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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髦的说法，所谓“民族舞”），大致分开，可有两类：一类是“穿衣服的”，一类是“不穿衣服的”。前者不必细说，从“文始舞”、“武始舞”，直到跟娇滴滴的杨贵妃有关的“霓裳羽衣舞”，都属于“穿衣服的”。古书如《书经》中所谓的“舞衣”，李白诗中所谓的“舞衫”，都反证了穿衣属实。至于后者“不穿衣服的”，公元五世纪时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明帝刘，乃至六世纪时陈后主陈叔宝等，都有叫宫女这样一丝不挂的记录。以上这两类古舞，其性质，非全穿即全脱，并无先穿后脱或一脱再脱如今天之脱衣舞者，故说脱衣舞，乃纯粹西方鬼子之玩意，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无与，并不为过。
——“舒而脱脱兮！”
李敖研究网发布
蛋蛋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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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脱衣舞考
脱衣舞考
strip本是“剥”“脱”的意思，tease则是“逗”、“揶揄”、“嘲弄”、“使人恼”、“使人焦”、“吊胃口”的意思，两字合起来，望文生义，一看便知道是指似脱非脱、又脱又不脱，别着急慢慢脱的动作而言。外国仓颉造字，毕竟也有他们一手儿！
说到这个strip tease的历史，可真源远流长。最早已远溯到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模特儿瑞尼。瑞尼以引诱青年罪被带上法庭，她的律师亥伯瑞第的辩护法可真妙，他竟当众脱光她的衣服，以表示她的纯真动人，而她竟因这一身得天独厚的皮肉，免掉了牢狱之灾！
又一个例子是公元五世纪的拜占庭女王希奥德拉，她早年曾在舞台上脱衣服，脱衣舞娘在公元六世纪就当上女王，无怪乎二十世纪的巴西脱衣舞女要竞选总统了！
除了希腊、拜占庭这些古国有这种事实外，古罗马也有这一类的玩意儿。直到后来，中古时期的教会黑暗势力兴起，活泼泼的脱衣盛业，才渐形中绝。
——“舒而脱脱兮！”
脱衣舞与警察
因为脱衣舞本身是跟警察老爷不断捉迷藏的玩意，所以它的发展，也就因警察老爷的胃口而不同。例如就一般的明盘而论，美国迈阿密地方，脱衣可脱到三点为止；而在缅因州，标准却是只到浴衣状态；在纽约，也有因夜总会老板背景大小而与脱光多少成正比的。其他成文、不成文的规定或约束，也常常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警察老爷的胃口松紧而异或眼开眼闭的程度而异。例如美国许多地方，规定脱衣舞女不准“正面凸出”式的向观众做姿势，但如果她用侧面，则任凭你凸来凸去，老爷不管。——虽然侧面也可能有观众！又如巴铁摩尔地方，此乃脱衣舞业尾闾所在，被允许的花样，也就最多。比方脱衣舞女可用“喂奶式”的动作，以乳峰授人；被授者，也可以不违孟夫子授手不亲之道而改亲“授乳”。此类噱头，千奇百怪，不胜枚举。脱衣舞女或自大羽毛后面脱起；或自绅士装脱起；或自侠盗罗宾汉装脱起；或自网后脱起，或自笼中脱起，寓脱脱于表演之中，光怪陆离，使人的两眼，目不暇接；使警察的法令，疲于奔命。巴铁摩尔的法令也真特别：“脱衣舞女若做淫荡动作，着罚锾二十五至五十美金，缴款后，即可释回，听令演出！”法令如此，又何悲乎滴滴欲脱者之不脱乎！
——“舒而脱脱兮！”
比较中西历史上的爱情
当东方的盘古扭动骨盘，把四肢五体转成四极五岳的时候，西方的亚当却大梦先觉，把肋骨转成原料，奉献给女人。这一差距，分离出两千年前的一幕对比：当亚当的子孙，正把埃及皇宫的美女可李敖巴特拉往家里抢的时候，我们盘古的后人，却正把自己皇宫的美女王昭君朝外头送！——人家宁肯为女人惹起战争，我们却甘愿用女人换取和平！你说多菜！
在权力与女人不可兼得的时候，西方的爱德华第八的表现是“不爱江山爱美人”；而东方的唐明皇呢？表现却是“江山情重美人轻”！中国人家喻户晓的《长恨歌》恋史，男方指手画脚，发了不少“在天愿做比翼鸟”“愿世世为夫妇”的假誓，到头来却不能同生、不能共死、不能横刀求美，反倒竖子不足与谋——自己逃难去了！你说多菜！
这些对比，都多少显示了我们大中华的老祖宗，在处理小娘子的小爱情问题上，好像有点特别。他们好像从来不为女人花脑筋，既不屑花，也不肯花，甚至压根儿就没想到花，这样子“看女人没有起”，若要产生漂亮的爱情故事，岂不是妄想？大体说来，老祖宗们是不来恋爱这一套的，他们只会为几个抽象的大名词肝脑涂地、九死无悔，却不会为几个可爱女人鞠躬尽瘁、怒发冲冠。吴三桂在爱情宇宙里，只不过闪了一点“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灵光，就被道学之士一连臭骂三百二十年！中国历史上有“红粉”，也有“干戈”，但这两个名词总结合不上，老祖宗不允许“红粉干戈”，为女人打仗吗？去你的！那是爱伦坡笔下的希腊荣光和罗马壮丽，中国文化是不为女人打仗的！
——大中华·小爱情
师夷长技以制夷
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中最能了解这次战争的严重性的，是林则徐。林则徐深刻地知道，中国民族的虚自大是不行的，一笔抹杀“夷狄”的长处也是不行的，传统中的藐视“夷狄”的态度绝对要不得。基于这种认识，林则徐使魏源完成了《海国图志》这部划时代的著作。这部著作一反过去中国人“山海经”式的谈论“夷狄”的方法，而从“夷狄”的著作中直接取材。在这部书的序里，有一段最有名的话是：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以攻夷而作，为以夷以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这三条重要的立论，它的基点都是坦白说明中国的原来本钱实在已经应付不了洋鬼子，也应付不了变迁中的世界，我们必须放弃唯我独尊的态度，改行“以夷”、“师夷”等路数不可。林则徐、魏源这些西化观点，在二十年后，构成了同治新政的张本，那就是奕䜣、文祥、曾、左、胡、李等人所大力提倡的“洋务运动”。
——新物与旧物
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在数不清的老顽固们的压力之下，试想“洋务运动”居然还向前推进了三十多年，我们不得不说这些从事“洋务运动”的人士很够劲，他们真够得上“坚苦卓绝”这块招牌！
在这些从事“洋务运动”的人士里，最凸出的一个当然是李鸿章。李鸿章在当时老顽固的眼中，是一个“深信夷人，动效夷法”的大罪犯。他跟老顽固们一样，本出身于旧社会中的旧教育，看不懂任何一行蟹行文。但是他对西方的认识，对中国应该西化的必要，却有奇迹一般的颖悟。
——新物与旧物
比萨斜塔——棍石挡不住真理
比萨这个老爷斜塔，七百九十多年来，历经了无数的人世波涛，可是它仍旧不倒。七百九十多年来，一百多次地震震不倒它；二次大战时，一千多颗炸弹丢在比萨城也震不倒它。它是一个老赖皮，它永远屹立。
屹立还不算，它还要斜，并且每年斜一，到了去年为止，它比斜的垂直线又多出十四又十，它还是不倒，它真行！
这个老东西，不但老，并且还“卖老”，它每年吸引三百万的游客，赚到一百万美金，就凭它，一百七十五高，一股“斜气”！
别以为它只是“斜气”，就因为这股“斜气”，它才为人类带来了真理。
例如亚里士多德说，物体降落的速度与物体的重量成正比例。这就是说，愈重的东西降落得愈快，愈轻的东西降落得愈慢。这种大道理，大家一想，就觉得没问题。于是你也信，我也信，大家一起信，一信就信了一千五百年！
但是一千五百年后，碰到个大逆不道的斜门人物伽利略。伽利略居然对这种“圣人之言”表示了大胆的怀疑！伽利略坚持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话根本是谬说。他认为物体降落的速度，只稍受空气阻力的大小，与本身的轻重比例无关。他的反驳一提出，大家都骂他非圣无法。他不服气，特地约了许多大学生和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一块儿跑到比萨斜塔的下面，叫他们等着瞧。伽利略跑到斜塔上，把一个一磅重的铁球和一个一百磅重的铁球同时丢下，说时迟，那时快，两个铁球，噗的一声同时落地。铁球落地之日，就是一千五百年传统垮台之时。“正直”的传统，竟被“斜气”的古塔与人物弄倒了！
自古以来，任何新思潮、新人物的出现，总未免被旧思潮和旧人物看做一股“斜气”，总未免被看不顺眼，怪他们离经叛道，违背“善良风俗”，或违背什么法令什么条例，因而棍石交加、围剿毕至。但是只要新思潮和新人物代表的是真理，棍石和围剿是阻挡不住的。比萨斜塔上的伽利略，就是一个好例子。如今伽利略的精神和学说万古长存，可是那些抓他、审他、要用火刑烧他的魔鬼们，又哪里去了呢？
——斜气下的真理历史探索李敖语萃历史探索
——优秀的历史家是真正的最后审判者——上帝嘛，请靠边站。学历史的人
我是学历史的人，我常从历史上追寻人们愚昧的痕迹。
——海盗万岁
“历史”二字不是原装货
“历史”两个字，不是中国的原装货，而是日本移来的名词。中国记录中，最早出现在清朝光绪二十九年到三十一年（一九○三—一九○五），改革学制的时候。中国过去称历史做“史”、做“书”、做“志”、做“记”等等，从不将“历史”两字连用，这种连用，显然是“东洋化”的结果。现在我们约定俗成，用惯了这种词儿，应该给自己来番“机会教育”，告诉自己：中国历史的远流是多么复杂，小自一个名词的变幻，都有它的文化交流，有它的来龙去脉，中国人要弄清自己的历史，是何等不容易！
——中国历史演义总说
论英雄
历史上虽然五湖四海、英雄辈出，但是以个人独有的声华与特色，为一世或百世一新局面的，倒也不多。这种人物的有或无，多一个或少一个，直接可使局面改观，风云变色，的确不能以可有可无小看他。我常常觉得，印度没有释迦，就不成其为印度；犹太没有耶稣，就不成其为犹太；法国没有伏尔泰，就若有所失；黑人没有阿里，就万古如长夜。……多少VVIPI的形象，有了他们，时代才别开生面，才脸上有光，不然的话，简直就有辱国体，不成人形。
——幸亏有我
中国历史家
世界上，任何专家都犯一个毛病，就是自己这一行最最重要，人类没有他这一行，就完了。事实上，他这一行虽非不重要，但没重要到他所说的那种程度、那种比例。但专家绝对不肯这样想，他只肯吹牛，不知道他在牛角尖里。
历史家也是专家，也自不例外。但历史这一行纵面横面比较宽，见识多一点。所以，历史家吹牛的时候，位置从牛角尖朝下移，在牛角里。
中国历史家的专家作品很可怜，他们穷毕生之力，写的东西，竟大多是“相斫书”、是“帝王家谱”、是“统治者起居注”，却不是民族的活动史。换句话说，这种专家的毛病，横批八字可尽——眼有牛角，目无全牛。
历史本是全牛，专家既无法看这么全，只好视而不见，只看他们牛角里的。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他们只会唯来唯去，“唯物史观”也、“唯心史观”也、“唯帝王将相史观”也，……唯个没完。一不唯，他们就泄了气。但一唯，就会过分扩大了他唯的，缩小或根本抹杀了他不唯的，结果牛是吹了，历史真相，却还坐牛车。
——中国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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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只知追求真相
只知追求真相
我是搞历史的人，搞历史的人只晓得追求历史的真相，不计其他。
——“胡适研究”前记
解释历史人物
我不赞成没有根据的褒贬，姑妄言之的掌故，以及从“据说”而下的结论。这种态度使我重新估定“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一语的精义。我认为任何历史人物的功罪都该有一番“完满解释”。该是他的，就给他；不该是他的，就不给。在给与不给之间，居功言罪当然不完全是他“个人所得”。在社会中，人与人的影响是交互的：其功既有同谋，其罪亦有共犯，从事历史的解释的人必须把握这一点。
——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
历史家
就某种讽世意味来说，优秀的历史家逼人面对，生则为“袋鼠法庭”（Kangaroo court）的法官，死则为阎王爷，在生死线外，历史人物应负的罪责，都无所遁形。换句话说，优秀的历史家是真正的最后审判者，——上帝嘛，请靠边站！
——“孙中山研究”自序
先跟历史搭线
中国民族太古老了，古老得一举手一投足，就可能跟过去搭上线。你以为你举的是你的手，投的是你的足，其实不是。你的手和足，只是木偶戏中的手和足，它们全被线上的老相好操纵，这老相好，就是历史。
历史少的民族，了解他们就比较简单，很多事情，从层面入手，便八九不离十；但对背着历史大包袱的民族，像中国民族，要想这样取巧，就绝对不行。从取巧得来的了解，只是雾里看花，好不好看是另外回事，看不清楚是一定的。看都没看清楚，又了解到哪儿去？
所以，了解中国人干的事，一个重要步骤是：必得先跟历史搭线，从历史脉络上查考“手足之情”，不念手足之情是不行的。
——且从青史看青楼
从夹缝中透视历史
我们的历史书，传统写法总是一派忠贞、英烈、圣贤、豪杰的历史，搭配上贰臣、叛逆、奸佞、巧宦的活动，交织成历来的众生相。但是，受过现代方法训练的人，他们不能承认这种“春秋之笔”、“忠奸之判”能够解释整个历史现象，也不承认单靠一些相杀相砍的政治史、耀武扬威的军事史、仁义道德的思想史、四通八达的交通史等等，就能了解过去。有现代方法训练的人，他们尝试用新的方向和角度、新的辅助科学（像性心理学、行为病理学、记号学、行为科学、团体动力学、统计学等等）来解释历史现象，来从夹缝中透视历史。在这种新的方法的光照之下，以前所视为神奇的，如今可能化为朽腐了；过去所看做朽腐的，现在可能又化为神奇了；过去当做不重要的或忽视的，现在我们要“无隐之不搜”了；过去当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现在我们不再“见笑于大方之家”了。
——中国民族“性”
历史系
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可使狂者愈狂，狷者愈狷，笨者愈笨。
——十三年和十三月
史学家与史学方法
学历史的人深受史学方法的训练，史学方法的目的在帮助历史家探求史实的真相，以及历史人物的真面目，因为人是有党派之见的，很少能有客观独立的判断，不论是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都会影响史实的真相，乃至历史人物的真面目。故研究历史的人碰到这种难题，不得不采取比较有效的方法，以求得scientific truth。历史家碰到一个人的文字记载，认为有史料价值的时候，一定要经过两种处理的步骤：
第一是“外批评”；
第二是“内批评”。
“外批评”是考证史料的真假，怎么来的，什么人做的，什么时候做的，以及版本的校勘，稿本的鉴定，这都是“外批评”的范围，中国一般的“史学家”，承汉学的余绪，所能做的至多也只是“外批评”。他们的表现是乾嘉余孽式的考据学，而他们自己，却常常错认考据学就是史学。
——澄清对“人身攻击”的误解
历史只讲求真相
唐朝的一些皇帝，总忍不住要看史官写些什么。（看看骂老子没有？）这么一来，慢慢的，史官就不敢直笔了。
在史官的历史发生问题以后，在民间，有一些“野史”出来，表现直笔。当朝的皇帝虽一再警告、查禁，可是总不能斩草除根。“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统治者做了坏事，要瞒，是瞒不了的；要烧，是烧不光的。“流芳”呢？还是“遗臭”？历史总不会放过他。
提倡写“直笔”的孔夫子，当他竟也骗人，写了“曲笔”的时候，历史上，也留下他的记录。历史是不讲感情的，讲感情便不是真历史。历史只讲求真相，由求真的人，不断地、千方百计地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