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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上述范畴的罪犯，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关奉命在判处死刑后立即执行。”
大屠杀的许可证已经颁发，苏联政治生活中最血腥、最黑暗的时代来临了。在这场疯狂的清洗中，斯大林将他的残暴发挥到了极至，国家机器完全成了他手中的杀人工具。
俄共（布）十七届代表大会的1225名代表中，有1089名很快被逮捕，他们大部分死在内务部的地下室和集中营，139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逮捕并处决，还有12人被迫自杀。
在首届苏维埃政府的16个成员中，除了四个在1934年前死去，剩下的12人全部被斯大林枪决或秘密杀害。
在乌克兰，基辅市和地方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捕。1938年召开乌克兰党的代表大会时，查明这个共和国的党员人数已从1934年的45万人减少到28万；这十几万人到哪去了？被他们的总数书记逮捕、枪毙了……
在白俄罗斯，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在“大疯狂”中死去了……
在格鲁吉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1937年5月举行，出席大会的644名代表，有245人在当年被逮捕…………
军队的损失更为惨重，苏联5位元帅中的3位被枪决，17位集团军司令中的15位被枪决，67个军长中的60个被枪决，199个师长中的136个被枪决，397个旅长中的221个被枪决，456个上校中的401个被枪决。59个军级以上政委中56个被枪决，97个师政委中79人被枪决，36个旅政委中35人被枪决。还有三分之一的团政治委员以及许许多多的中级和下级的指挥人员……
知识分子当仁不让的成为了重点清洗对象，1936年至1939年的三年间，被处决的苏联作家人数是全苏作家协会会员的1/3……
在斯大林亲自指挥的这场清洗中，至少有七百万人被捕，其中三百万人被枪决或迫害至死，相当于进行了十次南京大屠杀。平均每两个家庭就有一个受害者。在1934年以前入党的党员中，有三分之一被枪决——死在斯大林枪口下的共产党员，比《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被各国反动派迫害至死的共产党员的总和还要多。如果不是希特勒的入侵，这场灾难不知何时停止。
在流不尽的鲜血中，斯大林终于由一个普通的国家领袖，成为一个恐怖的独裁者。就像三百年前的马基压维利所说的：“一个政权的基础如果是人民对独裁者的爱戴——这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政权，因为它从属于人民；一个政权的基础如果是人民对独裁者的恐惧——这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权，因为它只属于独裁者一个。”——斯大林的政权是一个既通过对伟大领袖的个人崇拜建立起热爱，又通过死刑和集中营制造着恐怖的政权，当然更是坚强无比。如果马基压维利重生，一定会对斯大林的创举佩服得五体投地。
1936年，在被以“间谍罪”推上审判台以前，季诺维也夫曾试图让斯大林看在自己帮助过他的份上手下留情。斯大林对此不屑一顾。他问斯大林：“你知道什么叫感恩吗？”
“当然知道，那是一种狗的病症。”这个独裁者面无表情的答道。
绝望的季诺维也夫大声吼了起来：“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居然在1924年的中央委员会上救了你！”
斯大林冷冷的看着这个以前的同盟者，什么话也没说，取下含在口里的烟斗轻轻的抖了一下灰。两个内务部特工上来把季诺维也夫带走了。
三
……1924年5月22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召开。
这一天，距离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列宁同志去世，还不到四个月。莫斯科上空万里无云，这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一如往常一样平静。共产主义对这个国家的改造发生了明显的效果——所有的工厂、银行、大型商店都被收归国有，人们已经适应了按照苏维埃整齐划一的管理来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在残酷的内战结束以后，经济开始吃力但是持续的好转，政府对经济的统制也变得日益宽松，一些小小的商业投机活动已经开始抬头。在莫斯科街头，露天下的生意要比商店里的好得多，因为商店里按照政府规划生产出来的东西往往单调而且昂贵；在街上，一些私人手工制作的东西则经济实用，从烤好的一小袋一小袋的葵花籽，到剪刀、烟卷、手套、头巾，甚至还有像乳罩这样让共产主义道德下的人们略微感到有些尴尬的商品，也公开在汽车站或者国家银行旁边叫卖。这样的情景让人们感到，列宁去世后，他的继承者们仍然遵循着他的政策，把苏维埃对国家经济命脉强有力的控制和对零散的小商品经济的宽容结合起来。
但那些对这个国家政治运转有一定了解的人，却并不抱有这样坚定的信心。四个月来，党的领袖们围绕谁来做列宁接班人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苏维埃的国家机器之所以从表面上看运转如常，是因为胜利者的地位尚未取得合法性，不能公开显示他的权威。明天，在党的十三界全国代表大会上，谁胜谁负即将揭晓。只有在大会以后，才能知道国家的政策将怎样改变。
这次中央全会的议程，原本是为即将召开的十三大做准备，确定主席团名单及其它一些为大会服务的人员名单。所有的列宁可能的继承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但一位非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的出现，往会议里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改变了一切。她的名字叫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遗孀。她扔下的重磅炸弹是《致全国代表大会的信》，即被后世称为《列宁遗嘱》的文件。她要求按照她丈夫的遗愿，在十三届代表大会上公开宣读这封信，中央委员会同意了这个要求，但他们希望在公布之前先在了解它的内容。
克鲁普斯卡娅开始读信，她的声音很低、很激动，让人无法听清楚。于是有人建议：“让叶夫基莫夫来读。”叶夫基莫夫是一个普通的中央委员，他接过信，里面的内容令他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这些东西竟然会通过自己的口说出来。他双手用力握住遗嘱，以免让人看见他的手在战抖，深吸了一口气，把遗嘱一口气读完。
在遗嘱中，列宁对几位可能的继承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都做了简短的评述。现在，他们就坐在主席团桌子旁边。
列宁没有指明自己的继承人。也许是他们都不能令他完全满意，但他明确指出，有一个人不能成为他的继承人：
“斯大林同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斯大林同志担任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否永远谨慎的使用这种权力，我没有把握。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可能是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如果说对托洛茨基等人的评价还有些含糊其词的话，这一段文字的表达则再清楚不过了。它是如此的突如其来，没有人想到，列宁会强烈要求罢免他生前最信任的总书记。大家被惊呆了。几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斯大林身上。毫无疑问，这斯大林有生以来最难受的时刻。这封信将摧毁他的一切、他苦心积虑积累起来的所有权力。他追随列宁近20年，直接在他身边工作10年，曾经协助列宁逃脱临时政府的追捕。20年来，尽管有过几次小的意见不合，但他从来没有反对过列宁，在是否发动十月起义、是否和德国签订不平等的《普茨茅斯和约》、是否同意芬兰从俄罗斯脱离等关键时刻，斯大林总是坚决的站在列宁一边。如果说在政治局成员中有谁总是同意列宁的意见的话，显然只有斯大林一人。但现在，他的领袖抛弃了他。
“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被这一可怕的事吓的目瞪口呆。”一位目击者这样说道，“斯大林坐在主席台上，显得很小和很可怜。我尽量逼近审视他，尽管他表现出镇定和沉着，但他的命运显然正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刻。在这种悼念和迷信列宁的气氛中，如果不重视列宁的遗嘱，那就几乎是一种亵渎的，甚至背叛的行为。”
会场像死一样沉默。斯大林的手在微微战抖……
季诺维也夫站了起来，他的脸上全是悲痛和忠贞：
“同志们，列宁同志的每一句话对我们而言都是法律！我们宣誓去完成列宁在逝世前所命令我们做的每一件事。你们完全知道，我们将信守那个誓言！”
所有人都低下了头，因为他们不愿看这个看这个政治演员的表演，他一站起来，大家就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愉快的说，有一点已经是证明没有根据的。我指的就是关于我们总书记的那一点。你们所有的人都看到最近几个月来我们之间的密切合作；你们也会像我一样愉快的说，列宁同志的这种担心已经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季诺维也夫用余光向周围看了一眼，所有人都面无表情，没有要发言的意思。他暗暗松了一口气，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没有发生：他们最主要的敌人托诺茨基没有立刻站起来反驳。也许是不屑，也许是认为没有必要，也许是认为自会有人站出来要求立刻罢免斯大林……真的很难猜测托诺茨基此时的想法，在这个可以一举击毁其政敌的绝佳时机，他选择了保持沉默——致命的沉默。如果他知道16年后，自己将被斯大林派遣的暗探砍死在墨西哥一间破陋的小屋，他一定会改变主意。可惜，他错过了，错过了一次，也就错过了一生。他将用后半生来流浪、反思和抗争，但这样的机会，再不会来了。
坐在斯大林旁边的加米涅夫接着呼吁中央委员会让斯大林继续任职，并建议遗嘱不在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表，只是秘密的通知一些经过挑选的代表。克鲁普斯卡娅反对违背他丈夫的遗愿，但显然无能为力。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深信，他们不用像害怕托诺茨基那样害怕斯大林。虽然他们有时对他的刚愎自用感到有些不安，但他们认为以斯大林的能力，即使在总书记的位置上，也无法成为列宁唯一的继承人。季诺维也夫曾经在私下说过：“斯大林是一个很好的执行者。但必须有人经常来指挥他，因为斯大林没有这种自我指挥的才能。”言下之意，当然是他季诺维也夫具有这种指挥才能。实际上，不仅是季诺维也夫，在座的其他中央委员也觉得，与锋芒毕露和喜欢标新立异的托诺茨基相比，沉默寡言的斯大林更善于服从党的集体意志，更缺乏个人野心。如果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赶走，就没人能制约得了狂妄的托诺茨基了——这个建议最终以40：10获得通过。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偷偷的擦了一把冷汗。他又重新掌握了大权。他明白，这一次他的地位将是稳固的和一劳永逸的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经在十月革命时反对过列宁，现在，出于个人地位的考虑，他们又联合起来反对领袖的遗愿。在决定命运的瞬间，这两个不乏才干、对革命立下汉马功劳的政治家，却被忌妒心、虚荣心、权力欲这样一些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的东西所控制，为自己亲手打开了通向地狱之门。
斯大林的实力已经深不可测。
现在，谁也不能阻止他把党和人民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四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斯大林作为俄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地位较低，分到的“胜利果实”仅仅是民族事务部人民委员。这一任命还是得益于他在民族自治问题上与列宁看法一致，并于1912年在列宁的指导下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由此获得“民族问题专家”的称号。当时的民族事务部人民委员一职是对“光杆司令”的最佳说明：部里没有一个工作人员，人民委员办公室和整个民族事务部是完全统一的——一间只有两张破桌子的小房间。而且，他这个人民委员在上任之初完全没有权力管理分配给他的地区——俄国的民族地区都地处偏远，而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府实际上只控制了莫斯科附近地区和几个大城市。总之，他的政治前途并不乐观。
很快，由于全国到处爆发的白军叛乱以及外国武装干涉，这些临时设置的部门完全失去意义，整个中央政府实际上只有一个部——内战指挥部。中央委员们常常作为全权代表被派往各个战区督战。斯大林被派往南方的察里津，负责保证首都的粮食运输线的安全。这是斯大林头一次独立行使权力，他一上来就表现不凡：斯大林从未学过战役、战斗知识，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在保卫察里津大会战的紧急关头，他却俨然一副独裁者的派头。他从不难为自己去战壕、军中小医院、集合地点和观察点去视察。他最喜欢做的就是坐在司令部里没完没了的发各种紧急电报，召见政委、指战员，要求汇报，把不服从命令者送上军事法庭，派人去进行监督。他在给中央的信中充分表现出来的逻辑，可谓举世无双：
“我在督促和责骂所有该督促和责骂的人，相信情况很快就会好转。尽管放心，我绝不宽恕任何人，不论自己还是别人，粮食总会运去的。如果我们的军事‘专家们’（饭桶！）不蒙头睡觉，不游手好闲，线路就不会被切断；如果线路恢复，那也不是亏了军事专家们，而是由于反对了他们。”
在这种逻辑的指导下，大批不同意斯大林意见的军事专家以消极怠工或者阴谋叛变的罪名被逮捕，大部分人被枪决。这种自毁战斗力的疯狂举动，可以看作是二战前对苏联军队大清洗的小规模预演。斯大林充分表现出他作为一个独裁者的特殊才干，他总是能不动声色地作出一些残酷的决定。在察里津，工程师阿列克谢耶夫和他的两个儿子，还有几名旧军官被捕，他们被怀疑与反革命组织有牵连。斯大林的批示只有两个字：“枪决。” 于是，这几个不幸的人未经任何审判就被立即处决了。
最后，察里津保卫战仍然获得了胜利。尽管主要原因是一支援军从外围对围城的白军进行打击，瓦解了敌军，但这已经足够斯大林得出结论：不论对敌人还是自己人，暴力都是万能的。
察里津战役后，尽管斯大林津津乐道于他的“指挥艺术”，列宁还是相当明智的解除了他的军事指挥权，把他调回莫斯科。不过这并未影响斯大林同志的威信，因为察里津到底是保住了，而且粮食运输线也一直没有中断。他被调回的原因，是缺乏军事才能，而不是手段过于残暴。相反，他在中央委员、红军指战员中赢得了这样的名声：能够不惜采取“非常措施”来完成列宁同志委派的任务——实际上，列宁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在内战中，斯大林不再被授予军事指挥权，但当哪里出现叛乱、溃败、军心动摇等紧急情况，或者是列宁决定不顾大部分人的反对作出某项决定——比如凿沉黑海舰队，他就会委派斯大林去负责执行——斯大林同志最不缺乏的就是坚强、果断和冷酷无情。
内战结束以后，斯大林的这种品质为他在赢得了第二个重要职位——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这个部门是列宁决定设立的，目的是和党内日益增长的官僚主义和徇私舞弊行为作斗争。它的权力相当广泛，可以对其它任何委员部的行动进行监视、提出检控，可以派员旁听所有部门召开的各种会议，查阅各种资料。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具有特务机关的性质。政治局委员们都不屑于出任从事这种冷酷的清洗活动和肮脏的间谍行径，所以当季诺维也夫建议斯大林出任这一职务时，没有一个人反对。
斯大林从不放过任何扩大自己权力的机会，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很快感觉到自己不得不重视工农检察院的存在。它有一种死死盯住不放的做法，使人们产生恐惧，并且鼓励告密。斯大林通过工农检察院，轻而易举的为自己找到了一群善于阴谋暗算的幕僚和冷酷无情的执行者。这些人将很快成为斯大林核心集团的智囊和党卫军。同时，他还利用工农检察院的特权秘密收集政治局委员的各种资料。他发现，他潜在的对手们几乎都是曾经侨居外国的理论家，喜欢进行各种演讲和辩论。他们对于优美词藻的追求胜过对表达严谨的追求。斯大林小心的收集着他们的所犯过的一切大小错误，这些资料，后来证明在权力斗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托诺茨基曾经对列宁引用过一句民谚：“布谷鸟咕咕叫，叫的是苏维埃的死期到。”托诺茨基自己都忘了。直到两年以后，在列宁逝世后的斗争中，斯大林把它搬出来攻击托诺茨基时的革命悲观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时候，他才想起来自己好像确实这么说过。他想解释，却总是越抹越黑。直到这时，托诺茨基才发现自己的这个对手是个口才出众的人——至少在进行人身攻击方面如此。这些习惯于欧洲议会民主的政治家们，从来没想到自己在各种场合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发言，会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
从以后的发展来看，出任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在斯大林迈向最高权力的过程中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