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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精神价值被搁置而政治和商业的利益要求最大化时，艺术成了伪劣建筑的外包装。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建筑
我们不知道，作为最忠诚的古都守望者，已故的梁先生如果看到长安街边上的“巨蛋”，会不会痛哭失声。但我们知道，当时那位副市长的预言已经完全应验了：北京“到处建起的高楼大厦”的确映衬着老房子成了“鸡笼、鸟舍”。
而今，许多人陶醉在国内城市的“起吊机”经济里，似乎世界上其它现代化都市里有的，中国已经一个都不缺了。如今的中国城市也当仁不让地变成了钢筋水泥的丛林了，但用了几百年上千年积累的那种曾经吸引了全世界目光的古老庄严的底蕴也消失殆尽了。而城市，与过去相比，确实不再是千篇一律了，但是她却满身是法国的影子、瑞士的影子、德国的影子……
对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试验，人们应该有更为理性的态度：他们尽可以去创造，但作为使用方，还有一个选择权，是我们自己选择了这个方案，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对我们而言，需要的不是对外来者的谩骂和责难，而是反求诸己，对这些年来贪大求快、缺乏人文精神的建筑和城市规划理念进行反思。
好的建筑应该和城市的历史、环境、居民和社会追求的文化息息相关，与人的生活经验、审美体验产生共鸣，它是生活和交流的地方，应该激发人们交流、交换的愿望，而不是一堆钢筋水泥的丛林，不是为了给外人看。尊重传统不是一句空话，它要求我们保留对过去生活的敬畏，因为时间的流逝或许增加了我们的知识，却不一定增加我们的智慧。
一个城市，它最迷人的地方，恐怕不是外在的建筑，而是弥漫于城市中的文化气息和特有的生活方式。破坏性的建设和建设性的破坏使城市的记忆丧失，把城市中人们生活习惯和社会关系赖以维持的整个组织结构的基础清除掉了。当推土机把旧城区变成空荡荡的平地，开始新的建设的时候，常常意味着把原来城市中人们几个时代的合作及其对城市的忠诚也一笔勾销。而这些城市文明的恢复远不像重建一片房子和一条街道那样容易。
美国著名的人本主义城市规划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我们城市的存在不是为了汽车通行的方便，而是为了人的安全与文明。”今天，当我们开始检视几十年来城市规划的利弊得失时，这句话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标尺。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母亲不是圣人
作者：张萍
前年母亲生日那天，我买了一件很普通的衣服，又封了一个50块钱的红包，骑自行车回去送给母亲。母亲连看也不看，就把红包放进口袋，把衣服话桌上，不冷不热地叫我：“坐吧。”我蹬自行车出了一身汗，又累又渴，就去倒茶喝。
正喝着茶，就听见外面有小轿车的声音，那是大姐回来了。母亲好像听到命令一样，立刻迎出门去，守在小车旁边。大姐一下车，母亲就满脸笑容地请她进屋，问她累不累。大姐说：“妈，我不累。”大姐坐小车回来，怎么会累呢？真正累的是我，应该问我累不累才对，可是母亲却没问我。
大姐也给母亲买了一件衣服，又漂亮又贵重。我在商场里见过，最少要1000元，比我送给母亲的那件贵十倍。大姐也给了母亲一个红包，比我的大得多。母亲双手捧起大姐送的衣服，小心翼翼地摆在桌上最显眼的位置，再把那个大红包放在衣服上，让众人欣赏。母亲亲手给大姐倒了一杯茶说：“坐下喝茶。”
母亲对大姐的亲热，刺痛了我的心。我难受极了，一头扎进厨房拼命干活，油烟呛得我流下泪来。
第二年，母亲生日时我不再回去，只托哥哥带了一点礼物给母亲了事。
明天又是母亲的生日，我依旧买了点礼物，托哥哥带给母亲。可是哥哥却不干，说：“去年妈生日你没回去已经不好了。明天你再不回去，大家还以为你对妈有意见呢。”我说：“我就是对妈有意见，她对大姐好，对我不好。大姐钱多，能讨妈的欢心；我钱少，讨妈嫌。”哥哥说：“不会吧，妈不是那种人。”我委屈地说：“你没尝那滋味，当然不知道。大姐回去，妈每次都到门外迎接；我回去，妈几时出门看过一眼？我穷，没法跟大姐比，但我还有一点自尊心。你不帮我带东西给妈，我另找人带。”我一气之下，便把东西拿回了家。
我刚回到家一会儿，哥哥就追来了。他买了很多东西送给我，比我买给母亲的还多。我说：“你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哥哥不说话，放下东西，拿起我给母亲的礼物就走。我送哥哥出门，一直送到楼下的马路边，哥哥这才说：“以前我来你这里，你最多送我到门口。这回破例送我到马路边，是不是因为我这回买的东西多？”我生气地说：“哥，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哥哥说：“我把你当平凡人。平凡人会受名利影响，抽到大奖会高兴，丢失钱财会伤心。我这次送给你的东西多，你就陪我多走几步路，这很正常。平凡的母亲也会受名利影响，哪个女儿给她东西多，她就会亲热一点；哪个女儿给她东西少，她就没那么亲热。我知道，你希望妈对你和大姐一样亲热，可那要不受名利影响的圣做得到。我听说，那种首先高深的圣人，要五百年才出一个。我们的妈不是圣人，但她确实是个好母亲，你给她买的衣服，她一直穿在身上，袖口磨破了都舍不得丢。妈并没有嫌弃你。”
我的泪水无声地流了出来，我哽咽着说：“哥，别说了。我明天回去看妈。”
回去后，母亲依然对大姐很亲热，对我没那么亲热。但我不再怪怨母亲。因为我知道，母亲不是圣人，我们都不是圣人。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母亲的存折
作者：林夕
那天，女儿放学回家，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妈妈，我们家有多少存款？”
不等我作答，她又继续说道：“他们都说咱家至少有50万元。” 我奇怪地看着女儿：“你说的‘他们’是谁呀？”
我们班同学。他们都说你一本书能赚十几万稿费，你出那么多书，所以咱们家应该有50万吧。”
我摇摇头，说：“没有。女儿脸上忍不住地失望，两眼盯着我，有些不相信似的问：“为什么？”
“因为……” 我抬手一指房子，屋里的家具、电器，还有她手里正在摆弄的快译通，道：“这些不都是钱吗？钱是流通品，哪有像你们这样只算收人不算支出的！”
女儿眨眨眼睛，仍不死心，固执地问道：“如果把房子、家具、存款都算上，够50万吧？”
我点点头。女儿脸上立即绽开笑容，拍手称快道：“这么说，我是我们班第三有钱的人了！”
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问这个，一定是同学之间攀比，搞什么财富排行榜了。
我立刻纠正她：“不对，这些是妈妈的钱，不是你的。”
“可我是你的女儿呀！将来，将来——”女儿瞅瞅我，不往下说了。
我接过话，替她说道：“等将来我不在了，这些钱就是你的，对不对？”
女儿脸涨得通红，转过身，掩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都是我们同学，一天没事瞎猜，无聊！不说这个了，我要写作业了。”说完，女儿急忙回自己房间去了。望着她的背影，我若有所思。没错，作为我的法定继承人，我现在所有的财产，在未来的某一天，势必将属于女儿，这是不争的事实。只不过国人目前还不习惯、也不好意思和自己的继承人公开谈论遗产这样十分敏感的事，而同样的问题在西方许多家庭，就比我们开明得多，有时在餐桌上就公开谈论。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以前中国一直实行计划经济，一切财产都是国家的。我的父母工作了一生，一直都是无产者，直到退休前才因房改买下自己居住的房子，终于有了自己名下的财产。但是，和我们这些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生活的子女相比，他们那点有限的“资产”实在少得可怜。也因此，我从未期望父母给我留下什么，相反，我倒很想在金钱方面给予父母一些，我知道，他们几乎没有存款。但是固执的父母总是拒绝，没办法，我只好先用我的名字存在银行，我想他们以后总会用上的。
那年春节，我回家过年，哥哥、妹妹也都回去了，举家团圆，最高兴的自然是母亲。没想到，因为兴奋，加上连日来操劳，睡眠不好，母亲起夜时突然晕倒了！幸亏发现及时，送去医院，最后总算安然无恙，但精神大不如前。时常神情恍惚，丢三落四。所以，尽管假期已过，我却不放心走。母亲虽然舍不得我走，但是一向要强的她不愿意我因为她的缘故耽误工作，她强打精神，装出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说自己完全好了，催促我早点走。我拗不过母亲，只好去订机票。
行前，母亲把我叫到床前，我一眼就看见她枕头旁放着一个首饰盒，有十块砖头大小，用一块红绸缎布包着，不禁一愣。小时候有一次趁父母不在我乱翻东西，曾见过这个首饰盒，正想打开却被下班回家的母亲看到，被严厉地训斥了一顿，从此再没见过，不知道母亲把它藏到哪儿去了。我猜里面一定装着母亲最心爱的宝贝。会是什么呢？肯定不会是钱或存折。母亲的钱总是装进工资袋放在抽屉里，一到月底就没了，很少有剩余。最有可能的是首饰，因为祖父以前在天津做盐道生意，家里曾相当有财势，虽然后来败落了，但留下个金戒指、玉手镯什么的，应不足为怪。
我正猜测不解，母亲已经解开外面的红绸缎布，露出里面暗红丝面的首饰盒。她一摁上面的按钮，“叭” 的一声，首饰盒开了！母亲从里面拿出一个小绸布包，深深地看了一会儿，像是看什么宝物，然后，慢慢抬起头，看着我，缓缓道：“这里面装着你出生时的胎发，5岁时掉的乳牙，还有一张百日照，照片背面记着你的出生时辰。我一直替你留着，现在，我年纪大了，你拿去自己保留吧。”
我接过来，小心翼翼地打开。于是，我看到了自己35年前出生时的胎发，30年前掉下的乳牙，和来到世界100天时拍的照片。照片已经有些发黄了，背面的字迹也已模糊，但依然能辨认出来、一瞬间，我泪眼模糊。我意识到：这就是母亲的“存折”，里面装着母亲的全部财产，没有一样贵重的东西，但是对我，每一样都珍贵无比。
带着母亲的“存折”，我踏上归程。一路上，感慨万千。我知道，和母亲相比，我是富有的，母亲这一生永远不可能有50万元存款了！对她来说，那是一个天文数字，她想都不曾想过。和我相比，女儿是富有的，她一出生就拥有的东西，是我拼搏多年才得到的。但是，女儿却永远也不可能像我一样，拥有自己的胎发、乳牙了。这些记载她生命的收据，让一路奔波的我遗失在逝去的岁月里，再也找不回来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人左右手的奥秘
作者：江河
在动物身上，虽然没有什么明确的手脚分工，但据观察，它们使用左前肢和右前肢的概率基本上是相等的，无论是低等的动物还是灵长类动物均无例外。而作为万物之灵的有着灵巧双手的人类，左手与右手的使用概率却极不相同，大多数的人习惯于用右手，而使用左手的人仅占世界人口的6％12％，为何比例如此悬殊？
有的人试图用左右脑的不同功能，即做与想的密切关系，以及心脏的位置等角度来解释大多数人为什么都习惯用右手这一问题，然而，并未获得圆满的答案。
最近，瑞士科学家依尔文博士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设。他认识在远古的时代，人类祖先使用左右手的几率与其它动物一样，都是均等的，只是由于还不认识周围的植物，而误食其中有毒的部分，左撇子的人对植物毒素的耐受力弱，最终因植物毒素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严重影响而导致难以继续生存；而右撇子的人以其顽强的耐受力而最终在自然界中获得生存能力，并代代相传，使得使用右手的人成为当今世界中的绝大多数。
美国科学家彼得。欧文也通过实验证实了依尔文的假说，他挑选88名实验对象，其中12名左撇子。他对这些志愿者用了神经镇静药物后，通过脑照相及脑电图发现：左撇子者大脑的反应变化与右 子者有极大的不同，几乎所有的左撇子都表现出极强烈的大脑反应，有的甚至看上去像正在发作癫痫病的患者，有的还出现了神经迟滞和学习功能紊乱的症状。
如果同意依尔文的假说，那么，左撇子者少，就成了人类历史初期自然淘汰的结果，左撇子实际上是人类中的弱者。
的确，在一个多世纪前，人们普遍认为左撇子是一种不正常的生理现象，甚至把它看成是一种疾病，以为这是由于产妇遇到难产时，婴儿的左侧大脑受到了损害，使控制右手以及文字和语言功能都产生障碍，婴儿在能后的生长期过程中经常地用左手。
然而，事实却与一个多世纪前人们的认识以及依尔文假说推出的结论有很大的出入。我们生活中的左 子大多是一些聪颖智慧、才思敏捷的人，特别是在一些需要想像力和空间距离感的职业中，左撇子往往都是其中最优秀的人才。据调查，美国一所建筑学院29％的教授是左 子，而且准备应考博士或硕士学位的优秀学生中，左撇子占23％。不仅如此，世界上最佳网球手的前四名中有三名是左撇子，而乒乓球、击剑队、羽毛球队中的左撇子的选手也相当多。
现代解剖学给了我们如下的解释：人的大脑的左右半球各有分工，大脑左半球主要负责推理、逻辑和语言；而大脑右半球则注重几何形状的感觉，负责感情、想像力和空间距离，具有直接对视觉信号进行判断的功能。因此，从“看东西”的大脑到进行动作，右撇子走的是“大脑右半球—大脑左半球—右手”的神经反应路线。而左撇子走的是“大脑右半球—左手”的路线，左撇子比右撇子在动作敏捷性方面占有优势。据此观点，左撇子又是生活中的强者。
那么，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究竟谁是谁非？左右手真正的奥秘何在？这需要进一步探索、比较和分析，才能得到圆满的答案。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生命的呐喊
＇美＇兰斯。阿姆斯特朗 梁庆春 编译
〃你活的每一天；都应把它当做是你的最后一天去度过。〃这句俗语确实是个不错的忠告；但它并不奏效。就拿我来说吧；我曾经尝试过；而我的体会是：如果我只是追求快乐；仅为眼前 而活着；那我将是一个差劲的丈夫和父亲；一个永远幼稚无能的庸俗之辈。是癌症使我认识到这一点。我懂得了；如同无法实现的愿望和意外的惊喜一样；遭受痛苦对于美好的人生同样是必要的。
在患癌症之前；无论我设想幸福是什么；但很快都会庆倦；或认为它是想当然的；或干脆丢到一边。一个公文包；一辆高级小轿车；一个咖啡机；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就连我的头发；对我而言同样也是重要的。可是后来我失去了它们；包括我的头发。
在25岁的时候；我被诊断为晚期睾丸癌；病灶已经转移到了肺脏和大脑。我卖掉汽车；辞掉作为一名世界级自行车赛手的职业；耗费了大量钱财；几乎到了垂死挣扎、苟延残喘的地步。
在病情稍有缓解的时候；我就想；幸福应该意味着放纵自己。由于不知道自己还剩多少时间了；我可不想再受罪了。我已经遭受了几个月的痛苦——内心的恐惧不安；在我皮肤上留下了像是胎记的高强度化疗印记；还有切除掉两个肿瘤的外科手术。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幸福就是神志清醒起来。
我吃墨西哥食品；打高尔夫球；躺在沙发上歇息。追求幸福；意味着去我最喜欢的餐馆；买它一盘辣椒肉馅玉米饼卷；蘸着粘果酸酱细细品味。
有两件事改变了我。第一件发生在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妻子克里斯汀放下叉子；说道：〃你得决定一些事情啊；在你的余生岁月里；你就只想打打高尔夫球、喝喝蜂蜜、吃吃墨西哥食品；做个无用之人吗？即使这样；我也仍然爱着你。但我必须知道；因为果真如此的话；我得去找个工作。在你打高尔夫球的时候；我可不能只是坐在家里。〃
我凝视着她。
〃我烦透了。〃 她说。
我突然醒悟到；其实我也厌烦。庆烦无聊；漫无目标。我认识到；责任心；例行的事务；早晨刮脸的习惯；有份工作去做；有个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