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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小脚，除了道德上的和审美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性的，就是“足恋”。古代罗马、中古西班牙，都有足恋的现象，汉朝成帝对“可怜飞燕”的妹妹赵合德，曾有过这种喜爱。中国性变态的文人，很多都喜爱小脚——尤其是臭的小脚，难怪他们作品臭不可闻。中国文人为了喜爱小脚，要写《香莲品藻》这种书，对小脚大做科学分类，分为五类十八品，整天向往“凤鞋半折小弓弓，莺语一声娇滴滴”；至于性变态的武人，就没这么风雅，他们要把小脚砍下来吃，“足下”害人，一至于此！
——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改名学
“改名学”，就是“老子改你小子名字的学问”。
“改名学”是对抗“命名学”的一种思想战兼宣传战。“命名学”本就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中国人给人起名字，要讲究排行、讲究笔画、讲究字形、讲究音调、讲究犯不犯冲、……一名之立，有时真经过旬月踟蹰，所以立定之后，相沿不改，也不宜改、不必改。随着统治技术的推演与方便，衙门又有了自行立法，由官方强制严禁，竟一变而成不准改，如果我李敖不叫李敖，而叫“李万林”，我发了财，想在名字上来点泽被群生，而想改名“李万霖”，衙门是不准的；又如我李敖不叫李敖，而叫“李万财”，我当了民意代表，想把大名学术化，减少一点金玉满堂，而想改名“李万才”，衙门还是不准的。如果我能改成，那是我另有神通，内幕自非你“张乞食”之流所能洞鉴，不必多言。
——罗斯福路该改名罗斯祸路
罗斯是“祸”不是“福”
当年用罗斯福路做路名，的确莫测高深，我们自己的民族英雄，像黄兴、像蔡锷，都在大街上分不到路名，怎么有余额“挟外人以自轻”？所以，罗斯福路是该改的，但改的理由该和当年根本不该用的理由一样，而不该随一时一地的政治情绪而转移。如果一切都要符合政治情绪，那我就要提议改名“罗斯‘祸’路”，以为口诛，以为笔伐，以为知过必改，以为上当学乖，以为复兴固有的“改名学”文化。
——罗斯福路该改名罗斯祸路
中国人与游泳
中国古代的雅人们，对水的看法，可有点特别。“沧浪之水清”的时候，他们要“濯我缨”（洗帽子）；“沧浪之水浊”的时候，他们却要“濯我足”（洗脚），他们从未想到要洗洗身体，更甭谈“游泳”了！
“游泳”在中国传统中，不属于正统运动范围，也不属于一般娱乐范围，“游泳”这玩意，至多是“浪里白条”式水上人家的专技，任何身强体壮的大汉，只能在陆地上展览他的阔臂肌，一旦不幸下水，就只有口吐白沫的分。《水浒传》里的黑旋风李逵，本何等威武，可是一落清波，就被浪里白条张顺灌得“喘做一团，口里只吐白水”！李逵皆如此，其他大汉可以想见！其他大汉皆为此，其他小娘子更可想见。故总而言之，中国古人对“游泳”这一门学问，实在差劲，因而从尾生以下，被淹死的记录，也就颇多。奇怪的是，尾生明明不会游泳，却偏偏跟女朋友在“水门”旁边约会，结果竟送掉老命一条，真是哀哉！
——写给模特儿看的
中国思想史里的“泛孔系统”
“泛孔系统”是中国思想的“正宗”，它的特点当然是“子曰”、“诗云”、“圣人言”的逻辑。在这个系统里面，一个人，不论说话、放屁、写文章，都要先顶上孔子的帽子才开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如方东树所说的，“得圣人之真”。于是，你戴着孔子制帽厂的帽子骂我，我也戴着孔子制帽厂的帽子骂你，闹做一团，大家都咬定自己说的才是真正的“圣人之真”。
“圣人之真”云云，早就在中国人的脑袋里打了转，大家都分别来了一番加工或改造，故同一个孔子，刘邦可以利用，董仲舒也可以利用，其他的人自然也可以利用。
所以我说，所谓“泛孔系统”，并不一定是孔夫子的原装系统，它是代孔子立言的系统或托孔子说话的系统。这个系统笼罩了两千五百年来的中国思想界，在它里面虽然有孟子派和荀子派的对立，有今文派跟古文派的争执，有儒、道、佛的混同与吵架，有理学和反理学的斗法，……其实全不妨碍这一系统的确立，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戴着（正戴着或歪戴着）孔子制帽厂（本号或分店）的出品，而孔子制帽厂又都是皇帝们投资保护的对象。
——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避讳
中国人这门学问，叫做“避讳学”。
“讳”是什么？讳就是“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有的因为顾忌的缘故，有的因为隐匿的缘故，把一个名字，或一件事实，知道了却不说，反倒说成别的，这就叫做“讳”。
为什么一个名字，一件事实，知道了要不说呢？照中国传统的高见，是因为说了就是不吉祥或不恭敬或大逆不道，所以才“不敢说”。“不敢说”的意思，用文言文的说法，是“讳言”、是“讳莫如深”，这一类的说法，还有很多。
对一件事实的“讳”，大部分是指隐匿一种真相。比如说，死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可是古人却忌讳提到它，认为不吉祥。所以古人说一个长辈快死了，用的表达法是“倘有不讳”。“倘有不讳”的意思翻成白话是：“假若有隐瞒不住的时候”，就是“倘若死的时候”。
除了认为不吉祥的意思外，还有一种是指对某种事实的隐瞒。
——避讳——“非常不敢说”
中国儒家经典
儒家经典本是些空泛的大道理，除了《论语》、《孟子》和《礼记》的一部分外，其他只不过是一些治古史用的獭祭材料。《论语》只不过是一万一千七百零五个字的空疏东西，而古代宰相竟想用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未免把“治天下”看得太容易了。即使加上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的《孟子》，九万九千零十个字的《礼记》，一共还不到十五万言。想凭这点两千年前的“菁华”来包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万象，用来应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种种繁复困难的新问题，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经典救世是串假戏
旧经典绝不配解决今天的社会问题，提倡经典救世就等于提倡串假戏，提倡把已经多边的自我搅得更多边。并且，事实上，鼓吹固有文化的人只是耍笔墨游戏而已，他们的为人作文与日常生活，一点也不像安贫守素叔度汪汪的“儒”，他们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贩子罢了！并且狗肉也只是当做羊肉卖给别人吃，他们自己是不吃的，——他们吃“美援”。
我们被经典害了两千年了，“空洞”、“浮夸”是我们民族的特征，也是我们民族的死症。这种特征与死症表现在市井小民身上，是可以饶恕的；表现在好话大话的官儿身上，也是不必见怪的；可是若表现在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就不能不叹气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最大心愿是把固有文化往新世界的头上套，又拿儒家经典往固有文化头上套，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去他的“万古纲常”
我们总相信有个包医百病的万灵丹，总喜欢有个“简单的确定”，用来“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老实说吧，凡是有着这种“万古纲常”头脑的人，绝不配谈如何使中国走向现代化！我们不肯睁开眼睛看看，看看人家在辛辛苦苦夜以继日的做什么？人家已经迈向理智的爱国主义了，我们却还在“事君以忠”观念上兜圈子；人家已经对社会人类学都不满意了，我们却还在“天理”、“气运”、“太极图”上翻斗；人家论自由与权利的大书已经出了几百本了，我们却还高谈大学中的“絜矩之道”！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穿”固有文化
“夷狄”早就进入中国了。时至今日，连最贩卖“历史精神文化”的人士在内，哪个人不在物质上崇洋媚外？哪个人在精神上真真相信东方的精神文明？封疆大吏们穿了三百六十四天半的西装，只在每年祭孔的时候，穿起长袍马褂来亮亮相，这正代表我们的可怜——和“‘穿’孝”一样，这可叫做“‘穿’固有文化”。对固有文化，大家只想“穿”它，对它并没有很真诚的眷恋；固有文化的本身也无法使我们有深深的体感。大家只是为了情面、为了随和、为了不招忌、为了“学而时习之”的顺口，只好一齐串假戏，一齐重采黄花来做锦囊儿！
如果我们肯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平均公民”——用“大量观察”的法子看看他们：年轻一辈的明星狂和爵士乐，中年一辈的奖券迷和轿车梦，年老一辈的麻将风和强力睾丸片，……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经典中的真精神？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中国人的“征兆”传统
征兆是中国人五千年来的只此一家大传统，当然也是五千年来只此一家的大骗局。它的历史太深了、太远了，深远得变成了一个坚固的骗人公式，大家一提到某某名人，就会公然用公式套他一下，明知是鬼话，可是谁也不敢说破，只要有利，谁也乐得相信，或者叫别人相信。你别以为这些是历史了，才不呢，就是这套大哲学，使中华民国袁大总统世凯先生抛弃了总统，想改行当皇帝，为了他相信他自己曾以“五爪大金龙”的正身，睡在床上过。“真龙转世”的大哲学，在上为帝王将相，在下为王元龙李小龙，以至看相摸骨的龙海山人，人人都多少反射到。你老兄一定也有这种传统的荒谬反射，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老是在浴室镜子里，偷偷看你“主贵”的那颗痣？
——征兆——来头可不小
李敖研究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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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讲理与讲礼
讲理与讲礼
中国民族对“讲礼”很拿手，对“讲理”却不在行。
“礼”在古典解释里，虽然也有“理”的意味，但是两者你东我西，愈分愈远。“礼”变成人与人“交接会通之道”，变成仪规，变成俗套，甚至变成虚情假意。在这种方向的演变下，“礼”在许多点上，就跟“理”发生冲突。冲突的原因在“礼”是讲谁大谁小的；“理”却是讲谁对谁错的。讲谁大谁小，就没有是非可言，一切都是听凭摆布，一切都和稀泥，这就叫“礼之用，和为贵”。
在“礼之用，和为贵”路线上发展的民族，一切都要“以礼自防”。除非特立独行之士，谁也不敢“无礼”。
——讲理与讲礼
论“不守清规”
读过《宋人轶事》的人，一定喜欢那苏东坡的好朋友佛印和尚；读过《水浒传》的人，一定喜欢那整天打人打山门的鲁智深花和尚。为什么人们喜欢这类酒肉和尚？答案是这类和尚“不守清规”，尽管不守清规，但他们的为人却正直、幽默、令人怀念常想。这样看来，所谓“清规”，显然已经没有必守的价值，“不守清规”的和尚，照样可能成为一个好人、一个男子汉。
佛印和尚与鲁智深花和尚，在佛门中，应该归入“禅宗”的一派。这一派的真正精神，是反对佛门中的庙宇仪式，反对佛门中的繁杂“形式主义”。
这类禅宗的先驱者，他们先知式的信仰是：“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在这种开明信仰的光照下，佛印会开苏东坡女人的玩笑，而鲁智深呢，不但自己大吃大喝，还要硬讲别的和尚吃狗肉！
正统——所谓正统——的佛门不承认他们，但他们也不屑于正统佛门的承认。
在中国思想史中，王阳明一派的末流，言行风采已跟这种禅味相当接近，这些智慧的中国古人，他们不谋而合的，也成了“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的信仰者。
我们新一代的中国人，不可忘记我们老祖宗们那“不守清规”的一个面，不可忘记他们的自然与快意，不可忘记在形式主义的森严气氛里，他们曾以笑脸和血汗，把过度严肃的传统文化，赋了生机、开了新路。我们怀念他们，我们向他们致敬。
——寻乐哲学
中国“拦路告状”的历史
拦路告状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古代中国老百姓，他们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只有三条路：第一是忍气吞声，第二是直接喊冤，第三是揭竿而起。“冤”字在中国象形文字里，上面是个罩子，下面是个兔子，把大无辜家兔子罩住，无法兔脱，自然冤哉枉也，了无疑义。老百姓如何不做兔子而做人，这就得另谋补救之道。主要补救方式有三：一种是“捶登闻鼓”，就是在皇宫外面捶一面大鼓，让皇上听到，好问他冤在哪儿。这种方法，后来名存实亡，变成了间接的“登闻鼓院”了，登闻鼓院是转达的衙门，这样一来，所有直接的用意全部消失，捶也白捶了！
捶登闻鼓以外，另一种就是“立肺石”。肺石是一块红石头，老百姓有冤，可以跑上去站三天，能站下来，就有专门人员过来问你案情，并负责“通天”。这种喊冤，在程序上虽然间接，但在形式上，却有直接的视听效果。站红石头的意思是叫老百姓说真话，“使之赤心不妄言”，有点类似洋人按圣经味道，只是脚踩赤石罢了。至于立肺石的实际情形，显然大打折扣，如《梁书》武帝纪里有“可投肺石函”的话，足见喊冤已喊进“意见箱”了，其下场可知；又如《玉海》记武则天时有“肺石不须防守”的话，足见要喊冤的，还得通过治安单位人员“防守”这一关，其下场又可知。所以“立肺石”也者，费时而难见其利，明矣！
既然敲鼓罚站都难以下情上达，最后只好亲见皇上的一法了。但皇上在深宫里，老百姓哪看得到？唯一的机会是：等皇上出巡或出来玩的时候，半路上把他拦住，这种拦法，有个专门名词，叫“邀车驾”或“迎车驾”或“乘舆诉”或“递御状”或“拦舆”或“拦舆递禀”。理论上，统治者为了探求民隐，尚不反对“邀车驾”，只是严格规定必须冤情确凿，不然就给你好看。好看的方式，在唐朝是“杖八十”（打八十棍）；明朝、清朝是“杖一百”，表面的罚则比起古人的严刑峻法来，尚不算重，只是实际上罚的，就大有出入，因为随时可用别的罪名整你；别的罪名也预备好了一大堆，等着整你。如清朝规定：皇上车驾“行幸瀛台等处”而拦路的，则照“迎车驾申诉律”办；但“车驾郊外行幸时”而拦路的，却照“冲突仪仗律”办。这就是说：车驾也不是那么好“邀”的，邀错了地方，就视同“犯跸”，说不定还当大刺客办你呢！
这样一来，老百姓有奇冤异惨，想直达天听，可说千难万难。于是，他们只好降格以求，把“包公”、“彭公”式的“青天型”人物，当成跪地苦求的对象，高喊：“青天大老爷，小的有冤上诉！”
——拦路告状不可拦！
横扫封建主义
中国的封建主义其实是无孔不入的，要横扫它们，得先一一纵深切入才能解决。一一纵深切入的战术是：不分大题目小题目，只要能大题大作或小题大作，显示出“大手笔”，就值得一写。因为这种纵深切入，一方面是把本题给解决了，另一方面却又同时把你真正的“借题发挥”带进场。
——封建主义是海峡两岸的共同敌人
外国的不避讳
避讳这套想起来实在没有什么道理的习惯，在世界上，可说是中国独有的坏习惯，自找麻烦的坏习惯。我们再反看外国，外国正好和中国相反，洋鬼子们觉得，尊敬一个人，最好的尊敬法子，不是不敢提他的名字，而是偏偏要提他。
洋鬼子尊敬华盛顿，特别把美国国都叫做“华盛顿”，大家你叫我叫老头子叫小孩子叫，丝毫没有觉得该“避”什么“讳”，同时觉得，这是对华盛顿最大的恭敬和纪念。
——避讳——“非常不敢说”论中国文学李敖语萃论中国文学
——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论中国文学五千年
五千年的庞大文学遗产，只表露了庞大的繁琐与悲哀。我们的五千年文学史中，没有大气魄的诗、没有大气魄的剧、没有大气魄的小说、也没有大气魄的作品。我们没有好的表达法，没有像样的结构，没有不贫乏的新境界，也没有震撼世界的文艺思潮。我们的“文学”（如果还硬要算得上是“文学”的话），至多只是在一首小诗、一阕小词、一段小令、一篇小品、一个小故事里打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