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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瑶在最初写《窗外》的时候，一共费了六年的时间。六年间时写时停，很是辛苦。她曾经写过七万字，又把这七万字撕掉重来，可以看出她写得多么卖力。《窗外》一书印出来以后，忽然使她“暴得大名”，使她感到原来这个调调儿的小说竟可受这么大的欢迎，因此她欣然再弹此调，这就难免有“媚世”之议了。试看琼瑶《徽信新闻报》记者说的话，便可明白：
“到目前，我的小说还没有脱离生活，那就是青年人的生活，青年人的感情，青年人的幻想，大家可以彼此有灵犀一点通，引起共鸣。比如说《窗外》能引起青年朋友的注意，我相信那是因为我对女学生的生活写得比较没有离谱太远。”
用“媚世”的写作来取得读者的“共鸣”，这是我们不敢领教的作法。据我所知，一个拿笔杆的人的责任，并不一定在投群众之所好。有时候，我们甚至该抨击群众，向他们棒喝，给他们指点，我们有时候要不相信什么“是非自有公论”等屁话，我们要自信，“公论”是老子们创造出来的。老子们引导群众，影响他们使他们追随我们去“人同此论”，去追求至善，这才是拿笔杆的人应有的抱负。有这种抱负的人，他不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等鬼话，因为这本是史太林的鬼话。人民许多时候是愚蠢的、软弱的、盲目的，我们拿笔杆的人，对民众不能牺牲我们的信仰，降格取媚，相反的，我们反到要诱导他们，使他们逐渐放弃愚蠢软弱与盲目，一同走向现代化的中国。
用这种尺度来测量今日的台湾文坛，我们不难看出到处都是向群众取媚的作品，这真是我们的大悲哀。琼瑶在这些人里面，是“取媚”得最成功的一位，所谓“那就是青年人的生活，青年人的感情，青年人的幻想，大家可以彼此有灵犀一点通，引起共鸣。”这是十足的取媚的嘴脸，是我们实在无法忍受的怪论。
我们要问：今日“青年人的生活”像是个青年人的生活吗？今日“青年人的感情”又是什么样的糟糕感情？今日“青年人的幻想”又何等可笑呢？在这些现状之下，大家彼此“心有灵犀一点通”是通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大不了是相对唏嘘同声咨嗟而已。大堆人中，甲和乙没有什么意见上的不同，丙和丁又没有什么观点上的两样，大家是那么样的相似，相似得没有奇思，没有个性、没有不受老顽固压榨过思想。我们手执笔杆的人，面对这些软扒扒的风气，我们怎么能够也随波逐流呢？我们一定要站起来，告诉青年人，什么生活才该是他们应过的生活，什么感情才该是他们应有的感情。我们要敲打出一种声音，然后从他们身上，得到这种声音的回响；我们不该附和着他们，与他们的错误“灵犀一点通”，用做“共鸣”式的二重奏！
在这些博大的原则底下，在这些遥远的方向底下，作为新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向一切陈腐的、落伍的、八股的、神怪的、闺秀的混乱思想宣战，我们不再容忍它们来毒化青年少年的思想，蛊惑这些清白小朋友的心灵。
作为一个作品有“市场价格”的“作家”，琼瑶应该走出她的小世界，洗面革心，重新努力去做一个小世界外的写作者。她应该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之外，还有煤矿中的苦工，冤狱中的死囚，有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和整年睡在床上的要动手术才能接客的小雏妓。……她该知道，这些大众的生活与题材，是今日从事文学写作者所应发展的新方向。从事这种题材的写作，它的意义，比一部个人的爱情小故事要大得多。一部斯多威《黑奴吁天录》，可以引起一个南北战争；一部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可以诱发一次农奴解放。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一定在动脉深处，流动着群众的血液。在思想上，它不代表改革，也会代表反叛。但在琼瑶的作品里，我们完全看不到这些。我们看到的只是私人小世界里的软弱，不但作品本身软弱，她还拐带着人们跟它一起软弱。恰像那英国诗人布雷克所写的：
“每张我碰到的脸上都有一个痕迹。软弱的痕迹，苦恼的痕迹。”（A mark in every face I meet；marks of weakness；marks of woe。）
够了，够了。我们不再需要软弱与苦恼的痕迹，不再需要软弱与苦恼的文学。时代已经苦够了我们，我们需要的，是阳刚、笑脸与活力。在三百四十三页的《窗外》中，江雁容平均每十页哭一次，再加上她妈妈的眼泪和康南的眼泪，已经“泪如雨下”了。我们怎么还吃得消？琼瑶如果非朝言情小说的路上走不可，那我也劝她多走走莎冈式的路线，而不要只走前期奥斯汀的路线。莎冈笔下的女娃儿，不像江雁容那样的诗词歌赋，甚至不读《罗亭》，也不读《忧愁夫人》，但是她们是活生生的现代女性，有热情、有勇气、有曲线、有伟大的灵魂、也有肉。我盼望在琼瑶的笔下，能够迟早汹涌出这种新时代的女性，不再“泪眼向花”，而去“笑脸上床”。如果这样，我们的时代，也就越来越光明了！
附记
这篇文字的范围，不限于书评，所以也不从严格的书评方式来写。《窗外》这本书在文字技术、文体运用、引证错误和情节矛盾等方面都有许多可指教的地方，我都不写了。
（《文星》第九十三期，一九六五年七月一日。）
附录一
闺秀派呐喊了（刘金田）
——《象牙塔外是什么》读后
从李敖批评了《窗外》以后，文坛的闺秀派不嘻嘻了，不露酒窝了！因为李敖抓到了“痒处”，搔到了“不应该搔”的地方。于是有人说：“李敖好坏哟！”《象牙塔外是什么》就是典型的例子。
女人有些地方很可爱；但女人有的时候会装“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可怜相。她们需要“同情”，需要“谅解”，甚至于需要“抚慰”。可是李敖却偏偏不这样，当李敖探索《窗外》时，是粗里粗气的，毛手毛脚的。他说：“琼瑶除了有着一双——我只摸到——皮肤很好的手外……”这种唐伯虎点秋香“不懂”“三笑”的段法，是那些在“面子”上不愿“玉指迎春风”的闺秀派所不能容忍的。于是闺秀派之一的蒋姜在《文星》呐喊了：
我没有办法不说它是使人失望的，因为（请读者特别注意“失望”下面的“因为”，明眼人不难看出因为什么的。）从他的文字里，我看不出一点真诚，我也没有读到同情与谅解：他有的只是一种嘲谑的狡猾，和一种让人汗毛竖立的自我炫耀，为此他根本不够资格批评，如同他对《窗外》没法忍耐一样，我也忍耐不住，也不得不说。
这不是很明显的她们要“真诚”“同情”与“谅解”吗？这种可怜兮兮又带点“雌威”的娘娘腔；这种“不得不说”被挤出来的呐喊，真有些煽动性的“虽爱犹怜”。
显然的，今天的闺秀派已在文坛竖起她们的“芽芽爱情”，种下了她们的“花花草草”，歌着她们的“秋月夕阳”，在象牙塔里欢饮别人送给她们的“才情出类”的葡萄酒。在这里，我要请几位闺秀派的代表出台亮亮相：
首席代表：琼瑶。
代表：蒋芸、喻丽清、季季。
我把季季请出来感到非常抱歉，我记得我曾花六块钱的车费专程到《微信新闻报》社去花三块六毛钱买她的《来自荒冢的脚步》。我所以颁给她“季军”的代表，是因为她的行动是反“闺秀”的，而她的作品却在闺秀派的路上兜圈子，就想手里抓着“四五条”、来了张“七条”，打了没有五六七的“姐妹花”，不打怕“合不倒”的犹豫心理。
至于蒋芸和喻丽清呢？被“巍巍中华”“堂堂大国”的中华民国文坛捧为最有前途的散文家。然而，她们的作品给了群众些什么呢？除了给贾宝玉型的男人增添了一些美丽的“葬花辞”以外；给林黛玉型的女人绣了几个“绣荷包”以外！在战争边缘的台湾，实在挤不出“头一胎”又浓又醇的奶水，连又清又淡喂“满仔”的奶水都挤不出来。
令人迷惑的是：那些高喊“战斗”口号的人，那些搞“反共”艺术的制片家，却一股脑儿的把闺秀派的作品拍成电影。这种电影，除了给那些希望“长生不老”的老头儿带来一点“返老还童”的“幻觉”以外，给那些“情窦初开”的女学生制造一些“芽芽爱情”以外，对我们这个需要改革、需要战斗、需要现代化的社会毫无帮助。
令我更迷惑的是，那些搞战斗文艺吃饭的老评家，只会盲目地跟着推“炮”的谢冰莹开“卒”过河向空军军眷郭良蕙进剿。面对这股闺秀派的暗流，面对这些削弱战斗精神的作品，面对这些“待字闺中”的文字美人，却装聋做哑，不肯挺身出来点正义之火，扑文坛的花蝴蝶。而让眼前那一流卫道者把《窗外》捧上摩天楼，让“不够资格批评”的李敖打了“明是非”的头阵，丢了一颗使闺秀派“心碎”的手榴弹，这是何等滑稽的事啊！
在整个文艺批评领域中，李敖的牛刀小试未必很正确，但他至少是试了一下，大胆地对闺秀派“将”了一“军”，这种大胆是值得赞扬的。这种大胆使闺秀派的预备队在惊慌中伸手“上相”，在惊慌中提笔写下：“何等的无知！何等的疯狂！何等的愚昧！”但有一点是清楚不过的，那就是闺秀派和泛道德主义的大小姐和二小姐，早已在瑞滨海水游泳场要留孩子大胆地教她们游泳了！这种欲脱怕光的水上嬉戏，要比唐玄宗和杨贵妃进步一百倍，不是李白那句“春风拂栏玉华浓”所可以形容的，不是泛道德主义者的笔所能“断流”的！
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用不着思考，用不着放在照妖镜下面去照，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所谓“错误”“痛苦”“代价”背后所隐藏着的传统思想的余渣，以及林黛玉型的落在金盘里都不发出声音的眼泪。作为一个时代儿女，一个在青春的激流里寻找生命真谛的人，如果不跳出痛苦的圈子，不付出一点聪明人认为傻瓜的代价，在人生的途程上将永远夺不到锦标！永远拿不到金牌！
更可笑的是，这位年轻有前途的散文家，这位对李敖“倒了胃口”的新青年，竟在“象牙塔外”的走廊下扮演起红楼梦的“贾母”来，她要李敖看第八艺术的“浪子回家”“浪子出走”，她要李敖“后悔”“改过”。她把训导主任要学生写“悔过书”那种一个毛园一个坑的公式往李敖头上套。我老实不客气的说：李敖不是“大观园”那一群，不是“荣国府”那一伙，他是无家（孔夫子做过司寇）可归的流浪汉，没有园子可观的水手，他要解传统的缆绳，他要起思想的锚，他要勇敢的向前航行！“大观园”的人看李敖是粗鄙的、疯狂的。而李敖看闺秀派的作品是“满纸荒唐言，一把伤心泪”，这是必然的现象。因而，盘旋在蒋芸脑子里那点“不成熟”的具有“统治性”的“母爱”也就成了多余！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闺秀派笔下的女主角面临“亲情”与“爱情”抉择的时候，她们虽然屈服在“亲情”的压力下，但她们的基本思想却是“叛母爱”的，这种在思想上叛而行动上叛不了的情形，在《窗外》表现得非常真切和露骨（这点是李敖评《窗外》所忽略的）。这种叛母爱思想的酝酿，这种在思想上肯定的否定，完全是由于传统的压力加诺于她们的，她们没有理由相信母亲永远是对的！“哺乳之恩”和“情爱”根本不来自一条河，想把“母爱”和“情爱”回合是绝对落伍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澄清这种观点的时候也就是觉醒的时候，也就是“自己服从自己思想”的时候！由于琼瑶的笔使江雁容在秋风秋雨里苟延生命，但还有成千上万的江雁容继续在反抗，继续在努力，她们必然会冲出“母爱”的铁丝网，会跃出“孝顺”的烟幕而看到光明，会擦干眼泪步上胜利的坦途！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几度夕阳红》给李敖的《没有窗，哪有？》作了穿针引线的注脚。
“你走了，我就天天坐在窗子前面，天天时时刻刻，等你回来。”（三一七页）
这不该是巧合吧？这种王宝钏式的“等待”思想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多少女孩子死心塌地等她们的“留学郎”，等呀等的，等到最后还是“望穿秋（海）水不见伊人”。这一切的一切都证明闺秀派跳不出传统的死角！
在不久以前，报纸上有这样的花边新闻：“台北市议长敲木槌，议员敲桌子。”今天蒋芸站在“象牙塔外”，站在《窗外》之外，自以为握住了“神圣的木槌”，对“多言善辩”的李敖敲它几下。事实上蒋芸敲的不是木槌，而是桌子。蒋芸想在“文坛”握把柄“神圣的木槌”，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
做为一个闺秀派的代言人，作为一个泛道德主义者的前卫，作为一个捍卫“亲情”的尖兵，这种敲桌子式的呐喊，不仅护不了闺秀派思想的航，不仅缝不拢目前台湾“道德裂痕”的创口，不仅扶不起脚杆子软的亲情，连“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的齿轮都扣不上。充其量也不过对李敖说：“你这个坏东西，拧得人家好痛哦！”
一九六五、十、六 于碧潭
（《文星》第九十七期，五十四年十一月一日）
附录二
从《窗外》到《象牙塔外》（张润各）
——读李敖、蒋芸二位先生大作有感
李敖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批评琼瑶女士的小说《窗外》，登在第九十三号《文星》上。蒋芸先生看了不顺眼，又在《文星》第九十六号上，把李敖先生呵斥了一顿。
对于十几年来在台湾文坛的作品，我只在一干“卫道者”的“义务宣传”之下，看过小半本郭良蕙女士所写的《心锁》。郭女士为了这本书，丢了写作协会的会籍，正人君子群起而攻之，骂她“下流”、“无耻”。我不信邪，偏要看看它，“败坏名声”到什么程度。于是，忍痛花了八元新币在台中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原来论露骨它不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论含蓄不及陈定山先生的《五十年代》（我是在《中央日报》的连载栏里，游目所及，正好看到华子鱼和还珠灯花一熄，使已玉种蓝田的那一段。）格调低下，文字粗俗，以言文艺，少说点，起码还差孙猴子一个筋斗云那样远的距离。我看未及半（另外一大半实在没有兴趣再看下去了，只好自认倒霉，把它填了字纸篓），似乎已能意会那郭女士写这书的心里，即一方面她想迎合一般读者的“低级趣味”，以她的“大牌”来写这样一本书，未必能刺激读者的胃口，造成畅销，狠狠地捞上一票；另一方面，她又没有力量真正冲破“礼教”的堤防，不敢离谱得太远，怕遭受传统的鞭挞而致无所容身。像这样粗制滥造，藏头露尾的玩意儿，原不值得多加理睬，让它自生自灭好了。偏有一些“完人”、“圣（读如剩）人”，和贤（读如保）人硬要去揭发它，贬斥它，以致像我这样本来不想看的人，也正在好奇心的冲动，给抓了一次大头，真是冤哉！闲话表过，言归正传。
我没有看过《窗外》，不敢说李敖先生批评的对或不对。但李敖先生大文中若干新的观念，我愿意表示附条件的赞成。
像《孔雀东南飞》那样的悲剧，不知在我国社会上演了几百千万回，给地狱平添了几百千万的冤魂。而那些悲剧的导演者，法律没有制裁她们的条文，舆论且擎着“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大众为她们撑腰。做父母的，可以在害死人不赔命的特权庇护下，竟无一点忏悔的意思。
像江雁容的妈妈那种老婆子，我们再试一闭目沉思，便不难想象得出她那一副臃肿愚蠢，左手插腰，右手倒握鸡毛杆子，怒眉嗔目，口沫横飞的母夜叉嘴脸。她，行为乖谬，思想顽固，发髻上插着一面“家主婆”的杏黄旗，企图以“暴君”的姿态，威临一切。子女在她的面前，不是以独立的人格者而存在，而是以“金丝雀”的身份或经济的利益而存在。自由受不到她的尊重，就因为她的脑子里压根儿没有自由这类概念。子女没有发言的权利，就因为她根本不给别人发言的地位。子女的爱（异性）与被（异性）爱，都要经过她的授权与审查，而她这道铁栅栏，往往就是鬼门关。就琼瑶书中的故事来说，康南、江雁容和江雁容的丈夫还算是幸运的，至少还都保住了一口气。不然的话，万一康南被她“嫩”死了，江雁容被她“爱”死了，江雁容的丈夫被她“宠”死了，她的损失是什么呢？两行眼泪，一把鼻涕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再往深一层研究，她凭什么敢于这般专横？江雁容凭什么要“撕碎我的心，来做你孝顺的女儿”？一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