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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进入巴黎的第三天上午，就把纳粹占领时期国内抵抗运动委员会的二十几位代表召集在一起。在表示了他们期待的祝贺之后，戴高乐指出了国内抵抗运动委员会的命运。他说，既然巴黎已经解放，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他不允许国内存在任何与临时政府平行的权力机构。它应该合并到从阿尔及尔迁来的临时议会中去。从今以后，一切行政权力都只能由临时政府行使。内地军队将并入国家军队，由陆军部负责统一指挥。任何民兵或游击队都不再需要，必须立刻解散。并宣布柯尼西将军已经被任命为巴黎军事长官，负责监督非正规军合并到军队的工作。
一些委员听从了这些苛刻的处理办法，另一些人则激烈反对。然而，戴高乐打断了所有人的谈话：“我召集你们来不是参加辩论，而是要求你们执行命令的。明天柯尼西将军将派人到你们那里接管军队，请你们作好准备。今天的会见到此结束。”说完他起身离开会客厅，用行动中止了一切争论。
第二天，柯尼西将军就开始派人到各支内地军那里接管军权，大部分抗战领导人十分顺从的交出了权力，对于少数不愿交出军权的，柯尼西将军就告诉他们：“我奉戴高乐将军的命令接管这只部队，如果你们违抗命令，我就派装甲师强行接管。”这样，戴高乐用他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很快解除了各个政治派别手中的军权，统一了全国的武装力量。很快，他又用同样的方式清除了在国内抵抗运动中形成地方军事力量和行政机构。由于行政结构的迅速恢复，以及独裁政权在短期内特有的高效率，在战争中崩溃的国内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很快步入正轨。这一段时期，是戴高乐和法国的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他作为一个独裁者的天赋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他所取得的成就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在法国应该建立总统制的观点。
但根深蒂固的政党力量并非那么容易消灭。1945年3月19日，盟国与法西斯的战争还在继续，议会中各个党派就组成联合代表团，向戴高乐正式提出对政府的不满，认为政府应该收到议会的约束，不能再做出与议会通过的主张相抵触的决议。戴高乐立即拒绝了这个要求，当代表们声称应该由抵抗运动表达人民的意志时，戴高乐答道：
“法国的抵抗运动要比大家所代表的团体广泛得多，而法国又比抵抗运动更为广泛。所以，我是以法国的名义来履行我的使命，而不是以一个党派的名义来执行我的使命的。尽管这个党派的力量十分强大。在将来举行普选之前，我要对国家的命运负责，我也只对国家负责。”
尽管戴高乐语气如此强硬，尽管他是如此渴望保持自己的独裁地位，但他还是清醒的知道，这种个人独裁的状况不会维持太久。这毕竟不是拿破仑的时代，更不是路易十四、查理大帝的时代了，即使拿破仑生在二十世纪的法国，他也只能选择做一个赞成民主的领袖。而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最后只能靠公民投票来决定。
在临时政府迁回巴黎后不久，他就到各省巡查，在各地的集会上发表演讲，在几个星期内，他所接触的法国人民超过了1000万。他希望跨过政党这一媒介直接到人民中去寻找支持。在人民的欢呼声中，他感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似乎找到了改造法国的信心，可以依靠人民的支持来和党派政治斗争。
但戴高乐很快就失望了。人民对他欢呼是把他当作二战的民族英雄，而不是改造法国的希望，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弄明白议会制和总统制之间的差别。人民永远是短视的，只有伟大人物才会反思。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们会团结在领袖的周围，一旦能够安居乐业，他们就拒绝对现状做任何改变。在那些安分守己的普通人看来，战争就好像一场噩梦，现在噩梦醒了，他们只希望恢复以前的“正常”生活。
戴高乐所坚决反对的“政党政治”正在成为事实：共产党享有极高的威望，社会党也活跃起来，皮杜尔领导的号称中间派政党“人民共和运动”成为第三大党，此外，激进党等也恢复了活动。10月21日，法国就未来宪法问题和选举一个代替咨询会议的新的立宪议会举行了公民投票。结果96％主张选举立宪议会，制订一个取代第三共和国宪法的新宪法。在新的议会中，法国共产党取得的席位最多，其次是社会党，再次是人民共和运动。共产党主张建立一个单一的国民议会，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而右派则主张恢复第三共和国的两院制议会，加强参议院的权力来限制国民议会。但所有的政党都同意一点，议会必须继续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11月13日，立宪议会一致选举戴高乐为临时政府总理。戴高乐虽然取得了一致的拥护，但是，他知道，这并不代表政党赞成他政治改革的观点，那只是因为他在当时是唯一能够支撑法国政局的人，他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力量作他的坚强后盾。他的政策、方针等靠谁来执行呢？实际上，戴高乐无法左右众多政党形成的体制，他失去了在阿尔及尔临时政府中那种一人说了算的至高无上的决策权。立宪议会享有立法权；政府要制定法律、决定财务、解决外交上的重大问题，都必须取得议会的多数支持。戴高乐是政府总理，但是议会议长却是社会党的费利克斯？古安。这样的政体使戴高乐感到被捆住了手脚，只有处理政府日常事务的执行权。在他的新政府中不得不容纳四名共产党部长，四名社会党部长、四名共和党部长，一名激进党部长，两名无党派人士和两名抗战民主联盟部长。这自然不是戴高乐所喜欢的政府组成。然而，实际被迫如此，戴高乐在11月21 日只能按这样的部长分配方案组成政府。已经开始工作的立宪委员会，一致同意取消未来总统的实有权力，并主张政府服从议会。而这个与戴高乐主张水火不容的立宪原则，竟然被拒绝通知给戴高乐。
戴高乐在得知立宪委员会的决议后，陷入了沉思。
1946年1月上旬，他到了地中海之滨的昂提布做了一段时间的休假。从到伦敦宣布自由法国诞生起已经六年了，在这紧张的六年当中，自己时而戎马倥偬，时而与盟国相冲突，无论多么繁忙，遇到何等尖锐的矛盾，他总是觉得，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但现在，他成了民族英雄，掌握了最高权力，却感到眼前一片空白。几乎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反对他，在二战中团结到他身边的人纷纷离他而去，到各个政党中去寻找他们的政治前途了。现在，只有他一手创立的军队还坚定地站在他一边，但他又怎么能够用军队来对付自己的国家呢？自己在赤道非洲发布的《布拉柴维尔宣言》中曾庄严地宣布过：一旦法国本土有了名副其实的代表，就将移交政权。既然人民还对政党政治抱有希望，那就让他们去尝试吧，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戴高乐的远见卓识的。但那会是多久以后呢？混乱的第三共和国延续了65年，56岁的戴高乐可等不了那么久了。不管怎样，只能等待了，难道戴高乐这样的人物可以忍受一群无聊的政客坐在议会里对他指手画脚吗？绝对不行！议会主导的法兰西共和国终究会垮台的，戴高乐对此坚信不移。如果自己等不到那一天，那就由我的继承人来实现我的理想吧！那时候，人们一定会明白我的苦心，我放弃了自己的正确见解，放弃了自己的最高权力，为的只是尊重人民的选择啊！看着茫茫的地中海，一种最为强烈的孤独感油然而生。古往今来一切伟大民族的领袖，都比任何人更加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因为他们已经把生命和事业与之结合在一起，密不可分。但是，这种爱往往会成为一个伟大人物身上最大的弱点。对一个像戴高乐这样的人民领袖来讲，最可怕不是他的敌人，而是他的人民。敌人再强大，他也有足够的力量与之战斗，而得不到他所深爱的人民的理解，他就只能默默的走开。
“我该走了。”他这样对自己说。
“这个英格兰糟老头，这回可要自己打自己嘴巴了。”他那冷峻的面容上竟然忍不住露出了一点得意的颜色。
“我还会回来吗，像上次一样？”他这样问自己。
……
1946年1月20日，就在丘吉尔断言：“普鲁塔克错了！”之后两个月，戴高乐把部长们邀请到他在圣多明尼克的办公室。星期天的紧急召见令部长们惘然不知所措，隐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跟每个人握手致意后，将军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他没有用任何语言或手势示意大家坐下，部长们只得十分尴尬的站着。戴高乐毫不理会任何人的表情，慢慢的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缓慢但十分有力的宣读起来 ：
“排他性的党派制度又复活了。我是不赞成的。但是，除非用军事力量建立起我个人的独裁统治，我没有办法阻止这种尝试。我不愿意这样做，独裁统治即使建立也不会有好结果。因此，我决定辞职 。”
这个辞职声明过于简短，以至于部长们还没有从震惊和难过中清醒过来，戴高乐已经走了出去——他再一次用行动制止了没有意义的辩论。
“这样的辞职可真够漂亮的。”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看着戴高乐远去的背影自言自语的说道。
五
1951年7月23日，在法国北部小镇科隆贝的拉布瓦瑟里，正是离职后的戴高乐隐居的地方。他在这里静静的等待，等待第四共和国脆弱的政治体制垮台，等待法国人民重新召唤他去执掌法国的最高权力。尽管第四共和国的政府跟第三共和国一样，象走马灯似的换，但一转眼五年过去了，这样的呼声还没有响起来。戴高乐已经习惯了在这不足300户人的小镇隐居的生活，尽管日子过得颇为清苦，但每天能够在花园里浇花剪草，倒也十分惬意。
这天上午，戴高乐的老部下蓬皮杜走进了拉布瓦瑟里的花园，他是这里的常客，所以将军并未理睬，仍旧继续浇他的花。
“贝当死了。”蓬皮杜走到戴高乐身边，十分笨拙的说道。一路上，他反复思量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和口气告诉将军这个消息。他自认为十分了解将军，但将军和贝当之间的恩恩怨怨实在太复杂，连蓬皮杜也无法猜测将军会以什么样的心情接受这个消息，所以只得选择了这四个在他看来最没有偏见的字眼。
“不，是元帅死了。”戴高乐停止浇花，轻描淡写的说道。但他没有放下花壶，似乎在思考什么。他想起自己在军校时对这位一战英雄的崇拜，想起贝当第一次见到他就夸奖这个年轻人所具有的天赋和远大前程，想起他对自己的教导、提拔和关怀——那时，他敬他如父……他又想起后来他们因为是否需要建立装甲部队而爆发的争吵，想起他们在各自领导维西政权和临时政府时互相判处对方死刑，然后又都下令赦免对方……但是，所有的这些恩恩怨怨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贝当出卖了法国。仅此一点，戴高乐就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恩师。“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大悲剧。如果他在二战前死去，他将永远是法兰西的英雄，就像霞飞、福煦等名将一样名垂史册。”
“可惜啊……”将军轻叹了一口气，“元帅的长寿是法国最大的不幸。他不该把法国引起歧途。他把国家给毁了，把军队给毁了。”
“他以为他这样做可以保护一些东西，实际上却毁掉了一切。他保护的不过是一些坛坛罐罐，但真正需要保护的是法国！”戴高乐已经完全沉入对二战的回忆，那是他的英雄年代。
“幸亏有了我，是我拯救了法国！”
这个老人好像重新燃起了激情，声音高亢起来，他自豪的宣布自己的丰功伟绩。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将军又开始浇花，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抬起头若有所思，“罗斯福死了，接替他的不是巨人；英国人手舞足蹈的摆脱了丘吉尔，但他们推举出来的也不是巨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死了，德国和意大利一片沉寂。没有英雄了，这个时代不再制造英雄，也不再需要英雄了。”
“法国不会复兴，也不会再伟大了……”
“也许您可以再试一试。”蓬皮杜等了好久都不见将军再说话，平淡的插了一句。
“让我试试看吧。”将军这次并不停止浇花，“但法国已经自暴自弃了，不再需要我了。”
“我想那是因为时机还没有到来。”
“丘吉尔告诉我，在我还是国防部次长的时候，他就曾经当着我的面说我是‘应运而生的人’。天晓得，我压根没听见过那句话，也许他是用法语说的。”戴高乐每次提到丘吉尔，总忍不住要嘲笑一番，“不过也许我真的只有在法国最危急关头才会发挥作用。”
“过不了多久英国就要进行大选了，丘吉尔很有可能重新上台执政。”蓬皮杜顺口说道。
戴高乐似乎并未理睬蓬皮杜的话，摇摇头说道：“除非彻底改革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挂念，我们在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对于这句看似突如其来的感叹，蓬皮杜是很能理解其中三味的。他曾经跟蓬皮杜谈起过，丘吉尔在下台后仍然能够翻云覆雨，是因为他身后有一个强大的保守党势力做后盾。他在1949年也尝试着利用政党来向第四共和国发动进攻，组织了一个法兰西人民联盟参加竞选，但最后还是没能在议会中取得可以修改宪法的多数——当然这个多数足够戴高乐上台当总理，不过如果他只是想当总理的话，他根本犯不着去组织什么政党。选举的失败让戴高乐更清楚的认识到自己东山再起的难度，丘吉尔要战胜的只是一个工党，而他的对手则是整个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以及它所有的党派，还包括一百多年来形成的议会制传统。要实现自己的再造法国的理想，就不能像丘吉尔一样仅靠在体制内的努力，而必须有一种体制外的力量来推动。但这样的力量将来自哪里呢？
不管怎样，一个月以后，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确实在大选中获胜，大英帝国的民族英雄终于再次入主唐宁街十号。这个消息对戴高乐来说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他和丘吉尔都是在二战中功成名就，又都在战后走下最高权力的宝座。现在，丘吉尔重新执政了，是否也意味着自己东山再起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但是，他再一次失望了，直到1955年丘吉尔因为健康原因离开政坛的时候，第四共和国的现状还是什么都没有改变。而此时，他已经65岁，距他辞去总理职务，已经快十年了。戴高乐时代的往事，已经成了历史陈迹，被拍成记录片、电影、电视剧由人们欣赏。二战时的民族英雄被人们牢记，而那个垂垂老矣的戴高乐似乎被完全遗忘在科隆贝茂密的森林和起伏的群山之中。二战后唯一一个一直坚守岗位的斯大林同志也在1953年被死亡赶下了台，证明了再伟大的独裁者也无法逃脱时间冷酷无情的捕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们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吗？
六
在戴高乐在科隆贝无聊的打发他的退休生活的时候，第四共和国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如何处理过去的殖民地问题，是历届法国政府最为头痛的问题。第四共和国的当权者们采取了一条强硬的镇压政策，使法国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殖民战争。特别是在越南的印度支那战争中，法军在奠边府大败，导致了拉尼埃政府的倒台。1954年，孟戴斯－佛朗斯上台组阁，承诺在7月20日以前结束印度支那战争，实现和平，否则就下台。结果他果然在7月20日的那天晚上签订了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日内瓦协议》，结束了历时八年半的印度支那战争。但是，当法国人民还沉浸在实现和平的喜悦中时，11月1日，类似的战争在阿尔及利亚又全面爆发了。
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北部，与法国隔着地中海遥遥相望。是离法国本土最近，也是法国最重要的殖民地。战后，法国曾于1947年通过一个阿尔及利亚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组成了一个议会。阿尔及利亚人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议会，逐步过渡到自己管理自己，形成一个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但是，当地的殖民者阻碍这个法案的实施，规定组成两个选举团，每个选举团选出一半议席。占当地居民十分之一的法国人组成一个选举团，阿尔及利亚人组成一个选举团，而主要由法国人组成的当地政府还要干预当地人组成的选举团，这激起了阿尔及利亚人的愤怒。在战后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潮的推动下，他们开始拿起武器进行战斗。
政府一开始支持当地殖民当局进行残酷镇压。几乎将法国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往阿尔及利亚作战。但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起义军仍然没有被镇压下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