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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4年4月一个普通的晚上，正是斯大林大清洗开始的年代。在俄国西南部，比尔姆州的喀山农业机械厂工地，由于天气寒冷，工人们都早早的睡下了。工棚的住宿条件十分艰苦，完全由木板钉成，一条公用走廊连接20几个房间，常常是一家人挤在这样一个不足20平米的小房间里。不过在那样疯狂的年代，大家只要能够生存，就已经很满意了。
“咣、咣、咣……”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夜晚的平静。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那一瞬间惊醒了，惊恐万状的竖起耳朵。当听明白声音不是从自己的门口传来时，他们立刻获得一种死里逃生的快感。想到有人在这样的寒夜被抓去审讯，自己却能躲在温暖的被窝里睡觉，人世间的幸福，莫过于此。用力卷了卷裹在身上的棉被，把头往被窝里缩了一缩，心满意足的睡着了。
而对被敲开的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叶利钦一家来说，则完全是一场灾难。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员冲了进来：“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你被控煽动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情绪，你被捕了。”女主人一听到这句话就不顾一切的大声痛哭起来，谁也止不住。她的情绪感染了躺在小床上的小男孩，他也哇哇哇哭个不停。男主人面无表情的起身穿好衣服，吻了一下妻子，留下一句：“好好照顾鲍里斯，我爱你。”就跟那几个人走了。留下那个可怜的女人抱着不满三岁的孩子在夜里一起哭个不停……
五十六年过去了。
1990年8月21日，凌晨两点半刚过。
“咣、咣、咣……”又是一阵紧促的敲门声，总统卫队长科尔扎科夫走进俄罗斯苏维埃大楼——白宫的地下室：“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紧急状态委员会已经下令逮捕你。军队正在向白宫发起进攻。已经有三个人被打死。现在请您马上离开白宫。”
“去哪里？”叶利钦问道。
“美国大使馆。美国大使已经同意，他们可以为您提供庇护。”
“我哪里也不去！”叶利钦的手重重的砸在办公桌上，上面放着他父亲56年前的案卷，“他们又夺走了三个生命，多少年来，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对它的人民犯罪的。这种情况绝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完全忘记了害怕，胸中充满一种无法遏制的愤怒。五十六年前那个无助的孩子现在已经成了俄罗斯总统。他不再哭泣，也不会象邻居们一样把脖子缩到温暖的被窝里去了。到美国大使馆是安全的，但那意味者逃避，意味着放弃自己对国家的责任，也意味着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俄罗斯人民绝不会原谅一个临阵逃脱、向美国寻求庇护的总统。
看着一脸焦急的卫队长，叶利钦拿起电话，拨通了家里的号码，平静的向妻子说道：“他们开始进攻了，有人员伤亡。我一切平安。”
……
二
“我要求发言！” 叶利钦站了起来。
校长被弄蒙了，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七年级的小学生会在毕业典礼上突然要求发言。他和周围的老师商量了一下，得知这是个门门功课都拿五分的优秀学生，于是就同意了。
叶利钦快步走上讲台：
“谢谢校长给我发言的机会。我首先要感谢那些在生活中帮助过我们、培养我们学会思考和教会我们学习的老师。我将永远记住你们的教诲，谢谢你们！”
校长和老师们满脸笑容的带头鼓起掌来。
“但是，我还想说：我们的班主任不属于这类老师，她无权做孩子们的老师，并教育他们。她简直是在摧残孩子！”
接着，叶利钦就当着目瞪口呆的校长和老师们的面，痛斥自己班主任的种种恶行，讲述了她是如何嘲弄学生，怎样伤害他们的尊严，如何在女孩子面前让男生丢脸，在男生面前让女孩出丑。他举了很多具体的例子向他的班主任发起犀利的进攻。礼堂里面乱做一团，整个毕业典礼已经无法再进行下去了。
第二天，学校宣布取消叶利钦的毕业资格。
……
1987年10月2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戈尔巴乔夫做完关于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七十周年的报告后，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叶利钦同志要求发言。”主管中央书记处的党内二号人物利加乔夫宣布。今天他是大会主席。
叶利钦快步跑上主席台。他有点紧张，感觉手在战抖。既然上来，就没有回头路了。他紧紧握住早已准备好的发言稿，以激动但相当宏亮的声音把它一口气读完。
“……我对报告本身没有什么意见，但我想谈谈我在政治局工作这段时间发现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要改变党的工作作风，而且要从中央书记处做起。党中央六月全会已经提到了这一点。但五个月过去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作风、利加乔夫同志的工作作风，丝毫没有改变。
其次，代表大会关于2到3年内完成改革的讲法会使党和人民严重的迷失方向。85年的时候我们声称两年内要完成改革，两年过去了，又说还需要2到3年。人民一开始热情极高，但六中全会以来，他们的信心开始下降了。问题在于，这两年的时间都用来制定一些纸上谈兵的文件，而人民根本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他们因此感到不安！如果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不慎重，不拿出实际成果的话。我可以说，两年后全党的威信可能在群众中进一步降低。
……我想，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并不简单，但应该在这里向中央全会坦诚的说出来：
那就是，70年里当然有戈尔巴乔夫提到的成就，但也有教训，而且是沉痛的教训，沉痛的失败的教训。主要原因，就是由于缺乏集体领导机制，由于搞帮派斗争，由于党的权力完全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而且这个人绝对的拒绝任何批评。
比如，我感到非常担忧，最近一段时间来，某些政治局委员、某些政治局常委对总书记的歌功颂德大大加强了。我认为，这是不能允许的。当前，我们正在开始逐步在党内营造一种民主的、有原则的、同志式的关系，提倡面对面的批评，这种歌功颂德，可能会渐渐的成为某种‘规则’。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出现，坚决不能允许。
最后，我想说，我在政治局的工作没有做出什么成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个人经验不足、能力不够，也包括缺乏某些人——尤其是利加乔夫同志的支持。因此，我请中央解除我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有关申请我已经交上去了。至于我莫斯科第一书记的职务，则将提请市委全体会议做出决定。”
会场马上骚动起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交头接耳了——叶利钦竟然选择在这样的场合公开高层矛盾，不是自寻死路吗。叶利钦快步走下主席台，坐回自己的位置，这才发现自己的心跳得如此厉害。
戈尔巴乔夫愤怒了，他宣布会议接下来由他亲自主持：“同志们，我认为对叶利钦同志的发言要严肃对待。他大概讲了四点，关于改革进程的问题、关于工作作风的问题、我的个人问题和他自己的辞职问题，我希望大家都来发表一下意见。”
接下来的会议就成了对叶利钦的批判大会。几乎所有和叶利钦有点关系的人——他的朋友们和敌人们，都毫不吝啬他们尖刻的言语。破坏团结、居心叵测、攻击诽谤、作风粗暴、哗众取宠、无理取闹……各种能够想象得到的批判、攻击乃至谩骂的字眼像雨点一样向他落下。也许确实有人同意他的观点，甚至支持他，但在这种场合，对叶利钦表示任何同情都是危险的。叶利钦孤独的坐在坐位上，默默忍受着狂风骤雨般的攻击。
会议结束了，在被正式解除职务之前，叶利钦还要若无其事的工作。但他身边的人，都把他当成一个已经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小心翼翼的和他保持距离，也没有人会听取他的意见，只有来参加十月革命庆典的外国代表还对他表示出应有的尊敬。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孤立、沮丧。在发言前，他已经作好了了被解职的准备，但他希望自己的奋力一搏能够搅乱死水一潭的“改革”，唤起某些人的觉醒，现在看来，自己的牺牲毫无意义。11月9日，叶利钦顶不住了，由于发高烧和心脏病突发，他被送进了医院。
在病床上昏昏沉沉的的躺了两天之后，戈尔巴乔夫给他打来了电话，没有一句问候，只是冷冰冰的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今天要召开莫斯科市委全会，请你务必出席。”
简直是个恶棍——叶利钦强忍住心中的怒火，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对不起，我实在去不了，医生连床都不让我起……”
“不要紧。”戈尔巴乔夫打断了他的话，“我已经跟医生商量过，他们会照顾你的。”
叶利钦无言以对，只好服了一些止痛药，在几个医护人员的搀扶下走出医院，坐车直奔莫斯科市委大楼——他甚至怀疑自己能否活着回到医院。会议上，他头晕脑涨，强忍着心脏一阵阵剧痛，根本听不清大家的讲话，只知道又是一次轮番轰炸。会议通过决议，解除了叶利钦莫斯科第一书记的职务。不久，政治局解除了他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在那次会议后，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说：“你的性格不适合从事政治活动，你以后不要从政了，我以后也绝不会再让你搞政治了。”
戈尔巴乔夫在叶利钦病重的时候狠狠的折磨了一下这个在中央全会上让自己丢脸的家伙，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不过他并未把事情做绝，给了叶利钦一个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闲职，还让他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资格。连叶利钦自己都对这种宽大处理感到奇怪，因为在他看来，“我国历史上，对失败的反对派的穷追猛打向来都是不会遇到什么阻力的。”直到很多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回忆起这个决定，几乎要把肠子都后悔断了，他说：“早知如此，当时就该趁机把叶利钦调到某个欧洲国家去当大使，以彻底终结其政治生命。”
可惜，早不知道。
三
被解职后，叶利钦步入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光。他还是部级高官、中央委员，但人人都知道他是政治上的被放逐者。他平时觉得可以指望的朋友全都离他而去，只有家人还支持他。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许多人和我断绝了往来，他们曾经把自己伪装成同志和朋友。但那不过是因为我曾经是首长，当过莫斯科第一书记，他们曾经需要我，如此而已。
在中央会议和其它会议上，碰上面无法回避时，他们才跟我打招呼，以某种小心、谨慎的态度点点头，以此暗示：总的来说，我当然还活着，但这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因为在政治上我已经不复存在，政治上我只是一具僵尸。”
在政治漩涡中奋斗了20年的叶利钦，终于有了一段时间来反思考自己的政治生涯。这种反思索完全是一种折磨，因为他根本看不到出路——苏联近七十年历史上有哪个被打倒的反对派能翻身再来呢？但天生好强的他又不甘心承认失败，强烈的权力欲和残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让他痛苦不堪。叶利钦陷入了注定毫无结果的分析，从白天到黑夜不停的分析：自己真的完了吗，真的没有人可以信任，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吗？不论走到哪里，都无法摆脱这种可怕的思绪。没有人来和他斗争了，但他却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临战状态，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一醒来又马上接着想……
心脏病有了好转，头痛却无法治愈，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有效，因为这完全是心理问题，他无法让自己的大脑休息。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他觉得越来越无法控制自己，开始在饭桌上、病床上对自己的家人大喊大叫，拍桌子，砸东西。有一段时间，他确实几乎彻底失控，街头上甚至出现了他自杀未遂的传闻。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冒失的政治赌徒在输得精光以后的竭斯底里，他不仅输了，而且连输得连面对失败的勇气都没有。
但叶利钦还没有完全绝望。在解职的消息传出后，在他当过十年州委第一书记的斯维尔德诺夫斯克州、在他大刀阔斧整顿过官僚机构的莫斯科，还有全国许多地方，有数不清的人致信苏共中央、《真理报》报社，表示强烈抗议，当然还有更多的人写信给他，支持他、鼓励他。没有了警卫，没有了专车，他独自一人走在大街小巷，总会有不认识的人向他报以充满敬意的一笑。甚至还有一所学校不顾团中央的干涉邀请他去演讲。这些东西在他濒临崩溃的时刻给了他信心，让他看到了自己力量之所在。他开始真的相信，只要把目前的“黑暗时期”熬过去，重振旗鼓的机会一定会到来。
他就这样在一半是希望，一半是绝望中痛苦的等待。
四
时间进入1988年，一切正如叶利钦所料，经济领域的改革没有取得什么实质进展。和改革前相比，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还所有下降。原因很简单，现行官僚体制根本不适合推行任何扩大经济自由的改革：禁酒令颁布了，但酗酒并没有减少，减少的是国家在生产和销售酒类产品方面的税收；企业自主权扩大了，企业的活力并没有增加，增加的是厂长和官员们的腰包。于是，戈尔巴乔夫开始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政治体制改革上来。
1988年6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19大上的报告中指出，改革政治体制是解决所有复杂问题的关键。并提出政治体制的改革方向：党政分开。他建议成立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苏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由大会选举出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为常设议会，“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并设立最高苏维埃主席一职。今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只作为政治领导机构从事活动。国家的任何经济、社会问题，必须通过最高苏维埃解决。
经过争论，大会通过了戈尔巴乔夫的报告。根据新的选举办法，人大代表分选区差额选出，只要具有被选举权的公民，征集到一定数量的支持者签名，均可以参加竞选。
——叶利钦的头痛不治而愈。他知道，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
新的选举法规定：人民代表不得在行政机关兼任除了总理以外的部级或以上职务——这简直是为叶利钦量身定做的，因为他的建委第一副主任的级别就是正部长级。不过这种小风险吓不倒冒险成性的叶利钦，他毫不犹豫的宣布辞去现职参加人民代表竞选。
当时，他可以选择在斯维尔德诺夫斯克州参加选举。他在那里当了十年的州委第一书记，政绩非凡。他让所有跟他父亲当年一样住在工棚的工人搬进了条件较好的新居，修建了第一条连接州首府和北部重要矿业城市谢罗夫的公路以及州首府的第一条地铁线路，农业发展也很迅速。他在十年里跑遍了全州56个主要城市，而且每个城市都至少去过四次，深入基层，和老百姓谈心。人们还对他始终乘坐地铁上下班印象深刻。总之，如果在斯维尔德诺夫斯克参选，他只需要在候选人登记表上签名，然后天天睡大觉，仍然会百分之百的当选。
但这不符合叶利钦的性格。一生中，他总是不断的去寻找新的挑战，如果没有挑战，他就会自己造出一个来。他最终决定在莫斯科参加竞选，尽管他只当了不到两年市委第一书记，尽管首都的竞选对手强手如林，尽管在这里苏共中央可以更容易的干预选举活动——所有这些都吓不倒他。选择莫斯科只有一个理由：他的目标绝不是一个人大代表，而是——克里姆林宫。只有在首都，他的竞选才真正具有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在莫斯科，即使失败，获得的政治资本也是在偏远的斯维尔德诺夫斯克全票当选无法比拟的。
以前那些痛苦的思索现在显示出它巨大的威力，叶利钦比任何时候都知道自己可以依靠谁，依靠什么。他知道，人民并不关心意识形态的争论，他们关心的是现状的改善，他们不会从根本社会制度的层面去批判现实，而是抱怨国家机关的低效，国家官员的腐败，商店里买不到东西，医疗条件、住房条件差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以，他在竞选纲领中有意回避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直接提出“反官僚、反特权”的口号，主张取消领导人的特权，取消食品的特殊供给、特殊医疗和特殊教育，让从普通人到总书记都能够平等的购买食品和其它日常生活用品，能够平等的享受住房、医疗和教育。1987年十月全会的失败现在也成了竞选的资本，他把自己树立成了不惜放弃高位、放弃特权来为人民说话的英雄。有了这个“资历”，谁也不会怀疑他反官僚、反特权的真诚和决心。
叶利钦的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