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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和士俗流晶的分化，是刁讼泛滥的肥沃土壤；民间角斗门阀、逞气好胜的陋习，也是讼狱普遍滋生的社会心理认同；而民众敢于公开捍卫自己的私有财产和人身权利，常常被诬为刁民健讼，则是封建专制压迫群言的一贯伎俩。（同前）推行法治，倡导法治精神，提高社会公民的法律文化素质，是预防社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也是法律文化的基本内涵。法律文化，尤其应体现法治对公民的人文关怀。其核心，体现在判词上，就是人情人理、平等和公允。对于社会弱势群体而言，这一点特别敏感和重要。
宋代有“清介自守”之誉的黄震（字东发），曾在抚州等地为官。他在《词诉总说》中说：“讼乃破家灭身之本，骨肉变为冤雠，邻里化为仇敌，贻祸无穷，虽胜亦负，不祥莫大焉。但世俗惑于一时血气之忿，苦不自觉耳。抚州礼仪之乡，何有于讼，近亦间负珥笔之谤，识者固羞之，况当饥歉之余，正宜省事之日，譬如病后，将息为上，又岂人户争讼之时。惟是当职德薄，不足以任教化之责，恐或者未能忘讼，勉为依例门放，以通民情。”（《黄氏日抄》卷七《词诉约束》之一，见《名公书判清明集》附录五）可见，通民情，从实际出发，执法过程中注意实施人文关怀也是中国古来法律文化的优秀传统。
出于对当事人切身利益的考量与选择，适当地采取劝解、调节手段使之“和息讼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如清代黄六鸿在《劝民息讼》中所说，“息讼之要，贵在平情，其次在忍以情”，除所谓“私了”之外，并非一概都是缺乏法律意识的表现，反而也是法律文化的一种人文关怀体现。同“讼争”一样，都在于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和法律的公正严明。同时，既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又可预防、减少社会犯罪。基于此，清代吴宏《纸上经纶·词讼条约》提出的“凡民间口角细事，亲邻可以调处，些微债负，原中可以算清者，不得架词诳告”，不无道理。且再看有清一代著名怪才郑板桥出任山东潍县（今潍坊市）知县七年里的部分判词片段：
（1）据称王小胖外出五年不归，究在何处？作何生理？有无音讯？夫妇大伦不便因贫而废。着王振先同原媒据实复夺。
（2）妇必恋夫，尔子相待果好，焉肯私自归家？应着尔子以礼去唤，不必控。
（3）同堂兄弟视为仇雠，无怪乎于茂勉之不理于尔也。仍自央人理说。
（4）孀居寡妇，应善尾抚恤，何得纵子逼嫁？姑从宽准息，再犯倍处。
（5）尔有粮银四两七钱，非贫士。可知束惰应听学生按季自送，何得借完粮名色横索？不准。
（6）查阅合同有不许栋与族人伤折一枝，则尔未便砍卖。尔果贫穷，应自央该族人量为周给。思人犹爱其树，况先陇之松楸乎。
（7）本县不忍尔等同室操戈，批令族长支众理处。仍抗违不理，可恶已及，准拘究。
其中，（1），强调了“夫妇大伦不便因贫而废”；（2），面对公婆诉讼儿媳离家不归，主张应“以礼去唤”而非由官判归来，在于可以保持亲情；（3），强调了应关照和维护兄弟亲情；其（4），姑且“从宽准息”的目的，在于既保护了弱者的利益，又给家庭重修旧好留有余地；（5），依情理痛斥欲赖儿童学费的家长，要其自省；（6），讲了贫穷亦应取财有道的道理；（7），由于不忍坐视讼者“同室操戈”，劝之自行调停息讼重修旧好，但若“仍抗违不理”，则将视为“可恶已及，准拘究”。凡此，用意皆在于执法之际施以“道德教化”，力求尽可能地化解矛盾纠纷，预防、减少违法犯罪，足见其用心良苦。
在有些案例的判决过程中，最后的判词或许完全符合司法文书的规范。但是，完全例行公事的“官样文章”似的判词，往往缺乏力透纸背的法律文化所应有的人文关怀。法律文化包含着法理与法律所规定的强制性规范措施，同时也包括着法理而外的道德教化这种文化功能。且以判牍为例。判牍是法律文化的重要载体与体现。高质量的判词既可体现法理的公平与法律的威严，也是对当事人进行道德教育预防社会犯罪的特殊形式，可谓一种德治与法治教育的有机结合。
一种例行的司法文书，真的会有什么道德教化的文化功能吗？且看最近的一份案例报道。据报道，不久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裁判文书进行重大改革，出台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试行规则》，以强化事实论证和裁判说理为重点，提高裁判文书质量，具体体现诉讼的全过程。裁判文书除要求写清双方当事人名称、案由、合议庭成员及审判长和主审人、是否公开开庭审理、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出庭应诉等基本要素外，还要写明起诉（上诉）与立案（移送）时间、开庭时间、转换程序情况、发回重审、追加及变更当事人情况、反诉以及变更诉讼请求、延长审限、管辖权异议、中止诉讼、财产保全、证据保全和交换等审判过程的基本情况，让当事人对审判过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突出依法论理。对案件适用法律，要从法理上、法律上进行充分论证。从争论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存在；双方当事人订立的合同或所实施的民事行为是否有效；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予以支持及理由；当事人对争论的问题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和承担何种责任；对争论的标的物如何处理；判决所适用的法律和适用该法律的理由等方面，紧紧围绕争论焦点，逐一展开说理，逐一进行评述，把情、理、法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使裁判文书全面体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不仅使胜诉的当事人满意，还要努力使败诉的当事人对司法公正充满信心。
由此，2002年8月30日，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民事判决书的结尾部分出现了首例“判后语”，而且是一份“充满人情味”的“判后语”。据报道，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王惠丽在审理一起解除同居关系案件时，有感于父母双方均不愿意抚养他们同居期间所生孩子而写的。当事人郝某和许某因不到法定婚龄，未经登记而同居生活。当双方因感情破裂而在法庭相见时，却又都不想抚
养年仅5岁的儿子。父母的无情使王惠丽法官感触颇深。在综合各种因素将孩子判归女方抚养后，她又在判决书的结尾部分写下了语重心长的“判后语”，希望通过“判后语”对双方当事人给予劝喻，使他们能尽父母之责。这个民事判决书的结尾部分写道：“每一个孩子都有在父母的呵护下享受幸福童年的权利。孩子是无辜的，既然给了他生命，无论有何困难，都应该将他抚养成人……”。报道说，这“判后语”对双方当事人的触动确实很大。原来不准备抚养孩子的女方当事人看到民事判决书上的“判后语”后痛哭流涕，表示自己一定要尽力照顾好孩子。而作为父亲的郝某看了“判后语”后也惭愧地说，自己不想要孩子的想法确实不对；虽然孩子判给了女方，但今后自己也要从多方面去关心孩子，真正尽到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和义务。在庄重的判决书上写下富有浓厚人情味的“判后语”，在法理之外对当事人进行道德教育，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的全新办案方式。今年5月开始在我市法院系统实行的《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试行规则》规定，在有条件和必要时，法官可视情况在裁判文书后附设法官判后语，体现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沈阳日报》2002年9月2日，李全毅文）
再如，也是一桩离婚案。三十五岁的天津市民孟某与陆某，结婚十年之后夫妻感情陷入了危机。2003年3月，丈夫陆某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妻子孟某表示同意。可是二人也是在财产分割和孩子归属争执不下。一审法院判决八岁的儿子小凡随父亲生活。孟卓不服，提出上诉到中院。中院的王法官经过对双方当事人深入细致地全面调查了解，看出双方都是真心爱这个孩子。在权衡各方面利弊之后，这位法官认为，从孩子成长的角度看，由母亲抚育会更有利。孩子也道出心里话：“我愿意跟妈妈。”法院最终将小凡判由孟某抚养。于是，王法官在离婚判决书中又一段“法外”的文字——判后语：“夫妻自相识、相知到相恋、结婚，均曾为此付出过真情；夫妻一场乃人生机缘，婚姻不复情义应驻；爱情不再，恩情仍存；不做夫妻，尚可为友。故而，双方在处理财产问题时，应理智达观，轻物重义，宽人克己。至于子女，必然被迫面临随父或随母一方生活的痛苦选择，这也将关乎其日后生活、成长乃至命运。无论是父母还是法官，惟以是否有利于子女生活成长为尺度，审慎考量，才不违肩上的责任。”拿着这份人情人理的判决书，孟某感动地哭了。（启明、刘虹《一份令人感动的离婚判决》，《今晚报》2004年1月30日）
研读上面两例判牍，使我联想到唐代颜真卿在刺史任上时，曾为一件离婚案写了判词。案情比较简单，大致是，杨志坚的妻子嫌弃丈夫无钱无权，认为没出息，向他讨要休书以便改嫁。杨志坚便写了一首诗给她说：“当年立志早从师，今日翻成鬓有丝。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迟。金钗任意撩新发，鸾镜从他别画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于是，其妻拿着这诗去州里办理官府的文书。时任抚州刺史的颜真卿判决准改嫁，判词云：“杨志坚素为儒学，遍览‘九经’，篇咏之间，风骚可摭。愚妻睹其未遇，遂有离心。王欢之廪既虚，岂遵黄卷；朱叟之妻必去，宁见锦衣。污辱乡间，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幸者多。阿决二十后，任改嫁。杨志坚秀才，赠布帛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随军，仍令远近知悉。”骈散兼用判词之中并列（或说是“排比”）使用了前燕人王欢和西汉朱买臣之妻嫌夫贫贱而改嫁的历史典故，既贴切、富有人情味而又褒贬分明。《太平广记》卷四九五《杂录》三和颜真卿的《文忠集》里，均有这篇著名判词的完整记载。
可以说，这是一份多年不见的充满人文关怀的判决书。其人文关怀的具体体现，在于其中的“判后语”。本来，法律的严肃未必就是冷冰冰的判决文字。与之性质相同的古代的“判牍”，一向多有“人情味”，也是讲究文学色彩的一种独特的公文文体。其“判牍的语言力量”，来源于注入判词的法律内容和法律文化。判牍是法律文化的重要载体与体现。一份质量上乘的判牍，可以更充分地体现法律的威严，同时也以可化解众多矛盾，还可以对当事人乃至社会各界发生不可估量的“教化’’作用。即如上例报道中说到的，在庄重的判决书上写下富有浓厚人情味的“判后语”，在法理之外对当事人进行道德教育，发挥了古来倡导的“和息讼争’’的积极作用。关注“判牍的语言力量”，看似细微小事，但作用不能低估。
民主；不是结婚，而是谈恋爱
■ 伍立杨
在《科学与民主》一文中，顾准提出一个问题：“号称为反对权威主义的民主主义者，通常主张，政治上必须保留反对派，实行两党制。”
顾准就此反驳道：“但是两党制的实际状况也造成了那些民主主义者的幻灭，因为两党制只允许你二者择一，好像结婚，候选对象只有两个，你不要这个，只好要那个。如果两个都不喜欢，只好打光棍一一放弃公民权。何况这两个党往往是换汤不换药，随便选哪个，唱的还是那出戏。”（《顾准文集》，第343页）同时认为，苏联怀念斯大林，就是对强力权威的感情。
苏联人是否怀念斯大林，被化为专制意志盲目工具的苏联人最有发言权，评价斯大林，现在已有很多解密档案。生长于半封建的、半亚西亚式的俄国特殊历史条件中的斯氏模式，早已大白于天下，可以不提。
惟顾准文中的比喻，可以说蹩脚到了极点。首先在上轨道的民主国家中，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一个基本准则。只有两党或多党才可以在政争中取得妥协和平衡。二者择一，是任何有定见的正常人的必然选择，谁能获取民心，自然就被“择”。所以，民主制不是结婚，而是无休止的谈恋爱！也就处于无休止的选择之中，政党为了获得选票，总是处在不断的改革、修正，也就是处在不断的“讨好”老百姓的过程中，那么就总会有其所喜欢的出现，就算两个都不喜欢，也很快会有“第三者”出现，这是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在激烈的政争中，有为的政党哪里还敢换汤不换药！政党竞争，当然是为了获取执政权，但在客观上，必为百姓承诺、服务，所以人民永远有主动权，有不断的选择权；所以要打比方，这就不是结婚而是不断的谈恋爱的过程。
道光年间的广东名儒梁章冉在《海国四说》里谈到他对美国的认识，他认为美国的国家行政“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又说“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其举其退，一公之民。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惟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又安有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时，而徒贻其民以口实者哉？”
这位十九世纪初中叶的知识分子，对先进民主国家性质的认识，就算放在今日世界国体情况中来衡量，也是眼光卓异，确切不移的。自然，其水准高于顾准。历史的事实证明，任何没有监督，没有制衡的专制者，结果都有可能变为重敛以逞、劳民弗恤的恶政府。霍布斯在其巨著《利维坦》中把人类描绘成根深蒂固的自私自利者，他说：“全人类存在一个基本倾向，即对权力的无休无止的渴望。非到死亡不止。”而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为国家民众事务，提供良好基础及制度途径，而达成一种“政治的善”。清廷推翻，民国建立，孙中山先生鼓励国民党发挥良美政治、政见，“与他党争胜”，宋教仁说“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这就是民主的精神——承认我，亦承认他人，彼此平等、说服、讲理。作为竞争的政党来说，都要求取得民众的承认，民众自可从容选择之；而民主的精义，最容不得强力威权的压制。所以，顾准这一比喻，看似俏皮，实则不中的，他看走了眼。
“新儒家”的梁漱溟与阎宗先生
■ 散 木
“新儒家”，当系坚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理念，于传统思想和文化在现代中国“花果飘零”之际，掉背孤行、执着地捍守那一脉道统和学统的三二先生。这几位老先生中，人称“现代三圣”的是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当“文化保守主义”被当下的时流看好时，他们的价值重新得到了评价，尽管当下的道德价值失落＼，终极信念的匮乏、存在的惶惑仍然呈严重的态势，“全球化”、“市场化”大势所趋，说什么“中国文化的复兴”或“返本开新”蝶兮梦兮仍然不切实际，不过，我们心头存有几位真正为中国文化的流布、为真理的探寻而九死不悔的大师、哲人，究竟胜过“一无所有”或“一地鸡毛”的吧。
熊、梁、马，说他们的学问是笔者不敢的，说他们的人格和气象也是一篇文章打不住的，好在文字和活在文字中的记忆都在，我是读了熊先生的一封信、梁先生的日记，以及《博览群书》上阎先生的哲嗣阎守诚《阎宗临的｛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才忽然想到要写写家乡的阎先生（也是我在故乡时的邻居）的。… 五台阎宗临是“曾经沧海”的人，他在执教两广时就与熊、梁两位学术和思想巨子相交，因而也就进入了大师们的世界，可惜在阎先生生前他没有留下甚至是吉光片羽的回忆，在阎先生逝去十六年后，有一册《阎宗临史学文集》出版，可惜那里面也没有一句说及此。这本书的序言，分由饶宗颐和姚奠中两位先生执笔，饶先生是当下仅存的国学研究的泰斗之一，他曾与阎先生共事于战时的广西，那也正是阎先生得与熊、梁相识时，后来饶先生居海外，阎先生如其所云是“回山西故里，终未能一展所学，忧悴而继以殂谢，论者深惜之”，不过那也不独一个阎先生了。姚先生的序言成书前似曾刊登在《山西大学学报》上，记得受读之余，印象最深的是姚先生回忆阎先生的一句“名言”，或许这可以解释饶先生所以为之“深惜”的，那是关于“船”和“岸”关系的借喻（“党是岸，知识分子是船”，“哪有船木靠岸的道理”），相信这对无数从“思想改造”诸“运动”中过来的知识分子们都是再也熟悉不过的了，不过阎先生文集成书，姚先生序言中就没有了这段话，我还诧异：这是为什么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