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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所念的讲话稿，激烈地攻击着站在毛泽东另一侧的刘少奇。林彪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显然也就是“刘少奇路线”的代名词。
为了提出这么个新的代名词，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煞费苦心。
自从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江青便作了“注释”。她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一个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
关锋又对江青的话，作了“发挥”：“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就是毛主席的司令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是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的司令部。”不言而喻，关锋所说的“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指的便是刘少奇、邓小平。
姚文元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了一张题为《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提到了路线问题：
“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炮打，毛泽东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里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反动路线。”
不过，姚文元的大字报，并未说得非常明确。
随着反工作组的斗争逐步深入，一次又一次提到了“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
“两条路线斗争”也由“秀才”们提出来了。“两条路线”中的一条，早已见诸于报刊，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么，与之对立的叫什么路线呢？
按照“对偶”的原则，陈伯达拟出了“新名词”，即“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
在为林彪起草国庆讲话稿时，陈伯达把一“新名词”写入了讲话稿，毛泽东、林彪在讲话稿上画了个圈，表示讲话稿可用。
陶铸看了讲话稿，觉得“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用词太凶，容易把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人等同于“反革命”，扩大打击面，向毛泽东建议加一个“对”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毛泽东同意了。
经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念了这个“新名词”之后，当天晚上，当毛泽东和他的“司令部”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敞篷车去看焰火时，张春桥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在语法上不通，念起来也拗口。”毛泽东答道：“以后就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据关锋对笔者说，是他提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他是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把那句“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加以演绎，理所当然被毛泽东所采用。
据王力回忆，周恩来当时不在场，不知道。周恩来曾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向毛泽东提出异议。王力回忆说：
总理是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他找了主席。事后他对我说，他是向主席这样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提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
主席用英语作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Line（反动路线）好。
总理知道这是主席的主张，就说：“我懂了。”
总理又找了关锋，关锋向他解释了半小时。总理说关锋同他主要讲了民主革命时期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于路线的提法应当不同。
总理以后就照着主席的口径讲了，实际上总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总理把主席、关锋驳掉是不可能的。
经过“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献策，毛泽东批准，“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根据毛泽东十月一日晚的意见，改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口号，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提出来了。
在林彪讲话的第三天———十月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了。这篇社论由王力、关锋执笔，“中央文革”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审稿，陈伯达定稿，标题是陈伯达亲自拟的。据王力回忆，社论初稿中用的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此，社论推迟到十月三日晚上才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十月四日见报。这篇社论向全国发出了新的动员令：“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社论刚刚发表，十月六日，以蒯大富为“司令”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便召集十万人，举行“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本来，派不派工作组，充其量不过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自从成为“路线”———这“路线”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而且还是“反动”的，一下子便把刘、邓的“错误”升级了。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声在全中国响起，刘、邓面临着被彻底打倒的危机。
第三十章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激烈斗争
林彪在讲话中，指名道姓，猛烈地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陈伯达的讲话，那激烈的调子不亚于林彪。
刘少奇检讨到这种地步，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不放过他。
※ ※ ※
一场新的激烈的斗争，又在党内核心层中展开。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还不到两个月，1966年10月9日至2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在北京召开。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题，便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亦即批判刘、邓。
会议是毛泽东提议召开的。原来只准备开3天，后来开7天，以至开了19天。
在会上唱主角的是林彪和陈伯达。他们在会上都作了长篇讲话，讲话记录被印成一本小册子，广为散发，作为“学习文件”。
林彪在讲话中，指名道姓，猛烈地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现照小册子的原文摘录如下：
……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后来改题为《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印发。所谓“两个月”，即指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的两个月。
毛泽东曾在陈伯达的讲话稿上作如下指示：
即送陈伯达同志，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要大量印发，印成小本子，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最少一本。
毛泽东
10月24日22时
陈伯达的讲话，那激烈的调子不亚于林彪，指责刘、邓搞的是“国民党的‘训政’”。
陈伯达的讲话，除了谈“形势大好”、“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外，还谈了另外两个问题，即“去掉怕字，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陈伯达在结束讲话时高呼：“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必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据陈伯达自云，他是花了三天时间赶写出这篇讲话稿的。陈伯达的讲话，跟林彪的讲话紧密配合，在全党掀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毛泽东也在会上讲了话。他随口而讲，没有稿子。从他的讲话记录来看，他的“调子”
比林彪、陈伯达要低一些，甚至提及了“也不能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照毛泽东的讲话记录，摘录于下：
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没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误。什么路线错误，犯了就改嘛！谁要打倒你们？我是不想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想打倒你们。……有些同志说，不是有心犯错误，是稀里糊涂犯了错误，可以理解。也不能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没管好。时间短，新的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做好。我们17天会议以后，会好些。
刘少奇也出席会议。面对着种种的批评和责难，他只好作检查。刘少奇在“文革”中作过多次检查，这一次的检查最长、最详细。刘少奇的讲话中，几处提及了陈伯达。
以下摘录刘少奇1966年10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检查的原文：
同志们：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看了各小组会的大部分简报，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错误，许多同志都进行了检讨，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这同我在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有关系的。……
当工作组已经派出，已经有同志发现工作组同革命的群众运动发生对抗的现象，并且提出不要工作组，例如陈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过这种意见。陈伯达同志是根据毛主席的启发而提出这种意见的。当时，我们如果能够领会毛主席的思想，调查研究大量的事实，立即将大批工作组撤回，也还是可以不致于犯严重的路线错误的。但当时我们没这样做……
尽管刘少奇是被迫作这番检查，但是刘少奇说“陈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这种意见”，使陈伯达喜滋滋的，似乎证明了陈伯达的“正确”。
“新帐老帐一起算”，向来是“流行”的“整人公式”。刘少奇也不例外。他的检查除了被迫承认了派工作组这一“路线错误”之外，不得不历数自己1946年2月、1947年夏、1949年春、1951年7月、1955年、1962年、1964年一次又一次的“错误老帐”。
刘少奇检讨到这种地步，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不放过他。
中央工作会议收场不久，陈伯达主编的《红旗》杂志第十五期发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提高了“批判刘邓”的调子。
除了猛攻刘少奇之外，陈伯达还尖锐地批判邓少平。陈伯达在1966年10月25日的讲话中，称“邓是错误路线的急先锋”，“邓的面貌如果不在我们全党搞清是危险的，他同刘打着一样的旗帜”，“邓搞独立王国”“1962年搞包产到户也是邓说的”……
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高潮”的猛烈冲击下，刘少奇和邓小平完全靠边了，再不露面了。“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陈伯达权重一时，他这个“小组长”拥有比总书记还大的权力。
尽管报上天天在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大多数党的高级干部想不通，诚如毛泽东1967年5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谢胡等人所说的那样：
《五·一六通知》已经明显地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当时还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李井泉想不通，刘澜涛也不通。伯达同志找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们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吧！
毛泽东提到的李井泉，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刘澜涛代表着一大批“想不通”的高级干部！
第三十一章 批判“血统论”
“血统论”能够在“文革”中盛行，固然依仗于在“文革”中泛滥的极左思潮，而且也与长期以来的“阶级斗争”理论紧密相连。
“血统论”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红五类”子女自恃出身好，“自来红”，无法无天；“黑七类”子女则心灵受到莫大的创伤，失去对前途的信心。
※ ※ ※
陈伯达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尽管如此，陈伯达在“文革”中，也做过一些“好事儿”。
“好事儿”之一，就是批判“血统论”。在“文革”之初，“血统论”曾一度非常流行。
“血统论”原本出自封建君主的世袭制。在“文革”中，这种封建糟粕却被披上了红色的外衣。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贴出了这样的“鬼见愁”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一贴出来，就产生“轰动效应”：围观者、传抄者、批评者、辩论者，比比皆是。8月1日，这副对联迅即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学校贴出，又一次引起轰动。这副对联成为“血统论”
最形象、最有煽动力的口号。于是，出身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等家庭的子女，成了“好汉”，趾高气扬；而出身“反动家庭”的子女，则低三下四，成了“混蛋”，成了“贱民”。这副对联引起激烈的辩论：有人高呼“好得很”，有人斥之为“糟得很”。消息迅速传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耳朵。陈伯达很快就作出反应。在这副对联出现的第四天———8月2日凌晨，陈伯达在接见对于对联持不同意见的两派红卫兵时，就明确表示，这副对联“不全面”。陈伯达批判了“血统论”，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实际上是封建社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翻版。
陈伯达把那副对联作了修改：
“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
横批改为“理应如此”。
陈伯达向红卫兵们宣传说，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团结大多数。“血统论”不利于“团结大多数”，违反毛主席的教导。陈伯达当时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有着“中央首长”
的身份，他在多次讲话中批判了“血统论”，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影响。应当说，“血统论”能够在“文革”中盛行，固然依仗于在“文革”中泛滥的极左思潮，而且也与长期以来的“阶级斗争”理论紧密相连。特别是在高等学校招生中长期贯彻了所谓的“阶级路线”，出身“反动家庭”的子女即使成绩优秀也被拒之大学校门之外。所以，“血统论”一提出，便得以大肆流行。尽管陈伯达多次批判那副“鬼见愁”对联，但是“鬼见愁”对联仍在广泛传播，而且还出现了《鬼见愁之歌》，歌词就是这副对联，只是在“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句之后，加上了一句：“滚，滚，滚，滚他妈的蛋！”“血统论”以血统划线：所谓“红五类”是指家庭出身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贫农的子女；所谓“黑五类”是指家庭出身或者亲属中有人出身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其实也包括“摘帽右派”）的子女。
后来，“黑五类”又扩大为“黑七类”，即加上“走资派”和资本家的子女。在“红五类”和“黑七类”之间，还存在“中间地带”，即所谓“红外围”。“红外围”是指家庭出身为教师、店员、市民、中农、下中农的子女。
在“大辩论”中，当时流行“报成分”，即在发言之前，先要自报家庭成分。如果所报的家庭成分属于“黑七类”，马上被轰下台……
“血统论”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红五类”子女自恃出身好，“自来红”，无法无天；“黑七类”子女则心灵受到莫大的创伤，命中注定了“黑”，失去对前途的信心。
1966年10月16日下午，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中，虽然讲话的主题即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内中批判了“血统论”，却是应予肯定的。陈伯达的这一讲话经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