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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以为在原诗外添了一篇佳作，那是很可笑虽然也是可恕的错误；——凡有所谓翻译的好诗都是译者的创作，如菲孜及拉耳特的波斯诗，实在只是‘读崦玛哈扬而作’罢了。因此我们的最大野心不过在述说诗意之外，想保存百一的风韵，虽然这在译述希腊诗上明知是不可能的事。”（《谈龙集·希腊的小诗》）这里根据译作讲了许多，或许不啻捕风捉影罢。
进一步说，转译文本如《“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似乎更要打些折扣。对此予以评估，本该是懂得古希腊原文者所为；姑且引《希腊女诗人萨波》来作对比，——如前所述，其中原诗译文，乃是“一一校对海恩斯本的原文，用了学究的态度抄录出来”的。译者又说：“此系原诗真面目，可资参考处当不少。”一番“参考”之后，发现彼此出入不小。究其原因，可能即在转译：“诠释”复“诠释”，难免“过度诠释”了。
例如下面这首，韦格耳评为“说的那么简单，可是说的又那么多”的，周氏据希腊原文译为：“月亮下去了，还有那七簇星。这是夜半了。光阴过去，我还是独卧。”而本书译作：
月落星沉
午夜人寂
光阴自逝
而我抽眠
此种译法，显然取法于周氏早年所译之“月落星沉，良夜已半，光阴自逝，而吾今独卧。”（《自己的园地·希腊女诗人》）第二句中的“人寂”，当为翻译过程中所添加；第四句中的“独眠”与“独卧”，意义也有差别。
另外一首，周氏据希腊原文译为：“长庚星呵，带回那发光的晨光所赶散的一切的，你带回绵羊，带回山羊，带回小孩到母亲那里。”从前在《希腊的小诗》中译为：
黄昏呀，你招回一切，光明的早晨所驱散的一切，
你招回绵羊，招回山羊，招回小孩到母亲的旁边。
《希腊女诗人萨波》特地注明此首“原诗二行”。本书则译作：
黄昏星
收敛起所有
被黎明驱散的——
收敛起绵羊
收敛起山羊
也收敛起孩子到母亲身旁
诗句此种排列方式，乃为译者自创，与原来样子不符。又译者特意声明：“关于诗中最关键的动词，我选择了‘收敛’，……”或可解释为诗人玄思，却太过生硬，记得韦格耳尝以“简单与坦白”概括萨福诗作特色，则此“选择”显然不似萨福之所为也。这就已经不是转泽的问题了。回过头去看前引周氏所说“凡有所谓翻译的好诗都是译者的创作”，“收敛”云云确属“创作”，但似乎谈不上“好诗”。
他在转折中演变
■ 李玉皓
《贾平凹文集》初编时，有这么一个设想，每一卷的书脊都嵌上一字，未了联成一首诗。这样，每卷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全局不可分割的一环，想想怪有意思。挑来拣去，择定了刘邦的《大风歌》。以平凹的风格与气势，似乎也只它才当得。而今，两句业已联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换句话说，十四卷已经面世，目前要做的是“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前四字。“安”卷是他的两部长篇：《高老庄》《怀念狼》，“得”卷，用他自己的话是“三部长篇纪实”——《我是农民》《老西安》《西路上》，“猛”卷仍是两部小说：《病相报告》《听来的故事》，“士”卷收入散文集《敲门》与《五十大话》。 编着，不尽的思索与慨叹。 想文学复苏之初，多少人杰地灵、风云显现；二十年弹指一挥，又多少折戟沉沙，消声匿迹…… 有平凹一线贯穿。 贯穿不是重复。蝉蜕了壳，蛹化了蝶，他在转折中演变。
平凹出身商州。商州虽位于三秦，但地理上偏南，属古楚地，西北风的呼啸中就不能不氤氲着《山鬼》与《离骚》的余韵。加上平凹早期的创作风格，包括我在内的一般读者，都把他看作性灵派的才子。果真性灵，果真才子啊！不说他空灵的禅意，缱绻的诗怀，柔润的情思，就随便拈出一段他为人作序的言语吧：“之光则大模大样地治孤，一任散淡适意”，“每幅画似乎是在长长的苦夏之中一觉醒来，夕阳临窗，风过前庭，持一扇一壶独饮于矮凳，又饮得久了，然后方提了笔在那纸上慵懒地抹抹，画是出来了，画者呢，有一串拖鞋声踢踏踢踏远去了”。还有那让人神往的《商州三录》，叫人惊乍的《太白山记》呢……
读者在陶醉，得风气先的平凹却悟出：才子路短。他已是打叠精神、厉兵秣马，一脱清秀隽永，向着“大江东去”的沉厚蕴藉转变。
事实证明，他不仅能短制，亦善长篇。且不必说《浮躁》谈《土门》，单就“安”卷编人的《高老庄》，《怀念狼》，即能看出他谋篇布局的匠心。平民地位，民间视角，注定他写的依然是平凡无奇的卑微人，蝇营狗苟的琐屑事，依他自家说，亦没有什么“华丽的技巧”，“扎眼的结构”，但细想写来并不轻巧。子路要携妻西夏回乡，自然带出前妻菊娃，又不能不扯曳出菊娃的情人蔡老黑、另一追求者王厂长及商海竞争对手苏红，从而纠葛出子路对菊娃、苏红莫名的情愫、西夏对蔡老黑微妙的理解和好感。一串串、一团团，乍看如麻，回味似蛛网——蛛网般细密，亦蛛网般有序。《怀念狼》有些怪异。猎人、记者、烂头在为商州尚存的十五只狼拍照的差途中，血光之灾皆是，诡事异象丛生，叫人一时摸不着头脑。原来，无论建构，尤其立意，平凹都在做着一个尝试——将情节处理成意象，换句话说，他是要体无证有，以实写虚。西画家贾克梅第的故事让他再一次领悟了老子关于容器和窗子的解释：“物象作为客观事物而存在着，存在的本质意义是以它们的有用性显现的，而它们的有用性正是由它们空无的空间来决定的，存在成为无的形象，无成为存在的依据。”追求和探索中，平凹有大快慰。而我们呢？享受了一个不凡的主题：“人见了狼是不能不打的，这就是人，但人又不能没有了狼，这就又是人。”同时看到一株树，没有剪接，没有拼凑，水分通过脉络传递到每一枝干每一叶片，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
平凹本分，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在向文学奥林匹斯山攀登的途中，几曾忘了他的父老乡亲。农民问题，从来重要，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乡土中国。历史地看，宏观地看，大家园可说是一个大田园，侍弄好了，自是满目山川灵秀之气；若有偏差，山倾原覆，江河横溢，又怎一个‘荒’字了的？”具体到作家——社会与生活的形象揭示者而言，真正懂得了农民，也就等于抓住了财富，掌握了根本。即如平凹，大地和农民，不正是他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是的，源泉。《我是农民》一开篇，我就被深深吸引。写农民本就是他的长项，何况是亲身经历。不花巧，亦无须。从心底流出的泉，用得着给它筑道修堰？自然而然的，它流淌着，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罐罐来，罐罐去，未了拎个罐罐系”，是怎样的童稚的欢悦和意趣；“文革”中，个小身弱的他，决心放弃学习，作个好劳力时，又是怎样的坦然与酸辛。“得”卷是纪实篇，纪实其实不好写。实则近，近则拉不开欣赏的距离。银幕上跳出个大侠或走出个山民，那效果决计是不一样的。若说《我是农民》有难度，《老西安》就更难。这个难，主要倒不是“近”而是知名度太高。十三朝古都，秦皇汉武，大唐雄风，遗址旧居，兵马俑乾陵……提起来都能说一点，都觉得自己懂，或自以为自己懂。真懂假懂、懂多懂少不论，却都给写的人造成困难：难出彩，难出新。平凹是思索，是找，是要在诸多的现象中寻觅出西安的灵魂。当他抬头望天，喃喃着“浑然”、“厚重”、“苍凉”时，他下笔了。下笔有神。即以地理位置论，他写道：“以西安市为界，关中的西部称为西府，关中的东部称东府，西府东府比较起来就有了一种很有趣的现象。东府有一座华山，西府有一座太白山。华山是完整的一块巨石形成的，坚硬、挺拔、险峭，我认作是阳山，男人的山，它是纯粹的山，没有附加的东西，如黄山的迎客松呀，峨眉山上能看佛光呀，泰山上可以祀天呀，上华山就是体现着真正上山的意义。太白山峰峦浑然，终年积雪，神秘莫测，我认作是阴山，女人的山。”由此引申开来，他说：“东府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西府里有霍去病石雕博物馆。我对所有来西安旅游的外地朋友讲，你如果是政治家，请去参观秦兵马俑张扬你的气势，你如果是艺术家，请去参观霍去病墓以寻找浑然整体的感觉。在绘画上，我们习惯于将西方的油画看作色的团块，将中国的水墨画看作线的勾勒，在关中平原上看冬天里的柿树，那是巨大的粗糙的黑桩与细的枝丫组合的形象，听陕西古老的戏剧秦腔，净的嘶声吼叫与旦的幽怨绵长，又是结合得那样完美，你就明白这一方水土里养什么样的人了。”就这么，天上、地下、地理、人文，太后、大臣、农夫、村女，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写了开去。有趣的是，单是把三部纪实摆在一起——《我是农民》《老西安》《西路上》——就引人遐思。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农民，这农民不是那农民，他口里吟咏的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不管怎么说吧，一个“农民”，背着诗囊、提着书袋，于细雨中骑驴向我们缓缓走来；到得“老西安”，他停下，安营扎寨，舞文弄墨，以锦绣文章滋养世人；文思涩滞，住得腻烦了，他出城走到“西路上”，用“长河落日”、“大漠孤烟”陶冶情性，安妥自身……一幅内容接续着的水墨淡彩的长轴，你看像不像！
平凹不满足——他难得满足。完成了从清丽到沉厚的转化后，他思索着：怎样在内容与形式上继续创新，以达到天人合一的混沌。
《病相报告》的写作缘起于一个故事，一个用一生的苦难完成的凄美的爱情故事。平凹曾有惑：目下的时代还有爱么？无爱的时代写爱，岂不是某种意义上的不真实？想想到底不甘心，遂到迪厅找了几个前卫的小青年，把故事讲给他们听。结果是他们红了眼圈，起了哀叹，也哀叹起这个时代爱的艰难。于是，犹豫的平凹定下心来。是呀，为什么不写。至少可以提醒人们，“过去的年代爱是难以做的，现在的做却难以有爱”，那么，“与其说我在写老头的爱情，不如说我在写老头有病，与其说写老头痛了，不如说社会沉疴已久。”是顺着这个思路吧，我们有了《病相报告》这个书名。喜欢动脑子的平凹，这次想把故事写得短、写得单纯，因为“复杂阻碍于故事的流传”。对于这个观点，我有同感。在探讨张艺谋执导的影片《英雄》时，亦曾写到：“有情节怎样，没有情节又怎样？一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从‘同窗共读’到‘十八里相送’到‘楼台会’到‘化蝶’，三言两语可讲清的剧情，偏就有一双彩蝶，一双彩蝶飞舞千年，——飞舞千年仍是经典。”可主意拿定，一动笔，平凹就感觉到，要想短，难。怎么办，就这么按着时间顺序一一交待清楚地长下去？那写出来可能有违初衷，全不是事了，就像“皇帝穿上了龙袍才是皇帝，美丽的巩俐将一身大红对襟袄穿在身上出现在陕西关中的小镇上，她就是农妇秋菊，没有人找她签名留影了。”于是平凹重起炉灶，采用了一种在他来说是比较新颖的写法，即弃去一切过渡，让文中人物都以第一人称说话。这一来，化险为夷，一箭双雕。一方面故事更加纯粹；另一方面，顺序的打乱扩大了读者的想象空间。读完文稿，掩卷回思，一个“病”字，让我一时理不出个头绪。该是病吧，为了安全，更为了刻骨铭心，主人公胡方竟把情人江岚所赠的戒指缝在皮肉里；又怎能是病，他写的爱情诗纯净得几无人间烟火气：“一见心相领，再见意缠绵。早起思倩态，晚念其名眠。…‘水清发蓝色，情到痴时颠。叹不常厮守，徘徊身影单。”思来想去的，忽然悟了，何必那么了然，说不清道不明的，不正是艺术的魅力么？
平凹的“善变”，怎么就让我风马牛不相及地想起了《浮士德》，想起歌德笔下那个总持不同政见、惹得浮士德大光其火的靡菲斯特——“否定的精灵”。你看，当年《浮躁》一竣工，他就宣布着这种写法已成过去时；无独有偶，《病相报告》甫复印，他又忍不住要表示对这种写法的厌恶。有来访者，人家刚一提到此书，他就忙问，有没有看到他发表于2001年7月号《人民文学》上的新作。那场面我未亲见，但想象得来。恍惚中，平凹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唇边，狡黠地眨眨双眼，颇有意味地说：“打住了，先生，那不能说明问题，这才是我的风格。”
言中提到的新作，就是收在《听来的故事》里的中篇小说《阿吉》。
《阿吉》是《阿Q正传》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一个回响。学界曾有惑：为什么阿Q是一介农民？也是。表示愚弱的国民性，那载体可以是职员，可以是商人，可以是知识分子，乃至贩夫走卒者流，而鲁迅怎的偏就选了农民？是农民人数众多，是农民表现充分，还是指东打西，用了曲笔？鲁迅总有他的道理。而平凹这样选，只怕还是由于他对农民、对农村生活的熟悉。
阿吉进城、回乡、再进城，完成了从阿鸡到阿吉再到阿鸡的回归。作为一个他捉弄人人也捉弄他的村中的“另类”，阿吉栽在说“段子”上，荤素不拘，说长道短，本也没有什么，他不该说到了“腐败”问题。这一来，他的下场不言而喻了。调侃揶揄中的一转，不能不是平凹意味深长的一笔。
“士”卷是平凹的两部散文集：《敲门》与《五十大话》。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读者，认识平凹，只怕都是自散文始。而平凹在这个文学体裁上的工力和成就，当之无愧的，可占一个龙头老大的地位。
西部散文，因出于近年，便境界愈见高远，手法愈见老辣，譬如他的《残佛》。文章这样开始：“去泾河里捡玩石，原本是懒散行为，却捡着了一尊佛，一下子庄严得不得了。那时看天，天上是有一朵祥云，方圆数里唯有的那棵树上，安静地歇息着一只鹰，然后起飞，不知去处。”寥寥数语，就把你带到一个安谧的境地。“群居防口，独坐守心”，平凹是个有宗教感的人。是因了虔诚吧，这尊偶然拣来的、只剩下莲台上一脚一手的残佛，被他塑造出一份充满空灵的美丽。值得一捉的，还有他的《观看OO年世界杯足球赛》，共计二十八篇文字，是一组颇有见地又饶有意趣的关于当代体育赛事的妙文。说他有见地，比如，他这样评判决赛时两队的阵容：“一边是生死一卡恩，一边是存亡三尔多”。说他有意趣，你看这句：“（瑞典人）瞬间的疏忽给了塞内加尔人针孔大个洞，人家就钻进来筛子大的一团风。”还有呢：“但是，美国人还是进了八强。一条裙子，对于贵夫人无所谓，贫苦的农妇就可以穿上出门了，上帝偏把裙子给了贵夫人。”例子不必举了，总之是，读来能让你笑倒，却又让你在笑倒中深思。
“非常良民”：基层的精英“游离”与“上升”
■ 张大伟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表现一个地域的山川人文是许多作家的梦想。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前言里面自诩为法国社会的书记；福克纳尽心地描绘“邮票般”大小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那个马孔多的小镇子则是马尔克斯梦魂萦绕的地方。这些作家都试图创造出一个个独立王国，并且有声有色地为这些王国撰写历史。通过这些小说，人们可以结识一批过目难忘的性格，每一个性格所衔含的不同历史故事片断；人们还可能看到种种奇异的风情、建筑和地貌，这预示了某一时代不退的烙印。我时常在探问，作家为什么如此痴迷呢？他们想分享上帝的光荣吗？蔡测海的小说《非常良民陈次包》作为我们时代难以退去的烙印，让我们看到了什么？作者如此执著于民间社会的书写，到底寄予着怎样的人文理想？
在八十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寻根”热潮中，中国的许多作家也试图通过对“边缘文化”与中心话语的反思来完成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深层思考。我不知道这股思潮是否对蔡测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许多作家都把笔锋转向对边缘文化、边缘群体的书写，这其中的缘由本身便是颇费思量的。孔子曾说过：“礼失，求诸野”，可见我国很早以前就存在着一个居于“朝”之外，叫着“野”的民间社会。这个“野”独立于“朝”，又与“朝”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是对立的，有时又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也许正如孔子所说，当“朝”这个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