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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制定秩序。 为无定限的事物创制秩序，只有神才可能，神维系着整个宇宙的万物，为数既然这样的多，其为积又这样的大，却又能使各各依从规律，成就自然的绝美。 这里，我们可以论定最美的城邦，其大小必然有个限度，以适合上面所阐释的秩序。 又，我们还须注意到，正如各别的动物、植物和无生命的工具那样，城邦的大小也各有它适中的限度。任何事物倘使过小或过大都将丧失天赋的能力而不克尽其作用。这种事物有时由于性能不良，有时便完全丧失其本性。以船为例：一艘只有一指距长或竟有两径长的船都不成其为一艘船；即使一艘船的尺寸不至于那样失常，还是可能嫌它大了些或是嫌它小了些，因而不利于航行。 邦国亦如此。 若组成一个城邦的分子太少，这在生活上就无法自给自足，而城邦的目的却在自给自足。一个城邦，如果像个民族国家那样，人口太多了，尽管在物质需要方面的确可以充分自给，但是它既难以构成一个真正的立宪政体，也就终于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邦。 为数那么多的群众，谁能做他们的将领加以统率？除了具有斯顿笃那样的嗓音，谁又能给他传令？
因此，当城邦初成立时，其人口的底数只要在一个为达成优良生活的政治体制的目的中，大家可以通工易事而能自给，便足够了。 人口逐渐超越当初的底数，这就成为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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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而仍是一个城邦；但是，上面已说明，这样的增加不能无限地进行。只要环顾实际，我们就不难规定这种限度。一个城邦的活动一部分出于执政人员，一部分出于被统治的人众。 执政人员的职责是断案决事和发号施令。 一个城邦的公民，为了解决权利的纠纷并按照各人的功能分配行政职司，必须互相熟悉各人的品性。 倘各不相知，那职司的分配和案情的裁断两者都不免有所失误。 对这类重大事件，临时随意处理，总会多出纰漏，但是人口倘使确属过多，就显然没法作周到的措置。 在人口过多的城邦中，外侨或者客民如果混杂在群众之间，便不易查明，这样，他们就不难冒充公民而混用政治权利。从这些分析中，我们已经可清楚地见到一个城邦最适当的人口限度：这该是足以达成自给生活所需要而又是观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数额。 关于城邦的大小问题，这里已讲得足够多而可以结束了。
章五 相似的论点也可应用到土地问题上。 就土壤的性质说，当然，人人却愿意在自己境界内可能种植一切庄稼，使大家各得所需，样样都不缺乏，保证全邦高度的自给自足。就国境的大小或土地的面积而言，应当以足使它的居民能够过闲暇的生活为度，使一切供应虽然宽裕但仍须节制。 我们所拟的这种限度是否确当，等到今后在研究财产和致富的一般问题及财产的执管和利用问题时，另行详述。 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人们的生活思想往往趋于两极，或者自甘俭朴，或流于豪奢。 至于土地的坐落——虽然某些问题有待于征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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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家的经验——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建议：一个城邦的地理环境应该是敌军难于进入而居民却易外出的。 关于人口方面所说“观察所能遍及”的条件，对土地方面也一样合适。凡易望见的境界也一定有利于防守。 中心城市的位置，按照我们的理想应有海陆方面的通道。第一个要点是曾讲到过的，城市为全邦的一个军事中心，四围有警，都能由此派遣赴援的部队。 第二，它也应是一个商业中心，具有便利的运输，使粮食、建筑用木材以及境内所产可供各种工艺的原料都易于集散。
章六 海上交通对于一个内政良好的城邦究竟有利抑或有害，是个意见极为分歧的问题。 有些人坚持说，让出生和成长于外邦礼法中的客民入国，因此增加了邦内的人口，肯定不利于自己的良好礼法；滨海港埠输出输入的货运繁盛，则商旅云集，人口增加势所能免，他们认为这终究有损于内治的安宁。 从另一面看来，如能避免人口的增加，则海洋对于一邦的城市及其全境无疑是有利的，这不仅仅对国防有益，也可借以流通物资，使境内获得充分的供应。 为了保障安全并便于克敌致胜，一个城邦应该兼筹海防和陆防。就攻击来说，若具备海陆的便利，兼用海陆两种兵力，即使不能由两军同时出击，但忽尔由陆地、忽尔由海洋进袭，也易于惩创敌人。为了获得供应，一个城邦应慎重注意，凡输入的商货一定为本邦所不生产的物品，而输出的商货一定为本邦生产有余的物品。 从事贸易应以本邦的利益而不以他人的利益为主。那些成为国际市集的城邦，其目的都在贪图税收，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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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个城邦不宜贪图此利益，就不该让自己成为一个大商场。留心当代各邦的国情，我们常常见到有些境内及其都邑布置着很为恰当的港埠，这些港埠离开城区近，却又另外独立，城港之间则联墙垣以及其它类似的碉堡，使城区的武力足以捍卫港埠的安全。凭这样的安排，显然既可以获得港埠的便利，又不难以法律防止其附带的任何不良影响，城邦可以订立某种规章，区别外来的商旅，限定谁可入城、谁不得入城从事交易活动。城邦具有相当多的舰队能从事海上作战的无疑是十分有利，这不仅仅足资自卫，在国际关系方面也很重要，舰队可威慑强邻，在友邦有警时，则能在陆路以外，另外从海上赴援。 这种实力的大小，即舰船的多少，要以国情来衡量，并且考虑到立国的抱负后加以制定。 城邦如欲积极周旋于列国之间，企图成为一代的领袖，它的海军就须达到足够称霸的规模。 由此编集的桡手群众不要增加该城邦的户口；这类人手当取之于公民团体之外。 水兵则应该从自由公民阶级中征召来作为舰上的主体，担任战斗、管理和指挥等任务，他们就像陆军一样为城邦武力的一部分。 但邦内的农奴和农庄雇工要是极为众多，桡手的召募和补充就不会有困难。 我们见到现今若干城邦实际上正是施行这样的政策，例如在赫拉克里亚，公民团体为数少于它邦，它却建立了相当大的舰队。关于土地、海港、城市、海洋以及海军，这里已讲得够多可以结束了。
章七 我们已经讨论过一个城邦凭以决定人口数量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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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限度，现在要进而研究他们的品质，组成城邦的各个分子应具有怎样的秉赋。 我们若不以希腊的著名城邦为限而兼及那些分布于全部人类所居住的世界中的非希腊民族，对它们进行广泛的考察，那对于这种秉赋就能有所认识。 寒冷地区的人民通常精神充足，富于热忱，欧罗巴各族尤甚，但是大都绌于技巧而缺少理解；他们因此能长久保持其自由而从未培养好治理他人的才德，所以政治方面的功业总无足称道。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所以，他们往往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会沦为奴隶。 惟独希腊各种姓，在地理位置上既处于两大陆之间，其秉性也兼有了两者的品质。 他们既具有热忱，也具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对于政治也得到高度的发展；倘使各种姓一旦能统一于一个政体之内，他们就能治理世上所有其它民族了。 在希腊和非希腊人之间，这种禀性的差别也可以在希腊各种姓之间见到它的端倪，有些希腊人或者偏于热忱或者偏于理智，另些却正兼有两种品质。以上分析说明，一个立法家，对于既赋有理智又赋有精神的那种人民，不难引导他们达成善业。 某些人认为卫国之士应有这样的态度：对于相识者须表示友爱，对于不相识者则都以暴戾相待——这是一种热忱的态度。 热忱，在我们的灵魂中，正是爱情和友谊发生的机能；我们要是被素所友好者或朋辈轻侮，则比被陌路的人们所亵渎，在精神上感觉到更为激荡，这可证明爱憎为精神的现象。 所以，阿基洛沽在埋怨他的友人时，向自己的精神作低沉的控诉：“你竟然在你自己友好的家中受到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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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这种机能不仅仅舒展爱情和友谊，我们所有任何作为的能力，任何自由的情绪，没有不是由此发源的。 精神这事物总是向外发展而且不可屈服。 但是，所说人们对于不相识者应该以暴戾相待，殊非良好的教训。 人们对于谁都不应该摆出暴戾的态度；其实，凡胸襟豁达、神志高爽的人，其性情必不致流于残暴——不过，对于罪行和恶人自当另眼相看。 至于罪恶，象上面曾说过，他们如对自己素来熟识的人们犯了罪恶，其引起的反感也将更加强烈。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人们在碰到这样的事情时，除了实际的损害以外，还痛感有忘恩负义的隐恨。“兄弟相争，其为悖戾更严重”
，这是我们一位诗人的话；另位诗人也曾说过，“爱之过深者，及其生憎，则恨也愈深。”
这些就是我们对一个理想城邦的必要基础所得出的结论，关于公民团体人数的多少及其所应秉赋的品质和国境的大小及其土壤所应有的性状，都已作了概括的叙述。 这些理论上的设想无需像实际的事物那样要求某种程度的精详。
章八 如其它自然组合物，社会体系所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不同于该体系所由组成的各部分，我们不能把一个城邦或任何成为一个整体的社团所必不可少的各种条件，都误认为城邦或者这类社团的各个部分。一个完成整体的所谓社团必定有某些事物对于所有参加社团之内的各分子都是相通的，也是相同的。 它们对于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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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分配可以在数量上是相等的或者是不相等的。 这种事物或是一种，也可以是许多种，例如粮食，或土地，或类似的任何其它东西。 目前就手段和目的而论，虽各种手段正所以达成目的，而为了目的则应用各种手段，两者之间虽互相关涉而并无共通的东西。 例如应用建筑工具来建筑房屋的工人及建筑物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工人和房屋之间没有什么东西是共通的，建筑工人的技术只是手段而房屋则为目的。由此可知，如果说城邦需用财产，财产却并不能算作城邦的一部分。 所谓财产，确实［包括无生命的东西，］也包括若干有生命的东西。 但［其它两件事也是确实的：］城邦只是同等的人们间的社会组织；城邦的目的是人类所可能达到的最优良生活。 最优良的善德就是幸福，幸福是善德的实现，也是善德的极致。 但是这在生活实践之中，并非人人都可获得；有些人达到了充分的幸福，另些人或仅参加优良生活的一小部分或竟然完全无分。 这样，其后果是显然的。 由于人们不同的德性，产生不同种类的城邦，建立若干相异的政体。 由各种不同的途径，用各种不同的手段追求各自的幸福，于是不同的人民便创立不同的生活方式与不同的政治制度。现在我们就应该列举“城邦所赖以存在的诸职能”
，在列举这些职能时，组成城邦的“诸部分”也就一并加以说明。要开列这种清单，我们应首先考虑一个城邦所必需的事物和业务。 根据这些考虑，我们可列举：粮食供应为第一要务。 其次是工艺，因为人类的日常生活不能没有许多用具。 第三是武备：为了镇压叛乱，维持境内秩序，同时为了抵御任何外来的侵略，一邦的诸分子必须各备武装。 第四为财产，这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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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相当丰富的储存，以供平时和战争的需要。 第五——就其品德而言，应该放在第一位——为诸神执役的职事，即所谓祭祀。列在第六而实为城邦最重大的事务，是裁决政事、听断私讼的职能。每一城邦所必不可缺的事物和业务就是这些。城邦不是人们偶然的集合。 这个团体，我们曾说明，必须在生活上达到自给自足，以上这些事物和业务要是丧失了任何一项，那就不能自给自足了。 所以，一个城邦就应该具有完备的组织，才能遂行所有这些职能。 那么，邦内应当有若干农民，从事粮食生产；工匠；武装部队；有产阶级；祭司；一个有利于公众的裁决要务并听断私事的团体。
章九 确定了这些职能以后，还有一点尚待说明。 全邦诸分子应该一律参加所有的业务？——人们同时都从事农作，又从事工艺并及于议事和司法活动也是可能的——还是上述各种不同的业务应分别由若干人担任？或者某些业务应由全体参加而另一些则应分配给不同的各组？于此，每一政体不必作出同样的安排，正如我们刚才所说，这尽可能有不同的体系：全体人们都参加所有一切业务（职能）
，或不同的人们各任不同的业务。政体的所以有别就在于这些相异的安排：在平民政体中，所有人都参加了一切业务，而寡头政体就采取相反的措置。 这里，我们所讲的本题为“最优良的政体”。理想政体应该是城邦凭以实现最大幸福的政体，这种政体，我们前面曾说明，要是没有善行和善业，就不能存在。 据这些原则，组成最优良政体的城邦诸分子便应是绝对正义的人们而不是仅仅和某些标准相符，就自称为正义的人们；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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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显然不会以从事贱业为生而行动有碍善德的工匠和商贩为公民。 忙于田畴的人们也不能作为理想城邦的公民；培育善德从事政治活动，都必须有充分的闲暇。另一个方面，一个武装部队和一个审议公务并听断私事的团体，两者关系都重大，显然应该是城邦的主要“部分”。
现在试问，两者应由各别的人分任？抑应由相同的一些人兼任？这问题显然可以下两种看法，可作两种答复，其一如后说，另一则如前说。 两种职能需要两种不同的才龄：议事有赖于成熟的智慧，战争却需要青壮的体力；这样，两者就应由各别的人分任。 从另一方面来看，凡能攻能守、力能胜任战斗的人们，总不能使他们长期自安于从属地位；因此两者应由相同的一些人兼任。 我们还须想到执掌着武力的人们也执掌着一个政体的命运。 那么，惟一可行的办法只有将这个理想城邦的军事和议事权力付托给包括两种年龄的相同的人们——但是两种职能应当挨次地一一付托，不能同时一并地付托。 自然挨次给予青壮年以实力，而给予老人以智虑；照自然的顺序，把城邦这两种权力分配给年龄高低的两组的人们，最为合宜。 这既然合宜，也是理所当然：把职权作这样的分配，恰好符合于凭照各人的功能或勋绩而赋予各种权利的原则。执掌这些权力的人们也应是有财产的人们。 我们这个城邦中的公民必须家有财产，这个城邦只有他们才能成为公民。工匠阶级以及其它不能“制造”善行的阶级都不能列入这个城邦的名籍中。 按照理想城邦的原则，显然会导致这样的结论：幸福基于善德，在一个城邦的诸分子中，倘使只有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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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具备善德，就不能称为幸福之邦，必须全体公民全都快乐的城邦才能达到真正幸福的境地。 考虑到田畴的劳作应该归属于奴隶或非希腊种姓的农奴，我们认为产权确实应该归于公民。我们上面所列举能担任城邦要务的六个类别，其中只有祭司这一类别（阶级）还待说明。 这类职司的规格颇为明显，农工阶级都不得受任神职。 照我们才讲过的计划，公民应分为两组——少壮的军事组和老年的议事组。 这种虔敬的职司就应由高年组中老迈的人们来担任，他们年近迟暮，倦于津梁，恰好在这里觅得了安息并寄托其后世的思念。 现在，我们对构成城邦的各个部分及其必需的条件，论述已经很周详。农民、工匠与一般佣工都为城邦赖以生存的条件；至于其组成部分则包含武装部队以及议事和听断的团体。 这些都是独立的要务，但是其间分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终身专任一业，有些人因为年龄增高而转换其它职司。
章十 邦国应区别为若干阶级而战斗阶级要同农作阶级划分开来，这种政治理论并不新奇也不能说是近代的发明。 时至今日埃及仍然存在着阶级区别，克里特亦然：据说在埃及，这种习俗创始于色苏斯特里的法制，而在克里特则创始于米诺斯王时代。 会餐制度也早已流行于古代，在克里特，就始见于米诺斯王在位的时期；但如追溯得更远些，则南意大利又先于克里特。 这些地区的史家记载，奥诺羯利亚曾经有一位名叫“意大卢”的王，奥诺羯利亚人后来就随这位国王的名字而改称为“意大利人”
，且那个在斯居勒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