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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来，陈伯达成为第5号人物！尽管他自称“小小老百姓”，实际上已成了一个手握大权的“大首长”。
须知，在1945年中共七大，陈伯达成为中央候补委员，按排列顺序是第47号；1956年在中共八大，陈伯达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名第21号；这一回，他越过了刘少奇，越过了朱德，越过了陈云，越过了邓小平，一下子跃为第5号人物。他在党内举足轻重了！在这张名单上，陈伯达排在康生之前—在陈伯达和康生之间，还夹着邓小平。这表明，虽然陈伯达和康生同为“理论家”，但是如今陈伯达的地位在康生之上。
第二十七章 主笔“十六条”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通常称之为“十六条”。
一时间，“十六条”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学习文件”。大街小巷贴满标语：“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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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跃为第五号人物，除了他在反工作组这一“错误路线”斗争中立了大功，而且还因为他在起草《五·一六通知》之后，又写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通常称之为“十六条”。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8月9日，全国各主要报纸都在头条位置全文发表了“十六条”。8月13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声称“十六条是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一时间，“十六条”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学习文件”。大街小巷贴满标语：“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各种场合的会议，人们也高呼这样的口号。“十六条”是毛泽东指定陈伯达负责起草的。据陈伯达回忆，着手起草是在1966年6月下旬。王力也参加起草工作。据王力回忆，在周恩来回国时，他正在钓鱼台和陈伯达一起起草“十六条”，当时他跑步去通知康生，告知周恩来抵京的时间，康生去机场迎接。周恩来离开巴基斯坦是1966年6月30日，归国途中视察了某导弹试验基地，然后飞回北京。所以王力的回忆与陈伯达回忆是相符合的。
“十六条”前后改过多次。陶铸、王任重、张春桥参加过一些修改工作。
1966年7月16日，陈伯达交出供讨论用的第一稿（此前的几次草稿不在内），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问题》。最初并没有十六条，而只有十三条，毛泽东阅后，作了修改。
7月26日，印发第二稿，以供翌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备会议讨论。题目改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政策问题》。
7月29日，根据讨论的意见作了若干修改，印发第三稿，题目改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一题目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此后一直沿用这一标题，直到正式公布。
8月3日，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又改出第四稿。
8月8日，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时，再作若干修改，成了第五稿，即正式见报的定稿。
“十六条”是“二十三条”和《五·一六通知》的“左”的继续，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纲”。
以下是“十六条”的摘要：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当前正在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阶段”。“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主流和曲折：“广大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阻力主要来自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要区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要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
八、干部问题：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九、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它们都是文革的权力机构。这些组织的成员都必须由群众选举产生，当选者如果不称职，可以改选，撤换。
十、教育改革：“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的政策：只要他们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不里通外国，就要团结他们。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十五、军队：军队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执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十六条”与“二十三条”、《五·一六通知》一脉相承，都强调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8月4日，当时还在大连的林彪，看了“十六条”，打来长途电话表态：“这个决定是一个很革命的决定，它保证了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保证了能够把运动坚决地扩大和深入起来和长期坚持下去，我完全同意中央全会的看法和方针。”
8月7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作为会议文件印发。8月8日，通过了“十六条”，全会便转入了对刘少奇的批判。
无可奈何，8月10日，刘少奇在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说：
“主席不在家这一段由我主持工作，我绝不逃避责任。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压下挤。革大家的命可以，革我们的命可不可以？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定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
在“上压下挤”之中，刘少奇果然“下台”，虽然他名义上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列第八，实际上是靠边了。
林彪升为第二号人物，他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由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副主席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没有宣布撤销刘、周、朱、陈的副主席职务，但从那以后，刘、朱、陈受到“文革”冲击，周恩来也意识到林彪咄咄逼人，便嘱咐新华社，“我的名义用政治局常委吧，不用中央副主席名义”。这么一来，在报上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名义出现的只有林彪，他实际上成了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第二十八章 暗伏危机
一场明争暗斗，在“中央文革”内部激烈地进行。副组长江青的势力，正在急剧扩大。
江青与顾问康生形成联合阵线。江青的“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使她有恃而无所恐。
等到陈伯达病愈出院，他发觉”“中央文革”的实权已被江青“代理”了。除了江青之外，那位“顾问”也一直觊觎“中央文革”的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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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成为中共第5号人物，陈伯达名声大振。写着“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收”的信件，从全国各地雪片般飞来。据陈伯达的秘书回忆，差不多每天都收到一麻袋的信！陈伯达从来没有如此走“红”过……
这时的陈伯达，有2位秘书……王保春和王文耀。
王保春担任机要秘书，兼任“陈办”的党小组组长。他1947年入党，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做机要秘书工作。1960年当陈伯达的妻子刘叔晏生孩子时，调他去担任秘书。
王文耀则是1965年下半年，调他到陈伯达那里担任秘书。
两“王”也从来没有这么忙碌过：一个“王”守着4部电话机，随时作电话记录，收看文件、电报、信件；另一个“王”则要跟在陈伯达身边，时而钓鱼台，时而中南海，时而人民大会堂，时而各大专院校。
司机于子云处于“时刻准备着”的状态。陈伯达一声吩咐，不论白天黑夜，轿车随时出动。
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么个“小组”，权力正在无限扩大之中，正在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陈伯达这个“小组长”，手握大权，踌躇满志，他与别人的不同，在于口头上还在那里自称“小小老百姓”、“普通老百姓”，掩饰着自己的勃勃政治野心。
陈伯达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他带着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之后，干了一个月。
为了集中力量起草“十六条”，他把《人民日报》交给了代总编唐平铸。他是《红旗》的主编。这时，他把《红旗》交给了关锋。他作为“舆论总管”，来管《人民日报》，管《红旗》，管新华通讯社，管中共中央宣传部……
现存于档案之中的陈伯达1966年8月13日致毛泽东的信可窥见当时陈伯达管得多么宽。可以看出，他是名副其实的“中央文革”组长，由他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他向毛泽东负责。
陈伯达处于他的“鼎盛时期”。
不过，他有他的隐忧。他成天价把“小小老百姓”挂在嘴上，无非想表白自己毫无权欲———尽管他的野心不小，权欲不小。
一场明争暗斗，在“中央文革”内部激烈地进行。
副组长江青的势力，正在急剧扩大。江青与顾问康生形成联合阵线。江青的“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使她有恃而无所恐。
陈伯达深知江青不可惹。原本江青只是4个副组长之一，并无“第一副组长”之称——
—在四个副组长之中，她排名顺序第一罢了。在“中央文革”初次在群众中“亮相”时，有人指着江青介绍说：“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此后，“第一副组长”之称便传了开来，仿佛成了她的正式职务。
江青并不满足于“第一副组长”。陈伯达深知其意。1966年8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发烧至40摄氏度，住入北京301医院。经陈伯达向毛泽东提出，中共中央于1966年8月30日发出通知：“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或离京外出期间，由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有了这样正式的文件，江青在“中央文革”中的势力越发膨胀。等到陈伯达病愈出院，他发觉”“中央文革”的实权已被江青“代理”了！陈伯达曾这样回忆：
在毛主席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不久，我生病进医院，江青就当然代理组长职务。毛主席再次检阅红卫兵时，江青致辞，从此，她就在小组中横行跋扈。我向去医院看我的人，提出一些看法，于是大大触怒江青了。当我的病没有好时，江青要关锋去叫我出院。我已晓得这个女人很难对付，决定出院。我撇开江青，找王力、关锋、戚本禹起草一个拟送中央的文件，确定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工作机构。意思就是：中央文革的言行都要向中央请示，不能擅自作主。这就要使江青受到约束。会议未完，可能有人泄露给江青，江青来了，大闹一番。我现在不记得她要加了一句什么，但她说，“我这句是最重要的。”从此以后，文革小组就没有再单独开会了。毛主席指示：以后开会，由周总理主持，叫中央文革碰头会。
除了江青之外，那位“顾问”也一直觊觎“中央文革”的大权。
“顾问”康生最初与陈伯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起跑，他俩在20年代是上海大学的“同学”。不过，康生比他更善于钻营，所以在党内的地位，康生很快超过了他。延安整风时，康生是陈伯达的上司。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时，康生是中共中央委员，名列第17位，而陈伯达只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名列第47位。此后，陈伯达靠着“跟准毛泽东”，才在中共八大上超过了康生。那时，陈伯达与康生同时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的名字恰恰排在康生之前！
陈伯达与康生同为中共“大秀才”、“理论家，多年共事而面和心不和，论笔头，陈伯达胜过康生。康生此人，述而不作，好出鬼点子，却不愿写著作。所以号称“理论家”，其“理论著作”寥寥无几，陈伯达则拙于口才，长于笔头，所以从起草共同纲领、宪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人民公社六十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十三条”直至《五·一六通知》、“十六条”，都由他执笔或参与执笔。论权术，陈、康各有一套，但是陈伯达毕竟不及康生。
康生对陈伯达，常常嗤之以鼻。当时陈伯达成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时，康生以挖苦的口气说：“陈伯达能当什么院长？他呀，只配当个‘乌龙院’院长！”“乌龙院”，妓院也！
在“中央文革”中，有了这么一位“第一副组长”和“顾问”，使陈伯达颇为棘手。
副组长张春桥乃江青的心腹，姚文元更是江青一手“提携”的，对江青言听计从。
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红旗》杂志编辑部成员，原是陈伯达手下3员大将。自从田家英含冤去世之后，戚本禹取代了田家英，成为江青的心腹。王力和关锋也都擅长“见机行事”。
在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而名声鼎沸时，“中央文革”的轴心已逐渐向江青转移。危机已经暗伏，只是他正处于政治巅峰时期，暗伏的危机尚未公开显露，他自己已意识到了隐忧……
作为“组长”，陈伯达尽量压住阵脚，带领着“中央文革”冲锋陷阵———因为刘、邓只是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受到批评，并未彻底垮台。
第二十九章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经过“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献策，毛泽东批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口号，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提出来了。
本来，派不派工作组，充其量不过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自从成为“路线”——这“路线”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而且还是“反动”的，一下子便把刘、邓的“错误”升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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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刘、邓发起总攻击的号令，是在1966年10月1日通过林彪之口发出的。
自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成了“红海洋”。每一次接见，毛泽东穿着一身军装，只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动巨手”，没有发表讲话。他已被封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一开口便成了“最高指示”。所以，他在公开场合，只由紧紧站在他的身边的那位弱不经风的“副统帅”林彪，用尖利的嗓音发表一次次的讲话。林彪的讲话，在那时成为全国人民的“学习文件”。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大会，照例由林彪发表主旨演说。
往常，林彪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只是事先让秘书“拉条子”———写提纲，准备材料，他喜欢随口而说，甚至把提纲撂在一边。可是，在如此庄重盛大的场合，林彪只能“照本宣科”，按照“秀才”们为他拟好的讲稿照念。
这一回，林彪的讲话稿，是由陈伯达和张春桥一起捉刀的。
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林彪发表讲话时，他站在毛泽东的右边，而毛泽东的左边站着刘少奇。据云，这是周恩来煞费苦心排定的位置。因为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而十月一日是国庆节，怎能把刘少奇挤到不醒目的地位？可是，把刘少奇安排在毛泽东身边，势必会引起“中央文革”的激烈反对。周恩来把宋庆龄、董必武安排在刘少奇旁边，宋庆龄、董必武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么一来，“中央文革”挑不出毛病，毛泽东、林彪也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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