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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3年第3期-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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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狼狈不堪。该案麻烦之大,可能导致国民党的再次分裂。蒋介石怀疑〃刺汪案〃的指令出自朝天宫,午后时分,紧急召见了数十名蓝衣社中央干事。肖赞育回忆,在等待他们赶赴官邸的间隙,蒋〃来回踱步,面色铁青〃。 
  果然,丰悌、贺衷寒等人刚刚悄无声息地步入大厅,蒋介石即大发雷霆。他一语概括了对丰悌的评价,责骂他〃愚而好自用〃。 
  丰悌当即起立,为自己辩护。他已是中央委员,也在丁家桥目睹了刺杀案的过程。他深知此案关连重大,于是对天发誓,说自己和〃刺汪案〃绝无任何牵连,不仅他自己,朝天宫的绝大多数人物,他也是敢担保的。 
  说到这里,他可能记起了一直引为心病的《司令塔》事件。他又辩解说,他已命人监视编辑、印刷工人,并调查所有嫌疑人员,《司令塔》事件不久必可水落石出。他认为自己担任书记长以来,尽心尽责,〃如校长果以为涉案〃,他们可以集体〃到中山陵,于总理灵柩前发誓明志〃。 
  这个自身难保的泥菩萨,在性命攸关之际,还口若悬河。这更加惹怒了蒋介石。他嘴唇哆嗦,显得怒不可遏,而后掷地有声地斥骂:〃我把组织交给你,是把性命交给你。你不要我的命,我也不要你的命……〃 
  随即他命令卫兵把丰悌拉出去,当场枪毙。贺衷寒赶忙制止卫兵。干国勋当夜的日记写到:贺〃在旁讲情,声泪俱下,方未执行〃。 
  当日傍晚,渐渐平静的蒋介石,终于拿出了一个折中的惩处办法。他下令先免除丰悌的书记长职务,留待调查;并声称将建议中委会,免除其中央委员职务。书记长一职由刘健群再度接任。考虑到刘健群仍然〃健康欠佳〃,决定已回到南京的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代理〃该职。 
  11月1日晚间,几十名朝天宫人物散去后,蒋介石又召见了戴笠。他秘密地叮嘱了这条忠实的〃看家狗〃一番,直到深夜才让他告退,让他着手平息此案。 
  随着〃刺汪案〃调查的进行,蓝衣社最后的〃戴笠时代〃开幕了。 
  第十八章暮气沉沉 
   
  1 
   
  1935年10月,长征部队拐过了六盘山。八万多名从江西的柴门边出发的子弟,最后只有不到7000人摇摇摆摆走进西北的窑洞。但,毛泽东仍然以“屈指行程二万,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诗句,表明了“缚住苍龙”的大气豪情。 
  与此同时,南京却因“刺汪案”一片混乱。 
  孙凤海所用枪械,是杀伤力较小的四寸左轮,三弹皆“有入无出”。11月19日,除一颗弹头夹在两根肋骨之间无法取出,汪精卫脱险。次日,他由陈璧君陪同,悄无声息地前往上海租界疗养。 
  这个举动表达的是对蒋介石的深刻质疑和敌意。蒋介石试图用以证明“国民党空前统一”的四届六中全会,在一片非议、怀疑、指责中落幕了。它也使刺杀案的破获或者说是了结,显得更为迫在眉睫。 
  22日,处在巨大压力下的戴笠,一不做二不休地对特务处香港站发出密令:逮捕余立奎。 
   
  余立奎,原19路军补充团团长,闽变后退出现役,随李济深隐居香港,并与王亚樵结成密友。几乎刺汪案刚刚发生,特务处香港站即接受戴笠指令,监视余立奎。但监视的结果却是他与该案“毫无关联”。 
  显然,戴笠要找的是一只替罪羊,而余立奎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顶罪人选。 
  李济深反蒋态度之坚定,举世皆知。余立奎作为其部下、亲信,谋划此案指使杀手是顺理成章之举,可欺世人。况且孙凤海在十九路军服役之际,余系其长期上司。由此该案可全盘推卸至李济深集团。 
  其二,蒋、李是死敌,在蒋介石被举世质疑的情况下,推出余立奎可使人认为蒋介石与该案绝无关联。并且可以获得一份异常重要的审判供词:该案第一行刺对象是蒋介石,只是蒋“阴差阳错”地不在现场,刺客才转而杀汪。 
  推出余立奎,使蒋介石也处在和汪精卫并无两样的“受害者”地位,以博取党内同情、冰释社会舆论。最后,余立奎地位不高不低,最为适宜。过高者,不必说制造冤案,即使在香港逮捕、引渡也不容易;过低者,无法取信世人…… 
  在这样缜密的思谋下,这个惊天要案被纳入民国的司法逻辑。次月,余立奎审判在香港开庭。 
  审判进行得极其艰难,不论是英国法官还是戴笠的密探,都无法拿出确凿证据。但此时,象征公正、廉洁、“真相”,并以法袍、假发等中世纪礼仪为点缀的英国皇家法庭,却已被戴笠的手段全盘笼罩了。 
  这个曾历经苦寒的人无法拿出余立奎“指使行刺”的证据,但他深信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道理。他通过自己聘请的英籍律师史杜沙剌,到处打点,仅贿赂总督公署,一次即20万元。此外,他先后贿赂香港法庭上下40万元,以至于“南京政府钱太多”变成香港司法界的一个笑话。 
  戴笠首开了蓝衣社的行贿先例,为的不过是引渡余立奎。他的活动太过明目张胆,甚至导致了首都警察厅的不满。余立奎被引渡至南京后,一个警官毫不掩饰地对余立奎说:“这个案子,有人花了一百多万元,还没有捕到一个真正主犯……” 
  引渡至南京后,“刺汪案”的真相被这个工于心计的大特务,层层湮没、淤积进南京那无比厚黑的审判黑幕里了。南京的审判整整进行了大半年,在此前后,先后无辜被捕的大约有一百多人。这上百人有的仅仅在十九路军服役过,更有的仅仅因为在案发当日匆忙赶路,被认为“形迹可疑”而遭受逮捕。他们很少有生还者。 
  孙凤海的兄长孙凤山、夫人崔正瑶,以及姨妹崔正琪等人,都被以中世纪的株连方式捕杀。此外,上海傅耀东医生在淞沪抗战中曾为十九路军做过护理社工,由此认识了王亚樵的学生许志远。仅仅因为这个理由,这个医生也遭受了逮捕。被捕后,他经受严刑拷打,后来“不知下落”。 
  最后,连租借房子给晨光通讯社的房东,为他们处理杂务的老人,临近的一些一生安分老实的和平居民,也整家人整家人地“不知下落”。 
  是这些无辜的尸骨,平息了曾经引发轩然大波的刺杀案。对这些“乱世重典”,蒋介石却频频赞叹,认定戴笠是蓝衣社罕见的“能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余立奎审判进行的同时,另一个更为诡异的刺杀案又在上海惊发。1935年12月24日,外交部次长、汪精卫之下的第二号亲日派人物唐有壬,在甘寺东路甘村寓所的台阶上,被隐藏在隔壁停车间的两名杀手袭击。唐有壬身中数弹,当场毙命。 
  奉命调查此案的,当然还是戴笠。 
   
  在调查“汪、唐”两案的这个冬天,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兼任蓝衣社代理书记。他在这个位置上不过短短几个月。但就是这几个月,特务处继兼并调查课后,迎来了再一轮的发展狂潮。 
  1935年冬天,在广漠的26省土地上,共有警察26万3千余名,地方武装近百万人,这个庞大的准军事团队,此时鱼肉乡里,“废弛不振”。但早在1933年,邓文仪执掌调查课时,他就在20余省保安处、上百个警察局都设立了调查科,一是以民团、警局为活动掩护,再是监视各省军阀的“异动”。 
  调查课原以“克格勃”为效仿。但戴笠接收调查课、并入特务处后,他用了一年多时间,对这一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组。到1935年秋天,一个混合了“盖世太保”、“克格勃”和古代“锦衣卫”特点的,空前严密的特务模式完全成形了。 
  这个冬天到来时,对于手上虽然精干、却只有区区两千余人的特务队伍,戴笠似乎不再满足了。他决定接管警察与民团。 
  这个冬天是特务处的风水流年。戴笠“天时”、“地利”、“人和”一应俱全,天时是蓝衣社的惊人声势与惊人涣散,地利是原调查课在警察、民团中的细密网络,人和是蒋介石的空前赏识,以及郑介民的职务便利。他坚信自己有能力执行特务处的“大跃进”,而不会把组织拖进涣散腐败的沼泽地。 
  职业特务、业余特务、耳目网的三层区分,是戴笠所构想的新的特务处。这一年冬天,戴笠获准筹备“中国警察学会”。被推举为筹备理事的,清一色是戴笠骨干,如赵龙文、李士珍等人。中国警察学会首先在各省设立筹备分会。随着分会网络的舒展,特务处以近2千名军情特工为骨干,短短几个月时间,扩张职业特务近一万人。它的声势一举超过了已苦心经营6年有余的中统。 
  与此同时,一个个惟特务处马首是瞻,并按戴笠严令、与朝天宫老死不相往来的复兴社小组、区社,也在各地的警察局出现了。到次年年初,戴笠发展了两三万名警察入社。驻各地的特务站先后搬出蓝衣社分、支社办公处,入驻各警察局。 
  警察之后是民团。早在1933年,蓝衣社就掌握了长江中下游八省的地方武装,直接掌握兵员四五十万人。此时,10余省保安部队的上万军官,和几千名警官一同成为了业余特务。戴笠也在保安部队中大肆发展复兴社组织,任一一个县的保安团,大则区社,小则小组,成员总数也在两三万人之间。他们和数万警员一样,都是特务处的“耳目”。 
  1936年到来时,戴笠理所当然地被推举为中国警察学会理事长。一个被《剑桥中华民国史》认为是“国民党中国最可怕的机构”的“戴笠组织”,至此已完全浮现在蒙昧的天空和苦难的土地之间。 
  随着1936年夏天的临近,特务处已成为蓝衣社的真正重心。五年前酷暑中腾杰的青年意气,几十位青年甘冒杀身之祸的组社热血,所有这些正直的种子,在五年后终于收获了一颗邪恶的果实。1946年戴笠失事丧命后,民国以史诗般的手笔,规模空前地悼念这个清廉却畸形、勤奋却诡秘、才能出众却满腹阴谋的人,那些害虫、人渣、盗贼、鼠辈的首领。 
   
  1936年夏天,李济深、陈济棠等策动的“两广事变”爆发。这是民国时代军阀分裂的尾声,它有惊无险。南京几乎兵不血刃地平息了这一事变。其中,蓝衣社派出大批干部,进行政训、情报、策反等工作。刘健群负责政训,郑介民负责情报,戴笠负责策反,这三个蓝衣社的大魁首,决定性地使南京“不战而屈人之兵”。 
  就是在这一事变前后,蓝衣社再次进行了人事调整。在南昌机场大火案中经历失意、但在担任驻莫斯科武官期间被认为工作“卓有成效”的邓文仪,接替前赴广东的刘健群、郑介民,担任书记长。 
  邓文仪是蓝衣社的第六任书记。在他的任期内,风雨飘零的朝天宫、蓝衣社,显得更加摇摇欲坠。 
  也是这个夏天,戴笠开始遭逢了他一生中惟一的对手。这个对手,他的许多原“调查课”部属都很熟悉。那就是曾在武汉反腐期间组织“锄奸团”的小头目杨又生。 
  他也是刺杀唐有壬案的策划者。 
   
  2 
   
  贵州西南部的大山深处,有一个叫“兴仁”的小小县份。80年代初,在这个县城的一所普通民居里,一个叫陈有光的老人开始撰写一篇回忆资料。随着他迷蒙的老花眼渐渐抬起,浮现在他面前的,是自己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陈有光,原名杨琪真,贵州人。青年初期为纪念自己的投身黄埔,他特地改名为“又生”。 
  1932年,杨又生进入调查课后,在武汉组织了“锄奸团”。但不久,因是西南人的关系,他进入康泽的“西南青年社”,并转入别动队。 
  在星子县受训期间,“攘外必先安内”是康泽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但杨又生有感于内战连连,经常和同僚交谈“所谓内之不安,主要是由于外之不攘;若能攘外则内自安”一类话语。但不久,这些话语就传入了康泽的耳朵。 
  晚年杨又生写到:“……康对我不满,并准备以内部纪律制裁我。黄埔四期同学龙之章即将这消息转告于我,并建议我立即出走。我于1933年深秋……化名逃往上海。” 
  到上海后,杨又生住进了法租界。但康泽的追捕网也渗透了租界,不久,一个别动队成员找到他的住处,他声称“受康泽委托”,要求杨又生到上海北站去见康泽。 
  毫无疑问,康泽是想把杨又生诱骗出租界,而后加以逮捕。杨又生没有上当,并准备潜逃回贵州老家。但他还来不及出逃,预定日期的第二天,法租界巡捕房突然以“秘密组织社团”的名义,逮捕了杨又生。 
  杨又生被整整扣押了三个月。后来他写道,“……康泽曾要求法租界将我引渡至第二特区法院,但未得到巡捕房的同意”。 
  就是这三个月改变了杨又生的人生。康泽的诬陷激发了他的逆反心理,同时,他在狱中还认识了两个因煽动学潮而被捕的男女学生,刘镇南和裘积玉。 
  被证明清白后,杨又生被释放。但他回贵州老家当一个安分平民的念头却打消了。他又在法租界蛰居了一年多。这期间刘镇南、裘积玉“两人被释放后还经常来找”,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谈话圈。 
  谈话圈不久后又多了一个人,那就是杨又生的表弟,原十九路军补充团连长肖佩韦。1935年初,在法租界贝勒路的均益里,一个叫“抗日锄奸团”的暗杀组织诞生了。 
   
  “锄奸团”在1935年秋已发展到十余人。其中三名女学生裘积玉、吴冰和倪莉茄都出身豪门,她们出资为锄奸团购置了一批手枪和炸弹。当年的“刺汪案”刺激了他们,在杨又生的策划下,刘镇南和裘积玉成功刺杀了唐有壬。 
  枪杀唐有壬后,十余人集体逃亡到反蒋中心广州。风头渐渐平息后,1936年夏天,他们又潜回上海,制定了一个三地连串行刺的计划。 
  第一个暗杀地在上海,其目标是对华北溃退负有责任的“政学系”首脑黄郛,仍以刘镇南和裘积玉充当杀手。第二个暗杀地为武汉,其目标则更加惊人,是政学系的“灵魂”杨永泰,由肖佩韦负责实施。第三暗杀地是南京,目标是政学系张群,由女学生吴冰负责准备工作。 
  上海行动最早进行。但这是一个失败的行刺,刘镇南和裘积玉早已被戴笠密探注意,这一天黄郛的汽车从公馆开出后,刘、裘二人刚刚动手,就被密探逮捕,黄郛仅受轻伤。杨又生写到:不久,他们“被法院判处死刑。但这并没有影响锄奸团在京、汉的行动”。 
  刘、裘被捕后,上海风声鹤唳,锄奸团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了武汉,杨又生“很快调查清楚了杨永泰住在武昌三教街和他到省府的必定路线。选中了离杨住所不远的一个医院为行动地点……” 
  行动的时间定为10月15日晨。但这一天的行动功亏一篑,在杨又生望远镜的监视下,“上午八时,杨(永泰)的汽车被我们预先准备的一部黄包车挡住了退路,汽车停下约半分钟,但因行动人员动作迟缓而误了时机……这一戏剧性的情况已经引起了杨的怀疑”。 
  次日上午,杀手又到计划地点时,发现已有一群警察在盘问路人,从而再次放弃行动。随后,杨又生计划把实施刺杀的地点,从武昌转移到汉口。 
  10月25日下午四时,在森严的警卫下,杨永泰携妻从江汉关轮渡码头的台阶上拾级而下,两名杀手箭步上前,连发数枪,杨永泰顷刻毙命。 
  杨永泰案震动全国。在1936年的整个秋天,社会舆论沸腾。许多人从杀手作风上推断,刺杀杨永泰的,应是其政治夙敌,已并入蓝衣社特务处的原“调查课”。 
  但戴笠一眼就判断出,该案主犯,是原应归他指挥的杨又生。 
   
  对戴笠来说,杨又生是比王亚樵更大、更难对付的敌手。其一,杨又生对调查课、特务处的风格了如指掌,反侦破、反追捕能力之强,民国无出其右;其二,杨又生作为原调查课人物,倘若抓捕他,接收了调查课的特务处,能完全摆脱干系吗? 
  1936年的整个冬天,杨又生一个人潜伏在与戴笠只有一步之遥的上海租界。他“经济困难达到了顶点”,但还是顺利地获得资助,随后雇汽艇,在江面搭乘上一艘外国轮船,一路逃亡回贵州兴仁。从此隐姓埋名,深居简出,度过了自己平静的半生。一直到80年代初期,他的街坊才知道,这个和善的单身老人,居然是个“暗杀大王”。 
  杨又生再也抓不到了。而这一年冬天,随着破案限期的日渐逼近,戴笠再找替死鬼,再造“葫芦案”。 
  他又把主犯定为李济深、陈铭枢集团的大将——刘芦隐。 
   
  3 
   
  1936年冬天,我家乡20岁的王天容已经是乌石山师范学校二年级的学生了。这个学堂当时有300多名学生,是旧福建的最高学府。 
  考到省城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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