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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先生的新格律体，戴着镣铐跳舞，可能有些局限，但这种形式上的美被我接受。另一个就是诗歌探索尽管有多种可能性，但还是应该选择容易打动你、让你自己激动的形式来表达。
要说受影响，还可以追溯到歌德、普希金、雪莱、马雅可夫斯基等诗人。可能年轻的诗人朋友觉得不好理解，但这与个人的经历有很大关系，还是前面那句话，让你自己激动的东西对你就是最好的。
艾：还是中国古典诗词对你的影响大。
张：是奠基性的。从最开始的兴趣到有意识的创造，都带有这种痕迹。也可以这么说，能激励我到现在还在搞创作，就是这种东西在起作用，这是融入血液、在骨子里流淌的，抹不去，挥不走，正是它；使我感到（写作）能有一种意义。
艾：听说你年轻的时候对绘画也很感兴趣？
张：我喜欢看中国画，觉得很过瘾。中国画讲究含蓄，像“蛙声十里出山泉”、“踏花归来马蹄香”等等。当然，中国画还有很多特点。我在诗歌里面也有所借鉴。
艾：从你的工作性质看，联系到你前面所说的杜甫、白居易对社稷苍生的关怀，可以更好地理解你的诗歌中的“大我”形象。现在也有不少的诗歌沉溺于之得失。我觉得诗人也应该关心其他的人，诗歌也有这种能力。
张：“关心”这个字眼用得很准确。诗人主观层面上做到的也只是关心、关注。诗歌不能解决某个具体的问题，但一个民族的强盛与否，与这种情怀是联系在一起的。你不能从功利的角度去看，写几首关于下岗工人的诗，能解决就业问题吗？但有这样的诗，总能起到一些精神上的安抚和激励作用。从长远角度上讲，一个民族在挫折面前还能向前看，就不能认为诗歌没有力量。而且我自己也受到了激励。
诗歌从本质上起慰藉人们心灵的作用，无非表现形式、艺术手法不一样而已。然而不同诗人的成长经历、接受的教育、环境都不～样，但我想，各种各样的诗歌，是不是存在一个殊途同归的问题？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诗歌环境比较单一，后来在部队、组织部、宣传部工作，我是真的希望把自己融进去。以国家、社会为大。我写个人的东西很少。
艾：写诗影响你的工作吗？
张：我这人兴趣很广，除了诗歌，还喜欢下棋、打乒乓球、排球、游泳、拉手风琴什么的，也做过运动员的梦。但后来走上作岗位，发现精力毕竟有限，诸多爱好怎么摆？最后选择了诗歌。到后来发现诗歌对工作也很有帮助，工作也需要诗歌。比如说，我们搞个活动，需要安排诗歌朗诵，不会写怎么行？至少选择时就没有好的眼光。《实验区咏叹调》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当然，我自始至终都是把工作放在首位，而把诗歌放在业余爱好之首。我也怕遇到不理解的情况，以为是不务正业，但在岗位上总是能碰到很好的领导并得到支持和鼓励。我很容易被一些事情感动，因此写起来不觉得辛苦，而是一种享受。感动萦绕心头，有时构思出那么几行，灵感再来时就能一气呵成。有一次乘火车，感觉来了，我就存车厢写，乘务员感到很惊奇。
但工作忙，写诗的时间肯定就少了。也有个宿命的成分吧。如果从事一种直接的经济工作，那可能就不写了。
艾：你对主旋律诗歌怎么看？
张：我是觉得太需要这种诗歌了。因为主旋律诗歌代表着时代精神，反映着社会主流和历史趋势。像赵恺的诗歌，写工业题材的聂鑫森的诗歌，张新泉那首《听总理作报告》等等，我都喜欢看。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东西，体现出对国家、民族、对社稷苍生的关怀，也是时代的要求。当然，既然诗歌是一门独特样式的艺术，就不能是标语口号，不能硬贴上去，不能没有诗意。对这种应景之作，我一直都很反感。我觉得应该要有艺术含量，有自己的感受，有深度，而不是报纸上怎么说就怎么写。
艾：对。要有自己的感受。不是说非要写、每个人都去写．而是确实打动了你。
张：原来报纸上登了一个孕妇救溺水者、她的钱包反被偷走的真实事情，我就觉得应该赞美好的、善的，鞭挞坏的、恶的，所以我写了《不该你下水呀》。……这些题材，处理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要有艺术元素。主旋律没有要求板起面孔呀！
艾：是的，这些诗并不是别人强迫你去写的。谁 写诗不是这样呢？都应该注重自己的感受。艾略特的 《荒原》，现在看来也可以叫作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为什么不可以呢？但如果他没有处身那个时代，没有 那些经历，他就不可能写得出。换个角度，每个写作 者何尝没有一些看重的写作主题？有的人写春天，有 的人写秋天，陶渊明写田园，李白写饮酒，不都相得 益彰吗？
张：应该是这样。当然，有人做得更好。
艾：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表作品的？
张：七十年代写了很多，八十年代早期才开始发 表。
艾：赣南这块红土地养育了你。这里也是千里赣 江的源头。
张：对家乡的情结一直萦绕心头。我觉得它非常 值得去挖掘，去发现。我总是说，这里的一草一木碰 到的可能都是流血的故事，或者厚重的文化。这里的 生态环境又非常好，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七十多。 加上客家文化这一块……有很多东西值得去表达。 这几方面，我都写过一些作品，拍过记录片。……
艾：你认为一个人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
张：尊重他人，关心他人。
艾：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对诗歌的看法，你会怎么 说？
张：对诗歌的热爱，就是对人生的热爱。
2003 5 12
张秀峰诗一首
送你一个中国结
有友人出国留学，吾以中国结相送
送你一个中国结
她是家乡的蝴蝶
不论走到天涯海角
为你扑扇出温馨熟稔的田野
送你一个中国结
她是哥们的请帖
那永远相碰的杯盏
举着我们不眠的长夜
送你一个中国结
她是亲人的笑靥
牵肠挂肚的思绪
绕成凝固的心血
送你一个中国结
她是民族的默契
异国他乡的陌生故人
将有无数亲情采撷
送你一个中国结
她有母亲的喜悦
火红的生机与蓬勃
储备下一份恒久的慰藉
中国结其实是个心结
所有的语言表白都难以贴切
只要将她珍藏在心你
就不会与祖国分别
有诗意的风景
■ 严 冬
英雄山下，二七新村菜市场路口处，有一报刊亭，业主是一对年约四、五十岁的中年夫妇，姓什么叫什么，我从未探听过。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熟悉与配合的默契，作为他们的老主顾，只要我在亭前一站，他（她）就会微笑着递给我当月的《诗刊》和《星星》，同时把一份浓浓的诗意一并递给了我，在这份氤氲的诗意中我让自己那日欲沉浊的心灵得到一次清洗，一次提升。
五年前刚到济南，工作没着落，居无定所，自然无法订阅刊物了。为了买几份诗歌刊物。我曾跑遍了大半个济南城的报刊亭，可是，除了一些花花绿绿的时尚刊物外，纯文学刊物很少见到，更甭提诗歌刊物，心中难免生出几分感慨、无奈与不甘。当我满怀失望与怀疑的时候，在英雄山脚下的这个地方发现了诗歌的踪影，我当时心里的那份激动难以抑住，差点跳起来，买了几本《诗刊》和《星星》后，一连声地对着报亭的阿姨说谢谢，她那戴着眼镜的脸上漾满了宽容、慈爱、敦厚、理解的笑容。我对她说：找一家卖《诗刊》的书店或者报亭真不容易。她笑笑说：诗歌刊物确实不好卖，现在读诗的人是越来越少，进诗歌刊物根本卖不动，我这里也就是卖三、四份。“那您为什么还进这刊物呢？”我随口问了一句。“都是老主顾，好多年的关系了，怎好说不卖就不卖了呢？再说，如果都不卖了，那些想读诗的人该是多么的着急呵！哪怕只有一个人买，我们也要尽可能满足他。”她保持着平静的微笑。我的心被震惊了，一句朴素的话，道出了一片多么真诚的爱呵！是那种对这个世界对芸芸众生的大爱。“做大地上的诗意栖居者”，是不是只要写诗读诗就算是达到了这一点？回答肯定不是的。关键在于必须有一颗诗意的心，而所谓的“诗意的心”一定包括爱心。报亭的这对夫妇也许不懂诗歌，但他们却在不经意问完成了对诗歌的传承、延续，他们的行为是艺术的诗意的。
时间一晃，几年过来了。在找到工作暂时安定后，我订阅了几份文学刊物，惟独没订《诗刊》和《星星》。我每月都找个周末到英雄山下的这个报亭来买。不为别的，只为能让那份诗意不要中断了，我曾想那另几位老主顾恐怕也都是这个意思吧。每当我听到有朋友买不到诗歌刊物时，我都会介绍过去，以便让这座城市里最具诗意的风景得到更多人欣赏。
感谢这对报亭的夫妇，感谢他们挽留住这城市的一缕诗意。毕竟，在一座有诗意的城市里居住是件快乐的事情。
从梦幻到现实的证明
■ 王桂林
我最初的诗歌创作几乎是在对诗歌一无所知的状态下自发地完成的。那些在语言上粗陋、情感上单纯的作品至今仍使我深深感动和难以忘怀。那些诗充满了向往、梦幻、情思和忧伤，像早晨的天空馈赠我的一片片云羽，在我贫穷而苦闷的青春岁月里，构成了最值得纪念的部分。
我把那些诗收在我的第一本诗集《草叶上的海》里，以此作为我对自己短暂青春的告别，同时，也告别了在创作上的纯抒情时代。
后来，我开始进入了一种貌似自觉的学习和创作阶段。除了要求自己静心思悟之外，还对诗的语言、形式等进行了大量的模仿和探索，并为能够偶尔解决一些表现手段方面的难题而自我满足和深深陶醉。 我曾把那个时期的作品编成一集，名之为《黑暗中的花瓣》。
我固执地认为，只有睁开第三只眼睛，调动起全部的灵性和智慧，向黑暗中不颐探寻，不断叩问，初嗅其香，再观其形，再进人花朵的内部，进而成为其一部分，使自身也美丽芬芳起来，才是通往纯粹艺术和真正生活的必由之路。那个时期我的写作产生了明确的倾向，也留下了一些让我至今依然十分感激的作品。但那种在心智和技术上的过于苛求却使我险些走进绝境，陷入创作上的彻底黑暗。
在那个时期，“黑暗中的花瓣”这一意象，的确是我对生活和艺术的认真与理解，是我当时心境的一种真实写照，也是我在创作的旅途上所要必然路经的一道峡谷。那时我对“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的观点虽表面上颔首称是，内心里却顽固地加以排斥和拒绝认同。我坚持认为：只要满怀虔敬，孜孜以求，就一定能够抓住那缕飘忽不定的天国的光辉，一定能够写出美仑美奂的诗歌作品，也一定能够找到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居所。
但一个偶然的事实，却无情地打碎了我这一“乌托邦”式的梦想。
那是1990年初秋，第二届“黄河口诗会”期间，我们与会人员一起乘船到黄河人海口游览。在黄河与大海的交汇处，正午的阳光照得海水一片辉煌。就在这耀眼的海水之上，有三个人从远处缓缓地向我们走来。当时满船的人都非常惊悚和讶异。那三个人像神祗，又像幽灵，从远处的水面上，从容不迫地渐渐靠近我们，又渐渐离我们远去。循着他们走去的方向眺望，我看见在很远的河湾里停泊着他们的船只。这三个人是趁退潮之机去海边插下渔网，等下一次退潮之后再去收网的。当他们下网归来，沿着浅滩向船上走回时，浅滩上已涨满了齐膝深的海水。当时大家对那三个人一方面非常敬畏，一方面又满怀担忧。大家的担忧是非常正常的。实际上，那三个人的确存在着随时陷入泥潭，或者为海水淹没的危险。潮水飞涨，浅滩上又沟壑纵横，即使水性再好，行走再谨慎，他们随时也会有灭顶之灾的。
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尤其是我几年来营造起来的诗歌与生活信念的堡垒因此受到了强烈的摇撼与冲击。在那苍茫的、变幻的河水面前，我第一次感到了人的软弱无助和微不足道。
那三个人从刚才的浅滩上下网归来
转眼间那里已水波苍茫
这个事实谁能够改变？谁又能够逾越？仅仅凭借他们内心的愿望、企求以及艰难困苦的跋涉，他们就能够必然地到达停泊在远处的船、到达他们理想中的陆地和生活吗？
这个根本不需要回答的问题使我看到了自己以前的虚妄和偏执。语言的磨砺、形式的探索对诗歌艺术当然至关重要，对神性的领悟、深意的追究也是一个优秀诗人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但倘若完全为梦想而梦想，为诗歌而诗歌，忽视了广阔的社会现实这一巨大背景，那么他的作品很可能或许足够纯美，但同时也会因为缺乏生命感而显得软弱无力。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一个诗人即使再敏锐、再刻苦、再充满神性，具备成为一个大艺术家的先天素质和不懈努力，但当他在艺术的河水中跋涉与浮沉时，也绝对避免不了被潮水覆没的危险。这一点尤其令我后来感到恐惧和悲凉。
《变幻的河水》作为我那个时期精神的产物，自然留下了我当时认知到的现实世界的残酷烙印。在这些诗的写作过程中，面对无法预料的世界和人生，我显得困顿不堪和茫然无措。我已无意再去潜心营造忧伤的梦幻境界和清纯的抒情辞章，而代之以对整个世界的怀疑、惶惑、探究与诘问。我试图用最自然的、不加雕饰的句子来对这片变幻的河水进行描画，对那份悲哀的心情进行抒发，以尽可能看清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求得精神上的短暂安宁和心灵上的稍微平衡。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我放弃了对技术上的刻意追求，丧失了自己多年来已初步形成的梦幻色彩和抒情风格。这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我要使自己变得坚定、沉着必然应该付出的代价。
今年我的诗歌创作的题目叫作《内省与远骛》，这是我给自己制造的另一个悬崖。我明明清楚，对诗而言，有些东西是永远不可能被写出的，而对一个诗人而言，那些最好的诗又恰恰是隐藏着、永远无法写出的部分。但我还是把自己推到了这个悬崖面前，让自己在绝望中进行最后的思考和挣扎。
因为我知道，这是宿命，是我在创作和生活中所要必须面对的现实！
去青海
■ 黄 海
出趟远门，去青海。
火车要经过天水，想起叶梓诗里的大地湾；火车经过兰州，想起我的朋友习习；车抵西宁，马非在同仁路，他把诗歌全放在那儿。火车一路奔跑，脑海里闪过的都是他们文字的影子。过了群山还是群山，过了黑夜，再过隧道。一路上我看到渭河和黄河，看到它们细小的身体在起伏的大地上躺着，有些疲惫。再看那山，是甘肃的山，和青海的山一样是光秃的。道路和村落的地方有几棵树，一棵树的周围又长出几棵更细小的树，好像是柳树。火车跑得还不算快，慢吞吞的春天，树还没有长出叶子，它们也像是杨树。
我看见它们的时候，太阳刚从定西出来，它刚好照在海石湾上。阳光落在路上，大片的，风一般地散落开来。有人不断地从一座村庄走出来，瘦小的影子在海石湾上跳动着。庄稼地什么都没有，潮湿的，像是刚浇过了水。一片庄稼地上，一个人也没有。稀落的几堆草垛上，麻雀也没有。不过炊烟很早就升了起来，牛羊也没有。这是第二天早上的情形，七点多钟，妻子还没有醒过来。
这样的早晨太宁静了，宁静得有点冷。车厢里偶尔有人打了个寒颤，伸个懒腰，其他的人接着抽烟和睡觉。我过去也有这样的经历，火车跑过黄河进入青藏高原的时候，再大的轰鸣声和喧闹，我也没醒过来。头还有些沉，胸口也是这种感觉。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如果是第三次或者是更多次，我进人海拔230（）米以上的高原，我夜里却常常失眠。我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山岚，隐隐约约地向西爬去，河流就从第二天早上的光亮中淌出来，浑身的黄，像是昨夜里在行进中翻了个跟斗，一身泥土。它流着流着，平静时的鼻息和欢快时的歌唱，却从来没有停过。和我一样，每次的夜里，是我血管里不停地奔腾的血液。我无数次梦见过它，也许它是那块土地最小的河流，也许是最大的河流，或许就是黄河，我不知道。因为火车经过的地方，河流是时隐时没的。
我见到的农人也是时隐时没的，他们散落在酡色的原野上。老的，少的，都弯腰下去，几个孩子奔跑在草垛中。沿着铁路的岸线，庄稼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