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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小爱情
中国人的“贞节”观念
“贞节”观念是所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这本是古代中国人认为的美妙理想，到了一千年前的宋朝，才开始大行特行起来。大行特行的原因，是由于宋朝的“哲学家”程颢的一段话：有人问程颢，如果一个女人死了丈夫，若不改嫁就无法生活，就得饿死的时候，那可怎么办？谁想到程颢老夫子的不近人情的答复是：“饿死就饿死算啦！饿死是小事情，可是失掉贞节却是大事情！”
程颢有一个大徒弟叫朱熹，就是后来被人称为“朱子”的，在程颢以后大力宣传他老师的这种错误说法，从此以后，中国人便中了他们的毒，着迷起来，中国的女人便在盲目的宣传下，不断的做着不近人情的维护贞节运动：有的甚至被男人拉了一下胳膊，就气得自己把胳膊砍下来，认为那只胳膊，已被那男人弄脏了；有的甚至要和未婚而死的丈夫——死人——结婚，抱着死人的灵牌举行婚礼。……提倡贞节提倡到这个样子，你说荒唐不荒唐？
政府方面，为了奖励贞节，有所谓“贞节牌坊”，是用石头架起来的牌坊，鼓励那些守寡守得最久的女人，或是那些为了维持贞节而死的女人。
——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泛处女主义
在已婚妇女中，有的为一言之“辱”而自杀（如秋胡妻）；有的为被劝改嫁而割鼻子（如梁高行）；有的割手指（如廖伯妻）；有的朝脸上涂大便（如崔绘妻）；有的为证明不怀二心而割耳朵（如刘长卿妻）；有的被人偷看洗澡而上吊（如王凝妻）；有的被人拉了一下手腕就大喊：“吾腕为人所污矣！”而把自己的手砍下来（如杨炯妻）；有的耳闻别人说她闲话，她就割下一只耳朵来（如林国奎妻）；有的在大水来时，为了不愿自己的手被救灾的人拉住，宁肯淹死（如王京娥）；……这一切不近情理的“节烈”举动，哪一件不是受了观念的害？中了观念的毒？
所以我说，这些统统都是“泛处女主义”的泛滥结果，这种“主义”的过度泛滥，自然就会把任何抽象的、实际的或偶然的无妄之灾，都当成了“断臂自矢”或“痛不欲生”的条件，都认定有伤她的尊严，都咬定那是“羞”、是“辱”、是“耻”、是“无面见人”，因而非诉诸激烈的行动就无以白其贞烈，这不是可怜复可叹吗？在“泛处女主义”的笼罩下，每个女人不但有肉体上的“处女膜主义”从一而终，并且还有精神上的“处女膜主义”不容侵犯，谁在侵犯她精神上的处女膜（不管她是否有过性关系），她都是哇的一声叫起来，然后生闷气、寻短见——这真是高度的东方精神文明！
——论“处女膜整型”
娼妓是中国文化的特色
中国民族职业分类，大类是士农工商，中类是三百六十行，小类没分，要分也有一千三百六十行，其中有一行，就是娼妓业。粉饰家不愿承认这种靠粉饰卖人肉的行业是一种行业，其实粉饰家忘了自己和娼妓同行，只不过前者粉饰灵魂出卖；后者粉饰肉体出卖。后者的职业道德远高于前者，身世且大可哀。可哀的身世，只有在承认有这么一回事，才能研究、呼吁、改善，一路粉饰的行为，固然不足自欺；若想欺人，也差上一大截。
现在粉饰中的卖人肉行业，形式上只妓女户，骨子里却包括酒家、地下酒家、舞厅、地下舞厅、理疗院和马杀鸡性起的理发厅。我们细察这些粉饰中特色，穷本溯源，会有“手足之情”式的发现，就是：现在妓女户与酒家等的演变，有固有文化的背景——有的与固有文化貌合神离，有的与固有文化貌离神合。它们在许多方面，蔚为中国文化的特色，而被洋鬼子望“中”兴叹。
——且从青史看青楼
中国的娼妓业
有谁想得到——娼妓在中国，竟是“公营企业”！
中国最早的娼妓，是最早进入制度化的一种行业。管仲治齐国，就设有“女闾”，女闾就是公娼——不是公家准许的窑子，而是官办的窑子。这是中国最早的“公营企业”，开办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坚瓠集》续集里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这就是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经费来源，部分却是吃软饭吃来的，实在不怎么光彩。孔夫子说没有管仲，他要披发左衽，变成外国人了，这么推论，使中国国泰民安，身为“女闾”的人，以血肉之躯，“以充国用”，的确功不可没。虽然她们的痛苦如何，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且从青史看青楼
李敖研究网发布
蛋蛋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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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可耻的娼妓制度
可耻的娼妓制度
在号称“礼义之邦”的中国，我们还背负着祖宗们遗传给我们的可耻的娼妓制度，这是很没面子的事。但是我们比祖宗强，我们在改善。例如祖宗们以“平康狎妓”为士人“雅事”，甚至把这种事“诗酒唱和”，恬然不以为耻；今天的士人们呢？他们再也不会如此这般的蔚然成风了，他们再也不敢在小报上公然为名妓颂诗代启了，他们逐渐知道这是既不名誉又很残忍的事了。这些现象，岂不是观念的进步吗？
——瑞典与废娼
工业社会与大家族
中国传统的理想家庭是大家庭，家庭愈大愈好。所谓“九世同居”、“三代同堂”等是。但是这种大家庭，在农业社会里就麻烦丛生，进入工业社会，自然就更无法适应。工业社会家庭的基本型态是两代血统关系（父母和子女），而中国传统的理想大家庭则是两代以上血统关系，即所谓“族”（clan）制。而中国的许多道德标准、社会规范，也就从此而来。
但这些道德标准和社会规范，在许多方面，显然已跟工业社会发生冲突。例如工业社会的家庭经济，只是两代，只能下“蓄妻子”而仰不足“事父母”，这时候，道德标准（例如“孝道”）就不得不被逼得打折扣。不了解这种变化，而硬以“孝道”律人或以“不孝”自责，是很不公平的事。
——中国的家
中国家族的流弊
由于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太强，它的流弊，也就多得不得了，变成了中国进步的障碍。综合它的大缺点是：
一、 年轻一代没有自由。
二、 年轻一代容易养成倚赖心，缺少开创精神。
三、 男女不平等。
四、 婚姻不自由。
五、 容易伤感情，把八十岁到十八岁的女人，挤在一起，自然“妇姑（姑是婆婆）勃溪”、“妯娌不睦”、“姑嫂口角”、“兄弟阋墙”了。
六、 太重“家法”，忽视法律。
七、 太重自己家族的利益，缺乏公益和爱国观念。
中国家族的流弊，可真不少。家族观念走火入魔的时候，还要进一步“开祠堂，执家法”，包括依“族规”第几条第几款，应该打多少大板或别的。
——家族——人愈多愈好
中国家族关系
中国人喜欢称道的亲属关系是“九族”，九族的关系是：
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自己→子→孙→曾孙→玄孙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一个人，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他的家族；他不代表他自己，代表的也是他的家族。所以，当一个人犯了罪，惩罚的对象并不止于这个“罪人”自己，而要连累他的家。秦始皇帝时代就有“诛三族”的法律，要杀一个“罪人”的时候，他的父母一族，他自己和太太一族，他的儿女一族，都要杀得光光光。这种残忍而不人道的法律，一直流传着，甚至还变本加厉。隋朝时候，杨玄感造反失败，所受的惩罚，就是“诛九族”。明朝方孝孺为了反对明成祖篡位，大骂成祖。成祖问他说：“你难道不怕杀九族吗？”方孝孺说：“就杀我十族，又怎么样！”成祖说“就杀你十族！”于是，除了方孝孺的九族外，连他的学生，也当做一族被杀光了！
这就是由中国畸形的家族关系，演变出来的畸形法律和残忍事实。
——家族——人愈多愈好
五代同堂
中国的家的特点——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大家庭的结构”。所谓大家庭，就是家中不只父母子女两代几个人的小家庭，而是要所有有亲属关系的人住在一块儿，大家谁都不要跑。“大家庭”的理想型态是“五代同堂”，堂是家里的大庭，大庭中有五代的亲属，才算过瘾。……中国人对这种大家庭，最着迷不过，他们对“五代同堂”的希望是“五世其昌”——五个世代代代代代代都繁荣而有福气。当然，搞不好，也可能五世其“娼”。
“五代同堂”，只不过是一个标准型态，当然还有“四代同堂”、“六代同堂”等等。反正代愈多，愈证明了老公公老婆婆们的长寿，和小孙子小孙女们的早婚。
——家族——人愈多愈好
牵骆驼——中国民族的托古病
我们中国的湖北人，有一句土话，叫做“牵骆驼”。
谁都知道骆驼有两种，一种叫“单峰骆驼”，一种叫“双峰骆驼”。
湖北人大惊小怪的原因，一来是因为他们少见多怪；二来是骆驼本身也着实令湖北人惊怪。骆驼是个庞然大物，斜鼻孔、慢吞吞，又有唐朝好汉的本领，可以力托千斤，看起来的确叫人惊佩。骆驼除了有这些特征之外，还有一个大特征，就是虽然它的外表巨大古怪，心地却非常顺良。顺良得可让任何三尺童子牵着鼻子走，绝不会像湖南驴子一样的反抗。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掌握一条骆驼，毫无难事。但是，这个秘密，聪明的湖北人竟不知道。于是，一二走江湖的湖北人，便利用他们同乡的无知，开始诈欺，开始做买卖。
例如，一个卖草药的，他做走方郎中，没有人信他的草药能医百病；可是当他背后牵了一匹骆驼来卖的时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人们看到他能把这么又大又怪的家伙“驯服”，心里立刻肃然起敬，心想此公一定神通广大。于是，在五体投地之余，自然连带对他的草药也相信了。
因此，流风所及，在湖北卖草药的人，经常总是牵了一匹骆驼，湖北人一看骆驼，立刻就狂起俄国老毛子巴甫洛夫所搬弄出来的“连锁反应”，自然也就狂买草药。
用上面这个“牵骆驼”的故事，来印证中国的民族病，最有意思。中国的一个民族病是“托古病”。中国人一说话，最爱上托古人。例如孔夫子牵尧舜为骆驼，卖草药；朱熹又牵孔夫子为骆驼，卖草药；钱穆又牵朱熹为骆驼，卖草药。……又流风所及，“今”人总是爱牵“古”人为骆驼，卖那与骆驼毫不相干的草药。
——“古今”与骆驼
中国人相信“人事感天”
研究中国人想什么，怎么想，一定得注意中国人的怎样想什么。中国人有时候会发伟大的奇想，这种伟大的奇想，想入非非，使人怎么也想不透人为什么要这样想，能这样想，这样想又何苦来。
中国人怎样想什么，七想八想，其中妙的很多。最妙的一则是，中国人相信“人事感天”，相信自然现象有时是受了人的感动而生，感动到火候十足的时候，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可以“天雨粟，乌白头”，可以“天地含悲，风云动色”。
别以为这是中国民间愚夫愚妇的迷信，别以为这是我开玩笑，中国的第一流知识分子，的的确确把这种怎样想什么，郑重其事的认真处理。我举一代大儒顾炎武为例。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一篇“人事感天”，……就是第一流知识分子满纸荒唐言的第一号证据。
——人能感动蝙蝠论
“中国”太难了解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为什么？中国太难了解了。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在世界古国中，它是唯一香火不断的金身。巴比伦古国、埃及古国，早就亡于波斯；印度古国，早就亡于回回。只有中国寿比南山，没有间断。没有间断，就有累积。有累积，就愈累积愈多，就愈难了解。
从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远在五十万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山顶洞人”起算，已远在两万五千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远在四千五百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远在三千五百年以前。这时候，已经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龙，史实开始明确；从纪元前八四一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从纪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中国人有排排坐的文字历史，已长达两千八百多年。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中国人巫医不分家
中国人对于疾病的观念本来就是充满迷信色彩的，他们认为生病的原因是神仙赐的，所以若要病好，也非得求神问卜不可，而求神问卜的法子，则莫过于祷告。所以周武王病了，他的弟弟周公要祷告一阵；孔夫子病了，他的学生子路要祷告一阵。换句话说，能祷告就等于能治病，祷告是“巫”的责任；治病是“医”的专职，“巫医”连称，向来是不分家的。
历史上传说神农、黄帝对于医药的贡献，根本全是鬼话。中国医术比较可考的起源是在殷朝，值得称为鼻祖的是“巫彭”和“巫咸”。从这个人开始，算为中国医术奠定了千古不拔的基础，——一个巫医不分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几千年来，中国医术就一直走不上科学的正路。——至多只有医术，根本称不上医“学”。
——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中国人的“文化沙文主义”
所谓“沙文主义”，它的来源是法国那个名叫沙文的老兵，这个老兵在拿破仑失败后仍然效忠而狂热，盲目而排外，是个标准的义和团哥儿们。“文化沙文主义”的目的，无非在想用中土之光，光被四表，使万国衣冠，尽拜中华冕旒之下。有这种如意想法的人，他们最初的目的是想用“武功”征服世界，在“武功”所及的边缘，再开始用“文化”来招降，这时候司马相如等御用文人便派了用场；可是事实上，往往“武功”并不称心，“武功”所碰到的，不完全是有眼不识泰山的“夜郎”国，所碰到的，不是“夜郎自大”而是“夜郎真的很大”，大到鸦片战争时被金发碧眼的“夜郎”打进家门来，这时候情况自然严重。最后八国联军一次，“夜郎”们逞尽了威风，于是中土沙文之士，乃纷纷宣告打洋鬼子们不过，于是又想出自慰的法宝，放弃束“补亡诗”中所谓的“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政策，改行“文化外悠”政策。掩武功以和平，敷文化以柔远，“文化沙文主义”，便于头破血流之日，开始大行特行了。
“文化沙文主义”和“义和团思想”，在二十世纪开始以后的六十五年来，我们都随时可见，随处可见。“文化沙文主义”的表现是“文场”，是托诸空言；“义和团思想”的表现是“武场”，是见诸行事。
——写在居浩然“义和团思想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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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女人的小脚传统
中国女人的小脚传统
小脚是把小女孩的两只脚，用布带用力裹起来，裹到骨头也断了，肉也烂了，可是不管断不断、烂不烂，还是要裹下去，直裹到一个畸形的新脚长出来，才算完事。这时候，这个女孩子再也不会活活泼泼的蹦蹦跳跳了，她走路都走不好了，更谈不到跑来跑去了。
原来中国古人竟认为：女人被这样裹了两脚，就“老实”了。还有的中国古人竟认为；女人被这样裹了两脚，就“美”了。审美的眼光可真他妈的怪！正确的说法，这不是审美，是审丑。
中国人骂人写文章又臭又长，讲演又臭又长，说是“王母娘娘裹脚布”。王母娘娘传说是黄帝的老相好，那个时代，还没流行小脚，太早了；宋朝人的笔记里，说小脚起于五代“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李后主，可能又太晚了。因为它无法解释一千四百年前“双行缠”“履头皆锐”“底平趾敛”“弹弦纵足”等现象。小脚的形成，是慢慢演变的，但在中国，起码已缠了一千年！
缠小脚，除了道德上的和审美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性的，就是“足恋”。古代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