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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后的发展来看，出任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在斯大林迈向最高权力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一过程可以用来很好的解释斯大林为什么能在列宁还在世的时候就手握大权：
首先，除斯大林外，政治局的其它成员都曾经为了躲避沙俄的政治迫害而旅居欧洲，这些人智力超群，理论修养很高，学识渊博，口才也很出众。长期以来，他们习惯于脱离实际工作而在马克思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上进行争论。在成为国家领导人以后，这种喜欢纸上谈兵的作风并没有改变，他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尽量从繁琐的行政工作中脱离出来，以免耽误了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斯大林和他们完全相反，他一直在国内从事实际工作，理论修养不高，不善言语。他对抽象理论的争论没有兴趣，甚至抱有一种反感。他觉得，和自己比起来，这些理论家的地位来的太容易了。他曾私下对他的朋友说：“当我们在准备为革命流血的时候，他们却在那里看书写字。”一个叫阿萨德？别伊的人在一本小册子中曾经这样描述过这种对比：“斯大林和托诺茨基——是共产党中对立的两极。托诺茨基是一个典型的欧洲人，老练的、虚荣心很重的新闻工作者。斯大林则是一个典型的亚洲人，不无事忙的，没有个人需求的人，具有东方阴谋家冷酷阴郁头脑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俄国这片封建传统浓厚的舞台上，欧洲的宣传家是敌不过亚洲的阴谋家的。
这两种风格对比的结果，就是政治局委员们一般并不担任过多的行政职务，而是在各种会议上争论不休，然后把决议交给执行机构就行了。斯大林则担任了数不清的行政职务——有不少就是他的政敌当作负担推给他的。在担任总书记之前，他同时兼任的职务就有组织局委员、民族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委员、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的党中央代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委员……所以，季诺维也夫说斯大林“是一个很好的执行者”并非没有根据，但这只有在权力机关真正享有权威的时候才是正确的，一旦列宁去世，一个分裂的政治局就再也不能制约住一个强大的执行者了。
第二个原因也许比政治人物的性格能给我们更深刻思考：在共和国成立的初期，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往往比较随意，也没有认真的、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来规定这个新机构的权力。这就为野心家提供了可趁之机，他们可以想法把权力扩大到他们满意为止。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的设立，就是列宁认为党内官僚主义和徇私舞弊的情况日益严重，需要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进行监督，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通过的。然后由列宁任命斯大林为人民委员，再由斯大林全权负责去挑选或招募机构工作人员，就开始运作了。至于这个机构可以采取哪些手段来实行监督，是否允许在党的机构内收买告密者，甚至设暗探，这种监督在什么程度内才能不干扰各部门的正常工作、不侵犯个人隐私，以及如何防止它成为个别野心家打击异己的工具，怎样防止这个机构本身成为官僚主义和徇私舞弊之所……所有这些，都没有经过认真考虑，或者说至少没有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体现出来过。这些小小的疏忽一般情况下是安全的，但如果碰巧——几乎是迟早会遇上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家，它就会像洪水冲击下的蚁穴，溃倒千里大堤。而新生的苏维埃遇上的，乃是阴谋家中的集大成者，上面提到的所有考虑不周之处，都在工农检察院的实践中迅速成为现实。当政治局的对手们忙于争论各种“重要问题”的时候，斯大林同志正在勤勤恳恳的为独裁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
尽管各种行政职务可以为斯大林捞取政治资本，但在苏维埃权力体系中，要想获得最高权力，必须在党内取得优势。从这点来看，斯大林仍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在政治局中，他的排名是第五，前四名分别是列宁、托诺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托诺茨基是十月革命具体行动的总指挥，又在随后到来的国内战争中，作为苏联红军的创始人和一个出色的军事将领而树立起崇高的威望。他具有和列宁一样的雄辩的口才、敏锐的头脑和深厚的理论修养。他直到十月革命前夕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就迅速上升为党的二号人物。在旁人——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看来，列宁去世以后，党的领袖一职肯定会落到他身上。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一对政治双胞胎，他们的意见总是惊人的一致。政治局中，他们追随列宁时间最长，长期担任列宁的助手。如果不是他们反对发动十月革命，列宁对他们的信任也许会超过斯大林。在这两个人当中，加米涅夫更具有理论家的气质，并没有问鼎头把交椅的野心，但他显然希望自己的同伴季诺维也夫而不是托诺茨基继承列宁。季诺维也夫则显得沉着冷静，精于算计且富有野心，被认为是仅次于托诺茨基的列宁继承人的有力争夺者。
在这种地位下，斯大林要取得胜利是困难的。他最大的优点在于善于隐藏实力。在喜欢喋喋不休的政治局中，他具有独一无二的保持沉默的可怕毅力。有些时候，可以看到他在楼梯口，抽着烟斗，一动不动地听着一个激动人心的谈话，长达一两个小时。斯大林只有在别人向他提问的时候才会打破自己的沉默。他的这种性格看起来就像是没有任何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那些访问他的人，由于能够倾吐积愫而感到欣慰，因此很少有人因为他的少言寡语而抱怨他在交往中不对人推心置腹。当他感到难以忍耐各种会议上无休止的辩论的时候，他就独自跑到外边去抽烟。
在列宁还在世的时候，他选择了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对抗托诺茨基的“三巨头”同盟。但在三巨头中，他心甘情愿扮演最微末的角色。他从不主动攻击任何人，反而喜欢在政治斗争中扮演老好人的角色。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永远都不会忘记，当十月革命后列宁要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时，是斯大林出面替他们辩护。托诺茨基也知道，他从孟什维克转而加入布尔什维克的会议，是由斯大林主持的。所以不论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对他放松了警惕，使自己在激烈的斗争中免受伤害。在列宁面前，他是一个忠诚而严厉的执行者；在“三巨头”联盟中，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跟班；在托诺茨基眼里，他是一个才智平庸的对手；即使在普通的中央委员心目中，他也只是一个踏实肯干，没有独立性和个人野心的行政工作者，而不是什么党的领导核心——总之，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在才智上比斯大林高明。
相反，斯大林最主要的对手托诺茨基则表现得不那么令人放心。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天才的军事指挥家。他具有一般知识分子的高傲和顽固的心理，喜欢表现自己的独立性，经常公开自己与列宁的分歧，在开会时他几乎会和所有的人辩论，而他出色的口才又总是能将对手驳得哑口无言。他不愿意从事日常工作，喜欢把时间花在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列宁的思想，赢得他们的支持。这让他看起来像是想脱离党的集体领导而直接建立个人权威。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手握军权，他是红军的创始人，又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传统的政治观念中，掌握军权的人最容易建立起自己的独裁统治。所有这些，都令他的对手甚至朋友感到害怕。他们担心一旦托诺茨基掌权，将不会允许别人和他辩论，那些曾经和他争吵的人将遭到清洗，甚至可能依靠军队建立军事独裁。实际上，正像他们低估了沉默寡言的斯大林一样，中央委员们也确实高估了高谈阔论的托诺茨基。托诺茨基一直对政治抱有一种非常幼稚的看法，以为仅凭伟大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就可以自然的被众人推上领袖的宝座。他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傲慢，鄙视一切形式的政治斗争。他没有认识到夺取权力是一个职业政治家的生活、甚至生命的一部分，反而以此为耻，认为那是不能容忍的。对于“三巨头”直接针对自己的表演，他却像一个旁观者一样无动于衷。他热衷在一些抽象的理论问题上与人争吵，一旦涉及权力争夺的话题，他宁可在政治局会议上看法文小说也不会发言。在很多关键时刻，他的支持者们看到了危险，纷纷站出来准备抗争时，却发现他们的首领一言不发。1927年，追随托诺茨基10年的越飞自杀，他在绝命书中写道“您一向正确，可您一向退却。”实际上是在谴责托诺茨基可以不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却不该无视他的追随者们的生命。托洛茨基的自信、自负、清高，对作为学者的他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缺点，但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则是致命的缺陷。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无数追随他的理想的人。
——实际上，这也不能全怪托诺茨基。在人类的权力斗争历史上，很少有二把手成为继承人的情况。一方面，他们过早的把自己暴露在敌人面前，很自然的成为一切觑视最高权力者首要打击的对象，而他们又缺乏足够的权力来回应这种攻击。另一方面，最高领袖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来对他们加以防范，限制其权力。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很少有人能够幸免。列宁之后的托诺茨基、斯大林之后的贝利亚、赫鲁晓夫之后的谢列平等人都是被三把手以下联合起来搞掉的。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下，表现出过多的独立性的人往往不能生存。
仅从斯大林和托诺茨基性格对比，就可以知道，不论他们之间的力量如何悬殊，最后倒下去的，一定是托诺茨基。
这种力量的转折终于在1922年出现。这年4月3日，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决定设立俄共（布）中央总书记一职。同一天，斯大林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任总书记。
谁也想不到，他会占据这个位置长达三十一年。
六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是处理委员会日常事务和整理传达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代表大会决议的机构。它起初并没有设立总书记一职。十月革命成功后，党的中央机关迅猛发展，1917年，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还不到30人，一年之后已经有602个工作人员了，这还不包括担任守卫和执行通信勤务的武装部队在内。到了1920年，中央机构工作人员已经达到几千人，作为常设机构的书记处要正常工作，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领导人。
斯大林以他灵敏的嗅觉感到了这种需求，以及这种需求带来的机遇。中央的官僚机构急剧膨胀，设立随意、分工混乱，权力的分配与制约关系也许只有经过长期的专门研究才能搞清楚。不过，不喜欢抽象理论的斯大林同志却很乐意花功夫去钻研这个复杂的课题。他同时在各种机构，尤其是工农检察院任职，使他可以清楚的洞察整个中央机构的运作机制。这个天生的权术家很快就认识到一个真理：打开专制之门的钥匙，放在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室里。
他清楚的知道：中央书记处能做的事情是很多的。他是中央权力机关——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与他们的执行机构之间的连接点，就像人的脖子一样连接头脑和他的身体。在中央书记处的大门内，只要一个抽屉和一把钥匙，就可以够埋葬中央委员的任何一项决议，甚至是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谁掌握了这个机关，谁就可以封锁住政治局或政治局委员的指示，同时又能通过中央机关，冒充中央的指示，改而贯彻自己个人的指示。
斯大林把自己想法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商量了一下，他们一致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又可以趁机削弱托诺茨基的影响力。在一次中央委员会的特别会议上，由加米涅夫出面，建议用斯大林来领导书记处的工作，用“总书记”的职务来代替“责任书记”的职务。立刻有不少人表示支持这一建议。显然，这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私下“做工作”的结果。列宁不太喜欢这个提议，他知道斯大林的行事作风，这个总书记候选人“只会做辣的菜”。但他最后仍然表示赞成，因为他相信斯大林的忠心，而且在党的领导者中也确实再也找不出像斯大林那样喜欢并且有能力从事日常工作的人了。至于托诺茨基，他显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他从心里瞧不起这些政客的手腕，他仍然一如既往的保持了沉默。布哈林和托姆茨基在政治局中地位较低，无意参与托诺茨基与“三巨头”的斗争，但他们对斯大林默默无闻的处世态度和踏实工作印象深刻，也未表示反对。于是，这个事情就定了下来。
从保存下来的中央委员会的记录来看，当时关于挑选总书记的事情进行得相当漫不经心——
这个对苏联历史至关重要的决议被写在一张张零散的纸上，是那种划着横格的学生用的练习本纸，它很简单的记道：
“兹设立总书记职位和两名书记职位。现任命斯大林同志为总书记，任命莫诺托夫和古比雪夫同志为书记。”
如此简单的记载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人认为设立总书记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在存在着政治局这样一个集体领导机关的情况下，总书记无权决定，而且也没有决定过党的政治方针。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斯大林送上总书记宝座时，他们相信，他将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他们又在一个重要部门塞进了一个“自己人”。而斯大林也已打定主意，一旦消灭托诺茨基，下一步就除掉这两个“没有原则的废话篓子”。
对于“总书记”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恶意、初看起来不过是属于办公室职员方面的字眼，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要给它一个明确的职权范围，斯大林就自己来设法赋予它有分量的内容。他一步一步地扩大了总书记的职权，加强他在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中的影响。
出任总书记后，他兼任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总书记三职，也是党内唯一同时兼任这三个重要职务的人。也就是说，他是政治局和它的两大职能部门——组织局和书记处的唯一联络人，并在实际上完全控制了这两个部门。政治局冗长的会议只能决定少数它感兴趣的事情，对于更多的决定，实际上是由斯大林一人作出的。即使是政治局的决议，斯大林也可以按照他觉得合适的方式来执行。在20年代曾是斯大林秘书的巴扎诺夫说，总书记有一个习惯，就是一面吱吱的抽着烟斗，一面在办公室走来走去。然后打电话把秘书叫来，简单地指示：要把某个省委书记撤掉，派某某去接替他。随即由秘书通知组织局，组织局的工作人员立即办理任免手续。任免决定拟好以后，由总书记签字生效——就这样，一个地方大员的命运被决定了。斯大林利用这种权力迅速为自己在几乎所有部门——中央机关、人民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各边疆区和各省委安插自己“值得信赖的人”。发往各地的大量通知、决定、信函、委任状上面都有着同样的签名——“约？斯大林”。渐渐的，地方上的领导人都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个人优势，他们正在逐渐习惯从斯大林那顶大沿帽的帽檐下来观察世界。对斯大林同志表示忠诚，服从斯大林同志的命令，成了加官进爵的捷径。
就这样，当季诺维也夫仍在处心积虑的筹划着怎么搞掉托诺茨基的时候，当托诺茨基正忙于在工厂、学校发表煽动性演讲的时候，在革命领袖列宁威望正高的时候，俄国实际上已经被斯大林不动声色地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而他在中央的敌人和朋友们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列宁在临死前发现了，并在遗嘱中说：“斯大林同志担任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但大家都觉得没那么夸张），许多俄国老百姓甚至还不知道这个统治者的名字。这种情况，在人类权力斗争史上，极为罕见。
七
总书记的职位带来了巨大的权力，也带来了巨大的危险。
在这样一个显赫的位置上，斯大林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被人忽视。如果说以前斯大林的巨大权力能够瞒过政治局的所有人，那么现在就只能瞒过除列宁之外的所有人了。列宁虽然也长期旅居欧洲，喜欢抽象理论和涛涛不绝的演说，但他和托诺茨基不同，他是那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天才，在研究理论和辩论的同时仍能冷静分析现实情况和观察他每一个同志。斯大林当上总书记之后，他很快感到周围有一种模糊的但是肯定存在的变化。1922年6月，他生病休息了一段时间，当他重新返回工作岗位时，这种前后的对比更加鲜明。他询问什么问题或者索取什么资料要想得到迅速而直接的回复变得困难了。不停有人抱怨机关的粗暴、官僚主义和滥用职权，一些被莫名其妙解职的官员向中央申诉。他的一些指示甚至命令在向下级机关传达的时候，常常像泥牛入海一样，了无声息，不知被卡在什么地方，无法达到目的地。他发现整个政府机器被某种力量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