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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一开始支持当地殖民当局进行残酷镇压。几乎将法国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往阿尔及利亚作战。但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起义军仍然没有被镇压下去。法军战争中的一些虐待战俘、屠杀平民等行径被曝光，法国政府的行为遭到了世界舆论的一致谴责，国内舆论和不同政治势力的立场也开始出现分歧。
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也由于武力解决的前景黯淡，一些政治家暗中准备通过谈判实现停火。1956年，居伊？摩勒政府曾经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袖本？贝拉有过接触。1958年的皮埃尔？弗林姆兰任总理后也试图用谈判解决问题。但是，由于顽固的殖民主义思想在法国还很有市场，第四共和软弱无能的政治体制使得任何一届政府都没有足够的能力迈出与“叛军”谈判这一步。而在印度支那战争中遭到惨败以后，军方迫切希望通过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胜利来找回军队的荣誉，反对停战。在很多将领看来，法国之所以在越南遭到失败，就是由于政府的软弱无能，频繁的政府更迭，朝令夕改，也未能在军事装备和弹药粮草等方面保证供应，让在前线作战的部队无所适从、军心溃散。现在在阿尔及利亚，政府又陷入了跟印度支那战争期间的混乱状况。一些有眼光的将军明白，这已经不是谁上台执政的问题，而是整个第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问题，从1947年1958年的11年间，已经换了差不多20届政府，最长的一年半，最短的只有两天，在这个由众多政党控制的政府中，决不能指望有谁能够独立承担起将战争进行到底的责任。于是，在军人中间产生了干预国家政治的思想，他们认为，如果再不过问法国的政治大局，目前在台上的政客还会把他们引向失败。
但在军事将领和殖民当局的官员中，并没有一个能够撑起大局的人。在将军们看来，只有一个人能够带领他们走向胜利，他是法国军队的创始人，也曾经是三军最高统帅，他们中大部分人在18年前就在他的领导下战斗，并为法国、为军队赢得了荣誉。他在人民中有着巨大的威望，甚至在阿尔及利亚人中间的号召力也无人能及。他在法国沦陷之后曾经把阿尔及利亚当作他反攻本土的基地——二战中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总部就设在阿尔及尔，他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有着深厚的感情，不会容忍阿尔及利亚从法国独立出去。前阿尔及利亚总督，他忠实的追随者苏斯戴尔就以主张“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著称。而且，他正好是第四共和国的敌人，主张建立稳固而强有力的政府。
他们迫切希望戴高乐能出来主持大局。
当他们向戴高乐发出呼吁的时候，将军已经等待了十二年，他已经67岁了。
戴高乐本人退隐后全部时间蛰居科隆贝，深居简出。但戴高乐追随者在政坛上却是十分活跃。人民共和党的费利克斯？加亚尔组阁，国防部长就是著名的“戴氏四虎”之一的雅克？沙邦一戴尔玛。沙邦—戴尔玛曾经委派前抵抗运动成员雷翁？德尔贝克作为他的特使，到阿尔及尔活动，为戴高乐再次出山作舆论准备。
德尔贝克在阿尔及尔进行了广泛的联络工作，宣传只有戴高乐才有威望和能力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德尔贝克回国后，不仅向沙邦—戴尔玛汇报了接触的情况，而且也向戴高乐的私人秘书奥利维尔？吉夏尔作了报告。他还对戴高乐本人谈过他到阿尔及尔进行活动的情况，并且说，阿尔及尔的军政领导人都期待戴高乐东山再起。戴高乐默默的听完了他的汇报，未置一词。
戴高乐的态度是审慎的，十二年都过去了，不能着急这一时，时机还不十分成熟，绝不轻易表态。1957年初，他对莫里斯？舒曼说 ：“我再也不会重新上台了，永远也不 。”莫里斯？舒曼向戴派议员米歇尔？德勃雷谈了这件事。德勃雷是“戴氏四虎”中的元老，他是了解戴高乐的。他笑着拍拍舒曼的肩膀，神秘兮兮的说：“舒曼老兄，你错了。如果他对你说他永不再上台，那他是希望你说出相反的话。他所想的是另一回事 。”
1958年４月又一个政府因为阿尔及利亚问题倒台后，科蒂总统在内阁危机中想到戴高乐，于５月５日派人试探戴高乐是否愿意受命组阁。在静静的听完使者滔滔不绝的阐述科蒂总统的殷切希望，痛陈国家危亡的大体之后，戴高乐只冷冷的说了四个字 ：“为时尚早 。”
——他要让科蒂明白：他不愿意同现在的议会一起治国，他需要的是特别权力，以便在紧急情况发生时独自行使政府大权，作出决定。要么让全法国都臣服在他一个人脚下，要么做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平民——“零或全部”，在这中间，绝不选择第三条道路，这是他从辞职那一天起就立下的决心，一个对冷酷而又伟大的决定。
此时，阿尔及尔的右翼军人和白人殖民者早已紧锣密鼓地策动推翻第四共和国。戴派首领也在巴黎紧张地活动。5月12日，米歇尔？德勃雷、雅克？弗卡尔、奥利维埃？吉夏尔等戴高乐的追随者在巴黎聚会，决定到适当时机即派前阿尔及利亚总督、“戴氏四虎”中的苏斯戴尔飞往阿尔及尔。但苏斯戴尔认为事关重大，行事之前必须请示深居科隆贝的戴高乐。十二年的隐居不是白费的，戴高乐此时已经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了，他知道阿尔及利亚问题给他重新执政提供了最好的时机，但他也知道，卷入军事政变会给自己的名声带来损害，十二年前，自己不就是因为拒绝军事独裁而辞职的吗？难道十二年后反倒会做这样的傻事？更重要的是——这是支持他的将军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他实际上并不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而只是把军队作为他重新掌权的工具。在吉夏尔汇报完情况之后，他淡淡的说了一句 ：“让苏斯戴尔看着办吧，我不想过问这类事了 。”
戴派领袖们早已习惯将军说话做事的风格，他们当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你们放手去做吧，别搞砸了就行。
苏斯戴尔立即着手秘密潜往阿尔及尔。
阿尔及利亚的形势正在迅速恶化。
5月初，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宣布他们处决了三名被俘的法军士兵。这一事件对于紧张的局势无异于火上浇油。5月10日，退伍军人协会决定，于本月13日在阿尔及尔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
５月13日，阿尔及尔从清晨起，气氛就格外紧张，月晕而风，预示着要发生一些异乎寻常的事情。
殖民者中的极右团体以各种名目出现，招摇过市，准备借口三名法国土兵被杀指责法国无能，进而要求成立军人政府。示威者的行进目标是占领总督府。5月13日刚过中午，商店就急急忙忙关上了大门，街上出奇的安静，不时走过一批一批的人群。有的声嘶力竭地喊叫 ：“法国的阿尔及利亚 ！” ，“让军队执政 ！” ，“科蒂辞职 ！” ，“把本？贝拉送上绞架 ！”，“苏斯戴尔，苏斯戴尔 ！”，偶尔地也有人喊几声“戴高乐，戴高乐 ！”。
下午５时，高音喇叭响起来了 ：“被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突尼斯杀害的三名法国士兵的真正凶手，并不是叛匪，而是那些很久以来支持杀人凶手的法国知识分子和政客们！……无论当前政体的所有政府发出什么命令，我们都将看作一钱不值。现政府是个无所作为的政府。谁也不会听它的，谁也不会再服从它的。唯一合法的政府只能是一个公共安全政府。”
大约下午６时，示威者迫近总督府，横冲直闯，很快占领了整个大楼。玻璃窗被砸碎，家具被捣毁，纸片横飞 ，一个半世纪的文书档案被扔得遍地都是……半个小时过去了，总督府一副遭劫的样子。混乱中，时时可闻火药爆炸的声音，警卫施放了催泪弹。混乱稍微平息了一些，殖民当局的军政要员萨朗、马絮、儒奥、阿拉尔等聚在一起，准备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总督府的楼顶上升了法国的三色旗。当这些人来到总督府时，忽然，人群中有人认出了空降司令马絮将军，扯着喉咙喊了一阵 ：“马絮万岁！让军队执政 ！”马絮神情紧张，急促地走进大门。这时是７点30分。
晚上8时45分，马絮出现在阳台上，当众宣读了一份匆忙起草的声明，宣告公共安全委员会成立，由马絮担任主席。随即马絮电告科蒂总统，他领导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已经接管了阿尔及利亚的行政和军事事务。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军事政变。马絮把暴乱的组织者、军队将领和戴派分子都列入公共安全委员会中。当晚，在戴派分子的鼓动下，委员会给戴高乐拍了一封电报，呼吁他“把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手里 ”。
深夜的巴黎，由于社会党人普利文组阁失败，国民议会就弗林姆兰的内阁提名进行投票。终于在14日凌晨通过了弗林姆兰这一提名，第四共和国11年历史上的第20届政府成立了。从法律上讲，只有它才有权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但是已经没有人把它当回事了。
阿尔及尔的总督府门前，一直聚集着人群，等待着戴高乐的答复。戴高乐这几天曾在巴黎逗留了片刻，有人劝他在阿尔及尔的示威活动正在势头上的时候及时应命，只要他登高一呼，政权就可以到手，但他还觉得不到火候。但是，如果还不表态，又会让阿尔及利亚的叛乱分子失望，可能会使局势失去控制。于是5月15日，戴高乐决定打破沉默，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
“国家的衰落不可避免的使得同法国结合在一起的各族人民疏远起来，使得战斗中的军队发生动乱，使得全国分崩离析，并且导致丧失独立。法国12年来，始终纠缠于党派政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之中，它已经陷入了这个灾难性的过程。
上一次，国家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曾赋予我以重任领导全国救亡图存。
今天，当法国面临考验的时候，但愿全国知道，我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救亡图存”，戴高乐断定，对于法兰西民族来说，现在是另一个1940年６月。尽管措辞十分含糊，但至少表明戴高乐决定出山了。这给政变军人们大大的打了一针兴奋剂，他们决定不顾一切逼迫弗林姆兰政府倒台，给戴高乐上台创造条件，并制定了向法国本土进攻的“复兴作战计划”。
巴黎的空气十分紧张，台上的弗林姆兰政府朝不保夕，随时都有可能倒台。政界人士对于戴高乐重返政治舞台莫衷一是。人们从阿尔及尔的暴乱分子打出拥护戴高乐的旗帜，从苏斯戴尔摆脱警察局的监视前往阿尔及尔，从戴高乐一向谴责政党政治、反对第四共和国宪法等情况中，本能地把戴高乐重新执政同个人独裁联系起来，同在阿尔及尔发动暴乱的殖民主义分子联系起来。为了打消人民的疑虑，进一步控制局势，戴高乐决定与19日举行记者招待会。
全法国都在焦虑地希望了解戴高乐所说的他将准备掌握共和国的权力究竟意味着什么。
法国共产党反对戴高乐再次出山，社会党的多数也如此。但是社会党领导人居伊？摩勒和樊尚？奥利欧却支持戴高乐，不过他们要求戴高乐在第四共和国宪法许可范围内重掌政权，要求他谴责那些制造暴乱的殖民主义军人。
戴高乐19日的记者招待会是在巴黎道赛宫举行的。大厅里，新闻记者们熙熙攘攘，挤得水泄不通。
塞纳河两岸布满宪警和士兵，遵照内政部长儒尔？莫克的命令，把招待会大厅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但是，始终秩序井然，没有任何骚乱。
戴高乐来到会场，除了他的侍卫官博纳瓦尔上校和一位司机以外，别无其他随从。当他看到政府竟动员了长龙般的装甲车时，不禁感到好笑，好像是要防范戴高乐带领一支突击队夺取道赛宫一样。政府就是由这样一帮胆小怕事的家伙组成的，难怪他们会在和军队的较量中败下阵来。法国的强大，难道可以依靠这样的政治家吗？如果现在德国人再一次打过来，他们的表现不会比1940年的法国当局好多少。想到这里，戴高乐脸上露出了轻蔑而又有些得意的表情：这是他的第二次1940年，20年过去了，现在还是只有戴高乐能够拯救共和国，他是法国唯一的英雄！直到这时他才确信，自己等待了12年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戴高乐高傲的坐到记者面前，他只回答他想要回答的问题。他拒绝谴责5月13日事件，他说既然连政府也没有这样做，他一个普通公民更不会这样做，何况暴乱已经平息下去了。他表示他所说的“掌握共和国权力”，是指他“已作好准备去恢复国家的权威和民族自信”。最后，戴高乐说 ：“我现在还将回到我的村庄去，并且将在那里听候国家的调遣 。”
会后，戴高乐立刻返回了科隆贝。
他并没有只是等待。５月23日，他致电萨朗将军，要求他派人到科隆贝来向他报告一下阿尔及利亚的情况——尽管他声称自己只是普通公民，对一个手握数十万军队的将军说起话来却俨然是上级命令下级的口气，而萨朗将军听起来也觉得十分自然。5月24日，公共安全委员会派往科西嘉岛的伞兵接管了当地政权，政府调派警察去恢复当地的合法政权，但警察却和叛乱者一起行动了。极右派还正在准备着“复兴行动”，放出风声说，只要戴高乐赞成，他们就于５月27日在巴黎动手，拥戴戴高乐上台执政。弗林姆兰的住所被威力不大的塑料炸弹炸的乱七八糟，总理和部长们都吓得不敢在自己家里过夜，整个巴黎陷入一片混乱，国防部长手里没有军队（主要军队都在阿尔及利亚），内政部长手里没有警察（能调动的警力已经在科西嘉跟叛乱分子合流了），阿尔及利亚事务部长甚至无法到阿尔及利亚去一趟（去了估计就回不来了）。
5月28日，萨朗的代表杜拉克将军来到科隆贝，向戴高乐报告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杜拉克说，萨朗认为，如果戴高乐不尽快掌握政权，殖民军的最高司令部就无法阻止极右派军人率众向法国本土实行“复兴行动 ”。戴高乐表示他不希望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他要的是合法的民主程序。杜拉克回去后向萨朗作了汇报，萨朗立即通过广播说：他已经与戴高乐将军取得了联系，将军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接管国家政权，切望目前不要采取任何像“复兴行动”那类举动，拟于30日发动的“复兴行动”暂时取消，决定待“伟大的夏尔”遇到困难时再举行。
敢于蔑视中央政府的权力的暴虐的叛军，却像一个恭顺的孩子一样听从一个隐居乡下的老人在千里之外发出的指令，让第四共和国的政客汗颜无比。他们终于知道，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戴高乐上台了。
七
5月28日，筋疲力尽和走投无路的弗林姆兰在绝望中向戈蒂总统递交了辞职书，他的内阁只维持了15天。戈蒂此时明白，只能请戴高乐出山了。当天，科蒂邀请戴高乐和国民议会议长安德列？勒特罗盖以及参议院主席加斯东？莫内维尔见面。
会谈一开始就很僵，戴高乐提出了许多过分的要求。他要求议会授予他两年的特别权力，包括立宪权。在这两年内，议会必须完全休会，所有事情都要按照他的个人意志办理。同时他也不按照惯例去和各个政党领导人磋商，甚至也不参加在他授权仪式上的答辩。
勒特罗盖是社会党人，一听戴高乐说完就发起火来：“你说的根本不符合宪法。从阿尔及利亚到现在，我对你这个人真是看透了，你有一个独裁者的灵魂，根本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你只想着你个人的权力！”
戴高乐冷冷的回答道：“你所要捍卫的民主、共和是我拯救的嘛，勒特罗盖先生。”
这时莫内维尔插话了，他是著名的“戴氏四虎”之一，当然要向着自己的精神领袖，但他没想到将军都这么大把年纪了还喜欢这么胡来，只得婉转的告诉他，按照法律，议会能授予的特别权力的期限最长只有六个月，还给他谈了一些宪法的细节问题。戴高乐显然对这个爱将的话是听得进去的，但将军的话不能随便更改，他对莫内维尔的劝告未置可否，会谈结束后便起身回科隆贝去了。
第二天，戈蒂向两院起草和宣读了一份文件。他在文件中提醒法国存在内战的危险，并向“那位法国最杰出的人士，那位在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里曾领导我们争取自由，而且把全国团结在他周围之后，毅然拒绝建立独裁制而建立了共和国的那位人士”发出召唤。这是公开呼吁戴高乐出面组阁。戈蒂郑重声明，如果这一尝试失败了，他将辞去总统职务。这是没有实权的第四共和总统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强力干预国家政治事务。
30日，弗林姆兰政府辞职。6月1 日，戴高乐按照宪法，来到议会，宣读他的施政纲领。他要求给予他解决阿尔及利亚时局的特别权力——不过他没有说明特别权力的期限，他还要求授权他起草交全民表决的新宪法。根据惯例，在这之后还应该有一个答辩的过程。但宣读完之后，还没等反对派们开口，他就头也不回的走出了议会大厅。尽管议员们对此一片哗然，还有人站出来大声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