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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发现令甚至像列宁那样的人物也觉得背心发凉。在自己一手创立的国家机器内居然隐藏着这样一个通往专制的机构，而掌控它的人，竟然是公认的最没有个人野心的约瑟夫？斯大林！列宁头一次发现他对自己的总书记了解得如此之少。
随后到来的格鲁吉亚事件使列宁肯定了自己的判断：
在苏联的西南角与伊朗交界处是著名的高加索山脉，那里有苏联的三个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习惯上称之为“外高加索三国”。斯大林自己就是一个格鲁吉亚人。这三个国家虽然在在地理上接近，但却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和不同的宗教信仰。阿塞拜疆人信仰伊斯兰教；亚美尼亚信仰基督教中一个独特的派别，拥有独立于东正教大主教的最高主教；格鲁吉亚虽然跟俄罗斯一样信仰东正教，但由于格鲁吉亚历史上曾经处于土耳其和波斯的统治之下，其民族传统更接近于波斯人而不是斯拉夫人。所以虽然他们愿意加入苏联，又很注意保持本民族的独立性。
斯大林对于外高加索三国加入苏联的方式有自己的看法，他主张由三国组成“外高加索联邦”，作为一个整体加入苏联。这个模式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因为一个新成立的联邦显然要比三个历史传统悠久的国家更容易控制。但三国都认为联邦是多余的累赘，他们更愿意以独立的姿态加入苏联。于是，斯大林委派自己的亲信奥尔忠尼启则担任外高加索联邦的领导人。奥尔忠尼启则曾和斯大林一起在格鲁吉亚从事地下工作，他和斯大林一样拥有一张典型的格鲁吉亚人的脸。他在外高加索忠实地执行着斯大林的民族政策，采取斯大林所习惯的“火与剑”来镇压一切反对建立联邦的“民族主义者”。有一位奥尔忠尼启则的同志曾经这样描述他的暴行：“在经过他那强盗般的袭击之后，那里留下的是焚毁的房屋、哭泣的寡妇、饥饿的孤儿。谢戈尔？奥尔忠尼启则曾灭绝一个又一个村庄，难怪老人们称奥赛梯何为一条永不干涸的泪河。”当有个地方被以“奥尔忠尼启则”来命名时，那里的人们整整一周拒绝上班，直到从整个高加索调来大批军队。
在了解到斯大林解决高加索问题的办法之后，列宁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这样的评论：
“我想，在这件事情上，斯大林的粗暴和行政长官意志在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还有就是他有一种对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切齿痛恨的心理。一般地说，这种心理在政治上总是起最坏的作用。”
这个评论，不仅从处理问题的方式，而且从个人道德上否定了斯大林，它标志着总书记开始失宠。不过，列宁也不太清楚斯大林的实力，所以采取了一步一步的进攻方式，先在政治局和党内对他提出各方面的批评，然后再水到渠成地剥夺他的总书记职务。
但1923年奥尔忠尼启则那个著名的 “耳光”，最终促使列宁由循序渐进的批判转而决定采取果断的行动。
——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奥尔忠尼启则和格鲁吉亚“独立派”党内领袖姆迪尼瓦激烈的争吵起来，奥尔忠尼启则先是痛斥，进而谩骂，最后竟然站起身来给了姆迪尼瓦重重一耳光。这让列宁勃然大怒：一个共产党同志居然在会议上公然去煽另一个共产党同志的耳光！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分裂，甚至可能是一场民族叛乱。更重要的是，它显示出斯大林的粗暴如何影响他身边的人，并进而影响党的民主作风。
列宁立即下令撤销了奥尔忠尼启则的职务，并委派一向被认为对同志和敌人都毫不留情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全面调查“格鲁吉亚问题”。报告很快出来，令列宁震惊的是，捷尔任斯基的报告竟然全是为斯大林的辩护之词！这说明斯大林的权力已经超过了他的想象。不能再迟疑了，他决定对斯大林发起攻击，必须马上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
斯大林的命运岌岌可危。
然而，就在与捷尔任斯基交谈的第二天，病魔再次找到了坚强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如果再给列宁一些时间，斯大林恐怕在劫难逃，苏联的历史也许会按照完全不同的道路走下去。列宁在关键时刻的辞去让我们想起了在北伐前夕去世的孙中山先生，他们都是在事业初成、个人威望如日中天的时刻突然离去，让原本清晰的形势成了无穷无尽的变局，只留给后人无限遐想的空间：偶然的因素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了多大的作用？
在病中，列宁写给托诺茨基一张纸条：
“尊敬的托诺茨基同志：
我想请求您务必要在党的中央会议上为格鲁吉亚事件说话。事件现在正处在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追查’之中，而我不能指望他们的公正无私，甚至情况正好相反。”
列宁一直就知道托诺茨基和“三巨头”的斗争，但他希望维护党的团结，所以直到完全丧失工作能力，他才不得不考虑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来对付斯大林。他希望这张纸条能够成为托诺茨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托诺茨基后来确实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发了言，但他始终没有出示列宁的纸条，更没有要求处分斯大林。原因是斯大林突然间对他表现得非常尊敬，几乎同意他的所有观点——这在他们十多年的交往中从未有过的。
还有，他认为依靠列宁的指示来打击对手是一件很丢份的事。他不屑。
不久以后，列宁病情加重，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1924年1月21日，俄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与世长辞。
命运把一个千载难逢的好运气交到了斯大林手里。
后记：权力、异化和平常心
本书在前言中写道：“没有哪一种诱惑，比权力的诱惑，尤其是最高权力的诱惑，更能扭曲人性。”权力是人创造的，为的是更好的组织人们去向险恶的大自然争取生存的权利，为本团体的成员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但在它产生后的几千年里，却把人类变成了它的奴隶。为了争夺这个自己创造的怪物，人类自相残杀，付出的生命的代价远远超过了自然界任何一种力量——瘟疫、火山、地震、洪水、干旱等等。即使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也很难说是他掌握了权力还是权力控制了他。绝对的权力，就好像《指环王》中的那个魔戒一样，一旦得到它，这个人就被它完全控制，除了想继续占有它以外，别无其它欲望，而任凭它把自己的健康、热情、精力一点点蚕食，变成一个人不象人鬼不象鬼的怪物。斯大林可以说是近现代历史上最有权力的人物，但正是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力使他丧失了人世间几乎所有的乐趣：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没有一个朋友，对儿女的爱也很淡漠，在他的几个孙子辈中他只见过其中一个，每天早起晚睡，只是不停的做批示、作报告、下命令，警惕所有可能威胁自己地位的人然后把他送上刑场——三十年来几乎天天如此。在他60岁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破天荒的善心大发，将自己数十年的工资（他根本不需要花钱）寄给了自己在宗教小学时候的几个朋友，给他们养老，并在信中署名“你的索索（斯大林的小时候的名字）”。但收到钱的人没有一个敢以斯大林的朋友自居，而无不用一种诚惶诚恐的措辞感谢伟大领袖的恩赐——他并没有获得他想重温的儿时的友谊，他手中的权力不允许他获得。在他过完70大寿之后，他又吩咐洗印两张他的妻子谢尔盖耶夫娜的照片，一张装在镜框里，放在办公室的桌子前，一张挂在卧室的墙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后悔杀了违抗自己意愿的妻子吗？她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对他存在称之为“爱”的感情的人。如果她还在，伟大领袖的晚年是不是就不会那么孤独？——总之，权力永久性的改变了斯大林的性格，泯灭了他身上本来就所存不多的人性，从而夺走了那些所有属于普通人的幸福。
法国人贝尼斯曾断言：“一个人不可能同时获得权力和幸福。”这个论断会是真理吗？
人若被他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所控制，并使其带来的结果完全违背了创造者的初衷，这种情况，我称之为“异化”。它从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观念中衍生而来，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本来是为人类创造财富和幸福的，但在私有制产生以后，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以后，劳动成果和劳动者分离，劳动者因为劳动而遭受剥削和压迫，这个时候劳动被“异化”了。如果我们把“异化”的思想加以更广泛的应用，就会发现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人类创造了宗教，为的是使灵魂找到归宿、生命有所寄托，但因为迷信教义，不同的教派之间互相残杀，有人用自焚的方法去寻找天堂，这个时候，宗教被异化了；人们去寻找爱情，为的是让心灵不再孤单、享受家庭的温馨，但有人却因为失恋而自暴自弃、甚至自杀，让父母亲友等真正爱他的人伤心落泪，这个时候，爱情被异化了；人类发明了货币，是为了互相交换劳动产品、优化资源配置，但却有人成为金钱的奴隶，为了钱出卖自己的灵魂，牺牲了友情、亲情、爱情等真正值得珍惜的东西，这个时候，金钱被异化了。其实，无论宗教、金钱、权力都是人们为了追求幸福而创造的概念和工具，怎可为了这些东西而丢弃了已有的幸福，甚至自己的生命？
“异化”的根源不在权力、金钱这些创造物，而在人本身，它来源于人与生俱来的欲望。叔本华有一种悲观的论调：人在欲望满足之前痛苦，在欲望满足之后虚无，所以人生没有幸福。如果真的这样，人活着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实际上，幸福还是有的，它就存在于痛苦和虚无之间，存在于对欲望有节制的满足。世界上美好的东西有很多，值得我去追求，并在这种不断的追求、获得、再追求中体会到幸福。但是，人的生命有限而欲望无限，如果不能节制自己的欲望，就会被欲望所控制，那些激发欲望的东西就会被异化，就会陷入叔本华所说的状态，幸福也就永远离我们远去。
庄子说，百里奚养牛的时候忘记了贵贱，所以能把牛养得很肥；秦穆公让他当了宰相，他治国的时候忘记了禄爵，所以能够把国家治理德很好；退休以后忘记了生死，所以生活得十分快乐。
——故曰：“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说了那么多文绉绉的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就靠着三个字——“平常心”。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一天，一个美国阔太太去巴黎旅游。她在巴黎市中心的花园里看见一个老头在专心致志的浇花剪草。他是那样的内行，那样勤恳操劳，他那一丝不苟的姿态，足以证明他是一个上等的园丁。这个阔太太有一座私人花园，她想，这个法国老头真是百里挑一的好园丁。在美国恐怕出很高的价钱也很难找到，今天既然碰到了，为什么不把他请到美国去呢？
于是她问那个老头，愿不愿意到美国去做她的园丁。她可以给他高于法国三倍的工资，还可以解决他的旅费和住宿。为了说服那个老头，她又把美国大大的吹嘘了一通，好像那里遍地是黄金，人人到了那里都可以发财。
“夫人，”那个老头静静的听完美国阔太太的话，非常礼貌的说道，“谢谢你的好意。但真是不巧，我现在还有一个职务在身，不能离开巴黎。”
“你统统辞掉吧！我会给你补偿的。你还有什么兼职？还是从事什么副业？送牛奶还是养鸡？”
“都不是，”老头微笑着说，“我希望人们在下次选举中不投我的票，我就好来接受您的美差。”
“什么？投票。你们法国人连选园丁都还要投票？”
“不是的，夫人。我的名字叫安里，我这个园丁现在还兼任着法国总统。”
读完这个故事，我想大部分人在宛尔一笑之后，都会赞成，在安里与美国阔太太的一问一答中，贝尼斯主教的话失效了：权力和幸福是可以共存的，而把它们包容起来的东西无非也就是三个字：平常心。
因此，对一个国家而言，要防止权力的异化，就要采取有效的制度来制约权力。因为权力越大，它所能在人性中激起的欲望也就越强烈。绝对不受限制的权力，就会激发绝对不受控制的欲望。对一个人而言，既要追求权力带来的成就感，又要防止被异化的权力所控制，就应该时时抱着一颗象百里奚和安里那样的平常心。一个不能抱着平常心的人掌握的大权，不论对国家还是对他个人，都将是一场悲剧。
正所谓：“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应有的心态。
叶利钦：决战1991
“叶利钦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是苏维埃政府给了他家一只羊，他们靠着这只羊才生活下来。但谁能想到，社会主义的一只羊，竟然养出了资本主义的一匹狼。”
——1992年 我小学六年级时写的一篇作文
背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随后，原沙皇俄国境内的许多地方也宣布成了苏维埃政权。1922年12月30日，所有的这些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合，成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通常所说的苏联。
斯大林三十年的统治给苏联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并使整个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都陷于僵化。斯大林1953去世以后，经过长时间的权力斗争，党内第5把手赫鲁晓夫排除前面四人成为总书记。赫鲁晓夫没有文化，性格粗鲁，头脑简单，靠着对斯大林的大肆吹捧进入政治权力的核心。他当上总书记以后说了一句很“酷”的话：“我以前在工厂当矿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后来当了厂长，还是什么都不懂。随着我的职务一步步提升，我始终是什么都不懂。但现在我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难道这世界上还有我不懂的事情吗？”
1956年2月24日，苏共20大在那天下午闭幕，在晚上11点的时候，赫鲁晓夫突然将在睡梦中的党代表紧急召集起来，连夜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彻底揭露了斯大林时代血腥清洗、破坏党内民主、钳制思想自由、大搞个人崇拜的内幕。这份报告轰动了全世界，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大混乱，尤其是在苏联人民中间造成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这个事件一方面说明赫鲁晓夫身上多少还有点正义感，另一方面也显出了他办事莽撞的性格。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人民得以享受被剥夺了数十年的基本权利，知识分子开始敢于对政府提出公开的批评，很多反映斯大林时期的独裁专制给人民带来灾难的文艺作品得以发表，被称为苏联历史上的“解冻期”。但是赫鲁晓夫在经济上采用了他“权力即知识”的理论，乱搞改革，一年一个新花样，劳民伤财，毫无成效。经济改革的失败和言论的放开使得社会出现混乱，危及到苏维埃国家政权的稳固。于是，1964年10月，党内的反赫鲁晓夫势力趁他去黑海度假的时候发动政变，推举最高苏维埃主席勃列日涅夫为总书记。
勃列日涅夫跟赫鲁晓夫一样没什么文化，不过他比赫鲁晓夫有自知之明。秘书在给他的演讲稿中添加很多马列名言的时候，他就说：“大家都知道我没有读过什么马列著作，引用这么多名言会被笑话的。”勃列日涅夫当政长达18年，他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采取保守的态度，不思进取，他所谓的“改革”不过是恢复了一些斯大林时代的专制作风，被称为苏联历史上的“停滞期”。其间社会比较稳定，人民生活比较有保障，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提高。但在他执政的晚期，开始出现个人崇拜的苗头，并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美苏争霸，特别是1979年入侵阿富汗，陷入阿富汗人民战争的泥潭不能自拔，使得十多年积累的国力迅速消耗，国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先后由安德罗波夫和契尔连科执政，但这两个人上台时都衰老不堪，没当多久就死在任上。一连串的“老人政治”以及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使得国内要求进行改革的呼声日益增强。1985年，年轻的改革派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被推举为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很快的更换了大量政治局委员和州委书记，提出“改革新思维”，开始逐步推行经济市场化和政治自由化。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面临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是由于斯大林以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完全僵化，并形成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