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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谁去干那样的事？
上得楼去，田汉犹自声韵滔滔，口若悬河，郭沫若侧耳敬听，几乎没有插口的余地。古罗马时代最下等阶级的市民除了产育儿女之外，无任何资财奉仕国家。因为郭沫若又添了一个儿子，田汉就向他开玩笑道：“照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讲来，你要算是粗制滥造了。”
郭沫若听后不知是哭好，还是笑好。又想到古人说的“多男子则多惧……非所以养德”的教训，他只好使泪湖里面的水灌向鼻孔里去。
晚上去十里松原中散步。田汉尚未结婚，正在和表妹易漱瑜女士恋爱。郭沫若则是过来人，所以他用征询意见的口吻问郭沫若道：“结婚之后，恋爱能保持么？”
郭沫若不加思索地回答说：“结婚是恋爱之丧礼。”
“也有人说结婚是恋爱之坟墓的。”田汉皱着眉头说道：“我现在正在研究中，如莫有好方法时，我不想结婚。”
郭沫若想到了安娜和两个幼子，便点点头说：“能永不结婚，常保纯洁的爱情心境，最是理想的。结了婚彼此总不自由。这层倒还容易解决。有了生育更不自由，这层简直莫有解决的方法。”
春日融融，樱花烂漫。接连两天，郭沫若陪着田汉游览了福冈附近的太宰府和市内的一些名胜。光照灿烂的自然供给了他们无限的诗料，从两个年轻诗人的心中唱出了许多自然的牧歌。
路旁有株老梅。田汉数道：“一、二、三、四、五……”花开可数。郭沫若蹁跹于梅花树下，引颈放歌：
“花呀！爱呀！
宇宙底精髓呀！
生命底源泉呀！
假使春天没有花，
人生没有爱，
倒底成了个什么世界？”
归时已是黄昏了，夕阳返照中一切物相都像在燃烧着一般。途中，田汉忽然对郭沫若说道：“其实你很像席勒。”
“何以如此说？”
“席勒曾学医，你也学医……不过你有种关系又像歌德。”
“何种关系？”
“同妇女的关系！”
一句话把微醺的郭沫若喝醒了过来。大诗人歌德可以称为德意志的贾宝玉，海涅就曾说过歌德只晓得和女人亲吻。田汉不在别的方面，偏偏在和女人的关系上把他比作歌德，郭沫若不禁吓了一跳，心中只是有说不出来的苦。“我想我今后也不学席勒，也不学歌德，我只忠于我自己的良心！”一路之上他都在这么告诫着自己。
从1919年夏天开始，郭沫若便开始零零碎碎地翻译《浮士德》。次年7月19日，他意外地接到了《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的一封来信，请他把《浮士德》全译出来，条件是在《时事新报》上刊登广告，售稿抑或抽取版税都听随自便。郭沫若对这项提议感到异常高兴，安娜觉得有了版税可以接济家用，所以也喜出望外。
整整一个暑假郭沫若都没有休息，每天清早四五点钟便起床，连吃饭的时间都疼惜着。费了两个月的劳力，好不容易译完了诗剧的第一部。初稿是用毛笔在质地柔软的日本“改良半纸”上写出的，涂抹得厉害，所以他又工整地誊写过一遍。不久学校开课了，郭沫若把译稿放在一个小小的壁橱里，打算等有机会时再译第二部。
大约过了一个月光景，有一个星期日郭沫若想把译稿取出来整理一下。当他兴致勃勃地打开了壁橱以后，脸色顿时变了！——原来那壁橱有一个窟窿并且和旁边的一个橱子的地板相通，约莫三分之一的译稿被老鼠拉去做窝了，纸头咬得和粉末一样碎：
面对着译稿的残骸，郭沫若巨怔怔地，惊懂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本来还有一份底稿，在第二次清写时己经先先后后消费到厕所里去了。而被老鼠咬坏了的这一部分（《街坊》以前的各场），在诗剧的第一部中又恰恰是最难译的部分，把它重译出来不知还要花费多少精力！
郭沫若真是失望极了，连声叹道：“不幸呀，不幸呀，我又遇着了一次‘鼠灾’！”
安娜也感到很失望，她摇摇头对郭沫若说道：“这是说你不应该做文学家，所以你第一次出马便受到这样的打击。”
郭沫若和安娜不得不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刚到福冈的时候，他们住在离大学后门不远的一家性质与“当铺”相当、但规模较小的“质屋”的质库楼上，面积只有一丈见方，人立起来可以抵着顶板。东北两面各有一堵铁格窗，看去很像鸟笼，也很像监狱。就是这样的楼房，每月也要六块钱的房金。
幸好这时成仿吾来看望他来了。成仿吾见郭沫若住处狭窄，就让他们另外在箱崎神社前找了一处有楼的房子，和来日本就医的湖南籍的陈老先生同住。于是安娜便成为陈老先生一门的家政妇，郭沫若便成为听差。陈老先生住院动手术时，他下课后常去看望，有时在病室里陪住。
陈老父子在11月中旬走了之后，因为租房时预交过三个月的定金，郭沫若和安娜在那所大房子里一直住到年底。除夕之夜，又搬到了附近临海的那座被鱼腥包裹着的小房子，和渔民为邻。
搬家是在夜里，天上亮着星星，松涛和海涛合奏着低沉的悲怆的哀音。安娜背负和儿，郭沫若手提行李，在家家户户都在欢度除夕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受迁徒之苦了。同受着生活上的压迫，啜饮着人生的苦味之杯，夫妻两人都不免有些伤感。途经十里松原，郭沫若昂首向天，忽然大笑起来：“哈哈哈！……”
“你笑什么呀？”安娜停下来问道。
郭沫若的眼眶红了，非常伤感地对安娜说：“说来真是巧合，五年前也是在除夕晚上，我离乡背井经朝鲜来日本。五年之后的今天，又是在除夕的夜里，我们不得不搬出那所大房子。我们总没有安生的日子。幸福总是远离着我们。想起这些来我的感伤索性大动了一下，做了好几首绝诗呢。”
穿过十里松原，便到了海边了。一股浓重的鱼腥味迎面扑来，渔家处处吐放着朵朵有凉意的圆光。原来这是一座只有六七户人家的渔村，名叫网屋町。
好在地方近，行李又不多，郭沫若和安娜手提背负地搬运了一两次，也就搬空了。新居一楼一底。虽然简陋得很，但住在海边，住在森林的怀抱里，清风明月不要钱，松声海声任耳听，倒也怡然自得。每当夕阳落海时，血霞涴天，海色猩红。人在松林中，自森森的树柱望出海面时，最是悲剧的奇景。
一对青年男女立在海边昏茫的旷野里。女的一只手持着洋烛，另一只手罩着西北风，免得把烛吹熄了。她的修长的手指被灯光照透，好像一条条鲜红的美丽的珊瑚。男的借着灯光在图谱上寻索星名。女的问道：“那北斗星下鲜红的一颗大星是什么？”
男的把头举起来，朝天上看了一会儿，又找寻图谱：“晤，那是牧夫呢。”
“那同牧夫品起的一颗清白的星子呢？”
“……那是少女呢。牧夫燃到了那个样子，少女总是淡淡的。”男的回答说，分明在暗示着什么。
“你是想说？——”女人的声音带些领悟的笑意了。只见那男的把她手中的烛光吹灭，两人在天星之下拥抱着了，紧紧地接吻着……
这一对拥抱接吻的男女，就是郭沫若和安娜。
郭沫若虽然打消了向京大转学的念头，他的烦闷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有两三个月的时间竟至狂到了连学堂都不愿进了，一天到晚踞在临海的这所小房子的楼上，只是读文学和哲学一类的书。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左拉的《制作》，莫泊桑的《波南密》、《水上》，哈姆森的《饥饿》，波奕尔的《大饥》，还有好些易卜生的戏剧，霍普特曼的戏剧，高尔斯华绥的戏剧。它们给他展示了一个无比辉煌的文学殿堂，一副多姿多彩、千奇百怪的人生的画卷。他愈是和这些文学书籍接近，便愈是厌弃医学，回国的心事便抬起了头来……
正在这时，上海泰东书局邀请成仿吾回国任文学科编辑主任。踌躇满志的成仿吾把临到头的毕业试验也抛弃了，决定3月底由神户乘船动身。郭沫若听到这个消息后，便急转直下地决定和成仿吾同船回国。“这样急迫么？”安娜问他道。“是的，我想马上回到国内去。”郭沫若向安娜解释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当国内许多青年感受着知识欲的驱迫，都争先恐后地跑向外国去的时候，处在国外的郭沫若却苦于知识的桎梏而欲求自由解脱，跑回国去投进“爱人”的怀里。
安娜平常虽是阻挡他，不要他转学，不要他回国，但她看到郭沫若就像成为了狂人一样，呆在家里几个月不进学校，也就决心让丈夫把医学抛掉，回国去另外找寻出路。“这样也好，”她对郭沫若说：“你的天性如此，谁也不可强求的。”
安娜的脸上滚动着几滴水珠，不知是雨滴还是眼泪。郭沫若和她吻别后，独自一个人到箱崎车站去搭夜车。在夜雨中从十里松原穿过时，他回头望了一下那座临海的小房子——那里犹自亮着灯光，安娜仍伫立在门首向他眺望
她的心一直紧紧跟随着他，如像圣母玛利亚一样在为他送行。
郭沫若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和夜雨一样淋淋漓漓地洒落着。他的心中这时涌起了万千的感慨，就好像古代的武士出去上阵一样……
“不是说自己很勇敢，有视死如归的精神，是自己的漂泊的前途，吉凶莫卜。”
这样思量着，他冒着夜雨大步朝前走去。不一会儿，他的身影便消失在黑黝黝的松原之中了，而声声海涛仿佛在身后催促着他快快赶路，又仿佛在呼唤着他早早归来……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四）福哉圣母
（四）福哉圣母
“五·四”运动以后，郭沫若为了推动新文学的发展，往返奔波于上海和日本之间。1921年7月，他和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组织了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并为《创造季刊》、《创造周报》撰写和组织稿件。同年8月5日，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一部新诗集。
在文学事业上取得卓著成就的同时，1923年3月，他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并获得了学士学位。这一年的年初，安娜又生了第三个儿子，取名佛儿。
毕业前夕的一天，郭沫若曾收到长兄郭橙坞的来信，让他回四川谋职，并对郭沫若的婚姻问题提出了两种解决的方案：一是与张氏离婚，二是和两位妻室同居。前一种勉强可以称之为“咸与维新”；后一种则是沿用的旧习了（旧时妻妾同居者甚多）。但郭沫若考虑了半天，终觉不妥，于是便给大哥回了一封信，表明心意道：
“离掉张氏，我思想没有那么新；二女同居，我思想没有那么旧。不新不旧，只好这么过下去。”
只好这么过下去。与安娜母子相依为命。
现在他们已经是五口之家了。虽说郭沫若在取得学士学位后自己可以独立行医，但毕业之后却不能再继续享受官费待遇。唯一固定的经济来源一下子断绝之后，生活的重担陡然间又加重了许多。这时老家给他汇了三百块钱来，要他回四川。郭沫若因此于1923年4月1日携安娜和孩子乘船回上海。他当时的计划是：回国之后暂时到上海附近的乡下去，把《浮士德》的译稿整理出来，然后或回四川或到别的地方去，再从长计议。
安娜是一个日本女人，又是一个中国诗人的妻子。第一次到中国去，安娜心情特别兴奋。她觉得自己离开生长的故土到一个新的陌生的国度去，而这个陌生的国度恰恰又是她应当熟悉的，亲近的。中国——已经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那里才是她真正的归宿之地。临行前，安娜满怀憧憬地对郭沫若说：“我感觉着幸福，因为你已经毕了业，以后的生活好像是只有朝好处走的一样。”
次日便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们临时借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的楼上。郁达夫偕妻儿从安庆来上海期间也同他们住在一起。再加上成仿吾，创造社的三位主要成员同在上海写文章办刊物，创造社出现了一个鼎盛的局面。
然而在文学不值一钱的中国，郭沫若的物质生涯如像一粒种子落在石田里，完全没有生根茁壮的希望。他和成仿吾为泰东图书局出了大力，不知流了好几斗汗水，但始终没有接过聘书，没有正式领过薪水。书局老板赵南公只是像朋友似的间或给他们一些零用钱，他们的地位好像是奴隶又好像不是奴隶。四川老家汇来的三百块钱是郭沫若唯一的财产，但这一点钱又岂能供长久的开销？郭沫若整日做文会友，抚养孩子的责任主要落在安娜的肩上。眼见着孩子们一天一天地长大，安娜愁着三个儿子的衣食教育，几乎连睡觉也不能安稳。实在无法了，她就旧话重提，劝郭沫若开业行医。
“你如今医科毕了业了，为什么不开业行医呢？世间有很多怕死的病人，开业行医吃饭想来是不成问题的。”
郭沫若对当时社会上的腐败情形深恶痛绝，他激愤地对安娜说：“医学有甚么！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榨取几天贫民。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受几天富儿们的榨取。医学有甚么？有甚么！教我这样欺天灭理地去弄钱，我宁肯饿死！做医生的能够杀得死寄生虫，能够杀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够把培养这些东西的社会制度灭得掉吗？”
安娜虽然觉得郭沫若说得有理，但她不能不为一家人的生活着想。因此换了一种平缓的口气，说：“在目前的制度之下，也不能不迁就些。”
“要那样倒不如做强盗，做强盗的人还有点天良，他们只抢有钱的人。”
郭沫若的态度仍执拗得很。安娜没法，只得在上海和孩子们节衣缩食，勉为度日。
上海人满为患。他们住在民厚南里真是如像住在监狱里一样。这是一所弄堂里的房子，寓所中连一坯自然的土面也找不出来，更无一草一木了。郭沫若素来尊崇自然的灵性，认为美丽、开阔、自由的大自然对儿童们的身心发育有莫大的益处。他可怜孩子们被禁锢的心灵无处伸展，便决心带他们去吴淞看一次海。可是一问车价：单趟要五块！来回要九块！只得作罢了。又不忍让孩子们过于失望，只好带着他们去黄浦滩公园看月蚀。
那时上海的几处公园门口都写着“华人与狗不许入内”，所以郭沫若特地穿上了一件西服，冒充东洋人。安娜问他道：“为什么，不穿洋服便不能去吗？”
郭沫若一边打领带一边说：“不行，穿和服也可以，穿印度服也可以，只有中国衣服是不行的。上海的几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就可以进去了。”
安娜听后很为中国人鸣不平。她愤愤地说：“上海市上的西洋人，怕都是些狼心狗肺吧！”
月亮悬在浦东的夜空。因为是月蚀，在第一象限上残缺着一块。按照迷信的说法，所谓“月蚀”是指天狗把月亮吃了。因此在黄浦江的江心中有几只装饰着彩灯的游船游来游去，一边打着铜器一边放花炮。立在岸上观看的人很不少，残月和彩船成了谈笑的中心。安娜和两个大一点的儿子瞧着热闹，但不知道这种习俗是什么意思。
“哦，还没有圆。”和儿望着残缺的月亮，问道：“那些人打锣打鼓放花炮做什么呢？”
“就是想把那吃月的狗儿赶开的。”
郭沫若给他们讲了中国民间的“天狗吃月亮”的传说。和儿和博儿听后一齐叱咤起来—
“是那样吗？吓哟，吓哟……”
“赶起狗儿跑吧！吓哟，吓哟……”
黄浦江水在夜里好像变成了青色一般。安娜从未见过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大江大河，日本的河流都是短短的，窄窄的。望着夜色笼罩的江面，她问身边的丈夫：“是扬子江？”
“不是，是黄浦江，只是扬子江的一条小小的支流。”郭沫若告诉她说。“扬子江的上游就在我们四川的嘉定叙府等处，河面也比这儿要宽两倍。”
“唉！”安娜惊骇了。“那不是大船都可以走吗？”
“是啦，是可以走。大水天，小火轮可以上航至嘉定。”
郭沫若望着黄浦江水，十分深情地说。是的，从这儿乘船可以一直上溯到嘉定。他是多么怀恋故乡的山水啊！他是多么想念年迈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啊！然而他不能回去，因为……
故乡的家中有原配的妻子张琼华，他怎能带着安娜和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