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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白净的学生，他的脸色和病人发青的瘦削的脸庞恰成了鲜明的对照。富子的性格素来毫无顾忌，乐观开朗，她独自悄悄地笑了。第三天下午，富子正沿着走廊向前门走的时候，迎面又遇到了那个面容白净的学生。当时她主动打招呼说道：“你那位同学的病可不轻呀！”
面容白净的学生也许感到有些突如其来，脸刷地一下红了。他慌慌张张地继续往前走去。富子觉得有些好笑：这个学生怎么这样腼腆呢？她转过身来，有意识地和他并肩顺着走廊往回走，可是一直走到病房，那个学生连一句话也没说。当天病人转到了养生院。
这个面容白净的学生就是郭沫若。
今天在走廊里，佐藤富子又遇见了他，就好像有什么缘分似的。
“你好！”她又主动招呼起他来了，脸上笑微微的，又用双手按着膝盖鞠了一躬。这是日本女子见人时的一种礼节。
在这位年轻的护士面前，郭沫若不知怎的有些脸红起来了。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混和着欣喜和艳羡——掠过了他的心头。“这回总要说上几句才好，不然就太没有礼貌了。”他想，于是就镇定了一下自己，向佐藤富子说明了来意：
“陈龙骥君有张X光线的摄影放在病院里，我今天特地来索取。”
“陈君？就是你的那位友人么？”佐藤富子想了一想，态度友善地问道。
“嗯嗯。他进了一高之后，得了肺病，从杏云堂转到圣路加，又从圣路加转到了养生院。”
“陈君的病好些了么？”
“8月初一在养生院故去了……”
郭沫若伤感地回答说。佐藤富子是个温柔善良、极富有同情心的女子，一听说他的友人已经死了，眼睛里便顿时流出了悲悼的眼泪。接着她又安慰郭沫若道：“陈君是到上帝身边去了。我们以后都要到上帝那里去，天国才是归宿呀！”
她说话的时候，爱把头偏在一边，又时时爱把眉头皱成“八”字。郭沫若注视着她的眼睛，觉得佐藤富子的眉目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圣洁的光辉，令人肃然起敬。
与此同时，佐藤富子也在注视着郭沫若：苍白的面孔，紧紧闭着微微翘着的嘴唇，眉间额上如不十分注意时很难看得出来的皱纹，钝郁凝滞的眼光……这一切都表示出这位年轻人受到了超出他年龄以上的、内部的不安和外界的刺激。
“啊啊，看来他也是一个不幸的人哪！”佐藤富子心里暗暗地想着。于是又说道：“x光影片寻出来后，我会给你邮去的。请问寄到哪里呢？”
“请寄到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我在那里读书，明天就回去。”
“哦，你是未来的医生！”佐藤富子欣喜地说道，黑耀石般的眼仁分外放出了光彩。“我真喜欢学医的人，你们学医的人真好！”
郭沫若笑了笑，诙谐地说：“没有什么好处，只是杀人不偿命罢了。”
“啊啦！”佐藤富子惊叫了一声，随即又好像注意到她的声音高了一些，急忙用右手把口掩了一下，说：“哪有……哪有那样的事情呢？”
郭沫若脸上又微微红了，在他心里漾起了一阵莫名的骚动，比刚才初见时又强烈了几分。
正当郭沫若无谓地揣想的时候，佐藤富子把陈龙骥生前的X光照片寄到冈山六高来了。她还用英文写了一封长信安慰郭沫若，信中说了许多宗教上的教训。
原来佐藤富子是一位虔诚的基督信徒。她生于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4月5日，仙台人，父亲是位牧师。在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堂尚jiong女校毕业后，这位年轻的日本姑娘立志献身于慈善事业，便不顾父母的反对，只身一人从仙台来到东京，在京桥区圣路加病院当了看护妇。
郭沫若一遍又一遍的读着佐藤富子的来信，真正感受到了一种带着苦味的甜蜜。既在国内饱受包办婚姻之苦，又在异邦备受欺侮之痛，这时的郭沫若得到了这样一位日本女子的尊重、同情与爱怜，恰如在苦难中遇着了圣母玛丽亚一样，怎能不叫他万分感动呢？
“啊啊，上帝可怜我！见我死了一位契己的良朋，便送一位娴淑的腻友来，补我的缺陷么！”
他这么激动地想着。再看那信时，字里行间分明又闪现出佐藤富子特有的那种圣洁的光辉来。郭沫若的心灯被拨亮了，智光被点燃了，他当即给佐藤富子回信表白了自己的心迹：
“……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圣母玛丽亚那样的心情，您的脸上放出佛光，您的眼睛会说话，您的口像樱桃一样。您到现在一定救助过无数的病人，我爱上了您。我忘不了同您的那次谈话，我离开家乡已经两年，在异乡非常寂寞。”
几天以后，佐藤富子便收到了郭沫若的来信。读罢之后，她禁不住笑起来了，心想：“这是情书啊！爱上了我真是奇怪，不过，他是一个可爱的学生，好男子……”
东京——冈山。虽相隔千里之遥，但隔不断一位中国留学生和一位日本姑娘的绵绵情思。
从那以后，郭沫若和佐藤富子书信往返十分频繁，一个星期之中每每要通上三、四封信。夏去秋来，通过纸上谈心，他们相知了，相爱了，两人认作异国的兄妹。
转眼到了12月，年假又到了。郭沫若怀着无比激动而又有些忐忑不安的心情再次来到了东京。他要和佐藤富子商量一件大事，这对他来说是生死攸关的。
“我以为你既矢志在献身事业上，只充任着一个看护妇，未免不能充分地达到目的。我劝你改进女医学校，我可以把我一人的官费来作两人使用。”
当时中国和日本的五所高等学校订有契约，凡考取的中国留学生，均由中国政府发给官费。郭沫若自愿把自己的官费拿出来帮助佐藤富子进市谷的女医学校深造，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他一个月的官费起初仅有33元，医科费用又大，买参考书就贵得吓人，所以并不富裕。但他认为爱情的美丽的花园，需要两人共同来建造，替自己所爱的人尽微薄之力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佐藤富子对郭沫若的建议很感动。同时又有些犹豫。她凝眸想了一想对郭沫若说道：“假如我真是能够进去的话，那真是高兴呢。我将来能够稍微帮助我的哥哥，那真是幸福呢。但进女医学校的事情假如在我哥哥身上稍微都要加上些苦痛的时候，我都不愿意去。哥哥假如支持不起的时候，我就留在这儿等到哥哥毕业吧。哥哥回国的时候，假使我一点也不能帮助，对于哥哥的祖国一点也不能贡献什么，这是最没意思的。只顾自己的私图，不顾哥哥的甘苦，这样的事情我是不忍做的……”
佐藤富子说得又诚恳又深情，眉目之间荡漾着圣洁的光辉。郭沫若注视着佐藤富子，把他心中蕴蓄已久的话鼓足勇气说了出来：“市谷的女医学校每年3月招生，时间紧迫，病院里整天忙碌不休，没有准备的余暇。我看你索性把病院生活早早牺牲了，同我到冈山去同居，一面从事准备，好不好？”
“主啊！……”佐藤富子叫了一声，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又慢慢地垂下了眼帘。
佐藤富子答应了郭沫若的要求，辞去了圣路加病院的工作，随郭沫若到冈山同居。
他们住在冈山市内一个偏僻的小巷里。时间虽然是寒冷的冬天，可他们却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温暖。
郭沫若得到了佐藤富子的爱情，多年来他心中的一种无限大的缺陷，终于得到了弥补。几年前他像是拖着一个活着的死尸一般跑到日本来的，如今正是佐藤富子给他这具死尸赋予了一段新的生命。佐藤富子对他来说犹如圣母玛丽亚。所以，他又给她取了一个圣洁的名字：安娜。
巷底有一家姓二木的学教汉文的先生，非常崇拜中国的孔夫子。他和妻子生有三女一男：长女居孀，次女宇多十六岁，小女十三岁，儿子在东京的帝国大学读书。郭沫若和佐藤富子初来时，二木先生的妻子和长女总爱盘问他们的关系，佐藤富子只得诱说是兄妹：“我八岁的时候，自己的父母死在上海，只剩了我一个人，是我哥哥的父亲把我收为义女抚养大了的
二木先生的妻子信以为真了，就笑着说：“我要富子小姐做媳妇，把宇多许给这位年轻的先生。”
宇多姑娘那像盘子一样的圆脸涨得绯红了，郭沫若只好笑了一笑。
这一天，12月25日，是圣诞节。晶莹的雪使大地变得一片白净。教堂的钟声庄严悦耳。巷子里熙熙攘攘。人们互相祝福着，欢欢喜喜地从圣诞老人那里接到了愉快的礼物和卡片。
虔诚的安娜早早就起来了。她神情端庄地立在耶稣的圣像前，双手合十地做着祈祷：“主哟，寄居我的心……请把我这受污秽染了的身躯，洁化来比雪还要白净……”
郭沫若是一个泛神论者，并不专一信仰上帝，但他熟谙基督的教义，认为其中的精髓在于一个“爱”字。安娜正是出于爱，出于同情，才不顾帝国的偏见和家庭的阻拦，从东京来到冈山，和他这样一位已经结过婚的中国留学生同居的。安娜有一颗伟大的爱心，安娜的灵魂比白雪还要洁净！
这么想着，葱笼的诗兴突然向郭沫若袭来了。他伏在案上写了一首英文的散文诗，待安娜作完早祷后，他就兴致勃勃地对她说道：“安娜，这是我献给你的！”
这是一篇象征性的作品。郭沫若满怀感激地说：“安娜你就是那诗中的少女，我是那一条小小的鱼儿，是你用爱情的泪池使我苏活了过来……”
次年3月，安娜去东京读书。
其时安娜已经怀孕了，因此学习起来感到很吃力。进校后不多久，有一天妹妹佐藤操到女子医专来看她，不大放心地对姐姐说：“上次你没有征得父母同意，就只身来到了东京。这次跟一个中国人结婚，又没有征求父母的同意，我怕他们……”
富子打断了妹妹的话，带着坚毅的、充满信心的神情说：“阿操，跟中国人结婚和跟日本人结婚没有什么两样呀！再说，结婚不是为了父母，而是为了自己的幸福。”
“是吗？”佐藤操半信不信地说。她对姐姐同中国人结婚，一开始表现出了“讨厌”的漠然态度，但富子像小时候一样称她为“阿操”，使她感到亲切，心中又隐隐觉得（或者说唯愿）这桩国际婚姻也许不是一件坏事……
安娜因为怀孕，过了两个月便不得不辍学返回冈山，年底时生了一个儿子，纯洁无垢像个天使。郭沫若的长兄橙坞给婴儿取名“和生”，郭沫若希望他像诗一般自自然然地生长。
郭沫若和安娜两人的结合，没有得到双方家庭的认可。佐藤家是严格的基督教徒，没有征得父母同意便同一个并不信仰上帝的中国留学生自由结婚，是断断乎不能允许的，安娜因此受到了“破门”的处分……
郭沫若自己也面临着两难的处境。和安娜的自由结合，同样遭到他父母亲的反对。尤其是他提出来要和张琼华离婚，更受到了他们的斥责，很长一段时间竟断绝了书信来往。郭沫若想到父母都老了，张琼华又是旧式的脑筋，他假如一定要同她离婚，她可能会会因而气坏。考虑再三，最后他决定了永远和家庭疏远的办法。
直到安娜生了长子和生以后，郭沫若的父母才宽恕了郭沫若，并承认了安娜的存在。但在写信的时候，仍称这位日本儿媳为“妾”，称安娜生的儿子为“庶子”。这不能不使郭沫若感到伤心。
他想起他的家庭的时候，每每和着眼泪在无人处呼号，但是他的苦情，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第二人知道。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三）博多湾的情思
（三）博多湾的情思
博多湾畔一座一楼一底的小房子。楼上有两间房屋作为寝居，日本人称之为“部屋”。底下是渔家式的建筑，一边是墙壁，一边是敞开着的，虽然也是两间的间隔，但并不成其为房间。
从这小房子出来向左转，再往西走不上一百步路远，便可以到达海岸了。沿着海湾绵延五六里远的“千代松原”，像围墙一样在村子的南北紧贴着海岸穿过，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松原中，离大学后门不远处有一座箱崎神社，供奉的是日本人的守护神——八幡大明神。
郭沫若和安娜就住在这所临海的小房子里。
约莫是上午9点多钟的光景了，邻近的渔民早已出海打鱼，大学里上课的钟声也早已响过多次了。
安娜背着博儿在楼下烧茶。阿和三岁多了，独自在沙滩上弓着背儿拾拣蚌骸。海水时不时地涌上来舔吻他的小小的、赤裸的双腿。
“孩儿爹爹！你今天又不上学堂去了么？”
安娜朝着楼上喊道。没有应声——此刻郭沫若又沉浸到那一堆文学和哲学的书籍中去了，他的诗魂正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在梅花树下醉歌，在笔立山头展望，在夜步十里松原，在电火光中，在演奏会上……
这两三个月来都是这样，郭沫若一天到晚在楼上读书和写作，连学校也不愿意进。他对安娜解释说：“轮船要煤烧，我的脑筋中每天至少要装进三四立方尺的新思潮。”但安娜却断定他是因为烦闷而发狂了。今天又是如此。也就没有再催促他去上学。
壶里的水滚沸着，茶煮好了。她接着又要忙着哺乳、洗衣、做饭。这是安娜每天固定的工作程序，一个善良的灵魂消磨在繁琐的家务劳动里了……
1918年夏天，郭沫若从六高毕业以后升人九州帝国大学，由冈山转到了福冈。
郭沫若虽然学的是医科，但他酷爱文学，有志于新文学的开拓事业。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到了喷火的方式。将近三四个月的时间，差不多每天都有诗兴来猛袭，郭沫若抓住这瞬间进发出来的思想的火花，并及时把它们写在了纸上。这些内容和形式完全崭新的诗作，经宗白华之手陆续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看见自己的作品第一次印成了铅字，他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陶醉，从而更给了他炽热旺盛的创作欲一个很大的刺激。在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
一天上午，他在学校的课堂上听讲，突然诗意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出了长诗《凤凰涅pan》的前半部分。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安娜为他铺好榻榻米，但郭沫若却毫无睡意。诗的后半部的意趣又袭来了，一行行昂扬、铿锵的诗句如潮水一般汹涌而至。“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他伏在枕头上，用铅笔只是飞速地写呀，写呀，全身都有点像发疟疾似的乍寒乍冷，连牙关都在打战。安娜奇怪了，关心地问道：“怎么啦，你病了吗？”
火光熊熊，香气蓬蓬。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从此不再死。郭沫若一口气把长诗写完了，乘兴又用歌吟似的声调给安娜朗读了一遍：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火便是凰。
凤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安娜不大明白诗的含义。郭沫若充满感情地向她解释道：“这诗是在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诗语的定型反复，是受着华格纳歌剧的影响，是在企图着诗歌的音乐化，但由精神病学的立场上看来，那明白地是表现着一种神经性的发作。”
在3月尾上，安娜又生了一个儿子，乳名博生，取其生于博多市，更祝其将来成个渊博的学者。
因为没钱请佣人，一切家中的杂务完全是他们自己动手。孩子刚生下三天，田汉（寿昌）由东京到福冈来访问郭沫若了。在这之前，他们两个还有国内的宗白华已经在通信中建立了友谊。田汉来到寓所的时候，郭沫若正在厨下烧火煮水，好等安娜来替婴儿洗澡；手里还拿着一本诗剧在读。安娜听到有客人来，也就起了床。郭沫若不顾烟熏火燎，一面做着家务，一面和田汉谈笑。两个都是自命不凡的人，郭沫若自比歌德，田汉自比席勒。谈到高兴处，郭沫若偶而说了一句：“谈笑有鸿儒。”
安娜下楼来为婴儿洗澡了。田汉借题发挥，笑着对道：“往来有产婆。”
田汉这么说也许是出于无心，但郭沫若听了却感到受了不小的侮蔑。他想：“寿昌大约是嫌我太不清高，太不自重，往来的是产婆下女，关心的是柴米油盐，这样是会把诗艺之神骇到天外去的。但他却没有想到我假如有钱，谁去干那样的事？
上得楼去，田汉犹自声韵滔滔，口若悬河，郭沫若侧耳敬听，几乎没有插口的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