的。你想，在那样的情况下，哪里敢轻易确立恋爱关系呀，如果都政审完了，再分手，就很不好了。所以没有看准结婚，是绝对不敢越雷池一步的。
……
再后来，别人就介绍我认识了我后来的妻子，已经到了给自己规定的结婚年龄，就比较匆忙地结婚了。初婚时不懂婚姻。
我们是在领结婚证的当天发生性关系的，已经是合法的夫妻了，那一年，我２７岁。
……
婚后多年我一直没有越轨之举。野战部队中可能会有一些绯闻，但在部队机关，我却从来没有听到和遇到过这类事。机关里的人很纯洁，竞争环境很强，有了这种事会影响进步。
我的第一次越轨，便是在妻子出国之后的１９９６年，我一个人在北京。女方是我单位的一个同事，丈夫当时也被派驻外地。我们原来谈得来，一次偶然地两人相处的机会，便干柴遇到了烈火。但是，这事绝对是要严格保密的。我们的保密工作做的很好。当时都住部队大院，绝对不可能在家里约会，我向一位朋友借了他在外面的房子约会，那里谁也不认识我们。
上班时也是很小心的。但女人有时控制不住自己，常会跑过来看一眼，或者打个电话什么的，所幸仍然很隐秘。只是很久之后，有一些传闻，说谁与谁好之类，毕竟部队转过来的老干部还在嘛，他们业务上不懂了，就只关心这些事了。（Ｍ０７）
当Ｍ０７的社会角色由军人转变为民营企业家后，他的思想和行为一点点发生了变化，他也开始渐渐地不再把社会控制当回事了，但我们还是能够看到昔日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还是有许多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
我的房子还是在部队大院里，有站岗的战士，还有家委会的老太太们，领人去他们都会看到，院子里对这种事还是很敏感的。如果是短暂的关系领去了，去时很紧张，第二天还要早早地走，那种心理上的感觉很不好。如果是长期同居，别人会以为是你的女朋友，会好一些。但如果是频敏地换不同的人带回去，会给人造成很乱的感觉，很不好。毕竟，院子里的人之间都太熟了。
也曾有家委会的人看到我的同居女友次数多了，就问我：那个人是你女朋友吧，你该结婚了吧？
再后来的女朋友，就没有人这样问了，但还是会用异样的目光多看几眼。一开始我有如芒在背的感觉，后来也就无所谓了。女方其实是无所谓的，因为她在那里没有生活基础。有一个女朋友问我，你是不是总领人回来呀，他们怎么那样看我们呢？我笑笑，说，哪里呀！
……
我的一个原则就是，白天说白天的话，夜里说夜里的话！
我只会告诉那些女人手机号，不会告诉办公室或家里的电话。而且我是一个计划性特别强的人，前一天晚上就会约好第二天晚上的活动，所以上班时间不会通电话安排这些事情，我早已过了泡电话粥的年龄。如果实在有事要联系，还有ＱＱ呢，ＭＳＮ呢。（Ｍ０７）
Ｍ０３也是一个在再分配机制下生活的人。同样，他也是我的访谈中受社会控制最明显的人。
Ｍ０３讲述了这样一次经历：：“一次，我的下属请我去歌舞厅，给我找了小姐，回来后他告诉了别人。和我同一职位的同事，当着别人的面问我：‘听说你找小姐了？’当时我没有客气，说我还找莱温斯基呢。旁边还有一位我的同事。”
这次经历很让Ｍ０３气愤，并认为影响了自己的仕途。在不久后一次可能的被提拨的机会中，他没有得到提升。Ｍ０３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他的主管因为得知了他找过小姐的事情，而使他受到影响。虽然我们无法证实这一点，但仅从Ｍ０３自己的推测，也可以看到社会控制的力量在他心目中的作用。
Ｍ０３是所有受访者中最担心自己的性行为被外人了解的。下面的对话，是我从我们散乱的谈话中整理出来的。
Ｍ０３：在和我发生关系的女性中没有被干涉的，因为都是秘密地下进行的，是不能公开的，如公开肯定是要受到干涉的。
方：您为什么认为公开了会受到干涉？是你身边有这样的例子吗？
Ｍ０３：是我估计的；因为正面的宣传和传统的教育都是这样的，人们平时的议论也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和你交流的只能是我的亲身经历罢了；外界人是不知道的。直到现在我和几个网友保持着多重性关系；没有被处理的和被干涉的；大家都是自愿的秘密的。也不愿意让人知道的。我太太现在还有网上的性伙伴，过一段时间他们就电话做爱，她说那种感觉很好。我也不反对，我们最近还和一个博士在读生3人一起做爱，感觉都很好。当然这些都是见不得人的事，秘密的，如让人知道肯定是会受到干涉和处理的。我没有被处理干涉限制过，但我在尽量避免以上事情的发生。
第1节 单位制、再分配机制与市场机制（6）
方：请详细说明你是如何避免被干涉的？比如；你是如何瞒过别人的；同网友做爱时开宾馆有人问身份吗？
Ｍ０３：没有人问我和谁一起住。和情人走在街上会担心熟人看到；我们有一定的距离；别人看到了就说是同学或同事看情况而定，邻居看到了也不知到她和你啥关系。在我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