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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良民陈次包》作为一部“三川半人物考”，展现了三类人物形象：第一类是以老王、牛司令为代表的反抗者，最终的结果是被人割了蛋蛋。第二类是以牛贩子、兽医站长为代表的“合作者”，他们是权力的拥有者。作者通过对他们的升迁与失意、自以为是与愚昧无知、道貌岸然与腐化堕落的描写，活灵活现地勾画了某些中国下层“权利”占有者的嘴脸，那头变白又变黑的猪的历程便是他们一生的真实写照。第三类人是以陈次包、憨老、李眼睛、王二饼为代表的“游离者”，他们都有一点过人之处（如陈次包的赌博、憨老的画等），他们是“聪明人”，但都有命运多舛的人生旅程。人生的遭际使他们相对淡看名利、冷对荣辱，同时又在自己低贱的工作中努力地寻找生活的乐趣，以审美的眼光完成自己对生命的诠释。作者给这类人物投入了较多的笔墨，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们显然代表了作者的人格理想。
说他们是“游离者”并不是说他们可以置身于社会中心话语之外，而主要是指他们的一种人生态度。他们是一种边缘人，这里所谓“边缘人”，是指一种民间的社会精英，他们本身有能力进入基层社会权力中心，但由于对于基层行政行为的不满，以至于与自己的人格操守相抵触，因而自觉地或被动地游离于话语中心之外。但“游离”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批判，他们往往是通过讽刺、揶揄等方法表达自己的反抗，标识自己的异类形象。在《非常良民陈次包》一文中，兽医站长给畜牲屁股上画红以收取贿赂费，陈次包则乘着夜黑给全村的畜生屁股上都画了红。憨老则“画了一幅猪头猴腚的动物送给兽医站长，兽医站长看了高兴，以为憨佬顺了他的意思，牲口的屁股上是要画红的，画的意识与兽医站长的意识就是统一的，统一了对三川半畜牲的认识，得送牛卵子给憨佬下酒。后来一想，这憨老头画了头不猪不猴的怪物给他等于是骂他！”不仅如此，这些边缘化的民间精英，对于正统话语时刻保持着自己的敏感，他们常常以“地方性知识”来解构社会中心话语：如这一段：“三川半人管美元叫美国人民币。银行的人多次纠正了这种说法，美元可以叫美金，不叫美国人民币。美国只有纳税人，没有人民。陈次包同银行的人辩了几回，美元叫美金，人民币就叫人民金，英国钱叫英金，越南钱叫越金？银行说话的是位女士，陈次包说什么越金英金，听起来很不雅，以为陈次包调戏她，性骚扰一类，问这个人是蠢呢还是坏？”为什么必须叫“美金”呢？这显然没有必然如此的道理，之所以“银行的人”去纠正，是因为“美国人民币”的称法不符合社会正统话语规范，陈次包的看似无意的无赖般的调侃，事实上反映了边缘化的“地方性知识”对于正统话语的抵触。
干部的话语权力是由“干部”的身份、地位、权力、声誉所决定的，许多时候，这些附加因素的分量甚至超过语义的作用，使话语产生一种超额的影响。在这当中，至关重要的是“身份”，具有身份的人，是话语权力的主导者，谁都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感觉到来自他们威权的压力。他们的一开口，或者咳一声，或者甩一个眼色，旁人便住嘴，便洗耳恭听。这种安静是身份最通常的显示，也是人们对于语言权利最为默契最为协同的甘心服从。相反，一个没有身份的人，所谓人微言轻，说什么都是白说，人们不会在乎他说什么，甚至不会在乎他是否把话说出来。他的言语总是消散在冷漠的荒原，得不到回应。具有身份的人，他们操纵的话题被众人追随，他们的词语、句式、语气等等被众人习用，权利正是在这种语言的繁殖中得以形成，在这种语言的扩张和辐射过程中得以确证和实现。正是由于身份的不同，才有“干部”与“良民”的差异。“干部叫浩杆子，本来也是个良民，往上升了一节，就成了干部。浩杆子是干部，因为他的脸相、语气都是干部，他没一点儿跟良民陈次包相同的地方。陈次包多次打量过浩杆子，人家就是个干部，那样完美，四个兜的衣服，插了两支亮亮的钢笔，一身香肥皂气味儿。陈次包打量干部，像一件又脏又破的旧衣服打量一件新衣服，像一棵蒿草打量一棵大树。”说到底，人不是人，是身份。吃分上席下席，坐分主次，行分前后左右。得位为贵，得钱为富。得位者有财，为富贵，得财者得位也为富贵。富贵双全为大人。富贵可得。一个有身份的人被骂，受的伤害比一般人要严重得多。贱的变贵的可以，贵的变贱的不可以，难受。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这决定了一种生物同另一种生物的关系，形成一种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强的用弱的。“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畜牲成为人的畜牲，人成为畜牲的殖民。这些问题，都是强弱问题。公猪那么强壮，老疙瘩的儿子那么弱，人就要背猪。人沦为牛马，人沦为奴隶，都是强弱问题。水生的弱，实为老疙瘩的弱，弱父弱子，弱国则弱民。弱子又则弱父，弱民又则弱国”。作者意图通过身份来展示民间社会症结的各种纽结，可以说是抓中要害的。这种身份的不同还表现在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上，“三川半的男人不算体魄雄健但个个是好打手，这些打手是女人和畜牲给训练出来的，打畜牲和打老婆。牛打生，马打熟，老婆打成奴，睡成瘪枕头。打字唱在嘴上，连女主人都要遭打击，那些畜牲进了这样的人家还会过好日子吗？它们在被宰杀被役使之前，要遭受无尽的打骂。畜牲眼鼓鼓地问人，凭什么当畜牲就要挨打受骂？人就说，不挨打受骂就不是畜牲。”
在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由于现代化的体制建设不完备，一些古老的传统观念仍然束缚着下层的男男女女；另一方面，则由于有一些“念歪经的和尚”操持着基层话语权。一体化的管理，各级官员更多地是由国家所委派，由于缺乏民主监督，其结果将是“民间社会精英”的退隐。在民间社会，通常，一个论断的宣布，一条语录的解说，一套政策的执行，并不仅仅是真理的考辨，同时——某些时候应当在更大程度上——还是话语权力的较量。语言与社会之间呈现着一种特殊的联系，两个领域之间出现了种种复杂的权力抗衡和权力兑换。
在《非常良民陈次包》中，作者通过闲散的笔调，用类似于《马桥词典》的词条方式讲述了一个个小故事，勾画了一张张民间风俗画，但掩藏在后面的则是民间社会中话语权力的争夺，表面上的平静难以掩饰内在的矛盾与冲突，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这种表现得与农村的生活节奏相协调。但是我们不难发现、说对某些基层社会权力拥有者的讽刺与揶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民间社会权力运作模式的质疑与批判，作者似乎认为，在基层实行民主选举，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有效的途径。《非常良民陈次包》是一部对民间社会精英真诚的呼唤之歌。
巴黎最后的探戈（Last Tango in Paris）故事梗概；
两个想要租房的人保罗和让娜在一处公寓里偶然相遇，立刻就坠入不能自拔的情欲纠缠。除了在这个空间里的性爱事件，他们对彼此其实一无所知：保罗的妻子自杀了，她的丈夫、情人和母亲都不知道为什么。让娜正和一个年轻导演恋爱，这场恋爱也在发生变化。保罗终于不再拒绝让娜对他的探究和了解，他希望和让娜开始的时候，却使得让娜受到惊吓，意外地对他开枪：情缘因为死亡不得不终结的时候，她甚至不知道她所杀死的这个人的名字。
如果在保罗和让娜之间有过远离文明的时候，那就是在并且只是在他们刚刚进入空房间的时刻。只有最初的这一次，文明所包括的一切规则和禁忌没有在他们身上起什么作用，他们在四目交投之后有过关于这间公寓的简短的、不连续的讨论，但是重要的是突然爆发的原始得犹如动物般的性爱。结束的时候让娜和保罗的身体分离，她滚动到一边，离开保罗很远才停下来。文明的声息是突然地侵入进来然后静止的：电话的铃声，提示着这里曾经居住过别人，不管他们是否打算应答，总是有人还可以以这种方式介入这个空间和他们；让娜逐渐不再满足于对保罗的了解仅仅局限于肉体，她开始探求和追问——一旦这样的程序启动，保罗和让娜各自在人心迷宫中的方向寻求就成为持续不断的行为线索。这一切不是出于人的动物性本能，而是出于人的文明特征。
是一场不应该开始的亲近，保罗应该受制于他对妻子的感情，而让娜，她也有男友。而且让娜既定的行程是看过了公寓就去火车站迎接汤姆。保罗和让娜在这段时间里都是走向同一个地点，他们曾经在车流滚滚而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擦肩而过，在电话亭里照面，然后，一前一后，走进这间公寓。我们要从让娜的角度来发现保罗的在场，他进来了，停留了，似乎离开可是并未离开。当他们一起走出这座公寓的时候，保罗伸手撕掉招租广告，回到依然车流滚滚、空无一人的街上，让娜走向火车站，她有目标。
那间待租的公寓并非他们自己选定的空间，房间的用途因他们的行为而不能确定。保罗很早就把一些干巴巴的家具——包括一张桌子几把椅子还有一张硕大的床垫搬了进来。那张床垫很大，工人对让娜说，你的先生他会知道怎么安置。这并不是保罗的身份，让娜这时候来是为了还给保罗钥匙。保罗把床垫扔在一个房间的地板上。他们还延续最初在公寓里的争执，把一张带扶手的椅子从让娜设定的壁炉前按照保罗的意见挪到窗前。保罗始终在坚持公寓内和外面世界全然无关的边界，所以在窗前设置一个座位的做法令人疑心他心底有焦虑，向外开放和将自己与让娜封锁在室内相互矛盾，只是前者此刻仅仅是一些微弱的愿望，等候在他们交谈的词语中被修复和扩张。保罗在这间看起来又宽大又明亮又温暖的公寓里一遍一遍地重复他对文明的拒斥，他不要名字，不要听让娜的事情，不愿告诉让娜他的年龄也不愿知道让娜的年龄。他说一些似乎和他的生活关系遥远的事情，但是这些词语的碎片透露出和现实的密切联系。让娜在他们某一次相会的时候问保罗的问题在她完全不经意的过程中接近了他的创伤：“你好像很敌视女人。她们是怎么对待你的？”
让娜在对待这间公寓的方式里透露出她的迟疑，对应着她对待保罗和汤姆的犹豫。保罗以一种突如其来的速度进入了她的生活，即使她和汤姆的关系表面上看来似乎没有什么突变，依然还是遵循着他们交往的方向，甚至步人谈婚论嫁的阶段，但因保罗的进入产生的不为人知的中断，发生在让娜的心底。
另一方面，对于保罗来说，他的妻子茹莎和让娜是他所不能决断的选项，尽管茹莎已经死丁，她所引发的问题却在保罗身上久久地延续。保罗深爱着茹莎，他无法忍受茹莎不置一词就这样决然地自杀，既不能了解原因．也不能断然将她彻底遗忘。保罗断断续续地发现茹莎有过情人，那男人隐匿在他的影子里，穿同样的睡衣并且和他住同样的房间。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是截然不同的，否则茹莎用不着这样来解决问题，这样彻底，——了百了。
在这一场平面化的连锁关系中，每个人都意味着他人的迷局：始终都是途径而不能够成为目的地。即使有着这样的意愿，个人也都不可能为他人提供答案和满足。保罗和让娜不过是在进行同样的行为，不同之处只是在于行为的特征，一个是共时性的而另一个是历时性的。让娜面对的是保罗和汤姆，两个人在她的身边交替出现，保罗带领她体验着身体的极限，将压力直接加之于她的感觉当中；而汤姆一直在她的周围犹疑，他们的相互体验总是通过其他的媒介。
汤姆和让娜就像一般的年轻人那样交往，他们交换看法、说话、计划未来。汤姆是一个年轻的导演，他正在拍一个名字叫做“一个年轻女郎的肖像”的节目，要用电影来记录他和让娜的生活，他们的恋爱，一直到他们结婚。所以让娜跑去火车站接汤姆的时候就跑进他的镜头里了。她拥抱他，那是他计划中的热情；他问她当他不在的时候她是什么心情，她的表白令他欣喜若狂，因为这样节奏强烈的、抒情性的表白不止是符合而且还超越了影像的规则和想象。让娜对于汤姆的反应并不热烈，她的天然的无拘束的情感被“电影”所区隔之后，保罗的存在有了更深刻的价值。让娜跟随汤姆和她自己的节奏走到了婚礼的边缘，发现汤姆对于电影的关心在与日俱增，相形之下他对她的爱却在与日俱减。他们都在婚纱店里试婚纱了；让娜穿着婚纱在雨中冲出来，奔向保罗。
对于二十岁的让娜那样单纯、勃发的热情，汤姆和保罗都在抵挡，但是保罗的抵挡来自他自己的身体和受过创伤的意识，汤姆却愚蠢地放置了记录的镜头和话筒，将自己置于一个观察和审视的角度，分解了参与和回应的热情。让娜从乡下住宅进行中的拍摄逃到公寓里去见保罗，使用的借口是“工作”。她和保罗其实只是嬉戏，即使这嬉戏看起来像是命中注定的情缘，当让娜接下来还对保罗讲起她的初恋是她的表兄保罗的时候。保罗听到让娜无意说出的名字大怒，让娜并不知道，那正巧也是他的名字。他毫无温情地拒绝着让娜，这样一个美国人、前拳击手、南美丛林里的游击战土、派驻日本的记者、作家，来到巴黎，娶了有钱的女人，令人眼花缭乱的身份混合了复杂的个性，在嬉戏中已经使让娜落人了情网，那些忧郁的气质使让娜着迷，她为此付出自身的热情，开始探究，她搜索保罗的口袋，企图发现他的身份的蛛丝马迹，却只找到一个高级服装店的购物凭据，这个凭据过于微不足道而无从依凭：现代社会无法教会人们如何仅仅凭借身体和直觉去识别谁是可以安置爱情的那个人，这些正是文明所废弃的内容；对于如何依据身份地位年龄财产来作出结论却积累了浩浩荡荡的知识，这是在有效性和确定性的前提下对于前者的替换。找不到身份和位置，她就显然无从和他建立任何显性的关系，来支持和容纳她和他在公寓中的行为——这些行为事先就有了公寓空间来盛装——所派生出来的情感，比如爱情，注定了将要无地可容。让娜回到公寓以外的领域，企图在那个更加真实的社会领域里寻求解决方案，带回来的压力瓦解了保罗在公寓里向她反复灌输的、要通过对名字所代表的理性的颠覆来反抗社会的努力。于是保罗和让娜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发生了逆转，他不再具有凌驾于让娜之上的力量。
关系的变化是相互的，当让娜不顾保罗的强烈反对使用文明的法则的时候，保罗也将发现这个和他相遇在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的空间里的女人对他不再百依百顺。他的意志也将遭遇瓦解的可能，因为竭尽全力在公寓里建立起来的秩序，在外界的对照之下成为幻觉，不再足以令他沉溺其中。外界在这个空间出现的那一刻起对它的压迫从未消失。随着时光的进展，保罗根本就不再有机会停止不前，